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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湖學"專刊(十一)——古今文人的鑒湖情懷
—何信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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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東漢順帝永和五年(140)會稽郡守馬臻為除水患,發動民工圍堤筑湖至今,已歷時1875年。滄海桑田,今非昔比。被宋人稱為鑒湖的當年江南最大的水利工程經歷了由小到大,由大到小的歷史演變,風姿不再當年。但千百年來留在文人心中和筆下的鑒湖情懷依然十分濃烈,宛若稽山那樣堅定和沉著,好比鑒水那樣嫵美而多情。此乃越人特有的精神紐帶,值得后人好好地追溯與歌頌。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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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傳統文化有一個重要的觀念,就是天人合一,其表現形式之一,就是將人物與他出生與生活的地理環境聯系起來,從中尋找出一定的規律,形成一門獨特的學問,這種學問,在古代稱之為堪輿,民間稱之為風水。風水理論有否科學依據,從古至今眾說紛紜。
在筆者看來,對此持完全否認或完全肯定的態度都過于絕端。如果將風水學中那些迷信的成分剔除掉,還是有它的可取與合理之處的。古今中外的大量事例證明:人的成長與環境是有聯系的,環境包括自然環境與人文環境,而風水學其實就是中國古代的環境學。
作為萬物之靈的人是環境的產物,既能適應環境,也能改造環境。這才是真正意義上的天人合一。
1999年,紹興印山越國王陵被發掘以后,轟動全國。著名歷史地理學家陳橋驛先生(1923—2015)與我一起被央視作為特邀嘉賓,在發掘現場接受了采訪。陳先生講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觀點,我十分贊同。
紹興的自然環境和生態環境并不是一開始就是很好的,在越國時期屬于窮山惡水的蠻夷之地。當越王勾踐把國都從會稽山遷移到山麓沖積扇平原地帶時,這里還是一片潮汐出沒的沼澤地,后來通過圍堤筑塘,發展了種植業和畜牧業,增強了國力,才逐步改變了生存環境。經過越族先民的艱苦奮斗,一代一代開拓下來,特別是在漢代馬臻造了鑒湖以后,才有了后來這樣山清水秀的環境。
地靈人杰乃風水學的重要理論,用現代地理環境學來解釋,地理環境優越的地方,比較容易出優秀人才,也比較容易吸引外來的人才。“鑒湖越臺名士鄉”,這是一代偉人毛澤東對紹興歷代名人輩出盛況的經典性概括。而稽山鑒水越都城是紹興這座江南古城的形象性代表。“名士”在古代或指有名而不仕者,或指得名早于得官者。隨著“士”這一中國社會具特殊身份的人物階層的消失,作為中國傳統文化概念的“名士”已成為歷史詞匯,今天所指的名士往往泛指知識分子中的出類拔萃者,故名士文化說到底就是人才文化。歷來名士多文人,而詩情浪漫是文人的共同特征。
