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特工潛伏敵營15年，官職大到自己都慌，中央領導：大膽往上爬

我國有句老話：“最危險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

我黨地下工作者李時雨的一生，就是對這句話最驚心動魄的詮釋。

他把“潛伏”二字做到了極致，從汪偽政府的立法委員，到上海保安司令部的軍法處長，再到軍統(tǒng)少將，一步步爬到敵人權(quán)力的核心，讓那些老謀深算的對手，到死都沒看穿他的真實身份。

1908年，李時雨出生在黑龍江巴彥縣，原名李亭芳。

少年時讀《水滸傳》，他對“及時雨”宋江仗義疏財?shù)男蜗蟾裢饩磁澹憬o自己改名叫“時雨”，盼著自己也能為百姓撐起一片天。

家里再窮，父母也沒讓他斷了學業(yè)。李時雨沒辜負家人的期望，6歲進私塾，十幾歲考入天津南開中學，后來又考上了北京法政大學。

在那個年代，能讀上名牌大學的法律專業(yè)，妥妥的是“天之驕子”，畢業(yè)后不管是做官還是當律師，都是光鮮亮麗的前程。

前兩年，李時雨確實是個“兩耳不聞窗外事”的好學生，整天泡在書本里鉆研法理。可1931年的九一八事變，像一聲驚雷炸碎了他的書齋夢。

那天，他在學校的公告欄看到“東三省淪陷”的消息，手指死死摳著地圖上“黑龍江”三個字，眼淚止不住地往下掉，那是生他養(yǎng)他的家鄉(xiāng)啊！

街頭巷尾，到處是游行示威的學生，喊著“抗日救國”的口號，可國民黨政府的不抵抗政策，讓一腔熱血的青年們屢屢碰壁。

也就是在這個時候，李時雨認識了共產(chǎn)黨員夏尚志。兩人聊起國家的前途，夏尚志告訴他：“光喊口號沒用，只有共產(chǎn)黨才是真心想救中國，想把日本人趕出去。”

這話像一道光，照亮了李時雨迷茫的心。1931年12月，他秘密加入中國共產(chǎn)黨，從一個只想埋頭讀書的學子，變成了一名立志報國的革命者。

入黨后，李時雨先跟著組織搞學生運動，還當過北平學生抗日請愿的總指揮，帶著同學們臥軌請愿，要求國民黨政府出兵抗日。

可很快，黨組織給了他一個意想不到的任務：放棄公開的革命活動，潛入東北軍內(nèi)部做潛伏工作。

“不去前線打仗，反而要去給軍閥當差？”李時雨一開始心里直打鼓。但他知道，黨組織的決定必有深意，便收拾起行囊，踏上了潛伏之路。

1934年，經(jīng)同學引薦，李時雨順利進入西安“剿總”第四處，當了一名中尉辦事員。這是他潛伏生涯的起點，也是他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zhàn)”的開端。

在東北軍里，李時雨藏起鋒芒，做事低調(diào)又干練。他記性極好，機密文件看一遍就能默寫下來，這省去了攜帶密件的風險。

每天，他一邊跟著國民黨軍官應酬，一邊悄悄把東北軍的動向、裝備情況，用加密信件傳遞給地下交通站。

1936年西安事變爆發(fā)，局勢亂成一鍋粥。李時雨身處核心圈，第一時間把東北軍的內(nèi)部動向傳給黨組織，為黨中央處理事變、推動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立下了汗馬功勞。

可事變和平解決后，張學良被軟禁，東北軍被分化整編，李時雨在東北軍的潛伏之路走到了盡頭。

1937年，他輾轉(zhuǎn)來到天津，很快與地下黨取得聯(lián)系。經(jīng)人介紹，他打入偽天津高等法院，當了一名檢察官。

誰也沒想到，這個看似文弱的檢察官，日后會成為敵營里最讓黨組織放心的“傳聲筒”。

1939年，汪精衛(wèi)公開投敵，在南京籌備偽國民政府，還想召開“國民黨六大”裝點門面，到處搜羅“代表”。

李時雨接到黨組織的指示：冒充國民黨北方代表，去上海參會，趁機打入汪偽政權(quán)核心。

這趟差事風險極大，一旦被識破，就是死路一條。可李時雨二話沒說，帶著黨組織的囑托去了上海。

會上，他刻意表現(xiàn)得“務實干練”，不僅順利完成了情報搜集任務，還引起了汪偽二號人物陳公博的注意。

陳公博雖是大漢奸，卻自詡“愛才”。他看李時雨寫的公文條理清晰，懂法律、會辦事，比身邊那群只會拍馬屁的酒囊飯袋強太多，當場就夸：“此子有才氣，堪當大任！”

