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回到120年前！伊朗為什么不能成為現代國家？

過去很長時間里，伊朗政治圈里流傳一個半公開的猜測：如果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嘎了，最可能的繼承者是他的次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如今，猜測變成了現實。

于是，一個頗具諷刺意味的歷史場景出現了：一個以“反君主制革命”建立的政權，最終又走回了父死子繼的道路。

俗話說，歷史是螺旋式上升的——進三步，退兩步。

我最近在看伊朗史，發現伊朗是一個無比特別的存在。這里，是進三步，退四步。

1 1906年的黎明

如果把時間撥回到二十世紀初，人們或許會驚訝地發現，伊朗曾經非常接近現代政治。

1906年，在商人、教士和知識分子的聯合抗議下，伊朗爆發了著名的憲政運動——伊朗立憲革命。

當時的伊朗由愷加王朝統治。這個王朝在十九世紀不斷衰落，一方面國內政治腐敗，另一方面又受到英俄兩大帝國的壓力。列強在伊朗的鐵路、礦產、關稅上擁有各種特權，幾乎把這個國家當作半殖民地經營。

國內的不滿情緒逐漸匯集。

令人意外的是，站在最前面的不是革命黨，而是三個看似互不相干的群體：巴扎里的商人、宗教教士和受過現代教育的知識分子。

他們的共同目標，是限制王權。1906年，在巨大的社會壓力下，國王被迫簽署憲法。

伊朗歷史上第一部現代憲法就此誕生。

這部參考了比利時憲法的伊朗《基本法》有幾個非常關鍵的原則：權力來自人民，而不是來自真主、議會代表全體人民、實行君主立憲制和三權分立。

在那個年代，這樣的制度甚至比很多亞洲國家都先進。

換句話說，二十世紀現代政治的曙光，曾經短暫地照進伊朗。

2 1908年的黑夜

然而，黎明并沒有持續多久。

1908年，愷加王朝的國王發動政變，炮轟議會大樓，廢除了憲法。憲政運動的領袖們被捕、流亡或處決。

這場政變說明了一個簡單的道理：在紙面上寫下憲法，并不等于權力結構已經改變。

不過故事還沒有結束。

1909年，立憲派武裝力量重新集結，從各地進軍首都，推翻了專制派。議會重新召開，憲法恢復。

伊朗似乎又回到了現代國家的軌道。

但很快，更大的力量出現了。1911年，俄國軍隊直接進入伊朗，迫使政府解散議會。

原因很簡單，俄國不希望一個獨立、現代化、擁有議會政治的伊朗出現在自己南方。

于是，這場本來充滿希望的憲政實驗，就這樣被外力終結。

憲法并沒有正式廢除，但它已經癱瘓。

3 強人禮薩·汗

接下來登上歷史舞臺的人，是一個軍人——禮薩·汗。

1921年，他發動軍事政變，逐漸掌握國家權力。他打出“建立現代共和國” 旗號，效仿凱末爾。

但是宗教階層強烈反對共和，說什么“凡稱共和國者，皆與信仰為敵”，還引發大規模抗議。

既然這樣，他還能咋辦呢？1925年，他廢黜愷加王朝，自立為王，建立了巴列維王朝。

登基之后，他直接指定議員人選，選舉被嚴格操控，議會只能批準他的法案，取締所有政黨，實行嚴格新聞審查，廣播與媒體國家壟斷，全國劃分為49個州，由他直接任命官員；軍隊、司法、行政大權集于一身。

