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什么我們反對由外力推翻一個原生文明的內生政權？

【文/觀察者網專欄作者 花舞影】

500年前的今日，即1526年3月10日，三個幾乎完美濃縮了彼時“西方文明”刻板印象的西班牙人——武官皮薩羅、司務長阿爾馬格羅、兼管記賬的教士盧克，在當時已被白人占領的巴拿馬定居點大教堂中，公證了一份名為《黎凡特公司》（Empresa del Levante） 的探險協定（“黎凡特”是南歐對“東方”的文雅說法）。由于唯一識字的盧克沒有來片場，另兩人是文盲，三方都由指定代筆人簽字。

Frederick Ober援引的西班牙史料稱，場面感人至深，許多見證人都落下了眼淚：

三個（注：曾長期各懷鬼胎的）合伙人，以圣福音傳道者之名拜啟上帝，冰釋前嫌、榮辱與共，共謀大業。帝國王國、奴隸贖金，一律平分；耿耿此心，惟天可表，萬世不移！

這一拜，拉開了“秘魯”、或者說南美大陸原生文明毀滅的序幕。

山海交聯的安第斯西麓是人類文明的六個獨立起源地之一，從小北文明算起，有4000年以上的城鎮建造史；從首個發現金器、陶器文物的查文文化算起，有約2900年的文明史。在漫長的演化發展中，安第斯山脈到太平洋海岸之間，產生了蘭巴耶克、莫切-奇穆、錢凱、利馬、納斯卡、瓦里、蒂瓦納庫-艾瑪拉諸王國等輝煌璀璨的文明。

從1526年的《黎凡特公司》協定開始，占據軍事和信息傳承技術優勢的歐洲殖民者們根據自己當時信仰的理念和價值觀，暴力摧毀了自行演化中的南美各原生文化文明、包括已經建立國家政權的印加文明和奇布查文化，奪取自然資源、強迫當地人民皈依天主教，破壞了他們的自然經濟和社會結構，如恩格斯所說“打斷了他們任何進一步的獨立發展”。

這其中，以今秘魯東部高地為中心、曾覆蓋今安第斯山脈西麓廣大地區的政治經濟制度——無貨幣、無商人階級、在農業生產力水平上高度“國有”或“集體所有”化，表現出計劃性和“一平二調”分配特征——是人類歷史上極為獨特、不見于其他各民族演化歷程，且對后世其他文明，尤其對于國際共運、對“什么是社會主義”“社會主義是個什么樣子”這類改革開放之初被認為“我們過去沒有完全搞清楚、蘇聯搞了很多年也并沒有完全搞清楚”的重大問題，仍具備一定啟發意義。而西方人對安第斯原生國家政權和經濟體制的破壞，是作為整體的人類文明的重大損失。

人類唯一無商品經濟的大國文明

神鷹呀神鷹呀趕路程，我的四域（Tawantinsuyu）山鄉好迷人。村鎮長在彩云里，還有閃亮的金欄城（Quriqancha）…… 聽慣了螺號（Pututu）一陣陣，抱慣了黃金（Waqa）一噸噸。印加的孩子愛印加，他讓秘魯人的夢成真！

在皮薩羅三人密謀之際，安第斯西麓剛剛實現了空前的大一統；北達已位于北半球的厄瓜多爾血湖邊境、南至智利中部的馬烏萊河，從海岸到內陸、從谷地到高原，都聯合在了“塔萬亭蘇域”/“普心蘇域”（克丘亞語Tawantinsuyu/艾瑪拉語Pusinsuyu），即“四域（東、南、西、北）之盟”的旌節下。

這個因西班牙人誤傳以“印加帝國”之名為當今世人所知的文明，沒有發明實用輪車、冶鐵術、平面書寫系統，沒有馴化除羊駝外的大牲畜，卻建成了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1526年，塔萬亭蘇域的領土面積略大于南宋，擁有約一千萬各民族人口，包容了多元、燦爛的文化。

這其中最奇特的是，這個巨大的國家是沒有市場經濟的。

實際上，印加文明是人類歷史上已知唯一一個發展到如此巨大體量、而沒有發展出貨幣或一般等價物的文明。

雖然賈誼在2000年前就指出：“金銀，饑不可食，寒不可衣……”，但由于天生的稀缺、穩定、可分割性和情緒價值，千年以來，金銀一直被人競相收集，被屢試不爽地用于各種跨部落、跨民族、跨文化的物質交換。

