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賭一把
七月二十六號，我過了江。
火車哐當哐當開著，窗外的景色一點點變化——從灰撲撲的朝鮮村莊，變成丹東的高樓大廈。只隔一條江，卻是兩個世界。
手機響了。國內信號，滿格。
是老張：“到哪兒了？”
“剛過江。”
“晚上六點，安東閣，給你接風。別想那么多了，回來就好。”
掛了電話，我看著窗外。丹東到了，江邊那些高樓，那些霓虹燈，那些來來往往的人，一下子涌進眼里。
可我心里，還裝著那些土坯房，那些佝僂的背影，那雙遞給我襪子的手。
還有那兩張封條。
晚上六點，安東閣。
老張點了滿滿一桌子菜：醬蟹、拌明太魚、烤牛肉、大醬湯。他給我倒酒，舉起來：“來，兄弟，歡迎回家！”
我喝了。
他又倒一杯：“這一杯，慶祝你脫離苦海。那破地方，早該出來了。”
我沒說話。
他看了我一眼，放下酒杯：“怎么，還惦記著？”
“老張，”我說，“我想回去。”
他愣了：“回哪兒？朝鮮？”
我點點頭。
他瞪著眼睛看我，看了半天，像看一個瘋子。
“你瘋了？剛出來，又想回去？那廠子都封了，機器都停了，你還回去干什么？”
“再開。”
“再開？”他聲音高了，“你知道現在什么形勢？制裁一輪接一輪，邊境查得比什么都嚴，那邊的人自己都顧不上自己，你回去開廠？開什么玩笑？”
“我知道。”我說，“可我放不下那些工人。”
他看著我，沉默了一會兒，然后嘆了口氣。
“兄弟，我知道你心善。可你想過沒有，你放不下她們，她們放得下你嗎？舉報信的事兒，查清楚了嗎？萬一是她們中間的人寫的，你回去，她們再舉報一次，你怎么辦？”
我不說話了。
舉報信。那個舉報的人，到底是誰？我想了一路，想不出來。
可不管是誰，那些工人是無辜的。崔姑娘、金明子大娘、恩珠……她們沒舉報我。她們把省下來的包子給我，把織好的襪子給我，把攢了一年的錢留給我。
她們說，好人有好報。
我不能讓她們失望。
那幾天，我跑遍了丹東。
找以前合作過的朋友，找認識的關系，找能搭上話的人。請吃飯、送禮、托人遞話，能用的辦法全用了。
花銷像流水一樣。一桌飯一兩千，一條煙五六百，一個紅包三五千。攢了幾年的錢，一沓一沓往外掏。
老張勸我：“你這是往無底洞里扔錢。那地方的事兒，不是花錢能擺平的。”
我不聽。
八月十號，終于有了消息。
一個在丹東做了二十年對朝貿易的老大哥，姓劉，給我打了個電話：“小趙，你的事兒，我幫你問了。”
我心里一緊：“怎么樣？”
“那邊說，可以。但有條件。”
“什么條件？”
“第一，以前的位置不能用了。那地方有人盯上了，你回去也沒用。得換個地方，重新找地皮。”
我點點頭：“可以。”
“第二，設備不能用了。你那批機器，封了這么久，就算能拿出來，也落了不少灰。再說，以前那批設備，都是按那個車間配置的，換了地方，尺寸不一定對。得重新買。”
我深吸一口氣：“行。”
“第三，”他頓了頓，“這次得走正規渠道。工資不能直接發，得通過道里。你以前那種做法，不能再有了。”
我沉默了一會兒。
工資不能直接發，要通過道里。這意味著什么？意味著工人拿到手的錢，只有以前的三分之一。意味著她們要干一樣的活，掙更少的錢。意味著崔姑娘的弟弟如果再病了，她可能連二十塊的藥錢都湊不出來。
可我能怎么辦？
“行。”我說。
電話那頭沉默了一下：“小趙，你知道這得花多少錢嗎？”
“多少？”
