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能拖垮美國的，是中等規模戰爭｜IPP編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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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語：3月11日，《外交事務》（Foreign Affairs）雜志發表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杰出高級講師羅伯特·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的文章。

文章認為，美國最危險、也最容易重演的，并非小規模戰爭或全面大戰，而是那些由有限軍事行動、戰略誤判和不斷升級一步步演變而來的“中等規模戰爭”。在作者看來，從伊朗到朝鮮，再到墨西哥、委內瑞拉和尼日利亞，美國決策者往往過度沉迷地緣政治的幻想并推動行動升溫，卻忽視當地社會、文化與政治現實，最終讓原本有限的干預滑向難以收場的中等規模戰爭。

特朗普政府針對伊朗的軍事行動，正可能把美國再次推向這一危險邊緣。一旦伊朗政權未如華盛頓預期那樣迅速屈服，而持續打擊又引發國內失序、地區外溢和秩序重建壓力，美國就可能陷入一場既無法迅速抽身、又足以造成長期消耗的戰爭泥潭。

羅伯特·D.卡普蘭（Robert D. Kaplan）

得克薩斯大學奧斯汀分校杰出高級講師，他曾擔任美國海軍學院的客座教授，以及由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任命的五角大樓國防政策委員會成員。目前，他是海軍執行委員會的成員。《外交政策》雜志曾兩次將他評為全球“百位頂尖思想家”之一。

1988年，軍事史學家詹姆斯·斯托克斯伯里（James L. Stokesbury）指出，民主國家最擅長打的，要么是由“專業人士”承擔、普通公民不必卷入的小規模戰爭，要么是能夠動員整個社會的大戰。他接著寫道，這類國家在應對“中等規模戰爭”時往往會遇到“非常現實的困難：一些人上前線，另一些人則留在家中”。

中等規模戰爭的規模，既大到足以造成巨大的破壞與流血犧牲，又小到不足以讓整個后方社會全面卷入。它不應與軍事理論家卡爾·馮·克勞塞維茨（Carl von Clausewitz，19世紀普魯士著名軍事理論家、將軍，也是現代戰爭理論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所說的“有限戰爭”相混淆；在有限戰爭中，目標可能只是打擊敵人，而非徹底摧毀對方。有限戰爭是經過設計的，而中等規模戰爭則往往由原本意在嚴格控制為小規模戰爭的行動逐步演變而來。在有限戰爭中，將領和政治領導人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但在當今的中等規模戰爭中，美國領導人并非如此。

把中東那些所謂的“永久戰爭”——它們已導致數以萬計的美軍士兵死傷，也讓各方付出不計其數的生命代價——僅僅歸為中等規模戰爭，也許會讓人感到不適。但斯托克斯伯里的意思是，這是一個比較意義上的概念。阿富汗戰爭、伊拉克戰爭，以及朝鮮戰爭和越南戰爭，盡管都極其慘烈，卻不能與20世紀兩次世界大戰相提并論。

同樣，它們也不能與“小規模戰爭”歸為一類，例如1983年入侵格林納達和1989年入侵巴拿馬；這些行動雖然曾短暫占據新聞頭條，但本質上更接近帝國式治安行動。1995年美國對波斯尼亞的軍事干預，以及1999年對科索沃的軍事行動，也都僅造成極少的美軍傷亡，而且主要是嚴格受限的空中作戰。

美國歷史上持續時間最長的對外戰爭及其參戰年限（截至2021年4月）。圖源：華盛頓郵報

對美國而言，中等規模戰爭構成了一種獨特的問題。它不僅會毀掉一屆總統政府，也會嚴重損害美國公眾對本國政府處理外交事務能力的信心。表面上看，美國民眾似乎早已厭倦中等規模戰爭，再也不愿重蹈覆轍。事實上，美國近幾次中等規模戰爭結束后，公眾和政界都曾宣稱此類戰爭應當畫上句號。越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之后，這種情緒尤為明顯，因為這兩場戰爭摧毀了多位高級決策者的聲譽。

