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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區教育局教培中心高中語文教研員吳東生在課堂上講解歸有光《項脊軒志》后,一名學生向他提了這樣一個問題:
“老師,為什么語文課本里,盡是些在世俗功名面前坎坷失意的人?屈原被流放,杜甫窮困潦倒,蘇軾一貶再貶,曹雪芹舉家食粥,歸有光八次落第……搞文學的人,生活都很苦難?”
我看了第一直覺是,怎么,美麗新世界這么快就到來了,難道孩子們現在都沒有煩惱和痛苦不成?是手游玩多了,還是短視頻刷膩了呢?
值得承認,這是一個很好的發現,也代表了很多年輕一代的心聲。
很多中產以上家庭里面培養出來的孩子,的確,他們生活在一個和平年代,身邊的一切都是嶄新的,他們從未在物質上有過什么困擾,沒有感受過饑餓,想要什么,直接找爸媽付款就是,哪怕是跨國的難得之貨,也能夠通過智能手機輕松獲取。
但是你要是說他們就沒煩惱了,這個我也不相信。
舉個最簡單的例子,一個班總有排名吧,總不能人人都是第一名,那么那些在班級里面經常排不上名次的,他們難道就不煩惱嗎,而那個經常考第一名的,是不是也會為了擔心自己被別人超過,焦慮到半夜睡不著覺?
阿城先生對我們這個時代早就有過這樣的診斷,這是一個很無聊的時代。但是,很多人也是有痛苦的。阿城發現,哪怕是那些富豪家庭出來的孩子,他們也會有自己的痛苦。
有一次我出差,碰上一位中年大叔,他得意洋洋說,他的女兒正在北京讀博士,她小時候被照顧的很好,“都不知道痛苦是什么意思”。
但是我卻對此不能認同,怎么會沒有痛苦呢,難道她不會失戀,不會求不得,愛別離,不會遇到生老病死的事嗎?即便是她所有渴望的東西,都能夠順理成章地得到了,但是不還是會有無聊、空虛的時刻嗎?而讀博士本身就是一種痛苦,這個估計他女兒沒跟他提。很可能他的女兒比較“懂事”,傾向于報喜不報憂。
我不喜歡一個身份標簽,叫“樂觀理性派”,它充滿了一種莫名其妙的優越感,換句話說,經常提及這個標簽的人,對于悲觀消極者是會感到本能的排斥的。是的,怨天尤人從某種角度上就是“負能量”的,但是語文課本里面那些作者,他們也往往會有怨天尤人的時刻。誰會沒有這樣的時刻呢,誰會整天瞧著自己的三菜一湯,對此心滿意足,再無別的追求呢?如果有這樣的人,那還真是境界很高。可是我在現實世界里,卻一個也沒有見過。
這都不提什么“國家不幸詩家幸,賦到滄桑句便工”,很多事情的底色就是悲劇,看不出悲劇色彩,也很難看出一件事情的積極含義。
羅曼羅蘭有一句爛大街的話:“世界上只有一種英雄主義,就是看清生活的真相之后依然熱愛它。”
這句話的前提是要“看清生活的真相”,那么生活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當然是有很多苦難,很多煎熬,很多苦難。所以堪忍。
其實那位學生的話,很多傲慢的“成功人士”也曾這么想過,為什么那些搞文化的,大多都是些loser呢?他們為什么不能多搞一些錢呢,為什么不能當一個樂觀理性派?為什么窮這個字,感覺跟文人就如此搭配呢?
孔子這樣一個對生活很講究的人,曾經這樣解釋:君子在窮的時候,還有道德底線,但是小人窮了,那可就麻煩了,他會喪失節操,喪失道德觀念,他會變成一個很可怕的人。換句話說,他越“界”了。
守住這個“界”,或許才是語文教育最大的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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