越地自古出人才,或因地緣,或因人緣,其主體部分自然應該是出生于稽山鑒水的名人,但也應包括曾經在這一帶生活過、工作過、治學過的名人,即所謂客籍人士。甚至還應該包括那些曾經來此游歷過并留下重要詩文的外地名人。總之,凡與稽山鑒水發生過關系的文人墨客,盡管其經歷不同,個性獨具,才華各異,貢獻不一,但都有一個共同的精神譜系,以鑒湖為例,即可稱之為歷代名人的鑒湖情懷。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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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湖曾經以其旖旎的風光激發過許多詩人的創作熱情,而詩人的吟詠又為這一亙古勝跡增添了無限風光。
古今文人之所以愛鑒湖,是因為鑒湖之水清澈。
唐代詩人描寫鑒湖水清的句子不勝枚舉。“試覽鏡湖物,中流到底清”(孟浩然《與崔二十一游鏡湖》)、“鏡湖水如月,耶溪女似雪”(李白《越女詞》)、“鏡浪洗手綠,剡花入心春”(孟郊《送淡公》)、“綠波春水湖光滿,丹檻連楹碧嶂遙”(李紳《東武亭》)、“海山窗外近,鏡水世間清”(姚合《送朱慶馀》)、“晴湖勝鏡碧,寒柳似金黃”(賈島《送人適越》)。
在唐代文人的筆下,鑒湖之清已宛然在目,以“綠”與“碧”相形容,為的是表明清之程度,“勝鏡”之描寫,在于在夸張中突出湖之清亮。
相傳軒轅磨鏡石在鑒湖。南朝文學家任昉《述異記》云:“世傳軒轅磨鏡湖邊”。故鑒湖又名鏡湖。這是軒轅與紹興有關的唯一一次記載。成書于1201年的南宋《嘉泰會稽志》尚言:“今軒轅磨鏡石尚存,石畔常潔,不生蔓草。”惜今已不知所在。
宋代文人描寫鑒湖水清似鏡的句子也比比皆是。“鑒湖清可啜,蕺菜柔堪餉”(程俱《泛舟鑒湖》)、“繞亭春水縠紋生,拍岸風微鏡面平”(王庭珪《波光亭》)、“荷枯葦折洲渚出,深處不變清琉璃”(陳淵《過鑒湖》)、“春水如天浪未生,扁舟真在鑒中行”(王十朋《過鑒湖》)、“鏡湖三百里,風止鏡面平”(陸游《舟中詠》),而元人則直接把鑒湖寫成是一面鏡:“清光湖面鏡新磨,樂意船頭酒既多“(張可久《雙調水仙子·鑒湖春行》)、“我愛鑒湖水,明如照膽銅”(于立《鑒湖》)。
宋以后,詩人形容鑒湖之清,不但依然以“鏡”比照,而且又以“玻璃”作比了:“聞道山陰景,湖光一鏡秋”(明·楊榮《鑒湖一曲》)、“風流追賀老,輕漾軟玻璃”(清·釋與宏《鑒湖》),足見鑒湖水清的特點,歷來有口皆碑。
古今文人之所以愛鑒湖,是因為鑒湖湖面廣闊。
作為我國古代最大的水利工程之一,鑒湖南依會稽山脈,北至人工堤,東抵東小江(今曹娥江),西近西小江(今浦陽江)控制集雨面積610平方公里,灌溉面積達9千頃(約40萬畝),號稱八百里鑒湖,以其堤壩之長,水面之廣,洩水設施之多(有水門69所),在當時及以后相當長時期內,居全國乃至世界之首。一望無際、方圓百里、碧波萬頃的鑒湖水與南邊千巖競秀,萬壑爭流、峰巒疊翠的會稽山交相輝映,山川秀色令人應接不暇,凡到過鑒湖的歷代文人,無不感嘆鑒湖的浩大。