然而，美國如今或許正站在另一場此類戰爭的邊緣。若伊朗神權政權未按美國總統特朗普的要求投降，而美以持續轟炸又導致伊朗陷入無政府狀態并破壞波斯灣穩定，那么特朗普政府針對伊朗的這場戰爭，完全可能演變為一場中等規模戰爭。推翻一個既有秩序，與建立一個新的、更加順從的秩序之間，往往橫亙著巨大的鴻溝。

美國在世界上的存在形態，實際上是一種事實上的帝國，而誤入歧途的戰爭，本就深嵌于帝國主義的歷史之中。帝國主義的要義，在于把帝國卷入那些可能帶來利益、卻未必關乎其國家核心利益的地區。盡管無論是政府官員還是普通民眾都一再宣稱，此類戰爭絕不會再次發生，但美國卻反復周期性卷入中等規模戰爭，這恰恰反映了美國當代帝國處境的本質。若領導人不夠謹慎，這類中等規模戰爭將削弱美國，并最終加速其衰落。

危險的誤判

在一個危機頻發的世界里，像美國這樣的強國，不能只是躲起來、保持低調，或總指望別人采取行動。伊拉克戰爭之后，一些分析人士曾區分“選擇之戰”與“必要之戰”。但這種區分的解釋力終究有限。雖然這種二分法當然有助于理解問題，卻并非放之四海而皆準。

某場戰爭在失敗之前，可能看起來像是一場“必要之戰”；而一旦失敗，回過頭看，它又會被視為一場“選擇之戰”。正如克勞塞維茨所寫：“戰爭是不確定性的領域；戰爭行動所依據的事物，有四分之三隱藏在或大或小的不確定性迷霧之中。” 總統往往無法完全掌握千里之外地面現實的全部信息，但他仍必須在是否開戰的問題上作出一個非此即彼的決定——而這一決定，日后將由那些擁有歷史后見之明的人來評判。

在這種情形下作出決策，存在發生根本性誤判的風險。人們或許普遍同意，掌握核武器的激進行為體和神權統治者是危險的，但究竟何時應對其采取軍事行動，卻遠非如此簡單。伊拉克戰爭已經證明，行動過于倉促是何等愚蠢。盡管2026年的伊朗政權比2003年的伊拉克領導人薩達姆·侯賽因更接近獲得核能力，但這一步進展是否足以使一場中等規模戰爭的風險變得必要，卻并不清楚；而特朗普政府的做法，已經使這種風險成為現實可能。

臺灣地區的局勢恰好說明了這樣一種決策困境：誤判既高度可能發生，又極其危險。與烏克蘭和中東相比，西太平洋對美國利益的重要性更高。總體而言，中東那些“永久戰爭”對金融市場的影響相對有限，而市場在過去幾十年中，也早已將該地區的地緣政治動蕩計入價格之中。

但如果西太平洋真的爆發公開戰爭，情況將完全不同，因為那里匯聚著全球最關鍵的航運通道、供應鏈和經濟體。對普通美國人而言，一場太平洋戰爭若控制稍有不慎，其誤判與悲劇的規模，可能遠遠超過阿富汗、伊拉克和越南戰爭，主要原因在于其經濟沖擊，同時也包括半導體等關鍵物資遭到破壞所帶來的后果。

然而，北京和華盛頓都在持續為這類沖突做規劃，這反而增加了它有朝一日真正發生的可能性。圍繞臺灣地區和南海卷入一場戰爭，甚至是一場中等規模戰爭，并不難；難的是如何結束這場戰爭。戰爭將以何種方式收場，不一而足。盡管圍繞臺灣沖突有許多關于“短促而尖銳”戰爭的精巧兵棋推演，但真實戰爭往往會發展為一種自成邏輯、吞噬一切的全面現實。

與朝鮮的沖突，同樣有可能在某一天演變為一場中等規模戰爭。該國不存在任何公民社會要素，因此也沒有可靠的社會組織可資依靠；任何足以威脅推翻其政權的沖突，也就同時意味著可能釋放國內混亂。這種混亂之后，很可能接踵而來的是要求國際社會進行干預——尤其是要求美國出手——甚至包括所謂的民主建構。而朝鮮領導人金正恩安全力量殘余勢力中的幸存部分，也可能在一場內戰中彼此廝殺，而其他大國屆時在選邊站隊問題上，很可能都不會有理想選項。

