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所的資本暴雷，為何會發生？

大約十余年前，我曾受某位律師朋友之邀，去了當時尚在東四環百子灣附近的盈科律師事務所參觀拜訪，并在他的介紹下去了梅向榮的辦公室，跟他談了一會兒。得知我是中國人民大學法學博士，并任教于中國政法大學，梅老板熱情地邀請我去盈科兼職，并說我的導師也是盈科的顧問，盈科有很多我的校友。我應該就是在那時加了梅老板的微信。

雖然此后我們在朋友圈只是點贊之交，基本上沒怎么聊過，但我還是免不了看到他轉發的盈科發展的新聞，如何在全國紛紛建立分所，如何人數破萬，我的好多師弟師妹包括學生也都在這所據說是全國最大的律所執業。我因為平時比較社恐，怕認不全合伙人，依舊偏安在離家比較近的小律所。我想我們大概不會有什么交集，慢慢也就屏蔽了朋友圈。

前幾天梅先生涉嫌非吸暴雷的新聞出來后，我姐告訴我，年前就知道這事了，并不是毫無征兆。但我依然很吃驚，趕緊去翻梅先生的朋友圈，結果發現，曾幾何時，我被刪了，而且刪得那么不著痕跡。我本來就不是一個愛湊熱鬧的人，既然身邊的律師都在評論，尚且還被人說成什么落井下石，我就更不敢妄言。等到熱度過了，再說幾句就不算蹭了吧。

盈科所發端于2001年，在梅向榮加盟該律所以前，它還是北京一所僅有二十多名律師的小所。但從2007年以后，它開啟了從24人到20000多人的狂飆模式。梅向榮并非學法律出身，但他深諳資本的奧秘。在其 主編的《步步為贏：盈科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實踐與思考》一書中，其實早就記錄了盈科擴張的秘密，即盈科的高級權益合伙人制度。

所謂的高級權益合伙人，就是盈科的“集人·集力·集資·集智”，以直營模式（非加盟）建立分所，以分所的凈值與預期折價成一定的股份，由總所合伙人向這部分優秀律師轉讓一定的份額。而權益高級合伙人暫不承擔分所虧損，也不根據律師事務所的盈利來享受分配，而是待約定期限后再雙向決定是否晉升為股權合伙人來共擔風險共享收益。

從媒體曝光的《盈科市場合伙人協議補充協議》可以看出，要想當盈科市場合伙人不光要有案源，還得交100萬的入伙資金。協議有個“保底條款”：如果3年分紅沒有達到本金的30.5%（年化近10%），梅向榮用自己的股權分紅彌補。如果超過30.5%，超出部分還得再分給梅向榮一半。這不就是律所內的集資嗎？但梅主任通過這種方式獲得大量的資金，為律所的進一步擴張打下了基礎。

盈科的高級權益合伙人制度，說白了就是一個內部集資的理財產品。這個在恒大這種房企內部也有類似的模式，只是房企集資的目的是建房，用房地產的收益來補償投資的分紅。而盈科集資的目的是直營投資更多的分所，在短短十年時間里就發展成了全國最大的律所，資本的力量不可謂不強！只是，如果集資的規模超過了開辦律所的用途，錢怎么生錢？

梅向榮1995年畢業于清華大學汽車工程系，2012年獲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高級管理人員工商管理碩士（EMBA）學位。可能與賈躍亭一樣，梅先生也有一個造車夢。2021年8月，北京向榮清能汽車科技有限公司注冊，發起人正是梅向榮。當年12月，該公司舉行揭牌儀式，并宣布與鑫橋聯合融資租賃有限公司簽署100億元融資租賃協議，推動氫能商用車應用。