唐代詩人宋之問曰:“漾舟喜湖廣,湖廣趣非一。”(《早春泛鏡湖》)李白曰:“鏡湖三百里,菡萏發荷花。”(《夏歌》),方干曰:“鏡 水周回千萬頃,波瀾倒瀉入君心。”(《越中逢孫百篇》)宋代詩人曾 鞏曰:“南湖一吸三百里,古人已疑行鏡里。”(《南湖行》)元代詩 人陳高曰:“上下宇宙混,東西堮垠無。浩淼浸百里,仿佛吞三吳。”(《觀湖》)明代詩人徐渭曰:“鏡湖八百里何長,中有荷花分外香。”(《鏡湖》)清代詩人李慈銘則曰:“八百里湖規作鏡,供他十萬畫娥 眉。”(《鑒湖柳枝詞》)
誠然,詩人筆下的八百里水面,似有夸張之嫌,但湖面寬闊令游人心曠神怡,卻是不爭的事實。
古今文人之所以愛鑒湖,是因為鑒湖景色美麗。
說鑒湖景美,一與水清域廣有關,二與四周山色有關,三與湖中物產有關,四與域內的風俗有關。
綿延百里、碧波環山的帶狀湖泊,形成了稽山鑒水的特有風光。鑒湖不僅造就了土肥壤沃的魚米之鄉,更造就了波光山色的秀麗風景。
幾十里長的鑒湖水系,本身就是一條多姿多采的風景長廊,舊有著名的鑒湖八景,即:東山春望、爐柱晴煙、七巖觀魚、清潭看竹、石室烹泉、南洋秋泛、五橋步月和棋枰殘雪,分別與春夏秋冬的景色相對應。
放眼鑒湖兩岸,只見遠處青山疊翠,村落掩映,近處河道縱橫,碧波蕩漾。岸邊埠頭,水中橋影,魚歡蝦躍,菱荷飄遙,綠洲片片,漁寮點點,真是人在鏡中游,舟在畫里行。江南田園,詩情畫意。水鄉澤國,清涼恬靜。
鑒湖建成初始,即聲名鵲起,晉室南遷,引來大族士人,高僧墨客,心儀而游,舒暢而居。自東晉王羲之的“山陰道上行,如在鏡中游”始,至唐宋元明清,千年吟誦不絕,代有名作問世,特別是唐代,鏡湖成為浙東唐詩之路上的一顆璀璨的明珠。一路佳句,滿目琳瑯。李白、杜甫、白居易等詩壇巨擘慕名而至,留下珠圓玉潤、四照玲瓏之詩句。如李白的“遙聞會稽美,且度若耶水”,杜甫的“越女天下白,鏡湖五月涼”,白居易的“時看鏡中月,獨向衣上落”,更為鏡湖大增光彩。乃至于到了近現代,隨著歷史風雨的侵蝕,時代變遷的淘沙,美麗的鑒湖被圍填蠶蝕,面積大為縮小,但由于鑒湖地貌豐富,南北有多脈山丘相擁,湖中遍布河、洲、島、灘,其水鄉特色與田園風光景韻猶存,正像一位未經包裝而美麗純情的村姑,其魅力依然,風情猶在。以至于生長在鑒湖之畔的現代散文作家許欽文發出了“‘風景如畫’的意義,只有到紹興才能深刻體會到”的感嘆。
古今文人之所以愛鑒湖,是因為鑒湖物產豐富。
鑒湖物產豐富,天下聞名。就岸邊動物而言,就有燕、雁、鷗、鳩等飛禽,猿猴等走獸;就岸邊植物而言,則有竹、杏、桃、李、梅、桑、柳、菰,既有觀賞價值,又有經濟收入。尤其是水上經濟作物,有莼、蓮、菱、芡等遍布全湖,向為歷代詩人所樂道。
紹興為中國黃酒之鄉,有名的“三缸”(酒缸、醬缸、染缸)與“三烏”(烏干菜、烏氈帽、烏篷船)一起組成了特有的風物標志。這些風物的存在和盛行,都與鑒湖息息相關。
水為酒之精。好水必有好酒。鑒湖以水優質異取勝。“汲取門前鑒湖水,釀得紹酒萬里香。”取之不盡的鑒湖水,是釀造紹興酒不可取代的水源,也是紹興自古以來發展釀造業得天獨厚的天然條件。
一直以來,紹興釀酒離不開鑒湖三曲水。第一曲是紹興湖塘古城口;第二曲是蔡山橋、型塘口、阮社、雙梅;第三曲是古杏買橋或竹牌橋、漓渚江口向鐘堰轉入青甸湖直至東浦大江。三曲地帶湖水更澄,沿曲又多竹林,氣候溫暖濕潤,最宜于酵母菌的生長繁殖,有利于釀酒,故在三曲地帶形成了一個釀酒區。俗話說:“紹興老酒出東浦。”東浦的釀酒業,便是三曲的典型代表。
