秦晉豫“十四五”文明探源成果集中亮相勾勒“最初的中國”發(fā)展脈絡

原標題：秦晉豫“十四五”文明探源成果集中亮相勾勒“最初的中國”發(fā)展脈絡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六角星紋彩陶罐（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出土的石峁文化鷹紋玉鉞（陜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展廳一角。

山西夏縣轅村遺址出土的仰韶文化晚期陶深腹罐（山西省考古研究院藏）。

中華文明是世界上唯一未曾中斷、綿延至今的文明，探究中華文明的源頭是中國考古學的重要使命。2002年“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正式啟動，2017年“考古中國”重大研究工程接續(xù)推進，兩項國家級科研項目以多學科合作的科學方法解碼文明起源進程，以豐富的考古成果實證中國五千多年文明史。

日前，“尋找‘最初的中國’——秦晉豫‘十四五’期間中華文明探源考古成果展”在陜西歷史博物館開展。展覽由陜西省文物局、山西省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聯(lián)合主辦，陜西歷史博物館承辦，匯聚184件（組）珍貴文物，通過“緣起篇”“探索篇”“回顧篇”“拓新篇”4個篇章，系統(tǒng)呈現了“十四五”時期秦晉豫三省中華文明探源工作的考古發(fā)現與研究進展，勾勒出距今5800年—3800年黃河中游地區(qū)的文明演進圖景。

“陜西、山西、河南是中華文明誕生、發(fā)展的關鍵區(qū)域之一。這片土地上星羅棋布的史前遺址，如同散落的文明拼圖，串聯(lián)起中華文明從多元起源到一體融合的脈絡。”展覽策展人、陜西歷史博物館副研究館員張倩說。

滿天星斗 早期禮制萌芽

距今5800年前后，中華大地上迎來了文明起源的加速階段，黃河中游、長江中下游及西遼河流域等地逐漸崛起規(guī)模宏大的中心聚落，各區(qū)域文明競放爭輝，宛如滿天星斗。秦晉豫所在的黃河中游地區(qū)，廟底溝文化格外興盛，催生了一系列中心聚落，為早期文明發(fā)展奠定了堅實基礎。

“這一階段的主要特征是禮制萌芽，高等級墓葬、大型公共建筑的出現，彩陶、玉器等禮儀性器物的使用，都說明當時的社會已出現等級分化，復雜的社會管理體系開始形成。”張倩介紹。

陜西西安皇子坡遺址是廟底溝文化環(huán)壕聚落的典型代表，擁有一大一小雙重環(huán)壕。壕內有房址、陶窯、窖穴、蓄水池等各類遺存，功能完備。外壕兩處門道外側各連接一段短溝，形成類似“甕城”的防御結構。

崔家河遺址是山西運城盆地東部的一處中心聚落，繁盛于廟底溝文化時期，面積超過50萬平方米。展出的崔家河遺址出土陶器中，有一件魚紋彩陶盆很特別，為泥質紅陶，腹部繪寫實魚紋。這種紋飾在廟底溝文化中并不多見，是年代早于廟底溝文化、以渭河流域為中心分布的半坡文化彩陶的代表性紋飾。這件陶盆寬折沿、直腹、大平底的造型，在廟底溝文化陶器中也不常見，而與湖北、河南等地出土的同時期器物形制相似，顯示出多地區(qū)文化交流互動的現象。

河南靈寶北陽平遺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的大型聚落，發(fā)現了大量極具特色的半地穴式房址，其中特大型房屋復原面積接近250平方米。該遺址中大型房屋數量較多且聚合分布，反映了當時社會生產力顯著發(fā)展。

交融共進 “河洛古國”問世

距今5300年前后，中華文明發(fā)展邁入“文明并起、交融共進”的階段，以玉禮、陶禮為代表的成熟禮制系統(tǒng)逐步形成，聚落等級分化愈發(fā)顯著，初具國家形態(tài)的區(qū)域文明在互動交流中不斷發(fā)展。

“與其他區(qū)域相比，這一時期黃河中游地區(qū)的文化面貌更為樸實內斂，大型墓葬的隨葬品未出現過度豐奢的情況。這種特質讓中原文明具有更強的凝聚力，為后續(xù)的崛起奠定了基礎。”張倩說。

陜西涇陽蔣劉遺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大型環(huán)壕聚落，現殘存面積約20萬平方米，遺址內發(fā)現灰坑、陶窯、甕棺葬等各類遺跡200余處，出土大量陶、石、骨、玉器。與該地區(qū)仰韶文化中期聚落相比，蔣劉遺址的環(huán)壕規(guī)模更大，墓葬等級差異更為明顯，顯示出社會等級分化加劇、文明程度進一步加深。

山西夏縣轅村遺址距離運城鹽湖僅4000米，遺址的形成、變遷與先民對鹽業(yè)資源的開采、利用息息相關。轅村遺址仰韶文化時期環(huán)壕聚落面積約45萬平方米，是環(huán)鹽湖地區(qū)面積最大的遺址，發(fā)現房址、灰坑、墓葬、陶窯等遺跡。轅村遺址出土一類造型獨特的陶筒形罐，器形瘦高，口大底小，器壁較直，據推測可能與鹽業(yè)資源的儲藏有關。

河南鞏義雙槐樹遺址是仰韶文化中晚期黃河中游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等級最高的中心聚落，總面積達117萬平方米，學者推斷其為“河洛古國”的都邑。聚落中心區(qū)域有內、中、外三重環(huán)壕，內環(huán)壕里分布著高等級大型院落、祭壇、中心居址以及帶有甕城結構的夯土圍墻等，布局規(guī)整、功能完備，體現出“中軸對稱”的建筑規(guī)劃理念。

