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爾斐斯路56號：一座建筑的多重生命史

南昌路48號是一幢具有百年歷史的小洋樓。民國時期，上海中山學院、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南京國民政府外交部僑務局、國立音樂院、大同幼稚園、華僑聯合會、濱海中學、上海劇院樂劇訓練所等在此先后登場。這里既有國共兩黨人士合作與斗陣的足跡，也留下了現代藝術教育創設的歷史，更見證了華僑抗日救亡的愛國情懷。

陶爾斐斯路56號華僑聯合會會址

1924年，有人向法租界公董局提出申請，希望在陶爾斐斯路56號（今南昌路48號）建造一幢二層建筑，不久后一幢坐北朝南的三開間二層小洋房建成。陶爾斐斯路56號建筑面積440平方米，其外形十分特殊，與周圍建筑風格并不相同，但是環境幽靜，光線充足。這里曾是國立音樂院以及大同幼稚園的舊址所在，諸多頗為重要的機構，如上海中山學院、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外交部僑務局、華僑聯合會等，也曾將此地作為會址。它們共同構成了陶爾斐斯路56號的多重歷史鏡像。

國民革命思潮的交匯地

國民革命時期，國共兩黨人士在陶爾斐斯路56號通力協作，譜寫了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聯合戰線的嶄新篇章。

1925年孫中山去世后，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在第三次全體會議上通過了《孫中山先生永久紀念會組織大綱》，規定在各地建立中山學院，紀念孫中山對中國革命的偉大貢獻。1926年，許崇智、孫科、伍朝樞、鄧澤如、戴季陶、邵元沖等十余人在陶爾斐斯路建立上海中山學院，推選邵元沖為中山學院院長。

根據1926年1月24日《申報》報道，上海中山學院經過數月籌備，已經準備就緒，將舉行招生考試。不久后，中山學院設立招生委員會，負責招考工作。最初中山學院定于2月15日舉行招生考試，但由于多數學生無法參與，紛紛請求延緩考試時間，經招生委員會商議，最終決定于2月18日再次舉行入學測試，為第一次不能參與考試的學生提供方便。3月15日，法租界陶爾斐斯路中山學院正式舉行開學儀式，邵元沖報告了中山學院的創辦宗旨即研究孫中山革命思想，并在革命運動中予以實踐。上海中山學院招收了來自全國多個省份的學生，其中有蔣經國的堂兄蔣國秉、后來《孫中山先生傳》的作者高良佐等。中山學院開學后，邵元沖曾多次邀請各界人士來校講座，如戴季陶曾在此發表題為《孫中山主義之哲學的基礎》的演講。

關于中山學院的具體地址，在1926年11月上海特別市黨部的通告中指出，陶爾斐斯路56號為“中山學院舊址”，這也表明陶爾斐斯路56號曾作為中山學院教學場所，這也是較早關于陶爾斐斯路56號相關情形的記載。

由于中山學院缺乏辦學經費，不久便被迫解散，陶爾斐斯路56號又成為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開展國民革命的重要場所。1926年1月，國民黨上海特別市黨部在上海大學成立，惲代英作為主席報告籌備經過，會議選舉了惲代英、沈雁冰、張廷灝等人為執行委員。上海特別市黨部起初在法租界西門路永裕里83、84號（位于今復興中路自忠路交匯處）辦公，由于10月6日眾職員聚集討論萬縣慘案一事，法捕房認為其有宣傳“赤化”嫌疑，因此查抄，同時逮捕職員十余人，其中的林鈞、梅電龍（即梅龔彬）、秦邦憲（博古）等人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原址被法租界當局查封后，上海特別市黨部便選擇遷往不遠處的陶爾斐斯路56號繼續活動。

11月9日，上海特別市黨部發布《告上海民眾宣言》，希望民眾團結起來，共同反對奉軍南下，支持、配合北伐順利進行。當時上海特別市黨部內以國民黨左派人士與中國共產黨黨員為主，其中梅電龍曾任上海特別市黨部秘書長以及黨團書記一職。11月21日，上海特別市黨部在此召開第一次組織登記委員會常務委員會議，楊杏佛、韓覺民、陳希豪、梅電龍等五人參與，其中梅電龍、韓覺民為中國共產黨秘密黨員，會議討論了組織登記國民黨黨員條例，決定推選梅電龍為文書股主任、韓覺民為登記股主任、楊杏佛為指導股主任，三人共同負責上海地區國民黨黨員登記工作。12月18日，上海特別市黨部青年部與婦女部還組織了青年訓練班，培養青年積極參與學生運動與婦女運動，邀請沈雁冰、楊賢江、楊杏佛、梅電龍等來此授課。