紹興歷代文人的創作生涯都是在酒文化與水文化交相輝映的環境中詩興大發、文思泉涌的,陸游的“船頭一束書,船尾一壺酒”,王安石的“若耶溪上踏莓苔,興罷張帆載酒回,汀草岸花渾不見,青山無數逐人來”、李慈銘的“清明憶,老屋傍霞川,十里酒香村店笛,半城花影估人船,水閣枕書眠”(《望江南》)都是這種生活的反映。
古今文人之所以愛鑒湖,還因為鑒湖民風淳厚。
在文人墨客的筆下,鑒湖流域的百姓,其民風習俗充滿了詩情畫意,不論是采蓮摘菱、湖上泛舟、櫓聲槳影、烏篷風情,還是晨鐘暮鼓、醇酒飄香、龍舟競渡、廟會社戲,皆能引起他們的濃厚興趣,以至于妙筆生輝,佳句連連。
有描寫采蓮的:
“南湖采蓮女,日日南湖歸。蕩槳嬌無力,水濺越羅衣。無心卻回棹,貪看鴛鴦飛”。(明·玉峰主人《采蓮曲》)
有描寫采菱的:
“結伴采菱興倍來,前歌來歇后歌催。今宵況是團圓夕,好待橫塘月上回”(清·陳滋《鑒湖采菱曲》)。
有描寫競渡的:
“綠波春水湖光滿,丹檻連楹碧嶂遙。蘭鹢對飛漁棹急,彩虹翻影海旗搖。斗疑斑虎歸三島,散作游龍上九霄。鼉鼓若雷爭勝負,柳堤花岸萬人招。”(唐·李紳《東武亭》)
有描寫泛舟的:
“越女紅裙嬌石榴,雙雙蕩槳在中流。憨妝又怕旁人笑,一柄荷花遮滿頭”。(明·徐渭《鑒湖竹枝詞》)
有描寫晨鐘暮鼓的:
“百年鼎鼎世共悲,晨鐘暮鼓無休時。”(宋·陸游《短歌行》)有描寫美酒與社戲的:
“梅花人日草堂前,久客逢春倍自憐。尚有天涯兄弟契,幸遇鄉里龍鐘年。酒香魚鼓村頭社,燈影青山雪里船。為語東風歸葉隼,南湖煙月占君先。”(清·李慈銘詩)
對于歷代文人來說,鑒湖是沃土,是甘泉,如人之血液,是須臾不可分離的依托,是源源不斷的創作源頭。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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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文化史上許多重量級的人物都與鑒湖有著千絲萬縷的聯系。
歷代有名的詩人中最早對鑒湖發出感慨的當數晉人顧愷之,其“千巖競秀,萬壑爭流,草木朦朧其上,若云蒸霞蔚”成為流傳千古的名句。其后,王羲之、謝安、孫綽、賀循、支遁等士大夫聯袂南來,或泛舟于湖中,或騎驢于山陰道上,蘭亭雅集以后,鏡湖名聲大振,成為唐詩之路的重要一站。
李白、杜甫、崔顥、劉長卿、李頻、孟浩然、李欣、王昌齡、白居易、李賀、方干、朱慶余、溫庭筠、吳融、嚴維、李紳、賈島、高適、元稹等走一路吟一路,歌盡鑒湖秀色美景。詩人宋之問來越州寫了七首詩,其中就有六首是描寫鑒湖的。
唐代詩人中與鑒湖關系最密切的自然要數賀知章。
賀知章(659—744),字季真。早年遷居山陰。少時即以詩文知名。唐武后證圣元年(695)中進士,初授國子四門博士。后歷任太常少卿、禮部侍郎、集賢院學士、太子右庶子、工部侍郎、銀青光祿大夫兼正授秘書監,因而人稱“賀監”或“賀秘監”(今紹興勞動路有賀秘監祠)。在其50多年的官宦生涯中,最有意義的事,就是賞識了李白。