雙槐樹遺址出土的六角星紋彩陶罐引人注目。其為泥質紅陶，上腹部飾白色陶衣，用黑彩在陶衣上繪圓點、弧線三角等圖案，使白色地紋形成彎月、六角星等紋樣。這類星月紋彩陶在鄭洛地區(qū)屢有發(fā)現，同時，在雙槐樹遺址及鄰近的滎陽青臺遺址均發(fā)現了將多個陶罐按照北斗星的形狀埋放在一個特殊區(qū)域的現象。由此可見，早在5300年前，中原地區(qū)的先民已經對天文星象有所關注和認識。

中原崛起 奠定多元一體格局

距今4300年至3800年，長江中下游文明逐漸式微，而黃河中游地區(qū)文明則加速發(fā)展，早期國家形態(tài)趨于成熟，中華文明進程邁入新的階段。石峁、陶寺、瓦店等具有都邑性質的超大型中心聚落相繼問世，完整的城防系統(tǒng)、宮殿式高等級建筑、規(guī)范化的禮制器物，標志著文明形態(tài)和禮制體系進一步完善。

“這一階段中原地區(qū)形成了具有強大組織力和凝聚力的政治實體，它們不再是單純的區(qū)域文化中心，而是成為文明整合的核心樞紐，通過吸納、融合周邊文化因素，不斷壯大自身，進而對周邊地區(qū)產生持續(xù)的文化影響。以中原為中心的多元一體歷史格局由此奠定，為王朝文明的誕生打下了堅實基礎。”張倩說。

陜西神木石峁遺址是這一時期北方文明的中心都邑，其城址由三重石砌城垣圍護，分為“皇城臺”、內城與外城三部分，總面積超過400萬平方米，是中國目前發(fā)現最大的史前城址。城墻設有甕城、馬面等防御設施，遺址內出土的石雕人像、鱷魚骨板、彩繪壁畫、玉器等高等級器物，以及“藏玉于墻”等特殊遺跡，凸顯出石峁遺址作為北方跨區(qū)域政治中心的地位。

獨立展柜中的鷹紋玉鉞，是石峁遺址皇城臺高等級墓葬中新出土的一件玉器。鉞呈倒梯形，邊緣一周分布多個可供穿系的小孔，正面減地雕刻精美的鷹紋。鷹首上昂，雙翅張開作翱翔狀，鷹四周點綴卷云紋。張倩介紹，鷹的形象亦見于石峁遺址陶器中，推測可能是石峁人群的信仰“圖騰”。

河南禹州瓦店遺址是迄今所知嵩山地區(qū)規(guī)模最大的龍山文化中心聚落，已探明面積約100萬平方米，考古學界推測其可能為夏早期都城。遺址內城墻、祭祀區(qū)、排房式居址、手工業(yè)區(qū)及壕溝類水利設施一應俱全，出土了工藝復雜的玉器、蛋殼黑陶等高等級器物以及具有禮器性質的陶鼎、陶罐等，還發(fā)現了五谷（粟、黍、稻、麥、豆）與四畜（牛、羊、豬、狗）遺存，反映了其堅實的經濟基礎與較高的社會發(fā)展水平。展覽中可以看到瓦店遺址祭祀坑出土的成套陶禮器，其中9件陶鼎、5件陶甕從大到小依次排列，具備“列器”的性質。

除了這些核心都邑，山西興縣碧村遺址、山西沁水八里坪遺址等也是這一時期的重要遺址。碧村遺址是與石峁遺址文化面貌一致的大型石城聚落，作為石峁古國東部的戰(zhàn)略關口和軍事屏障，與石峁形成“都邑—邊關”的兩級政治結構，為探索早期國家邊疆管控體系提供了關鍵實證。八里坪遺址地處“太行—沁河”通道的關鍵節(jié)點，成為溝通東西、連接中原核心區(qū)與周邊區(qū)域文化的重要樞紐。

科技賦能 解開文明密碼

田野考古的手鏟，勾勒出“最初的中國”輪廓；而多學科融合的科技手段，正以精細的筆觸，描繪出鮮活立體的早期文明圖景。

展覽最后一個篇章“拓新篇——中華文明起源的多學科探索”呈現了考古新技術、新方法、新理念。“多學科融合是當下考古學發(fā)展的趨勢。‘十四五’期間，越來越多的先進科學技術被運用于考古研究中，精準還原先民的飲食結構、居所建造、遷徙軌跡、勞動分工等，讓沉睡千年的歷史遺存講述豐富的故事。”張倩說。

考古學家對瓦店遺址出土人骨進行碳、氮穩(wěn)定同位素檢測，解碼了當時的食物結構——當地居民以粟為主要食物，肉類攝入較少，少數高等級群體食用稻米和更多的肉類，這是史前社會等級分化的有力實證。

對建筑材料的分析，揭示出先民在營建居所方面的非凡智慧。河南澠池仰韶村遺址發(fā)現的地坪建筑材料以燒料礓石和黏土作為膠結材料，并摻入燒制過的陶粒作為骨料，致密堅硬，其結構特征與現代混凝土基本相同。陜西旬邑西頭遺址發(fā)現了“草拌泥+白灰面”的復合型地坪材料，即在草拌泥基底上涂抹煅燒料礓石制備的石灰漿料，使地面更加平整、防潮。

“文明薪火相傳，探源永無止境。希望觀眾通過此次展覽，更好地理解‘何以中國’，感受中國特色、中國氣派、中國風格的考古學的獨特魅力。”張倩說。（張丹華文/圖）

（人民日報海外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