有了陳公博這個“靠山”，李時雨的仕途像“坐了火箭”一樣。

1940年汪偽政府成立后，他被任命為立法委員，后來又兼任上海保安司令部秘書處長、軍法處長，手里握著生殺大權(quán)，成了上海灘響當當?shù)摹按笕宋铩薄?/strong>

可官做得越大，李時雨心里越慌。

他每天要陪著漢奸們吃喝玩樂，要在文件上簽下“擁護汪精衛(wèi)”的字樣，要看著同胞們被日偽欺壓卻不能出手。更讓他擔心的是，職位越高，接觸的核心機密越多，暴露的風險就越大。

夜里，他常常對著窗外的月亮發(fā)呆，一遍遍問自己：“我這樣算不算漢奸？抗戰(zhàn)勝利后，鄉(xiāng)親們會不會指著我的鼻子罵？”

終于，他忍不住通過秘密渠道給黨組織發(fā)了一封請示信，字里行間滿是焦慮：“組織，我官做得太大了，心里不踏實，能不能讓我撤回來？哪怕去根據(jù)地種地、喂馬，我也心甘情愿。”

沒過多久，黨組織的回復傳了回來，只有短短五個字，卻字字千鈞：“大膽往上爬。”

領導在回復里告訴他：“你的職位越高，能接觸到的核心情報就越多，能為黨做的事就越大。只要心是紅的，穿什么衣服、擔什么名聲都不重要。”

這封信，像一顆定心丸，讓李時雨徹底放下了顧慮。他明白，自己不是在為個人做官，而是在為革命“占位”。

從那以后，他不再猶豫，反而更加主動地“鉆營”，一步步爬到了汪偽政權(quán)的權(quán)力頂峰。在汪偽的幾年里，李時雨憑著過人的智慧和膽識，干了不少“大事”。

最驚險的一次，是給黨組織運送電臺。當時，日偽對通訊設備管控極嚴，私藏電臺就是死罪。黨組織急需三部電臺，這個任務落在了李時雨肩上。

他先從偽法院調(diào)了一輛小汽車，把兩部電臺拆散，藏在座位底下和后備箱里。到了日軍檢查站，他不慌不忙地掏出“特別通行證”，操著一口流利的日語跟日軍曹長聊天，謊稱是“給陳院長送緊急文件”，順利蒙混過關。

第三部電臺體積太大，小汽車裝不下。李時雨索性雇了一輛人力三輪車，把電臺裝進普通皮箱里。

過卡時，他單手拎著沉重的箱子，臉上掛著富家少爺?shù)陌谅炖镞€催著車夫“快點”。日軍看他拎箱子那么輕松，又有通行證，根本沒懷疑，直接揮手放行。

等過了關卡，李時雨把箱子一放，整個人順著墻根癱坐在地上，后背的冷汗把襯衫都浸透了。這短短幾分鐘，他是在鬼門關上走了一遭。

除了運送物資，李時雨還利用職權(quán)營救過不少同志。

1939年，共產(chǎn)黨員馮驥在天津被捕，案子交到了偽天津高等法院。當時，李時雨已經(jīng)升任法院書記官長，他趁同事外出，悄悄把馮驥的卷宗偷出來燒毀。

等同事發(fā)現(xiàn)卷宗丟失，他又“好心”支招，讓同事謊稱卷宗被日軍轟炸損毀。

后來，他借著檢查監(jiān)所的機會見到馮驥，悄悄示意他翻供，就說自己是因斗毆被仇家誣陷。最終，在李時雨的周旋下，馮驥被判無罪釋放，全程沒有任何人懷疑到他頭上。