上海特別市黨部從10月搬入陶爾斐斯路56號，一直到1927年1月4日再次被法捕房查封，歷時三個月。在陶爾斐斯路56號，國民黨左翼人士與中國共產黨黨員通力合作，共同為北伐軍進入上海以及國民革命貢獻力量。之后，上海特別市黨部便搬入附近的陶爾斐斯路28號，后又因該地辦公不便，遷入了“西門林蔭路前（江蘇）省教育會”舊址（今復興中路重慶南路交匯處）。

陶爾斐斯路56號平面設計圖

1927年3月21日北伐軍克復上海，蔣介石為了加強對上海的控制，決定在上海成立上海臨時政治委員會。1927年4月8日上海臨時分會正式成立，以會議方式掌握上海軍事、政治、財政大權。上海臨時分會共設置了秘書處、上海衛生委員會、上海教育委員會等十一個機構，其中上海衛生委員會、上海教育委員會以及實業團體條例起草委員會均在陶爾斐斯路56號辦公。5月25日上海衛生委員會在陶爾斐斯路56號成立，并召開第一次全體委員會，討論上海衛生事宜。6月1日實業團體條例起草委員會在陶爾斐斯路56號召開第一次會議，討論起草實業團體章程條例等問題。此后，國民黨中央教育行政會議又以上海為教育最發達之地，且為便利指揮辦事起見，特地在陶爾斐斯路56號上海臨時分會下屬教育委員會內設立駐滬辦事處，由國民黨中央委員李石曾主持。

7月1日上海臨時分會第38次會議上決議，附設的上海教育委員會及上海衛生委員會移交上海市政府，實業團體條例委員會移交國民政府法制局，三委員會在陶爾斐斯路56號的辦公也遂即結束。國民革命時期，國共兩黨人士在陶爾斐斯路56號宣傳革命思想，開展秘密活動，這里不僅是辦公地，更是共產黨人推動革命的舞臺，是國民革命思潮的交匯點。

現代藝術與紅色教育的搖籃

民國時期，有兩所重要學校曾選擇陶爾斐斯路56號作為校址，它們共同構成了這座建筑的教育生命史。

1931年，保育員和幼兒在法國公園（今復興公園）的合影，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別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龍

陶爾斐斯路56號是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的重要起源地。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大學院成立后，大學院院長蔡元培呼吁建立一所專門音樂學院，并向財政部籌募建院經費。1927年10月底，財政部批準了國立音樂院建院經費，11月，蕭友梅等人創設的國立音樂院正式登報招生，院址設在上海陶爾斐斯路56號。11月27日，國立音樂院正式開學，蔡元培擔任國立音樂院院長，蕭友梅任教務長。國立音樂院第一次錄取學生23人，于11月16日先行上課。國立音樂院最初籌劃設立四系，分別為理論作曲系、鋼琴系、小提琴系、聲樂系，由于初次招生且錄取學生較少，因此并未分系設置。國立音樂院教職員主要有蕭友梅、易韋齊、李恩科、王瑞嫻等多名從國外留學歸來的專業教師。至1928年5月，國立音樂院共有學生45人，預科2人、專修科25人、選科18人，并且還聘請了俄國以及意大利音樂家安多保、馬爾切夫等指導學生。由于該處院址狹隘，既無宿舍，各項教室亦不敷用，1928年1月，國立音樂院決定遷移到霞飛路（今淮海路），并分設男女宿舍。陶爾斐斯路56號見證了中國第一所獨立建制的高等音樂學院的誕生，狹窄的空間里銘刻著蕭友梅等人對中國現代音樂教育的不懈探索。

陶爾斐斯路56號更是中國共產黨“紅色搖籃”的見證者。蘇維埃革命時期，中共中央決定在上海建立一個紅色幼兒園，秘密撫育革命者后代，如毛澤東的3個兒子就曾在大同幼稚園學習生活。1930年3月大同幼稚園在戈登路（今江寧路）441號掛牌營業，董健吾任園長，王弼任顧問。為了更好地偽裝隱蔽，董健吾特地請國民黨元老于右任書寫園名，懸掛于幼稚園門口。1930年底，互濟會領導人兼大同幼稚園行政負責人譚筱影陪同兩位國際友人來園參觀，外賓提出，園內場地狹小，缺少游戲場所，不利于孩子健康。中共地下黨也考慮這里離公共租界巡捕房較近，不利于隱蔽。經過一番周密籌劃后，1931年，在毛澤民的提議下，大同幼稚園遷至陶爾斐斯路56號。此地方便隱蔽，租金低廉，大同幼稚園能夠負擔。遷址得到蔡元培的幫助。1931年4月，由于中共中央特科二號人物顧順章的叛變，中共上海地下黨組織遭到嚴重破壞，1932年3月，組織決定解散大同幼稚園。