然而，印加帝國的主要統治范圍是人類歷史上露天黃金白銀最富集的地方之一。從庫斯科的太陽神殿、到阿布利瑪河畔的Saywite神殿，都用黃金來鋪墻；后者在下文討論，前者的庭園中栽種著供印加皇帝每年象征性“躬耕”的金玉米、內壁由金箔鋪滿，院墻頂部鑲著共700塊厚重的純金板。實際上，該建筑群的克丘亞語名字“庫里坎查”（Quriqancha），字面意思就是“金欄殿”。

皮薩羅勒索阿塔瓦爾帕的一房間黃金，大部分實際上都是這些樸實無華的金板（下圖）：

庫斯科金欄殿（庫里坎查）內景（上）與外五殿（下）——日、月、星、（閃）電、霓（圖中未標者）神殿與庭院復原圖。金欄殿并非印加建筑學的典范，為追求極致抗震性，五殿在形制上只是十分普通的香蒲草頂印加石屋，院墻也只是單純的平整石壁（早年可能漆有彩色顏料），只是沿墻頭結結實實鑲了一圈金

至于白銀，雖然今玻利維亞著名的波托西銀礦（這座礦山幾乎單槍匹馬地改變了中國明朝的貨幣本位）印加帝國在滅亡時還未及組織開采，但位于今秘魯萬卡維利卡大區烏庫庫?。║rququcha，“山湖”）和楚可柳庫恰（Chuqlluqucha，“玉米湖”）周邊等地的多個銀礦已被發現；在印加最后的起義軍已被平定20年后的1591年，時任秘魯總督夫人首次應楚可柳庫恰土著邀請，到訪著名的望夫石小村Coyca Palca時，發現當地土著雖然衣食一般，卻拿白銀板來鋪路！

一種東西要成為一般等價物，產量必須有上限、必須常人在自然界難以取得，且沒有高度相似的易得代替品。而安第斯西麓山區蘊藏的金銀不僅是數量嚴重過剩、以至用來交換實物時“單位價值”低到還不如直接以物易物（考慮到金銀重量）；更糟糕的是，當地的金礦往往是金銅伴生礦，從奇布查到蒂瓦納庫的安第斯文明曾長期缺乏分離純金的技術，他們實際冶煉出來的是金銅混合的“通巴加”合金（Tumbaga，注意該詞源于西班牙人，本地并無這一概念——印加克丘亞語單詞Quri、艾瑪拉語單詞Choque均與上古漢語“金”字類似，優先指“純的黃金”但同時兼指銅、金銅合金和包括鋅、錫、鉛、鉍在內所有固態金屬）。

在西班牙人到來時，安第斯冶金工匠們已認識到銅、錫、鉛、鋅等各種元素有區別，并掌握了調控“通巴加”成分的技術，但“一坨黃金一樣的東西沒人知道里面多少是銅”已成為當地民間共識。因此，黃金（以及白銀）又喪失了一般等價物所需的“密度穩定（可用恒定標準計量）”、“無外觀近似的易得代替品”兩種屬性。

“貨幣天生是金銀”這一在舊大陸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理論，在這片土地上被打破了。

中國古代曾有另一種常見的一般等價物——精致紡織品。所謂“五陵年少爭纏頭，一曲紅綃不知數”、“半匹紅紗一丈綾，系向牛頭充炭直”；直到宋以前，精致紡織品是衣冠華夏區別于蠻夷的象征，這與印加文明自我優越于周圍部落文化的方式高度相似。從考古視角，高級面料可能曾在部分印加精英中具有一些等價物性質，一種高地山區極難獲得的海菊石（Spondylus）貝殼及其加工飾品，在特定場合也可能有類似的效果。但這些個別案例都不具備國家背書的流通資質。

一個獨特的印加雙耳瓶實例（左），飾有海菊石貝殼（右）的浮雕圖案。海菊石是厄爾尼諾現象（太平洋海水變暖）的“指示器”，平時極難獲得，但當秘魯涼流被太平洋暖水壓制時，它們大量從深海涌出，能將近岸海水染成紅色。這預兆著春雨和豐年（被壓制的秘魯涼流原本會冷卻向岸風，導致海濱缺雨干旱），因此海菊石在安第斯西麓各原生文明中均被視為祥瑞