唐天寶元年(742)李白得會稽道人、詩人吳筠的推薦而入長安,待玄宗召見,其時李白還是一位布衣詩人。住在普通的旅館里,知章聞其才,首訪之,覽白所呈《蜀道難》一詩,再三稱賞,揚眉謂之曰:公非人世之人,可不是太白金星耶?稱其為謫仙,兩人相見恨晚,遂成莫逆。賀知章即邀李白對酒共飲,并以所佩金龜換酒,開懷暢飲,成為千古佳話。
公元744年,唐天寶三年,知章精神恍惚,夢游天庭,請為道士,求還山陰故里,以住宅為千秋觀。玄宗賜鑒湖一曲為放生池,并以其子曾子為會稽郡司馬,以便侍養。李白深情難舍,作《送賀賓客歸越》詩道:“鏡湖流水漾清波,狂客歸舟逸興多。山陰道士如相見,應寫黃庭換白鵝。”不幸,賀知章回越州故里不到一年,便仙逝道山。李白聞訊十分悲痛,揮淚寫下了《對酒憶賀監二首》,其一曰:“四明有狂客,風流賀季真。長安一相見,呼我謫仙人。昔好杯中物,今為松下塵。金龜換酒處,卻憶淚沾巾。”其二曰:“狂客歸四明,山陰道士迎。敕賜鏡湖水,為君臺沼榮。人亡余故宅,空有荷花生。念此杳如夢,凄然傷我情。”
賀知章故里在今鏡湖新區壺觴道士莊,與陸游故里三山相接。賀知章致仕返鄉時,自號黃冠道士,故其故里名道士莊。公元747年,唐天寶六年,李白來到越中,特地到鑒湖道士莊尋訪賀知章,此時賀知章去世已一年多,李白不無遺憾地在《訪賀監不遇》中寫道:
欲向江東去,定將誰舉杯?稽山無賀老,卻棹酒船回。
李白首訪道士莊后,朱慶余、溫庭筠都來過道士莊造訪。
直至清嘉慶年間(1796—1820)編的《山陰縣志》,還在插圖中標明道士莊的位置。
“千金不須買畫圖,聽我長歌歌鏡湖。”陸游一生,與鏡湖結下了不解之緣。他自稱“五十年來住鏡湖”(《劍南詩稿·秋興》)。在其86年的生涯中,大約有四五十年時間生活在鑒湖邊。他的兩處別業,山陰三山別業在鏡湖之陽,會稽石帆別業在鏡湖之陰,在家鄉隱居時,他“記取鏡湖無限景”(《劍南詩稿·秋社》),或“倦游我夢鏡湖秋”(《劍南詩稿·泛舟》),或“又向湖邊上野航”(《《劍南詩稿·九月三日泛舟湖中作》),或“霜曉肩輿在湖上”(詩題),在浩渺的湖水中張揚個性;在外出為官時,他擔心,“久著朝衣負此湖”(《劍南詩稿·泛舟》),或“南湖西塔有幽期”(《劍南詩稿·雨中遣懷》),但愿“收身歸死鏡湖傍”(《劍南詩稿·閉戶》),鏡湖成了他一生的歸宿。
陸游一生作詩上萬首,其數量之多可稱中國文人之首。同樣,在中國所有的詩人中,陸游是寫鑒湖詩歌最多的一位。據陸游研究專家鄒志方教授統計,陸游在鑒湖隱居時所作的詩詞,幾乎占了他全部詩詞的三分之二。
需要強調指出的是:陸游寫了那么多與鏡湖有關的詩詞,并不僅僅是為了欣賞美景,陶醉風情,更多的是反映民情,關注民生,對由于人為破壞,給鏡湖所造成的災難與損失,他是痛心疾首的。其歌唱鏡湖、關心鏡湖、保護鏡湖的愛鄉深情和清貞操守,至死不渝。
明代紹興城里出過兩大奇才,一是徐渭(1521—1593),字文長,被譽為“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的怪異之才,也是至今紹興家喻戶曉的人物;另一位是張岱(1597—1689),字宗子,在普通老百姓中間鮮為人知,卻是明清之際一位了不起的文化大師,在國際上有很高的知名度。兩人都對鑒湖情有獨鐘。
徐渭酷愛越中山水,在鑒湖之畔,寫下了諸多歌詠之作,人稱鑒湖奇士。如“杏子紅衫一女郎,郁金衣帶一葦航。堤長水闊家何在?
