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齡修 | 謠言腿短：關于成立清史所的謊言產生始末

明清史研究室是十年動亂初期創建的。生于憂患，它的成長過程也不可能平安無事。1966年1月，歷史研究所新設明清史研究室，任命楊向奎先生為主任，王戎笙先生為副主任。新設此室，似乎不是出于對明清史研究的重要性有新的認識，而是因為“文革”中《海瑞罷官》等許多問題都牽涉明清史需要專門應對的緣故。設立的時機決定它不可能成為新的研究陣地，只不過是非常時期的一個行政單位而已。不想僅過去三年，工、軍宣傳隊進駐，推翻原來的一套行政系統，改行軍事編制，它的作用連同它的存在統統消失。1978年秋，研究室編制恢復。緊接著沒過多久，明清史分設兩個斷代史研究室，原正、副主任就任清史研究室主任、副主任，周遠廉和我任學術秘書，后又增補郭松義為學術秘書。

在楊向奎先生領導下，清史研究室工作有聲有色，蓬蓬勃勃地展開。全室十幾人(最多時二十三人)都有具體的研究領域或題目，開始規范的史學鉆研。早在1978年春，楊向老就召集原明清室研究清史的中年人開會，倡辦《清史論叢》,組成編輯小組，展開工作。到1979年8月，《清史論叢》第一輯由中華書局出版，1980年8月接著出版第二輯，以后基本上維持每年刊出一輯。1979年，清史研究室又接受成都史學規劃會議的委托，承擔創辦史料性的《清史資料》,并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合辦信息性的《清史研究通訊》。這兩項因來自全國史學規劃會議，所以多少獲得所經費的支持，可以報銷資料鈔寫費。《清史研究通訊》先出版油印本，紙張、油印費用也可以報銷。油印刊物出來后，楊向奎先生一見便肯定其有用，主張改為鉛印定期，因無經費而止。后來，在副所長酈家駒先生批示支持下，得到院領導同意，向有關部門申請，最后定為限國內發行的半公開季刊，自1982年試刊兩期，以后就正常出版。《清史論叢》的情況則有所不同。國家推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幾年后，出版行情變得復雜，學術書刊舉步維艱。我們沒有一分錢編輯費，依據出版方中華書局的建議，從稿費中每百元提取五元，作為編輯費和公用的購書費，實行后編輯小組并不覺得心安理得，總想另謀解決辦法，稿費則應全額轉給作者。于是由我起草報告，請求所經費資助，每出一輯資助百元，這是一個微薄得令人羞于說出口的數目，但是我被折騰許久后這個微薄數目仍然是竹籃打水。我一點沒有憤慨，只感到困惑：花一百元維持楊向奎先生的一項倡議正常實行，歷史研究所每年增加一項小成果，不合算嗎?這個賬應該是很容易算的。我想，負責財務審批的所領導一定碰到了其他的難處……