那些年，經(jīng)李時雨手傳遞的情報，不計其數(shù)。這些情報像一把把尖刀，插在敵人的心臟上，為新四軍和八路軍的作戰(zhàn)提供了關鍵支持。

1945年8月，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汪偽政權(quán)土崩瓦解。李時雨的潛伏生涯并沒有結(jié)束，反而迎來了更嚴峻的考驗。

按照常理，汪偽的“高官”肯定會被國民黨清算。可李時雨早有準備，他利用在汪偽時期結(jié)識的軍統(tǒng)特務余祥琴，“投誠”到了軍統(tǒng)旗下。

因為他掌握著大量汪偽人員的名單和罪證，又表現(xiàn)得“對國民黨忠心耿耿”，竟然得到了戴笠的信任，被任命為軍統(tǒng)上海區(qū)第二站第二組組長，授予少將軍銜。

戴笠到死都沒想到，自己重用的這個“少將組長”，竟然是共產(chǎn)黨的臥底。

在軍統(tǒng)的日子里，李時雨如履薄冰。軍統(tǒng)內(nèi)部特務遍布，有人早就對他的“汪偽背景”存疑，暗中監(jiān)視他的一舉一動。

可李時雨憑借多年的潛伏經(jīng)驗，滴水不漏，還借機把國民黨的軍調(diào)動向、特務分布等情報，源源不斷地傳給黨組織。

1946年，戴笠飛機失事身亡，毛人鳳接管軍統(tǒng)。一直對李時雨心存疑慮的周佛海趁機發(fā)難，指控他是“共產(chǎn)黨臥底”。很快，李時雨被軍統(tǒng)逮捕，關進了上海南市車站路看守所。

在獄中，敵人對他用盡酷刑，壓杠子、灌涼水、烙鐵燙，逼他承認自己的身份。可李時雨咬緊牙關，始終只有一句話：“我是國民黨黨員，不是共產(chǎn)黨，你們有證據(jù)就拿出來。”

他心里清楚，自己的身份一旦暴露，不僅自己沒命，還會牽連地下黨組織和家人。憑著這份堅定的信仰，他在獄中挺了下來。

敵人折騰了3個多月，始終沒找到任何證據(jù)，加上地下黨和朋友的多方疏通，只能把他轉(zhuǎn)押到提籃橋監(jiān)獄，判處7年零6個月有期徒刑。

這一坐，就是近3年。

在監(jiān)獄里，李時雨沒有放棄斗爭。他利用放風的機會，給獄友們講革命道理，鼓勵大家堅持下去。

1949年，解放戰(zhàn)爭節(jié)節(jié)勝利，國民黨迫于壓力，釋放了一批刑期在15年以下的犯人，李時雨終于重獲自由。

出獄后，他第一時間聯(lián)系上黨組織，繼續(xù)在上海從事地下工作，直到上海解放前夕，才接到撤離的命令。

1949年4月，李時雨帶著妻子孫靜云，從上海乘飛機到香港，再輾轉(zhuǎn)回到北平。當他穿上解放軍的軍裝，對著鏡子敬了一個標準的軍禮時，忍不住寫下那首流傳至今的詩：

“敵營搏斗十五年，刀光劍影無形戰(zhàn)。革命勝利歸來日，換上軍裝笑開顏。”

新中國成立后，李時雨沒有居功自傲，而是扎根基層，為國家建設默默奉獻。

他先后擔任河南省政協(xié)秘書長、國務院宗教事務局顧問、中國佛學院副院長等職，不管在哪個崗位上，都兢兢業(yè)業(yè)，從不擺“老革命”的架子。

離休后，李時雨把自己一輩子的積蓄捐給了家鄉(xiāng)巴彥縣，鼓勵家鄉(xiāng)的孩子們好好讀書，報效國家。

他說：“我小時候家里窮，多虧了鄉(xiāng)親們幫襯，才能讀上書。現(xiàn)在我老了，能為家鄉(xiāng)做的，也就這些了。”

他還寫下了回憶錄，不是為了宣揚自己的功績，而是想讓后人記住，今天的和平生活，是無數(shù)先烈用鮮血和生命換來的。

1999年12月28日，91歲的李時雨在北京病逝。他走得很安詳，就像一位普通的老人，結(jié)束了自己波瀾壯闊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