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色特工：田漢夫人安娥鮮為人知的另一面

文/秦正

“啦啦啦，啦啦啦，我是賣報的小行家，不等天明去等派報，一面走，一面叫，今天的新聞真正好，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

熟悉的旋律，熟悉的歌詞，上至耄耋老人，下到少年兒童，哪一個中國人不曾唱過這首歌？但又有多少人知道，這首歌的詞作者安娥，早年曾是蘇聯和中共情報部門的女特工呢？

安娥是國歌《義勇軍進行曲》詞作者田漢的夫人，是著名劇作家、詞作家、詩人、翻譯家，她終生恪守秘密工作紀律，對曾經的暗戰經歷緘口不言。如果不是隱蔽戰線有關傳記、回憶錄披露的一鱗半爪，我們很難將這位外表文靜、柔弱，頗具林下風氣，創作出《賣報歌》《漁光曲》《打回老家去》等傳世經典的文藝女性，與兇險血腥的龍潭虎穴聯系在一起。

與錢壯飛的師生、戰友、同行三重緣分

楊敏瑞所著《錢壯飛傳》披露了安娥與錢壯飛人生軌跡交集的線索，順著這條線索，可以看出二人之間的三重緣分。據《隱蔽戰線統帥周恩來》記述，1919年10月，從北京醫科專門學校畢業后，錢壯飛即在北京長興街掛牌行醫，由于收入微薄，白天還需去美術學校教解剖學。這里所說的美術學校，就是當時的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今天中央美術學院的前身。錢壯飛1922年前后開始在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兼職教授解剖學。安娥原名張式沅，河北獲鹿縣人，1923年夏至1926年春就讀于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西畫系，解剖學這門課是中國畫系和西畫系的必修課，師生二人的人生軌跡在這所學校有了第一次交集。

1929年底，安娥和錢壯飛同期轉入中共中央特科情報科，同歸時任情報科長陳賡領導，二人同期奉命打入國民黨特務機關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同樣擔任秘書工作，錢壯飛在南京，擔任黨務調查科科長徐恩曾的秘書；安娥在上海，打入黨務調查科駐滬辦事處，擔任蔣介石任命的“國民黨中央駐滬特派員”“黨務調查科駐滬辦事處主任”和中共中央特科第一個反間諜內線楊登瀛的秘書。這一時期，安娥和錢壯飛成了特科情報科的戰友，二人的人生軌跡有了第二次交集。

◆安娥

1931年4月顧順章被捕叛變，錢壯飛截譯有關電報，危急關頭挽救了中央領導機關，因此暴露了身份，奉命轉移到中央蘇區，在肩負情報保衛重任的同時，積極投身蘇區文藝工作，成為貢獻卓著的紅色戲劇先驅之一。楊登瀛被顧順章出賣被捕入獄后，安娥也轉入白區左翼文藝斗爭，寫下了《賣報歌》《漁光曲》《打回老家去》等傳世經典歌曲。這一時期，安娥和錢壯飛一個在白區、一個在蘇區，又成了革命文藝戰線的同行，人生軌跡有了第三次交集。

正如《錢壯飛傳》所說，也許在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時，師生二人并不一定熟識；在中央特科期間，因單線聯系、垂直領導、互不交叉的工作紀律和工作方式，兩位戰友未必能有相遇的機會；分別投身白區和蘇區文藝戰線時，兩位同行更是只能隔空交集。但在時代的洪流中，安娥與錢壯飛高度重疊的人生經歷和斗爭領域，則成就了隱蔽戰線歷史上的一段佳話。

“契卡”的內勤特工

就讀國立北京美術專門學校期間，在該校中共地下黨員鄧鶴皋領導下，安娥成為進步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1925年12月，經鄧鶴皋介紹，安娥加入了共產黨。1926年6月，受中共北方區委負責人李大釗委派，鄧鶴皋出任中共滿洲省委書記兼大連地委書記，安娥隨行來到白色恐怖下的大連，深入到福紡紗廠秘密發動工人運動。這一階段的地下斗爭，為她日后轉入隱蔽戰線經受了初步磨礪，積累了基本經驗。不久，安娥因所在支部成員被捕而面臨險境，鄧鶴皋便將她派往上海尋找組織。