十里荷花分外香。”活脫脫一幅綺麗的鑒湖風光圖。其足蹤遍及鑒湖兩岸的大小村落,戲臺廟宇,名勝古跡。
徐渭詩歌中還有許多描寫鑒湖特產的詩,并將它們畫在紙上,這是許多詩人中所少見的。
張岱也是個“鑒湖迷”。在《湘湖》一文中,他把鑒湖比作“可欽而不可狎”的美人,而把湘湖比作“處子”,把西湖比作“名妓”,人人得而媟褻之。(張岱《陶庵夢憶·汀湖》)
生活在鑒湖之畔的明末愛國志士祁彪佳(1602—1645),別號遠山堂主人,他不僅是個好官,更是明末杰出的戲曲理論家、園林學家和藏書家。鑒湖的美景深深地感染了他。他的《游云門寺》、《游小隱山》、《游賀家池》、《卜筑寓山》、《納涼》等詩,都是描寫鑒湖美景和抒發自己心情的佳作。
他幾歷寒暑,精心構筑的寓園,有幾十處景點,處處為鑒湖增光溢彩。他的《越中園亭記》在中國園林建筑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祁彪佳以建園而美化了鑒湖,又以堅持民族氣節以死抗爭而震動華夏,因而被譽為鑒湖的忠魂。前幾年我陪日本祁彪佳研究專家松本隆三到柯巖尋訪寓山與寓園遺跡。日本友人在原址上足足留戀了好幾個小時,可見祁彪佳的影響早已走出國門。
清代文史大家李慈銘(1830—1894),家就在鑒湖邊上。柯巖、湖塘均有他的別業,其詩文的一個重要內容,就是游歷鑒湖,嘔歌鑒湖。他曾用極其精煉的語言對鑒湖作了概括:“艷極湖山,人傳圖畫。”有時與友人駕舟出游,一去就是一個月。他的《鑒湖竹枝詞》不但寫了鑒湖的風光,也寫盡了鑒湖的物產與風俗。可以毫不夸張地說,清代文人中無人能出其右。
辛亥英烈秋瑾(1875—1907)自號鑒湖女俠,孫中山、周恩來都贊美她是女中豪杰。她是喝鑒湖水長大的,她愛鑒湖,更愛鑒湖之畔的鄉親,她的《劍歌》,歌頌了先人的膽劍精神,是鑒湖孕育了這位最英勇、最堅強的巾幗英雄。
在離鑒湖女俠的福全山故里不遠的今漓渚鎮棠二村所在的母嶺山上,長眠著一位鮮為人知的辛亥志士張竹笙(1875—1921)。其早年投身革命的故事頗具傳奇色彩。張氏為漓渚望族,廣有家產。100多年前的一個早上,漓渚小步村爆出一條新聞:已有一子二女,生活十分溫暖的張家店王(老板)突然離家出走,就連他的妻子也不知丈夫去向,直到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張鴻從外面回來,謎底才徹底解開。
原來張鴻的姑母張淳芝就是秋瑾的嫂嫂。紹興舊俗,逢年過節,至親之間,互相走訪,來往頻繁。張鴻與秋瑾就這樣認識了,兩人同歲,一見如故,互贈禮物。1907年秋瑾被害,更堅定了張鴻推翻封建帝制,投身革命的決心,于是才有了離家出走這一幕。
張鴻后來在辛亥革命中屢建奇功,至今在海外還有影響。惜在世僅47年。張竹笙之墓歷經風雨的洗劫,早已成為荒丘,后經子孫出資重修,至今完好如初。2年前,我陪張最小的女兒(也已92歲)上山祭掃,盡了晚輩之禮。
眾所周知,現代文豪魯迅(1881—1936)創作的絕大多數文學作品,包括小說和詩歌,其背景都是故鄉紹興的鄉土風貌。不論是自然景物還是人文環境,也不論是細節描寫還是人物語言,都可以在紹興找到原型。尤其是《風波》與《社戲》。其中反復出現的土場、航船、馬桕樹、戲臺,把浙東一帶的風景與民俗充分展示出來。
1925年發表的《好的故事》是作者留給世人的唯一一部散文詩,于今讀來,仍使人如歷其境:“我仿佛記得坐小船經過山陰道,兩岸的烏桕、新禾、野花、雞、狗、叢樹和枯樹、茅屋、塔、伽藍、農夫和村婦、村女、曬著的衣裳、和尚、蓑笠、天、云、竹……都倒映在澄碧的小河中,隨著每一打槳,各各夾帶了閃爍的日光,并水里的萍藻游魚,一同蕩漾。”這完全是當年鑒湖兩岸風光的實景描寫。在這位鑒湖之子的心目中,母親河留給他的印象是6個字:美麗、幽雅、有趣。這也是中年魯迅對故鄉所作的一個美好的夢景。
