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多歲農民工的“兩難”：繼續干，還是回家“老無所依”？

“很多人問我，過了60歲還能不能打工？我的答案是，只要身體硬朗、自己愿意，就應該給他們機會。”
今年全國兩會上，全國人大代表、河南省上蔡縣朱里鎮拐子楊村黨支部書記張全收的這句話，讓“超齡農民工”這個群體再次進入公眾視野。

2026年3月，全國兩會正在進行。一方面是代表委員呼吁“給60歲以上農民工繼續務工的機會”，另一方面是農民養老金每月僅163元的現實。這兩個話題在同一天沖上熱搜，背后是同一個問題：讓老人繼續干，是解決養老問題的權宜之計，還是根本之策？

“超齡農民工”的尷尬：想干，沒人要；不干，沒錢花

張全收代表的呼吁并非空穴來風。他在調研中發現，很多年過六旬的農民工正面臨尷尬處境：他們有經驗、有體力，也想繼續工作減輕家庭負擔，但求職時卻屢屢被拒。

“企業一看身份證超過60歲，直接就搖頭，連面試的機會都不給。”張全收說。

湖北一位在深圳工地打工多年的陳師傅，今年58歲。因為超過60歲就沒法在工地繼續干了，他今年春節后選擇回鄉找工作。他的妻子則更早——兩年前就辭掉了工地的工作，如今在安陸一家餐館當服務員。

這種困境不僅存在于建筑工地。全國人大代表、湖北百盛農業科技有限公司總經理張幼萍調研發現，在工廠、養老護工等領域，60歲的“紅線”也不同程度地存在。

住滇全國政協委員楊曉紅將其概括為“就業增收渠道嚴重斷裂”——新型農業經營主體因風險顧慮設置60歲年齡門檻，讓有農業生產技能的超齡農民工“有技難施、無工可做”。

“退而不休”的真相：不是不想歇，是不敢歇

為什么這些老人非要“退而不休”？

觀察者網專欄作者黃麗芬在一篇深度分析中指出，這背后是“四層生計壓力”：未完成的人生任務、托舉子代家庭、自我養老儲蓄、村莊人情往來。

所謂“未完成的人生任務”，主要指子女的婚嫁壓力。因適婚人口性別比失衡，彩禮、婚房、婚車等費用不僅掏空了大齡農民工的多年積蓄，有的還需要舉債。

“任務沒完成就要不停干。”一位受訪農民工這樣說。

更根本的壓力來自養老本身。楊曉紅委員指出，2026年1月1日起，農村基礎養老金最低標準為163元/月，遠低于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水平。超齡農民工養老多依賴子女，加重了家庭負擔，部分困難群體更是陷入養老窘境。

全國人大代表、泗洪縣郵政分公司歸仁支局支局長殷勇在基層調研中發現，隨著生活成本和醫療成本不斷增加，城鄉居民基本養老保險基礎養老金難以完全滿足60周歲以上農民的日常生活開支需求。

專家觀點：給高齡農民漲養老金，才是“治本之策”

面對“允許60歲以上農民工繼續務工”的呼吁，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中國社會保障學會會長鄭功成的觀點更加深刻。

“我不贊成普遍性地居民養老金一下提500元、提1000元。養老金制度具有顯著剛性發展特征，需理性建制、理性發展。”鄭功成在接受紅星新聞專訪時說。

但他同時強調：要分人群提升，重點關注農村高齡老人。年齡越大，養老金提標幅度應越大。

鄭功成的核心邏輯是：對于已年老農民，他們的養老金只能通過政府加大財政投入來提高。尤其是高齡農民，他們是計劃經濟時代走過來的，為國家建設付出巨大努力，應該在年老時得到保障。

“這不同于對現在或未來農民的普遍要求，而是承認他們的歷史貢獻。”鄭功成說。而且這部分人群規模越來越小，不會讓財政支出無限加大。

他建議，如果財力有限，可先從80歲及以上的農村老年人開始，比如以農村低保標準為標準；如果財力能承受，可從70歲開始，分年齡段提標。

代表建言：既要“有活干”，更要“有保障”

當然，呼吁給超齡農民工工作機會，與呼吁提高養老金，并非“二選一”。

張全收代表在建議搭建超齡農民工求職平臺的同時，特別強調：“光有活干還不夠，還得有保障。”他建議用好靈活就業人員的“三種保險”——工傷保險、重大疾病險和意外傷害險，讓大齡農民工既有工作，又有保障。

今年最高檢官網發布的一篇文章中，多位代表聚焦超齡勞動者權益保障。全國人大代表劉小蓉指出：“超齡不是權益保障的‘休止符’，這些‘銀發打工人’用勞動創造價值，理應得到公平對待。”

全國人大代表葛樹芹建議，以地方實踐為基礎，加快推動工傷保險政策在全國范圍內統籌銜接，實現超齡勞動者保障全覆蓋。

張幼萍代表則提交了《關于盡快實施〈超齡勞動者基本權益保障規定〉的建議》，提出制定超齡勞動者就業崗位指導目錄和限制進入高危行業清單，重點破解勞動關系認定、工傷保險參保等突出問題。

楊曉紅委員建議，有針對性地開展低強度、實用性技能培訓，培訓費用由財政全額補貼，提升超齡農民工崗位適配能力。

政策進展：從“禁止”到“關愛幫扶”

值得注意的是，政策層面正在發生變化。

據觀察者網梳理，2023年開始，中央一號文件連續4年關注大齡農民工問題：2023年明確“維護好超齡農民工就業權益”，2024年要求“做好大齡農民工就業扶持”，2025年進一步提出“加強大齡農民工就業扶持”，2026年強調“加強大齡農民工關愛幫扶”。

政策對象從“超齡農民工”拓展至“大齡農民工”，范圍明顯擴大；政策要求從“維護好”到“做好”再到“加強”，力度不斷提高；政策內容從“就業權益”到“就業扶持”再到“關愛幫扶”，目標不斷深化。

今年政府工作報告明確提出：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月最低標準再提高20元，完善并落實基本養老保險全國統籌制度。

銳評：讓老人有尊嚴地老去

60歲農民工的“兩難”，本質上是同一個問題的兩面。

一面是每月163元的養老金，難以維持基本生活；一面是身體尚可、愿意繼續干，卻因年齡被拒之門外。于是，他們陷入尷尬的中間地帶——既無法安心養老，又難以順利就業。

給超齡農民工繼續務工的機會，是解決當下生計的“治標”之策；切實提高農民養老金水平，才是讓他們有尊嚴地老去的“治本”之道。

正如鄭功成所言：“我們給農村老人提高養老金，實際上也是對年輕農民參加養老保險的一種激勵。”讓年輕人看到，自己現在繳費，父輩能直接受益，未來自己也能被后輩托舉——這才是養老保險代際傳遞的真正意義。

當一位60歲的農民工能夠選擇是繼續干還是回家歇，而不是被生計所迫不得不干，我們才能說，這個社會真正“老有所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