◆福紡紗廠工人夜校舊址。

住在上海中央交通機關期間，安娥結識了周恩來。1927年1月，安娥被組織派往莫斯科。周恩來親自將她送上一艘開往海參崴的蘇聯輪船，把她介紹給副船長。

進入莫斯科中山大學后，安娥結識了中山大學職員、中共黨員鄭家康。鄭家康當時從事黨的電訊聯絡工作，與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有直接聯系。1928年3月，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需要一個年紀小、俄文還可以、工作努力，不愛出風頭、不說大話的人到他們的東方部工作，安娥正好符合這些條件”。經鄭家康推薦，安娥進入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東方部中國局工作，開啟了她的特工生涯。安娥后來在填寫黨員登記表時，關于這段經歷的證明人，她填寫的是周恩來，說明她加入蘇聯情報保衛機關，是經過黨內高層批準的。

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是“契卡”的后繼，“克格勃”的前身。十月革命勝利后，列寧在審視新生蘇維埃政權所面臨的內外安全威脅后，命令建立一個可以“用非常手段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爭的機構”。于是，1917年12月20日，以捷爾任斯基為主席的全俄肅反委員會宣告成立，該委員會的俄文縮寫譯成中文叫“契卡”。1922年2月，“契卡”改稱國家政治保衛局，后來幾經改組易名，于1954年3月改稱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便是世人皆知的“克格勃”。

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安娥擔任東方部中國局首長的助手，主要工作是整理有關中國“反革命分子”的資料，承擔筆譯，偶爾擔任審案口譯。

捷爾任斯基曾說，“肅反”工作人員應該成為“貪戀血腥的人”，蘇聯政治保衛機關成立伊始，即以“殘酷鎮壓”“無情打擊”著稱。安娥在自傳中寫道，我的首長經常對我說：“不要憐惜敵人！”“小姑娘心軟，最容易壞事。”“的確，在第一次審案時，我多希望犯人相信我們的政策，坦白出來，可以不死。后來我知道這是難事。”

1929年4月，蘇共開始大規模“清黨”運動，蘇共中央派員進駐中山大學，對每一個中國學生進行嚴格詢問和反復審查。這次清洗把所謂“托派”分子幾乎一網打盡，但同時也使相當一批中國學生蒙冤受屈。1929年初，中山大學第二批學生畢業后，大部分被秘密護送回國。這期間，安娥也向組織提出了回國申請。11月，在周恩來的安排下，安娥離開莫斯科回到上海。

經過莫斯科三年學習、工作的潛移默化，安娥作為一名革命者的思想覺悟有了很大提升。而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工作一年半的工作經歷，則練就了她從事隱蔽斗爭的專業能力。

陳賡手下的暗戰女杰

大概是考慮到安娥在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工作經歷，她1929年11月回到上海后，即被吸納到中央特科情報科，受科長陳賡直接領導。一個月后，她就受命執行一項十分重要的任務，這一次不再是內勤，而是潛伏到敵人的特務機關里面，成為楊登瀛的聯絡員、情報員。對于安娥這樣一個剛剛“入列”的新兵，一個年僅24歲的姑娘，承擔如此等級的秘密任務，顯示出特科領導層特別是陳賡對她的高度信任。