印加帝國成立后，將黃金定義為“太陽的汗水”、白銀定義為“月亮的淚水”，賦予了它們“圣遺物”屬性，然后據此將已開采和未開采的金銀資源一律收歸國有，只能由國家作為“裝修用品”、服飾用料、祭司禮器或普通工具（包括但不限于：鑿、鏟、鑷子、切刀、婦女胸針、縫衣針、魚鉤……）統一分發。最終結果是，除卻厄瓜多爾-秘魯北部高地和中部海岸的幾個“經濟特區”（因當地原由其他土著文化建立的政權被滅并入印加版圖，一段時間內保留了原本社會結構），印加帝國完全否定了金銀貨幣和“價格”概念，除每年組織一次的個人之間以物易物“趕場”（Qatu）作為國家分配補充外，沒有任何交易市場，也不存在一個對內的商賈階層。

有趣的是，與后世的計劃經濟社會主義國家一樣，印加帝國建立了一支政府主導的對外貿易隊伍。在南方的大查科地區，有一個名為“培阿秘魯”（Peabiru）的道路系統連接著印加帝國的南大區（今屬玻利維亞）和東南方向的大西洋出?？?；這條路不屬于印加圣路（Qhapaq ?an）系統，是印加南大區外貿隊員們前往今巴西、巴拉圭等地時開辟的專屬便道。時至今日，南美東海岸考古活動中仍能不時發現一些他們當年賣給本地土著部落的陶器等“高科技”文物。

與此同時，厄瓜多爾沿海的“閔達拉爾”（Mindala）商會從前印加時代就進行長途跨文化貿易；印加帝國吞并該地后，這些人被國家收編，與原有的外貿使團制度結合，變成了國營的外貿公司和情報收集員。1500年代初西班牙人到達南美時，他們的活動已遍布加勒比地區。歷史上雄才大略的第十一代薩帕印加（皇帝）瓦伊納·卡帕克和太子尼南·庫尤奇在皮薩羅到來前數年，在同一時間離奇病故，導致了一場兄弟鬩墻、給殖民者可乘之機的慘烈內戰；對此一種常見推測就是這些外派印加人在巴拿馬攜帶上天花病毒后回國匯報，在不知情中傳染給了皇帝或他的警衛。

“一平二調”和“義務勞動”

山里的孩子心愛山，從小生長在山路（Qhapaq ?an）間。山頂的土豆（Papa）香噴噴，山腰的玉米（Sara）紫又甜…… 山里的孩子心愛山，花旗（Whipala）飄在高山巔。千家萬戶齊勞動，荒山變成了好梯田（Patapata）。山里孩子心愛山，山里有我的好家園。山上的神廟永不倒，山下的河水流不完！

這樣一個沒有商業和貿易的社會要如何互通有無呢？

印加人的答案和后世的一樣：靠政府指令下的物資調撥。

嚴格說，印加帝國共設置了五級行政區劃：中央以下分為兩個“總區”（蘇域庫納，suyukuna，東大區與北大區構成“上總區”，南大區和西大區構成“下總區”）、東南西北四個大區（蘇域suyu）、一百多個有首府城市（hatun llacta，字面義“大鎮”）的州（wamani）、200多個專區（saya）、公社（艾柳，ayllu）；除總區和專區外，每級的最高領導人分別稱為神官（Apu，或“蘇域長”suyuyuq）、知州（tukuyrikuq，字面義“知道/看穿（當地）一切的人”）和通常世襲的最低級別貴族——村社長（“庫拉卡”kuraka）。

在這之中，總區和專區相對較虛，而鄉鎮和與之配套的庫拉卡“鄉賢”只是繼承了安第斯西麓自古以來的農村基層傳統架構。因此，印加政權組織可以簡化為大區、州和“公社”三級。

全盛時期的塔萬亭蘇域/普心蘇域——“四域之盟”（即印加帝國）版圖?！八挠颉敝敢越衩佤攷焖箍茷橹行牡臇|大區“安第蘇域”（黃色邊線）、西大區“孔第蘇域”（紅色邊線）、北大區“欽察伊蘇域”（藍色邊線）和南大區“庫利雅蘇域”（綠色邊線）四個蘇域。此圖中各蘇域內部的省級劃分（黑色邊線）是當代據殖民時代初期西班牙文獻反推出的，僅有參考價值

