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會深觀察｜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讓錢袋子更鼓

政府工作報告在介紹2026年政府工作任務時提出，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在促進低收入群體增收、增加居民財產性收入、完善薪酬和社保制度等方面推出一批務實舉措。這是“城鄉居民增收計劃”首次寫入政府工作報告。

收入，始終是人民群眾最直接、最在意的獲得感。將“制定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寫入開局之年的政府工作報告，具有鮮明的信號意義。

“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提出：“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優化初次分配格局。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敝贫▽嵤┏青l居民增收計劃，既是對“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相關部署的細化落實，更是對社會普遍關切的積極回應。

提高居民收入為何具有迫切性

“十四五”時期，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從2020年的32189元提高到2024年的41314元，2021—2024年年均實際增長5.5%，與同期國內生產總值增速同步。2025年，全國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達到43377元，比上年實際增長5%。

為何進入“十五五”，要突出重視為城鄉居民增收？一方面，從發展基礎看，2025年我國GDP總量已邁過140萬億元大關，社會財富的持續積累，為優化分配結構、提升居民收入份額提供了更大的空間和底氣。

如果說過去我們更注重的是“做大蛋糕”的效率，那么在當前的“大蛋糕”基礎上，更加重視提升“分好蛋糕”的公平性，“讓改革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不僅具備客觀條件，也是必須面對的新課題。

另一方面，從發展階段看，當前內需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日益凸顯，而消費是收入的函數，居民消費的能力和意愿，在根本上取決于就業的穩定與收入的增長。

在這樣的背景下，只有讓老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讓居民敢于消費、愿意消費、有能力消費，國內大循環才能真正“活”起來，形成需求牽引供給、供給創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動態平衡。

因此，強化對消費的收入支撐，其實也是適應發展階段變化、深挖經濟社會發展新動能的內在要求。

從發展規律看，提升居民收入也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必經之路。參考國際經驗，能否形成合理的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實現居民收入水平與經濟發展水平的同步提升，直接關系到社會結構的穩定性與長遠發展的后勁。一些國家之所以長期徘徊于中等收入階段，一個重要原因其實就是收入分配格局失衡，導致內需不振、社會分化。

就此而言，將居民增收置于“十五五”時期更優先的位置，既是積極回應民生期待，也是順應經濟發展規律的必然選擇，事關國家發展全局與未來競爭力。

居民增收是一項系統工程

為居民增收不缺共識，關鍵還是在于如何實施。這是一項系統工程，甚至不是簡單增加某方面的投入就能解決問題。比如，它有直接增收和間接增收之分，而不同群體的有效增收路徑又往往有很大差異。

正如“十五五”規劃綱要草案所指出的，要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推動形成橄欖型分配格局。這意味著，增收工作必須打好“組合拳”、精準施策。

加快居民直接增收，首先就是要穩崗拓崗。一個重要信號是，今年GDP增速目標雖然有所調低，但政府工作報告再次明確了新增1200萬城鎮就業的目標，其實就是要通過穩定的就業預期來支撐穩定的收入預期。而對廣大工薪階層來說，工資性收入正是主要來源。因此完善薪酬制度、建立合理的工資增長機制，至關重要。

這既包括最低工資標準的動態調整，如去年以來多地普遍上調了最低工資標準，就是一種直接回應，同時也包括要加強勞動權益保障，確保勞動者能夠按時足額獲得勞動報酬。此外，推動實現更高質量就業，提升勞動者技能水平與崗位需求的匹配度，從而助力產業創新和升級，也是從源頭上提高工資水平的長久之計。

對于中等收入群體而言，工資收入之外，拓寬財產性收入渠道，是實現增收的一條重要路徑。從全球成熟經濟體的經驗來看，財產性收入是中等收入群體得以壯大和穩固的重要支撐。如穩定股市、樓市等資產價格，并讓居民能夠通過多元化的金融產品分享經濟增長成果，就是增加財產性收入的有效路徑。

此外，今年兩會期間還有代表建議，喚醒鄉村“沉睡資產”，這也是拓寬農村居民財產性收入渠道的重要路徑，同樣具有較大的探索空間。

同時，稅收作為再分配的重要手段，在居民增收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今年兩會期間，就有代表委員建議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并同步優化稅率結構。

至于間接增收，加快完善養老、教育、醫療等社會保障網絡，扎扎實實為居民“減負”，依然是重中之重。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指出，今年財政支出繼續保持相當規模，要持續用力優化支出結構，更加注重支持提振消費、投資于人、保障民生等方面，提高財政資金使用效益。這意味著，間接增收將獲得更堅實的財力支撐。比如，加快加力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標準，就是老年群體最直接、最有效的增收方式。

關注可能影響收入增長預期的“新變量”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方面是，還要關注可能影響收入增長預期的“新變量”。近期“養龍蝦”等話題火爆出圈，但要看到的是，在人工智能等新技術加速變革的背景下，如何平衡技術創新與就業穩定，同樣關乎收入預期。

從長遠看，技術創新固然能提升生產力，但也可能在短期內帶來就業結構沖擊、影響勞動者職業預期，進而抑制當期消費和增收的可持續性。對此，加強轉崗培訓、健全就業服務體系、引導產業升級與人力資源協同發展，也是穩定收入預期的必要之舉。

此外，居民增收涉及面廣、關聯性強，要提升政策效能，還必須強化協同發力。今年政府工作報告特別強調“增強宏觀政策取向的一致性”，而“是否有利于居民增收”，也有必要成為當前及今后一個時期評估宏觀政策成效的重要標尺。

總而言之，為居民增收，既不能低估其復雜性，畢竟收入分配格局的調整不可能一蹴而就，但同時也不能低估能動作為的力量。從現實出發，無論是優化分配結構、完善社保體系，還是穩定社會預期、積極應對技術變革，每一個領域的突破都可能為居民增收打開新空間。

在5日舉行的國新辦吹風會上，政府工作報告起草組負責人、國務院研究室主任沈丹陽表示，今年第一次提出實施城鄉居民增收計劃，目的就是要讓更多居民的“錢袋子”鼓起來，從根本上提升消費能力。

“治國之道，富民為始。”保持久久為功的戰略定力，拿出千方百計的務實舉措，讓居民的錢袋子更“鼓”、日子更有奔頭，社會可持續、高質量發展也就更有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