除魯迅以外,對鑒湖滿懷深情的還有新中國開國總理周恩來(1898—1976)。三年自然災害期間,紹興也和全國各地一樣,糧食空前緊張。為深入民間,掌握實情,周恩來在浙江省副省長霍士廉的陪同下親自去了一趟鑒湖。對于鑒湖,總理并不陌生。1939年他回紹探親時曾泛舟湖上,還考察了快閣與蘭亭。魚米之鄉吃不上魚讓總理十分揪心。回家后立刻致電浙江省委,并且親自批了一部分糧食給浙江。其對故鄉父老的赤子之心,讓鑒湖兒女永記不忘。
(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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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數百年。”(清·趙翼《論詩其二》)
紹興人鐘情“母親湖”,從鑒湖誕生之日起,它就成了紹興水利的代名詞。為了鑒湖的生存與發展,紹興人民進行了艱苦卓絕的斗爭,為了鑒湖的延續與保護,自東漢以來,涌現出了一大批為民獻身的志士仁人。為營造鑒湖而血濺長空的太守馬臻自不必說,晉代修鑿西興運河作出貢獻的賀循,唐代為興修海塘作出努力的李俊之,明代為三江閘的建造嘔心瀝血、立下汗馬功勞的知府湯紹恩同樣是鑒湖水系的功臣,值得后人永遠緬懷。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盡管與歷史上的全盛時期相比,今天鑒湖水系的實際面積只及古鑒湖的六分之一,但在后人的心目中,早已把紹興的江南水鄉風光統統稱之為鑒湖風光。鑒湖的人文精神早已深深地銘刻在歷代文人的心中,成為不渴的精神動力之一。鑒湖人的聰明智慧與創造精神,鑒湖人的美麗多情與堅韌沉著,早已成為中華民族優秀文化在越中大地的見證。自新中國成立以來,從鑒湖之畔走出了一批又一批才能不凡、成就卓著的杰出人才,足以為鑒湖風光增添新的光彩與魅力。
為繼承鑒湖詩圣陸游的巨大文化遺產,弘揚先賢的愛國愛鄉精神,1939年出生的紹興文理學院教授鄒志方先生,幾十年如一日地沉浸在陸游研究事業上,先后出版了《歷代詩人詠鑒湖》、《陸游詩詞淺釋》、《陸游家世》、《陸游詩詞選》等專著,成為名副其實的陸游研究專家。
談到湖桑風光,不能不提到清水閘。它在湖桑埭西面,與湖桑埭隔湖相望。它四面環水,其實是個島嶼,紹興人稱圓渡,是鑒湖的許多圓渡之一。清咸豐年間,這里出過紹興歷史上最后一位狀元陳冕(1859—1893)。此人曾出任過湖南鄉試主考,取士甚多。他發跡后數度回鄉祭祖,平日以急公好義、熱心公益聞名鄉里,惜英年早逝,年僅35歲。
陳狀元去世43年后的1936年5月11日,清水閘的一戶書香人家誕生了一個身材瘦小的男孩,與蔡元培同窗過的清末秀才出身的外祖父羅允誠為他取名陳宗棠。宗棠14歲時隨父母遷居紹興城府橫街的王家臺門。50多年前,當筆者還是頑童時,比鄰而居的宗棠叔就成為我的第一位啟蒙老師。他自幼就崇拜魯迅,愛讀《紅樓夢》與《水滸傳》,其文學才能在他的早年就已經顯示出來。但他的人生之路卻并不像他的主要筆名“馬蹄疾”那樣春風得意。疾病、失學、失業、下放勞動、病困、遭人歧視與批斗……都讓他碰上了。是歷代先賢發憤圖強、自強不息的精神給了他不屈不撓的力量。他把自己的這種拼搏精神自嘲為“輪胎精神”,說“我這個輪胎就是用別人的嘲諷和欺侮打足氣的”。他從社會的最底層起步,靠自學成才,從一位普通的學徒工成長為研究員,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的專家,成為聞名學術界的魯迅和現代文學研究專家,先后受到3位中國大學者(夏承燾、郭沫若、胡喬木)的關愛與青睞,出版了500多萬字的專著,這在全國都是十分罕見的。1996年元旦一過,當馬蹄疾去世的消息傳來時,《紹興市志》已經定稿,為了紀念這位頗能代表紹興人精神的鑒湖之子,筆者破例為他寫了1500字的傳記,作為市志人物傳的壓卷之作,并配發了馬蹄疾的照片。《紹興市志》已被中國地方志指導小組評為全國志書的“奪冠之志”,馬蹄疾的名字和事跡也將隨著他家鄉志書而傳遍國內外。無論就人品還是對社會的貢獻而言,他都是當之無愧的。