我們把“艾柳”（Ayllu）這個詞譯為“公社”，并不是胡亂為之。法國經濟學家和歷史學家路易·鮑?。↙ouis Baudin）在其著名的《社會主義帝國：秘魯的印加人》中寫道：

“我們必須設想印第安部落形成了一系列社區，印加人將社會主義組織的框架強加于這些社區……”

鮑丁認為，印加人的農業組織體制是安第斯歷史上圍繞氏族血緣自發形成的社區集體農業——艾柳體制，和后來印加政府進一步自上而下推行的跨社區“社會主義”分配-調撥制度的結合體。美國共產黨前主席福斯特在《美洲政治史綱要》中進一步指出：

“印加人的土地制度——公有制，……和阿茲特克……有若干重要的差別。土地分成三個部分：一份給太陽（祭司團），一份給印加（政府），還有一份給人民。這三份土地都是集體耕作的。先耕太陽的土地，然后耕病人、老人、寡婦的土地，然后耕一般人民的土地，最后耕印加的土地。”

那么，除去人員（包括貴族、太陽貞女和軍隊）的口糧消耗外，前兩份土地收獲的糧食都去哪里了？

答案是印加的國有倉庫系統。秘魯民族史學家羅斯特沃羅夫斯基（María Rostworowski）指出，印加國家依賴“巨量的儲備物資”；如果沒有這些物資，“它既無法行政，也無法滿足‘互惠’制度的需求”。

大禮堂（Qallanqa）是典型的印加外省“國營機構”建筑，圍墻隔出一個最長可達90米的矩形，在其內部沿中線建起一堵高20-30米、底部石質、上部夯土質地的山墻（下圖），然后用木架向兩側挑出屋檐，形成一棟類似現代工廠車間的大“廠房”。相比金欄殿簡樸低矮的坎查圍庭，大禮堂在秘魯頻發的地震中相對易倒，目前僅剩兩座殘體，但可提供大量空間，是一種可作神殿、倉庫、兵營、群眾集會等的多功能建筑物

下圖為位于今秘魯庫斯科大區坎奇斯省、在印加時代處于南大區和西大區邊界上的印加地方政府駐地遺址Raqch’i，包含一座一般認定為供奉主神維拉庫查神廟的大禮堂（如上圖）、一個人工湖和招待所（Tampu），以及152個直徑約10米的印加筒倉（Qullqa）：

Raqchi遺址中的大禮堂僅殘存一些立柱結構和山墻（左），殘長92米、殘高20米，是目前已知第三高的印加建筑和古代美洲第二高的平地樓房建筑。右圖為左圖遠景中大量已損壞的糧食筒倉

這是保存最好的筒倉群之一，但不是最多的。散落于今秘魯胡寧大區韶沙河谷（今曼塔羅河谷）的印加零散筒倉/方倉遺址已發現2573個，倉儲空間總面積約17萬平方米；如果全部存儲凍干土豆軍糧（容重5噸每方），理論上可存204噸（按方倉均高3米計），足以支撐一萬人的軍隊高強度調動一個月對地方秋毫無犯——西班牙殖民初期，有這些糧倉供給3.5萬印加大軍作戰的記錄。

同樣的方倉群遺址也分布在印加帝國的邊疆，例如今屬玻利維亞的科恰班巴（現存2400個方倉）、今屬阿根廷的薩爾塔（現存1717個方倉）等。實際上，在西班牙人到來并將它們絕大部分拆毀前，這些倉庫幾乎布滿了印加帝國四個大區的所有100余個州內。

左：印加政府在歐雁臺長笛山（Pinkuylluna）設置的方倉群（屋頂損壞）；右：印加政府在圣谷鷹村（Ankasmarka）設置的的筒倉群（已損壞）。高山低溫相當于天然冰箱，而山風有利于糧食干燥。

秘魯-玻利維亞原住民開發的主食——土豆（洋芋、地瓜、馬鈴薯），可以踩實成極耐保存、不會在運輸中變質的“凍干土豆”（Chu?o，本節標題圖中展示了其處理方法），因此可以在大范圍內被征收和調撥。

與此同時，印加人在圣谷的莫雷地區精心將兩座山挖成了沿海拔高度（微氣候）梯次分布的農業實驗室，在這里（以及外省的其他試驗田中）針對這個巨大國家的每個耕作環境都培育出了非常高產的土豆（實際上也包括玉米和藜麥等其他糧食作物）品種：