陶爾斐斯路56號狹窄的空間內，點亮了近代中國教育的希望，不論公開成立的國立音樂院，還是較為隱蔽的大同幼稚園，都在中國教育史上留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陶爾斐斯路56號可以看作現代藝術與紅色教育的搖籃。

僑務活動的中樞機構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外交部僑務局與華僑聯合會先后在陶爾斐斯路56號辦公，這里又成為聯絡海內外華僑與國民政府的樞紐。

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11月16日外交部長伍朝樞提議設立僑務局負責管理僑務工作，根據伍朝樞的提議，僑務局隸屬于外交部，下設總務、調查、指導三科，此外僑務局還設立僑務委員會，其委員由外交部長聘請歸國華僑及熟悉僑務的若干人員充任。國民政府很快便同意了伍朝樞的提議，決定任命鐘榮光為僑務局長，同時規定了僑務局章程。1928年1月16日，僑務局長鐘榮光正式舉行就職典禮，并定陶爾斐斯路56號為僑務局辦公地。僑務局成立后，即開展相關活動，1月29日僑務局在東亞旅館召開茶話會，邀請各地歸國華僑參與，表達對整頓僑務工作的意見。2月，鐘榮光等人在陶爾斐斯路56號起草了僑務委員會組織條例、僑務專員章程，規定在政府未派使領之前，由僑務專員執行領事職務，保護華僑利益，如遇突發事件，則有調查、交涉職責，并報外交部審批。4月9日，外交部第三司司長何杰才與鐘榮光會商，決定先派遣僑務專員前往南洋、美國等地，維護華僑利益。5月16日，外交部僑務局重新租賃老靶子路（今武進路）280號房屋，作為僑務局辦公地點，便于華僑尋找。

外交部僑務局是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后建立的第一個專門僑務機關，在陶爾斐斯路56號制定了諸多維護華僑利益的章程，在南京僑務委員會建立前的僑務工作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除官方僑務機關曾在陶爾斐斯路56號辦公外，由海內外華僑自發成立的華僑團體——華僑聯合會也曾在陶爾斐斯路56號開展活動。華僑聯合會是民國以來成立的第一個華僑團體，是聯絡海內外華僑的總機關。1932年華僑聯合會遷入陶爾斐斯路56號，此時正值國內抗日救亡高潮，作為愛國華僑團體，華僑聯合會在陶爾斐斯路56號也積極參與抗日救亡運動，先后出版了《華僑旬刊》《華聯旬刊》雜志，通過雜志向海外華僑宣傳抗日救亡思想、介紹國內國貨信息、鼓勵華僑歸國投資。此外，華僑聯合會還多次組織慰勞茶話會，邀請相關人士介紹前線情況，宣傳抗日救亡思想。華僑聯合會還曾開辦暑期日文班，希望號召更多人學習日文，進而了解、研究日本，尋找抗日救亡道路。

華僑聯合會離開陶爾斐斯路56號后，陶爾斐斯路56號又先后成為濱海中學以及上海劇院樂劇訓練所校址，但二者都將陶爾斐斯路56號看作“臨時性地址”，不久后便搬離此地。從微觀史的角度而言，由于陶爾斐斯路56號租金低廉、位置特殊，直接塑造了其在城市空間中的獨特角色，成為諸多機構在初創、過渡或隱蔽時期的理想選擇。剖析陶爾斐斯路56號的歷史變遷，可以窺探各界人士探索現代化道路的激蕩歲月，國共雙方的合作與斗爭、現代藝術教育的創設與發展、海內外華僑的抗日救亡與民族情懷，都在這幢二層小洋樓中次第呈現，這也賦予了陶爾斐斯路56號多重歷史意義。

今天，南昌路48號又回歸大同幼兒園，周邊不時飄蕩著幼兒們稚嫩而清脆的歌聲。

（作者單位：上海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