致命螺旋

特朗普曾承諾要結束“永久戰爭”。但由于言辭松散、規劃不周、政策紀律缺失，以及任何一位領導人在動蕩世界中都難免會犯下的種種錯誤與誤判，他卻發現自己正跌跌撞撞地卷入新的戰爭。其政府針對伊朗部署了龐大的海空作戰力量，但并未投入大量地面部隊。然而，漸進升級這條“滑坡”本身就是問題所在。

倘若伊朗爆發內戰，或出現類似內戰的局面，政府就可能感到不得不派遣特種部隊和顧問去支援其中一方。而升級的風險也將由此層層螺旋式上升。越南戰爭從爆發到演變為一場中等規模戰爭，歷時多年，貫穿了整個肯尼迪政府時期，并延續到約翰遜政府初期。伊朗局勢也可能沿著類似軌跡發展。

伊朗并不是特朗普任內唯一可能失控升級的沖突。該政府同樣面臨與墨西哥毒品販運集團開戰的風險，而特朗普已正式將這些集團定性為恐怖組織。與販毒集團發生軍事沖突，將具備一場非常典型的、非正規而持久消耗的中等規模戰爭的所有特征：敵人難以定位，想要永久擊敗他們幾乎不可能。

特朗普政府在委內瑞拉采取軍事行動、試圖推翻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以及其在尼日利亞發動導彈襲擊，也都是類似案例：這些沖突中的國內因素，同2003年的伊拉克一樣，充滿模糊性與不可預測性。后馬杜羅時代的委內瑞拉，最終或許會轉型為一個運轉良好的民主國家，但也完全可能滑入無政府狀態。在尼日利亞，特朗普政府似乎并未意識到，針對基督徒的內部襲擊，實際上是尼日利亞國家本身正在緩慢而復雜地瓦解的一部分，尤其是在內陸地區；而這種瓦解具有進一步升級為更廣泛戰爭的潛力。

一個小規模戰爭或軍事行動可能擴展為中等規模戰爭的危險信號，就是人們談論地緣政治太多，而對當地文化和政治條件關注太少。歷史學家芭芭拉·塔奇曼（Barbara Tuchman）曾指出，如果美國在越南問題上少一些地緣政治思維、多一些地方性理解，結果本可能好得多。

美國最大的外交政策災難，往往正是因為決策者沉迷于那些他們其實無力妥善駕馭的地區性與全球性后果，從而忽視了地面上的關鍵現實。在越南，美國領導人忽視了越南民族主義的歷史與性質；在伊拉克，他們忽視的則是宗教派別主義。塔奇曼主張，領導人應當更多信任區域問題專家，而不是宏大戰略家或民主輸出鼓吹者。她指出，細致而具體的文化知識，比各種指標和含混不清的構想要有用得多。

中等規模戰爭，往往源于對干預對象所在國家或地區的誤解。關鍵在于，干預國必須清楚自己究竟卷入了什么。這看起來似乎不難，但實際上可能是決策過程中最困難的一環。談及文化問題和差異總是頗為棘手，因為這很容易被誤解為偏見，從而使人們回避那些關于地面現實的關鍵討論。但恰恰是這種討論，才能讓一個超級大國避免陷入麻煩。

美國國務院中研究中國問題的專家早在1949年就已提出警告。美國未能接受這一現實，也未能及早與中國共產黨打交道，這在后來其于朝鮮和越南遏制共產主義的努力中埋下了影響。而在2003年，美國國務院中熟悉中東當地文化與現實情況的專家，也曾警告美國不要軍事介入伊拉克。

崎嶇之路

在所有這些情形背后，始終潛伏著一種“虛假榮譽”所帶來的危險——即因自尊受挫而訴諸暴力回應的沖動。自歷史開端以來，無論大國小國，都極易受到這種沖動驅使。

古希臘歷史學家修昔底德就曾著名地指出，榮譽是國家間沖突的原因之一。在當今這個暴力頻仍、局勢動蕩的世界里，國家的“榮譽”時常會被冒犯——例如人質事件或戰亂國家中使館遭圍困等情形。在這種情況下，領導人往往容易產生以武力干預的沖動。