不僅如此，研究室的昌明，也給它帶來許多無端的猜疑和毀謗。這些東西從1979年起就產生了，開始時我以為不過是些嘻嘻哈哈的事，后來我仍然多從善意方面推測，認為大多是誤會，曾出面做出解釋。1982年夏，室一級班子進行調整，主任楊向奎先生交卸，副主任王戎笙先生在美國，缺席被任命為主任，學術秘書郭松義先生被提升為副主任。我因染患肝炎，已于1980年底或1981年初辭去學術秘書職務，但因歷史關系，仍然不免為全室事務牽連，而為謠諑所關注。當年7月下旬，我與松義都去廈門參加鄭成功收復臺灣三百二十周年紀念學術討論會，會后我又回湖南湘鄉探親。8月，回京，本室同事紛紛告知近來謠言滿天飛的情況。我早已知道有人在楊向老跟前煽小扇子，挑撥楊、王兩位正、副主任關系的事實，至此聽得又有人造謠說王戎笙、何齡修、郭松義分裂歷史所，在清史研究室一切按“所”的格局展開工作，所里辦《中國史研究》,他們就辦《清史論叢》,所里辦《中國史研究動態》,他們就辦《清史研究通訊》。這些謠言不顧基本的歷史事實，王戎笙等三人與倡辦這些學術書刊都毫無關系，只是依據職責做具體事，倡辦者是楊向老和成都史學規劃會議，除《清史論叢》外其他書刊都得到所和院的支持。而《清史論叢》比《中國史研究》早辦半年以上，當楊向奎先生召集會議商議《清史論叢》具體事務時，《中國史研究》還沒影兒呢。至于說王戎笙等三人分裂歷史所，要求另立門戶，更是憑空捏造。松義對這些無恥讕言也很憤慨。他與我私下探討王戎笙先生單獨向院領導打報告的可能性。我深信王戎笙先生為人有較強的紀律觀念，不是率性妄為的人。但為了萬無一失，我還是向院科研局領導高德先生做了調查。高德先生明確肯定絕無王戎笙要求成立清史研究所之事。看來，功高招忌，功高速謗，古今一理。楊向老領導下的清史研究室還談不上“功高”,只不過表現稍稍突出一點，就如此招忌速謗，真令人感慨萬端。我越想越氣，覺得忍無可忍，真理在手，提起筆來，立刻草成一紙《個人聲明》,復寫五份，擬在所內張貼。為盡快平息事態，給造謠者一個臺階下，我在《聲明》中不僅沒有點造謠者的名，而且聲稱不知道造謠者是誰。酈家駒先生聽說我要貼《個人聲明》,趕忙來找我談，要求我忍耐，不把事情鬧大。酈先生是我的同學好友楊訥的中學老師，我歷來把他視同自己的老師，接受了他的意見，后退一步，將四份《聲明》擺放在本研究室幾張桌子上，作為警告，看造謠者的態度再定下一步的進止。

《個人聲明》將情況做了原原本本的敘述，全文如下：

1979年，在我所部分同志中流傳一種說法，認為王戎笙同志在朝著把清史研究室辦成清史研究所的方向開展工作。有的同志找我開玩笑說，這樣，王戎笙可當所長，起碼可當副所長，你和郭松義可當研究室主任。我生性愛開玩笑，因此，對同志們開的玩笑未曾在意。后來，所里傳達了胡喬木同志關于中國史不再設立新所的指示。我的一位同事好友鄭重其事地對我說，這是對王戎笙的當頭一棒。我聽了，感到極為驚訝，開始感到問題不是開玩笑。我心里知道胡院長的一棒不是打向王戎笙頭上的；他的指示與王戎笙沒有什么關系。因為我從來沒有聽王戎笙談起過任何另外辦所的打算，甚至沒有聽他透露過這種意圖。與此同時，王戎笙同志也聽到一些傳說。作為當事人，他感到很大的壓力，感到惶惑，感到工作難做。我自己覺得有責任維護室內工作機器的正常運轉，也有必要洗刷自己免不了要蒙受的“追隨者”的嫌疑。在這種情況下，我在室內做了一次澄清事實真相的長篇發言，為的是說明我們沒有背著所領導，沒有背著室主任楊向奎同志，沒有背著全室進行任何關系全室前途的活動。此后，我沒有再聽到任何這類誤解和流傳的言論。我認為事情已經平息下來。

最近，我外出二十余天，回所后又聽到有人不僅舊話重提，而且進一步制造謠言，說什么王戎笙、何齡修、郭松義聯名向院領導打報告，要求成立清史研究所。我聽了極為憤慨。我再一次鄭重聲明，我沒有單獨或與任何同志聯名向院領導打過報告，要求成立清史研究所。如有必要，可請求所領導進行調查，不難明白。在室一級干部名單宣布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內就制造出把清史研究室正、副主任都牽扯進去的謠言，叫所領導與清史研究室干部今后怎么相處?造作這種謠言的人究竟想干什么?

我在清史室擔任學術秘書兩整年，可能有缺點、錯誤，但行為光明磊落，沒有做損害政治原則和群眾利益的事情。我充分相信，這一點經得起調查。現在，室內還有一些與我有關的工作，也被人潑上了污水，在某些個人關系上同樣造出聳人聽聞的議論。對此，我將用適當的方式繼續加以澄清。

聽說，造作的謠言被廣泛散布，很難一一分別找人說明，我也不知道造謠的人是誰，不能點名請求領導加以解決。為了支持室主任、副主任、學術秘書的工作，使擔任這類社會工作的人不致因遭受無端的誹謗而寒心，我特發表以上聲明。自我此次聲明以后，如果繼續有人拿不出證據而散布流言蜚語，我將采取進一步措施。