“地皮，新的，至少二十萬。設備，一百臺新的縫紉機，加上其他亂七八糟的，四五十萬。疏通關系的錢，你已經花了多少了？再加這加那，一百萬打不住。”
我攥著手機，攥得手心出汗。
一百萬。
這幾年掙的，加上本金，差不多就是這個數。全投進去，萬一再出事，就真的一分不剩了。
“劉哥，”我說，“讓我想想。”
掛了電話，我一個人坐在房間里，坐了很久。
一百萬。全投進去。
賭贏了，廠子重開，那些工人能回來，能繼續有工資，能繼續把包子帶回家。
賭輸了，什么都沒了。
那天晚上，老婆打電話來。
她在沈陽，帶著孩子。廠子出事后，她先回了娘家，我沒攔著。那陣子心情太糟，見面就吵，不如分開冷靜冷靜。
電話接通，她第一句話就是：“聽說你又跑丹東了？”
“嗯。”
“干什么？”
“跑關系，想把廠子重新開起來。”
電話那頭沉默了幾秒。然后她的聲音高了：“你瘋了？那廠子都封了，你還要回去？你還往里砸錢？”
“我放不下那些工人——”
“工人工人工人！”她打斷我，聲音尖了，“你心里就只有那些工人！你有沒有想過我？有沒有想過孩子？這幾年你天天在那邊，一個月回來幾天？我帶孩子容易嗎？現在好不容易出來了，你又要回去，你到底想怎么樣？”
我張了張嘴，說不出話來。
“你知道家里還有多少錢嗎？”她聲音顫顫的，“你那些錢，全砸進去了吧？剩下的，夠干什么的？孩子馬上要上學了，學費呢？生活費呢？萬一你再出點事，我們娘倆喝西北風去？”
“我不會讓你們喝西北風的——”
“你怎么保證？”她哭了，“你怎么保證？上次你也說沒事，結果呢？封了！這次你再投錢，萬一又封了呢？萬一再出什么事呢？你拿什么賠？”
我沉默著。
她哭了一會兒，然后說：“我告訴你，你要是再回去，咱倆就離。孩子歸我，你自己愛怎么折騰怎么折騰。我受不了了。”
電話掛了。
我拿著手機，愣在那里。
離。
她說離。
窗外，天黑了。丹東的夜晚燈火通明，江那邊卻黑漆漆的，什么都看不見。
我坐在那兒，坐了很久。
第二天一早，我給老張打電話。
“老張，我想借點錢。”
他愣了一下：“借多少？”
“二十萬。”
他沉默了一會兒：“干啥用？”
“回去開廠。”
電話那頭，他嘆了口氣：“兄弟，你老婆昨晚給我打電話了。她說你要離了，讓我勸勸你。”
我不說話。
“她說得對。你這把年紀了，折騰不起了。萬一再出事，真的一無所有了。你讓她和孩子怎么辦？”
“老張，”我說，“你不懂。”
“我不懂什么？”
“那些工人。”我說，“她們指著這份工資活著。崔姑娘的弟弟沒了，就是因為沒錢買藥。金明子大娘的兒子在礦上，一個月上半個月的班，工資發不下來。恩珠攢了一年多攢了六十八塊，全給我了。她們說，好人有好報。”
我頓了頓：“我要是就這么走了，她們怎么辦？”
電話那頭，老張沉默了。
半晌，他說：“二十萬，我借你。但有一條，別讓你老婆知道。”
“謝謝。”
“謝什么謝。”他苦笑了一聲，“我知道勸不住你。你這個人，認準的事兒，八頭牛都拉不回來。可你得想清楚，這回是賭，賭輸了，什么都沒了。”
“我知道。”
“知道還賭？”
我沒回答。
掛了電話，我看著窗外。
江那邊，還是黑漆漆的。可我知道，那里有人等著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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