他認為，伊朗社會分裂、落后，民主只會導致爭論、內耗、改革停滯，只有強人集權，才能快速推進世俗化、工業化、國家統一，擺脫外國控制。

禮薩·汗就是一個典型的強人。在他的統治下，伊朗確實發生了巨大變化：修建鐵路、建立現代軍隊、推動教育改革、推動世俗化，甚至連服裝都被改革——男性必須穿西式帽子。

這些改革在短時間內確實增強了國家能力。但問題也逐漸顯現。

一旦一個政權開始依賴極權手段，統治者往往會發現，權力太好用了，沒有任何人愿意主動放棄它。

禮薩·汗曾想過的共和，早已被扔到歷史的垃圾堆。

4 沙阿的專制

二戰前，禮薩·汗和希特勒眉來眼去、商業互吹，是德國的準同盟，擁抱納粹的“雅利安敘事”，為此還把國名從波斯改為“伊朗”，意為“雅利安人的土地”。

1941年，英國和蘇聯南北夾攻，禮薩·汗被迫退位，他的兒子穆罕默德·禮薩·巴列維繼位。這位年輕的國王，就是后來世界熟知的“伊朗沙阿”。

他的統治時期長達近四十年。

在冷戰格局中，他成為西方的重要盟友。美國支持他的政權，希望伊朗成為中東的穩定力量。

1963年，伊朗全民公投通過搞“白色革命”，是一場以土地改革、世俗化、西方化為核心，自上而下的“不流血” 現代化改革，目標是把伊朗建成 “中東的日本”。

需要特別強調的是，還賦予女性選舉權、被選舉權、受教育權、工作權；限制一夫多妻。

白色革命靠石油美元與獨裁強權強行推進，有經濟增長，無社會公平；有世俗化，無政治自由。

并且還越來越專制。

巴列維建立了著名的秘密警察機構——SAVAK，反對派被逮捕、流亡或消失，議會依然存在，但基本上只是形式。

與此同時，社會矛盾不斷積累。貧富差距擴大、農村人口涌入城市、宗教力量對世俗化改革不滿。

最終，這些矛盾在1978年爆發。

5 真正的人民革命

1978年的伊朗革命，是二十世紀最典型的群眾革命之一。

幾乎所有社會階層都參與其中：學生、工人、商人、宗教人士、知識分子，他們有不同目標，但有一個共同要求：推翻獨裁統治。

沙阿最終逃離伊朗，革命勝利了。

如果故事到這里結束，伊朗也許會成為一個議會民主國家。

但歷史再次發生轉折。

革命者從巴黎迎回了一位宗教領袖——魯霍拉·霍梅尼，這位流亡多年的教士，很快成為革命的象征人物。

隨后，他建立了一種全新的政治制度：神權共和國。在這個體系中，最高權力屬于宗教領袖，而不是民選政府。

理論基礎是“法學家監護”，簡單來說：國家需要由最有宗教知識的人來領導。

于是，一個奇妙的政治結構誕生了，有總統，有議會，有選舉，但在這些機構之上，還有一個終極權威——最高領袖。

6 革命的循環

革命原本是為了結束專制。

但最終卻建立了新的專制，甚至還不如以前的那個，畢竟巴列維是世俗政權。

霍梅尼去世后，最高領袖的位置由阿里·哈梅內伊繼承。在他的統治下，這套制度穩定運行了幾十年。而現在，新的繼承者是他的兒子——穆杰塔巴·哈梅內伊。

回顧一百多年的伊朗近代歷史，會發現一個奇特的循環：

1906年：憲政革命，追求民主；

1925年：強人統治，現代化專制；

1979年：人民革命，推翻獨裁；

如今：神權體制加上家族繼承。

我們可以做一個“伊朗歷史學家”的游戲。1906年進5步，1908年退3步，1909年進3步，1911年退3步，1921年進2步，1925年退2步，1978年進1步，1979年退4步。

結果是-1。也就是一夜回到上世紀初。

7 他們很清楚

伊朗在一百多年里反復在專制與革命之間搖擺，并不是偶然，而是多種力量共同作用的結果。

首先是宗教力量的特殊地位。伊朗的什葉派教士階層在社會中具有極高的獨立性和組織能力。伊朗的宗教機構并不完全依附國家，而是擁有自己的財產、教育體系和社會網絡。這意味著，在國家權力之外始終存在一個強大的平行權威。

1906年的憲政運動中，教士可以成為反對王權的力量；1979年的革命中，他們又能夠迅速接管國家機器。當宗教權威進入政治核心后，又天然傾向于維護一種神圣合法性，而不是接受現代政治的權力制衡。

第二個原因，是俄國力量長期存在的陰影。伊朗近代政治幾乎從一開始就處在北方大國的壓力之下。外部干預不斷打斷伊朗內部政治的發展節奏，使制度難以穩定演化。每一次政治改革剛剛開始，就可能被地緣政治重新改寫。

第三個原因，是歷史過于悠久帶來的慣性。伊朗擁有兩千多年的帝國傳統，從居魯士大帝的阿契美尼德帝國開始，中央權威一直是政治結構的核心。長期的帝國歷史塑造了一種政治文化：社會習慣于尋找一個“至高權威”，而不是依賴制度運行。

換句話說，伊朗人對國家的想象更接近帝國，而不是共和國。

如何終結歷史的鬼打墻？

其實，人民很清楚，路徑也很清楚。

但能在野蠻與專制中攫取權力和利益的群體，全力阻止伊朗轉到正確的方向，包括掌權者、鼓吹者。

他們都是國家真正的敵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