今鑒湖西端,架西跨湖橋處,便是湖塘,民間向有“十里湖塘,廿里湖桑”之說。湖塘的鑒湖風光,包括十里長街、七尺廟、古城、吳塘及香林花雨景區。
與馬蹄疾有著類似經歷的胡世慶,1944年出生于湖塘一破落地主家庭,少小失學,父母離異,一生吃盡千辛萬苦,但仍在苦境中堅持自學與寫作,在人生的關鍵時刻,先后受到多位中國大學者的關注與青睞。其傾注畢生心血寫成的皇皇巨著《中國文化通史》一版再版,可謂前無古人,后啟來者。《通史》第七編專設水利一節,其中就有馬臻筑鑒湖的記載。這是對傳統官版的史書中缺少對馬臻記錄的最好補充。
家住鑒湖新村的謝涌濤1934年出生,自幼在鑒湖之畔長大,是一位興趣廣泛而又多才多藝的傳統型知識分子,靠自學,成為“國家一級舞美師”,其創作的舞臺設計大都以鑒湖風光作為背景。為了完成《紹興古戲臺》這部學術專著,他背著照相機,自費走遍了全國十幾個省市的山間田野,拍攝了許許多多不同類型的古戲臺照片,其中不少照片就來自鑒湖流域。
同樣在鑒湖邊出生與長大的詩人張德強(筆名強弓),1972年在上海《解放日報》發表處女詩作《水田》,被收入多種詩選本,并被譯成英、法文介紹到國外。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這位“鑒湖詩人”已在全國幾十家報刊發表過抒情詩近千首,已出版詩集多本。現擔任浙江省作協詩歌創作委員會主任,其詩歌創作的美感,很多來自鑒湖。
1997年5月,我收到著名外國文學家羅大岡教授(1909—1998)從北京寄來的《羅大岡散文選集》。在這一年前,我曾去北京大學燕東園拜訪過這位紹興籍學者。臨別時,他告訴我有一本與紹興有關的散文集正在印刷之中。憑著一位飽經滄桑的老一輩知識分子所特有的體驗,羅大岡的散文質樸自然,清新流暢,抒寫的是他率真而深摯的感情軌跡。特別是題為《鑒湖魂》的那一篇,讀后令人久久不忘。現摘錄其中一段作為本文的結尾:
我愛鑒湖,至死不變。我在杭州住過十多年。明媚的西湖風光曾經給我欣賞與陶醉。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我在瑞士作為戰亂中的避難者,曾在著名的風景區四州湖畔住過四年。但是無論是西湖或四州湖,都沒有在我內心深處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有時我夢中看見一片湖水,湖畔翠竹成林。毫無疑問,那是我的鑒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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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鑒湖圖
作者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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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信恩,歷任紹興市政協文史委副主任、市政協專職常委兼文史委主任和《紹興市志》副總纂等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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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輯|李想
審核|戴秀麗
總期|第94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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