左：各種各樣的秘魯土著洋芋——克丘亞語Papakuna、艾瑪拉語Ch'uqinak，目前秘魯有傳承的品種高達4000余個；右：莫雷農業實驗室全景。當年的印加人不僅重砌了大半座山，且為其配備了灌溉水道

由于足夠高的糧食單產，定期重新分地的集體農業不會因效率不如自耕農精耕細作而崩潰，政府也可以頻繁征調男性離家從事各種非耕作建設；由于土豆耕作期很短，這種建設十分頻繁，丈夫一年大多數時間都不在家，加上持續的戰爭和邊疆移民，本地人口也不會快速增長到人地矛盾無法緩和的程度。

印加社會存在三種層面的互惠——米塔M’ita、閔卡Minka、艾尼Ayni。艾尼存在于個體朋友之間，是相互幫忙的無償勞動或以物易物。閔卡存在于艾柳社區內，例如集體耕地時，軍屬、太陽貞女的家屬或老人名下的土地通常由庫拉卡指定其他人優先代耕；集體建設水利設施、灌溉渠或建造吊橋時，所有人都要輪換提供無償勞動。

米塔則是印加政府引入的、個人與整個國家之間的相互義務。米塔女情況比較復雜，對除貴族、工匠、黑衣吏（Yanakuna）外的全體農村適齡男性而言，每到休耕期，政府就會布置持續不斷的米塔，從當兵、徭役（修路、為中央政府蓋房；為艾柳集體蓋房屬于閔卡）到全族搬遷的移民屯墾等等不一而足，并發給他們衣服和糧食作為回報。

冷戰時期社會主義陣營中美洲土著研究的代表人物、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學家米洛斯拉夫·斯廷格爾院士認為：

“印加時期的秘魯土著村莊似乎既不窮也不富，人們在滿足需求方面似乎是平等的。就像階級分化不存在一樣！由于私有財產仿佛不存在，因此也喪失了產生貪婪、嫉妒等人類性格的條件?！?/blockquote>

“農業計劃經濟”下的城市生活

太陽染紅了群山影，神言河（Apurimac）水閃金光；我愿做棵香蒲草（Totora），永遠扎根在河床。汗灑石板道，記賬走山鄉；飛步過懸橋，何懼風雨狂！算糧算衣算引水，算得群眾（Hatun）心里亮…… 一把彩繩攥在手，光明重擔挑肩膀。三大戒律（注：“不偷竊、不撒謊、不偷懶”）重如山，我要把祭司團的教導永遠記心上！

在庫斯科以西距“神言河”——日夜奔騰的阿布利瑪（克丘亞語“山神絮語”）河岸約10公里的山谷中，有一處名為Saywite的考古遺址，其西側高臺上有一塊孤立的巨型石。根據秘魯民間傳說，在印加時代，這里曾是政府為神言河水女神設立的神殿，由一位名為Asarpay的女祭司（從事神職的長公主）管轄。

傳說中，西班牙軍隊到來時，正值妙齡的Asarpay不愿被白人玷污，從懸崖投神言河自盡。她被后世秘魯人視為民族英雄，也帶走了關于這塊巨石的秘密：

Saywite遺址主體基座現場照片（上）、當地地形（左中）、西側的山頂祭所（右中，西側平臺的紅色虛線框中為Saywite巨石）、巨石西北側實地照片（左下）、后人臨摹的該視角主要細節（右下）

這是一個他們測試水利和灌溉工程設計合理性的沙盤嗎？

目前已知，Saywite巨石是一塊可反復雕鑿的沉積巖，整體巨石周長11米，平均直徑2米左右，最長處約4米，如今最高處距地面約2.5米。這塊巨石的上半部被雕刻成一座三維水利地圖模型，可以認出梯田、池塘、河流、隧道、灌溉渠和一些依附其上的野生動物。一些研究認為，其雕塑曾經過多次改造，水道和建筑細節均被反復修改，說明這是一個“地形水力模型”；但此類猜測主要由一些美國擁有（且僅有）STEM專業博士頭銜的半業余愛好者（如Kenneth R. Wright和Arlan Andrews Sr.等）從理工科思路提出，主流考古學界并未能從其他角度加以證實或支持。