◆楊登瀛

楊登瀛原名鮑君甫，別名劉君珊，他是陳立夫親自考察選定的黨務調查科駐上海偵探機關的負責人，主要任務是設法消滅在上海租界內各“反動黨派”分子，尤其是中共。楊登瀛這時已認識一些共產黨朋友，比如中央特科情報科成立之初就調入工作的資深情報員陳養山，曾跟日本通楊登瀛學習過日語，兩人成為朋友。楊登瀛既想接受國民黨的委派，又怕得罪共產黨，遂把國民黨準備委派他在上海偵察共產黨、建立辦案機構、密切同租界關系等情況，全部告訴了陳養山，表示今后愿意將所了解的情報及時提供給中共方面，并將隨身帶來的一份搜捕名單交給了陳養山。

周恩來得知此情非常重視，決定由陳賡單線聯系楊登瀛。陳賡為了加強對楊登瀛的領導，經常與他見面，在政治上大力爭取他，幫他出主意、想辦法提高接近國民黨和巡捕房的勇氣與能力，還時常向他提供一些共產黨的《紅旗》《布爾什維克》等公開刊物或宣言、傳單，讓他作為“繳獲”向國民黨邀功。

為了提高楊登瀛在敵人內部的地位，更好地為我所用，經請示中央批準，陳賡1929年10月替他在北四川路大德里對面的過街樓上設立一個辦事處，作為情報集散地，正式掛上“國民黨中央調查科駐滬辦事處”的牌子。陳賡派安娥（化名張紅惠、張瑛）去做秘書，楊登瀛把所搜集到的情報全部拿到辦事處來，凡對中共有用的，安娥及時抄送陳賡。

“及時抄送陳賡”一句說出來容易，做起來遠不是那么簡單。楊登瀛當時掌握著國民黨和租界方面的大量情報，這些情報哪些與我直接相關，哪些可間接為我所用，哪些只是“大路消息”并無價值，需要有得力的人來收集、甄別、篩選，然后及時安全地送到陳賡手里。理解了這一點，才能明白安娥這位“秘書”肩上的重任。

◆安娥

此時的安娥在人們眼中是十分神秘的，蹤跡不顯，服飾多變。愛國詩人王禮錫在《戰時日記》中寫道：“去年我沒有離國以前她住在北四川路永安坊的一個小亭子間里，生活似乎很苦，又似乎不差。平時穿的藍布大褂，有一晚在施高塔路附近遇見她，一件很華貴的紫羅蘭色的露臂西服，給她打扮得更甚于平時的漂亮，幾乎使我不認識了。許多人都覺得她是一個不可測的怪人。”

這一時期，經陳賡親自教育、指導、爭取，楊登瀛向我黨提供了大量重要情報，在保護黨的秘密機關、營救被捕同志等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其中，安娥作為“秘書”居中聯絡、收集傳遞情報所發揮的作用可想而知。解放后，陳賡曾對安娥的兒子田大畏說，我和你媽媽都是“格柏烏”！“格柏烏”是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的俄文縮寫，意指同在中央特科工作。出于保密，陳賡沒有具體說下去，但語氣中能感受到他對安娥的贊賞。

隨著楊登瀛在敵人內部地位的不斷提高，他能夠發揮的作用也更大了，但陳賡等人發現他再給我黨做事時，不像以前那么痛快了，有時畏首畏尾，時常表現出驕矜自滿的樣子，遂決定對他提高警惕，不讓他再接觸那么多特科的人，把在他辦事處工作的安娥等人撤了回來。

1932年12月，安娥單線聯系的領導姚蓬子被捕叛變，她與黨組織失去聯系，雖經努力，未能重新接上關系，從此結束了在中央特科的工作。1948年底，安娥重新入黨。

楊登瀛1931年被顧順章出賣入獄，獲釋后出任國民黨反省院副院長，后來又當過汪偽政權感化院院長，1950年全國鎮壓反革命運動時被捕面臨重刑，在陳賡證明下得以保全性命，但仍被判管制一年。獲釋后，因無經濟來源生活困難，受到陳賡多方照顧。1956年3月，組織上安排楊登瀛到北京參觀游覽，安娥與陳賡、陳養山等人一同與楊登瀛見了面。同年4月楊登瀛寫信給安娥表示感謝：“您的相贈，使我家中老少欣感之私莫可言喻。”12月又寫信給安娥求助過冬衣物，但此時安娥已中風癱瘓，無法給他回信了。1963年楊登瀛的二女兒給安娥寫信，希望能幫助她入大學深造，但此時的安娥和田漢已無能為力。