特朗普對個人侮辱作出反應的傾向尤為危險，這可能引發軍事上的過度反應。

充滿升級意味且情緒化的言辭，往往會把小規模戰爭一步步推向中等規模戰爭。以2004年3月為例，4名美國私人承包商在伊拉克西部費盧杰被殺害、焚燒，尸體還被懸掛在橋上。費盧杰當時已被視為對美軍占領格外敵視的地區，海軍陸戰隊軍官建議將該城封鎖起來，因為從戰術上講，并無必要去攻占或管理它。但美國陸軍高層和喬治·W·布什政府中的高級官員認為，費盧杰必須“受到教訓”，因為美國的榮譽受到了羞辱。隨后對該城的攻占造成數十名海軍陸戰隊員傷亡，并在同年11月的第二次戰斗中帶來更多傷亡。費盧杰事態的發展證明，實力越強，就越需要自我克制。避免陷入小規模戰爭，乃至中等規模戰爭，正是從這種克制開始的。

地面作戰尤其危險，因為它們很容易迅速演變為泥潭。到目前為止，在尼日利亞、委內瑞拉和伊朗等所有軍事行動中，特朗普幾乎完全依賴空中和海上力量。從這個意義上說，這是件好事。美國尤其應對東半球的地面作戰保持警惕，因為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美國所有中等規模戰爭都發生在那里。這不僅僅是因為遙遠距離帶來的挑戰，也因為美國在這些地區獲取情報的能力，通常弱于其在自家“后院”的情報質量（當然，即便在后院，美國也可能惹上不必要的麻煩）。

前美國國防部長唐納德·拉姆斯菲爾德曾將伊拉克設想成另一個巴拿馬——幾周或幾個月內迅速進出，只需動用有限兵力。但美國對巴拿馬的情報掌握程度遠遠高于對伊拉克的了解，而且伊拉克還是一個大得多的國家。拉姆斯菲爾德和喬治·W·布什政府沒有聽從塔奇曼的建議，沒有信任那些警告不要介入的區域專家；他們也沒有為入侵后的伊拉克制定充分且現實的方案。最終結果，就是一場代價高昂的中等規模戰爭。美國的每一次軍事行動，無論規模多小，都應配套一套完整的“次日計劃”，并持續加以更新，以便將專業官僚體系中的區域知識更充分地納入外交政策決策之中。

冷戰后初期擔任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期間、后來又出任美國國務卿的科林·鮑威爾（Colin Powell，美國第65任國務卿）曾主張：除非美國擁有壓倒性力量、明確的退出戰略、攸關重大的國家利益、清晰的目標以及廣泛支持，否則不應輕易投入戰爭。這一主張后來被稱為“鮑威爾主義”。近些年來，這一理念已被邊緣化，但它仍然具有現實意義。也許，鮑威爾主義的終極目標并不單純是避免戰敗，而是避免陷入中等規模戰爭。而對于像美國這樣的強國而言，避免中等規模戰爭，就意味著必須對自己所卷入的小規模戰爭保持極高的謹慎。

那些存續時間最長的帝國和強國，往往正是成功避免中等規模戰爭的國家。例如，拜占庭帝國之所以能夠延續一千多年，正是因為它盡一切可能避免公開戰爭。值此美國慶祝建國250周年之際，它也正面臨一系列不斷升級的沖突。倘若它無法避免那些過去曾長期困擾自己的中等規模戰爭，那么公眾與執政精英之間，就可能出現致命性的分裂。這種影響未必會立刻顯現，但國家正是在這樣的裂痕中緩慢走向衰亡。

*文章于2026年3月11日發表在《外交事務》雜志，原標題為“The Curse of Middle-Sized Wars——In Iran, Trump Risks Falling Into a Familiar Trap”。

編譯｜周浩鍇 IPP新媒體編輯

IPP公共關系與傳播中心

排版 | 周浩鍇

校對 | 劉 深

終審 | 劉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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