事實上，雖然就印加經濟制度“具有自在的中央計劃經濟特征”已有相當共識，但對其是否具有自為的計劃性、是否可視為“生產力上限鎖死條件下的發達社會主義社會”，一直是學術界爭論的焦點。二十世紀的西方和拉美研究者曾先后將其描述為“社會主義制度”、“封建制”、“奴隸制”和亞細亞生產方式的特殊變體；60年代以來，基于波蘭尼經濟理論的“垂直群島”再分配模型得到了西方廣泛接受并成為主流觀點，但仍存在大量現實問題。

例如，老城街道布局從印加時代一直延續至今的帝國首都庫斯科：

印加帝國末期的庫斯科（下）包括外圍13個區（左上），但歷代皇宮聚集的核心城區是根河（Saphy，右上圖南側、下圖左側的河流，已被暗渠化）和骨河（Tullumayu，右上圖北側、下圖中從山上流下的河流）在匯合處夾出的三角形臺地

庫斯科位于今秘魯東南圣谷山區中，海拔3400米，是印加建國神話中天賜的創業之地。其核心區——上庫斯科（Hanan Cusco，右上圖中央紅色部分）、下庫斯科（Urin Cusco，右上圖右側黃色部分）與悅隼堡（薩克塞瓦曼，右上圖左側紅色孤立區域）共同形成一只老虎形狀，分開這只虎“前后腿”的“殤之原”（Huaytapata，下圖左側廣場、右圖白色空地中根河以北的部分，今庫斯科武器廣場）是圣女宮和歷代皇宮圍繞的核心地區，如上組圖中右上圖與下圖所示。

現實中庫斯科核心區宮殿（左上）、庫斯科核心區（右上）、庫斯科郊外市鎮（左下）、庫斯科郊外農村（右下）一些從印加時代沿用至今的街巷。上兩圖中墻面的“方石砌筑法”系從蒂瓦納庫文化借鑒

上圖左上為連接太陽神殿“金欄殿”（Quriqancha）和印加時代祭祀與集會中心廣場“殤之野”（即今武器廣場）的“太陽街”（Intik'ijllu，今洛雷托街Calle Loreto）。精心切割、嚴絲合縫的石料彰顯了其禮制上的重要性，但極其狹窄、堪比小巷的路寬，意味著極低的設計人員流量；一條街從頭走到尾全是實體石質高墻，則意味著沒有任何留給店鋪或攤販的空間。歷史上，太陽街的左右兩側分別為兩個大型國有事業單位——貞女宮總殿（Acllawasi）和蛇欄宮（Amaruqancha），但各自全封閉運營，甚至相互間也幾乎沒有人員往來。

熟悉北京的人往往有種感覺，北京城尤其二環內的大部分主路都是“真的路”，很難找到歇腳喝茶的地方。類似但極端夸張化地，古代庫斯科的同級別街道兩側都是筆直的石墻，石料精細程度視兩側機關“重要性”各自不同，但一律沒有為店鋪預留的開口。而且，它們的設計流量都很小；以各自所在的地段衡量，這些道路都堪稱極其狹窄，不可能在其上擺攤而不明顯地堵塞道路。

這意味著，印加帝國的首都不僅沒有商業區，而且沒有穩定的黑市，所有城市居民似乎都只接受某種自上而下的衣糧配給。

為了讓這種配給穩定通暢，印加人在沒有發明平面書寫文字的情況下建立了一套嫻熟的統計報賬制度。鮑丁認為：

“印加帝國每建立一個新省，就將其人口（注：按十進制）編制起來，官員立即開始工作……他們通常負責編制統計表、征用其統治群體所需的物資給養——糧食和羊駝毛等、分配所收集的產品，在需要時提供救濟、監督下屬的行為，并向上級提交詳細報告……”

今秘魯南部海岸著名的納斯卡地區、旅游勝地皮斯科以東山谷中的“洞穴帶”（Band of Holes）由約5200個內側填實的淺坑（每個約一人高度）組成，曾被認為是外星人的杰作。這里的考古目前仍在進行中，但這些坑洞已確定為印加帝國用于快速統計分配大量公糧的“標準計量設施”