受組織委派接近田漢

丁言昭所著《安娥傳》是這樣記述的：“當南國社發起新戲劇運動時，田漢在上海文藝界已經很知名，是一個與各派都有關系，各派也都要爭取的人物。中共地下黨為了爭取田漢，1929年冬，派安娥與他聯系，爭取他‘左轉’。安娥與田漢聯系上了，而且一聯系就是一輩子，這是他們始料未及的。”

安娥與田漢一見鐘情，相互仰慕對方的才情，彼此欣賞對方的性格。1930年6月“南國社”被反動當局查封后，田漢被迫轉入地下，組織上安排安娥作他的聯系人，在頻繁接觸和交流中，彼此互生愛慕，感情迅速升溫。在安娥的影響下，田漢的思想開始“左轉”。王禮錫說，田漢非常贊賞安娥的思想，自認其思想的轉變與安娥有關。“有一回，寧波某學校請壽昌（田漢原名田壽昌）講演，她伴著去，中途幾次談話就使他的思想轉變了。壽昌是個性很強的人。只有他自己的才是對的，而他的個性竟為一個女性所克服，這女性的魄力就真可驚了。”

在安娥的影響下，田漢開始更多地關注現實社會問題。正是因為這一思想的轉變，1930年3月2日中國左翼作家聯盟在上海成立，田漢作為發起人之一出席了成立大會，并被選為“左聯”執行委員。他寫出了洋洋十余萬言的《我們的自己批判》，1930年5月20日出版的《南國月刊》第2卷第1期只刊登他這一篇文章，總結和檢討了幾年來南國戲劇運動的得失，特別是思想局限和教訓。1932年3月，田漢加入了共產黨。

◆田漢與安娥。

夏衍后來頗為感慨地回憶說：“1931年冬（據我的記憶），光慈告訴我，田漢已經決定申請入黨。請記住，三一年這一個年頭，是上海白色恐怖最嚴重的時期，而田漢，就是在這一個年頭申請入黨的。同時他還發表了長達數十萬言的自我檢討，對過去的生活、思想、作品作了深刻的自我解剖。田漢當時已是文藝界知名人士，敢于這樣做是難能可貴的。”

董健所著《田漢傳》說：“誠然，左翼作家如蔣光慈、錢杏邨（阿英）、陽翰笙等，在此之前已對田漢發生過一些影響，但安娥的出現，就把這種影響深入到個人感情生活的細微之處了。……田漢的‘轉向’自有其政治大背景，但個人因素亦不可小視。”

當年的田漢之所以能夠成為后來的田漢，成為我們現在所了解的田漢，離不開安娥對他“左轉”的影響。

守口如瓶甘作無名

1933年，安娥經作曲家任光介紹，進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歌曲部工作。1933年秋的一天，國歌《義勇軍進行曲》的曲作者聶耳在街頭看到一位小報童，10歲左右的小女孩，身穿褪色的打著補丁的小花布罩衫，下著深色褲子，頭上扎著兩條小辮子，背了一個放報紙的大厚布口袋，另外還有一個放錢的小口袋，跑來跑去地叫賣晚報，聲音清脆悅耳，大家親昵地稱之為“小毛頭”。聶耳立刻產生了為她寫一首賣報歌的靈感，他請安娥觀察小女孩賣報的情形，安娥很快寫出了歌詞。聶耳一看很滿意，譜上曲子，兩人帶著歌單上街找到“小毛頭”，唱給她聽。“小毛頭”拍手稱好，又說如果能把“幾個銅板能買幾份報”的話寫進去，她賣報時就可以唱這首歌了，安娥隨即按照她的話寫下“七個銅板就買兩份報”。就這樣，“小毛頭”成了《賣報歌》的首唱者，后來聶耳把她介紹到聯華影業公司當了演員，參與拍攝了《人生》《暴雨梨花》《寒江落雁》等許多部影片。2004年5月，已是83歲老人的“小毛頭”楊碧君接受媒體采訪，深情回憶了首唱《賣報歌》的往事。