1982年8月24日

楊向奎先生聽說這件事后，叫我把《聲明》拿給他看看。我送一份去給他過目。他看后，笑了，對我說：“你太認真了。謠言腿短，是說它行而不遠。沒有的事，時間稍久，真相自出，不會因為有人造謠就變成事實。再說，成立清史研究所，從目前看，首先是毫無必要。一旦有了必要，也有條件，并不是不能辦的事。這不是什么分裂歷史所，更不是鬧分裂搞獨立，這完全是兩碼事。王戎笙當個所長，你和郭松義當個室主任或副所長，并不是抬舉你們，你們有這個資格。社會很復雜，各種人都有，樣樣事都較真，沒有必要。大度一些，讓謠言自生自滅。”他又說：“我對這類事都看得較淡。當初把我從山東大學調來，說給我一個副所長。我來了，但我不是奔副所長來的。給我副所長，我不會推辭。后來，沒有給，我也無所謂。為什么沒有給?我知道，有反對的意見，有誤會。我也不去解釋，不發表《個人聲明》。因為我是來工作的，我有我的教授、研究員，這就夠了。當副所長就抬舉我了嗎?我不以為是這樣。”楊先生的大度包涵，是他的性格特色，這一點我是知道的。但他對造謠者如此寬容，我還是不能接受。我知道他聽到過一些讒言，但我不想去攪擾他平靜的心境，便沒有多說什么,起身告辭。大約到1998年前后，他自己對一些事產生懷疑，向我說起。這也證明“謠言腿短”的道理，謠言對正派的人不可能永遠起欺騙作用。

事實具有強大的力量。我的《個人聲明》勝于儀秦之辯，造謠者被迫閉起嘴來。我并不指望有什么奇跡發生，但求室內科研秩序的正常化，少一些興風作浪的現象。有一些時間的寧靜太平，科研就能出成果。這一點我很理解。

酈先生雖然平息了我這一頭張貼《聲明》的行動，卻從來沒有在適當的場合為我們辟謠。我自然不重要，但正、副主任都遭到了污蔑，為什么不能夠給他們一些支持?對此，我至今想起來都不能毫不介懷。

本篇草就后，我因找東西，翻箱倒柜，完全意外地找到一份文件草稿，就是由我起草的發往出版局的報告稿，報告由我所與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聯名發出，向出版局申請將《清史研究通訊》由油印不定期刊改為鉛印季刊，國內發行。文件草稿說明該刊來歷，補充引述全文如下：

出版局：文化革命前，周恩來總理和董必武副主席曾指示編纂一部大《清史》。1978年，鄧小平副主席又將一封建議修《清史》的來信批給中國社會科學院。遵照周總理、董老遺愿和鄧副主席指示，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多次召集有關人員開會，研究編纂《清史》的規劃等問題。

為了推動全國清史研究工作，交流心得，互通情報，創造編纂大《清史》的條件，1979年全國史學規劃會議曾委托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清史研究室、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協作主辦《清史研究通訊》油印不定期刊。三年來，這個簡單的油印刊物起過一點作用，但遠遠不能適應開展工作的要求，不能滿足各方面對它的需要。因此，經中國社會科學院領導批準，《清史研究通訊》改為鉛印季刊，每期兩個印張，目前仍由原主辦單位協作主辦，一俟中央授權成立清史編纂規劃機構，則轉為此種機構主辦。為滿足讀者需要，收回部分成本，節約國家開支，《清史研究通訊》擬由有關單位負責向國內發行，特申請準予期刊登記。此致

敬禮

中國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

1982.7.12

此文件顯系所里讓我起草的。草稿由副所長酈家駒先生審定，沒有改動一字，就在草稿右上方批示：“同意打印、蓋章。酈家駒1982.7。”正式文件應為打印件蓋章后發出。文件草稿證明，辦《清史研究通訊》鉛印季刊，是院、所批準，并得院經費支持的。所謂“所里辦《中國史研究動態》,他們就辦《清史研究通訊》”,完全是無事生非，居心叵測。污蔑貫徹院、所領導意圖，努力創辦和力圖辦好《清史研究通訊》的清史室人員的謠言是可恥的，處心積慮摧殘清史室在這方面努力工作的顯著成果、蓄謀搞垮《清史研究通訊》也是可恥的。一切真相大白，這份文件草稿是最有力的書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