在陪都基多、帕查卡馬克和其他城市也可以觀察到類似庫斯科的這種情況。作為對應的是，印加的城市都非常小。古墨西加（阿茲特克）的首都特諾奇蒂特蘭1519年人口估計20萬人，即使在歐洲也是極大的城市；而領土面積遠大于阿茲特克的印加帝國，首都兩河之間的“城鎮區”在規劃完幾座皇宮、圣女宮、太陽神殿和這些“政府機關保障人員”（主要是黑衣吏階層）工作居住后，剩余空間顯然只夠住進數量很少的普通人。

政府供養的經濟制度無法支撐起熙熙攘攘的大城市，這是后世一個時期計劃經濟社會的典型特征。

在印加帝國的互惠契約義務下，國家不斷向貴族祭司團（軍官儲備力量和文化知識的掌控者）、城市普通“非農戶口”（各種專業工人）和各艾柳公社的庫拉卡（代表其掌控的基層農村）贈送大量“禮物”或“回禮”。

對后者、尤其操不同語言的邊疆地區少數民族庫拉卡來說，這個機制其實有點像古代東亞的朝貢體系，如果你把女兒送到首都當太陽貞女（大部分太陽貞女實際上是國營的中高級紡織女工），你的艾柳公社就能獲得通常只供應貴族的頂級面料；對前者的“列位諸公”而言，這也類似明代以前中國朝廷經常向官員發放的糧食等實物工資（所謂“吏祿三百石，歲晏有余糧”）。但對中間的普通非農業人口，例如各種工匠、醫生、阿毛塔教師、太陽貞女、接力信使等，在任何舊大陸古代社會都很難找到相似的例子。

中國古代的驛卒、官窯匠作和漕運人員等有一定可比性，但遠達不到像印加人這樣，國家將一切“非農職業”全行業徹底包干的程度。

回歸正題的小結：往事與現實

西班牙殖民者到來后，統一的印加帝國政權、這個奇怪的“中央計劃”經濟系統和其所依附的精英階層價值觀都被摧毀了。雖然印加人的后代仍世代生存在舊帝國廣袤的領土上，作為精神理念的“復興印加”甚至突破了土著社區、影響著從委內瑞拉到阿根廷的建國構想甚至現代文化，但那些都不過是文化根脈斷絕后的“自我模仿”。

500年后的今天，安第斯西麓的拉美人，在西方強加的政治經濟思維方式與根植于千百年故土血脈生活習慣的矛盾中，仍未找到一條能穩步自立自強、擺脫當前經濟上作為“旅游景點”和賣礦人，政治上作為北美買辦附庸地位的前行路。

對其他文明的后人、尤其是對工業化時代的馬克思列寧主義者而言，印加文明延續一百年左右的“一大二公”、“共各種產”實踐能提供什么參考？這需要另一篇文章了。但可以確定的是，由于這一進程被皮薩羅打斷，我們永遠也無法再得知他們原本可能的演變結果。

自今年年初興起于德黑蘭大巴扎的抗議游行和動亂，到不久前生命永遠停留在花季的160多位女學生，圍繞伊朗伊斯蘭共和國的亂局已延續多日了。即使排除歐美特務機構的煽動顛覆宣傳，從我們這一個身處局外的第三方視角，伊朗高階教士們用西式競爭性選舉制度詮釋伊斯蘭教法、用理工科知識捍衛頭巾法和石刑的“神權現代化”模式是否能夠走通？伊朗追隨其當前所采取的價值觀，能否找到與現代社會兼容、帶領波斯文明走出當前中東死鎖困局的道路？客觀上，就長期以來的表現而言，確實是十分存疑的。

伊朗米納布一所學校遇襲，導致160多名女學生死亡，當地人員為遇難者準備墓地。 圖源：路透社

但是，我們為什么仍然堅決反對外力推翻這樣一個政權？

在波斯民族普遍接受伊斯蘭教后，伊朗伊斯蘭革命就是一個原生文明的內生產物，它代表了一部分資深教士與這個科技時代努力和解的一種最新嘗試。它的產生和維持，是作為整體的伊朗人自己的選擇；它如果與伊朗社會自身、地緣政治、時代大環境出現了矛盾張力，只有伊朗人民才有決定它命運的資格。

暴力打斷一個古老文明自身的發展演化，是對人類文明探索的犯罪；任何想在這個過程中當“革命買辦”、借明顯懷著惡意外人之力為自己謀利的勢力，都是在斷送民族身份和自身意識形態的前程。

我們不支持在學校搞性別隔離，但我們堅決反對轟炸伊朗女子學校的暴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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