1934年，電影《漁光曲》在上海公映時創下連映84天的紀錄，片中由安娥作詞、任光作曲的同名主題曲《漁光曲》紅遍大江南北，安娥也隨之享譽海內外。聶耳認為，《漁光曲》開創了中國電影配樂的先河，他在《一年來之中國音樂》中說：“《漁光曲》一出，……其轟動的影響甚至成了后來的影片要配上音樂才能夠賣座的一個潮流。”此后，安娥與任光又合作了另一首膾炙人口的抗戰歌曲《打回老家去》。 任光后來前往法國學習，回國后應葉挺之邀參加了新四軍，皖南事變突圍時不幸中彈，犧牲在葉挺的懷中。

全民族抗戰爆發后，安娥撤離上海輾轉皖南、江西途中與田漢重逢，兩人十分激動，重新走到一起，1946年這對苦戀了17年的愛人終成眷屬。

安娥一生創作了大量詩歌、劇本、報告文學，集成厚厚的三冊《安娥文集》。然而，在這浩瀚的文海里，卻不見安娥對自己早年暗戰的記述。

◆《安娥文集》（上、中、下）。

關于在蘇聯政治保衛局的經歷，她在填寫黨員登記表時只簡略寫道：“1928.3月至1929.10月 蘇聯國家政治保衛局職員（東方部中國局的首長的助手） 證明人 周恩來。”

對于這段經歷，她一生都緊閉著紀律的閘門。對此，王禮錫在《戰時日記》中有很生動的記述，可見安娥在當時是何等的守口如瓶？我問壽昌“張小姐”是怎樣一個人？壽昌笑笑：“到俄國留過學，就算姓張吧。”“后來遇著留俄的，我就探問關于這位女性的消息，終探不出她的究竟。不但來歷探不出，她和壽昌的關系探不出，就連她的職業姓氏也探不出。她曾在新華藝專教過社會意識學，后來據她自己說在一個很奇怪的人家有點小職務。什么職務呢？她不說。就壽昌也似乎不甚清楚。許多人因為她的蹤跡不明，懷疑她是參加了某組織的秘密工作，而某組織中人又正在懷著驚疑去探問她。‘據說她姓李，是北平的一個大族。’伯奇說。這使我更增加許多幻想，是富室的逃妾嗎？是不滿意于家庭婚姻而逃出來的故家舊族的小姐嗎？這真是迷陣。”

解放后安娥對自己的隱秘經歷仍舊一帶而過，關于中央特科的工作經歷，她在自傳材料里只寫道：“在那兒主要工作上看守機關和抄寫簡報。”看守什么機關？怎么看守？遇到過哪些艱險？抄什么簡報？內容是什么？這些簡報對保衛黨組織起過什么作用？一概不談。

在《歷史思想自傳》中，涉及特科經歷，她只寫下六個字“請問陳賡同志”。

幸虧有陳賡等人的回憶、傳記，否則連上述這些一鱗半爪恐也無從知曉。那一輩的隱秘人都是這樣的，做起來舍生忘死，做完了緘默不語。生前不說，身后不留，寧愿讓自己的人生留白。

九十多年前安娥作詞的這些老歌，今天人們還在傳唱，怎能不令人感慨、令人欣慰！正如《安娥傳》序言中所說的那樣：如今的人們并沒有忘記安娥，仍在看著她的書，唱著她的歌。而她在隱蔽戰線無聲奉獻的那些動人故事，也一定會有人繼續挖掘，不斷傳頌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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