天眼查顯示，向榮清能曾于2022年2月投資南京清研易為新能源動力有限責任公司，顯示為A輪融資。后者成立于2020年4月，是一家汽車制造業企業，向榮清能汽車持股4.486%，認繳出資額為16.25萬元。向榮清能汽車計劃在2022年底推出一款“全新滑板底盤氫能智能商用車”。造車，當然是燒錢的，要不怎么會出現賈躍亭和許家印這樣的前車之鑒？耐人尋味的是，梅向榮2022年1月以自然人股東的身份入資向榮清能，2026年1月退出，變更后，梅向榮妹妹梅亞萍成為該公司的百分百控股股東。

問題是，錢從哪里來？因為梅向榮自己或家族涉及多個領域，他在盈科律所任職期間，也曾進行了一系列投資項目，涉足行業包括地產、旅游、新能源汽車等。天眼查顯示，他曾在29家公司擔任法定代表人，35家公司擔任股東。那么，正如盈科律所澄清的那樣，非法集資的暴雷是梅向榮個人行為，與律所無關，而且律所早已更換了全球董事會主任。據悉，此事涉案主體為上海贏柯，與盈科之間不存在任何關聯，梅向榮簽署的融資協議，并未涉及盈科的資產抵押。

但還有另一種說法，如果梅向榮就是因大量簽訂和履行網傳的《盈科市場合伙人協議》涉嫌非吸犯罪的，大概率盈科所構成單位犯罪。只要吸儲的資金不是梅老板個人獨享、不是全部用于梅老板家族的公司投資經營，盈科律所也有使用、受益，那非吸單位犯罪的四個特征就全部具備，單位不可能全身而退。盈科自然就會深受該案的影響。

好巧不巧，北京司法局在暴雷新聞出來前一周，批準盈科律所的組織形式，由普通合伙律師事務所，變更為特殊的普通合伙律師事務所。兩者相比，最關鍵的差異就在于責任隔離機制上。如果是普通合伙制律所，所有合伙人對律所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而特殊的普通合伙制，因個別合伙人故意或重大過失導致債務該合伙人承擔無限責任，其他無過錯的合伙人僅以其在律所中的財產份額為限承擔責任。

因此，現在看來，盈科對這一輿情是早有應對。這一波輿情發酵之前幾天，盈科對組織形式進行變更，意在隔離債務風險，還緊急進行全球董事會換屆，都是在未雨綢繆。盡管如此，此事對盈科的品牌聲譽的負面影響還是很大的。此前，北京某律所，以訴訟保全、律所經營、家庭法律顧問為幌子，瞄準中老年群體大肆吸金，最后律所主任攜9億集資款潛逃海外，留下一地雞毛。加上鄭愛利事件的發酵，身為“北京律師”好尷尬。

我跟梅向 榮認識時，盈科還處在初步擴展階段，準備在全國建立分所，如今已經成為了全國第一大律所。應該說，梅向榮在律所管理和擴展方面還是有一套的，我們不能因為他涉刑就否定了其成就。我也借鑒類似的公司治理方式，在我們老家義烏也創辦了一家律所，并且經過十年的發展成為當地最好的律所之一，只是與盈科確實小巫見大巫了。他有值得學習的地方。只是成功也會給人帶來幻覺，帶來路徑依賴，換個領域，變了因素，也許就翻車了。

我從2005年起從事兼職律師，如今也二十個年頭了，一直兢兢業業，如履薄冰。但即便這樣，我還是被某個律所主任算計了。兼職六年，沒有給我結算律師費，不得已申請轉所，又以財務沒結清、案件沒結清為由卡了我將近一年，導致我現在舉步維艱。我積攢了那么多年的律師費，究竟還能不能正常提取出來，真不好說。如果主任動點兒小心思，那最后吃血虧的人就是我了。

律所集結了最懂得風險控制的一群法律人，尚且會陷入到非法集資的坑里，我們還這么寄希望于律師的精明？律師個人再怎么折騰其實能力也是有限的，而律所主任的神通卻往往是廣大的。那本該對律所治理進行監管的司法局，在對個別“刺頭”進行嚴苛的管理之下，卻總是對律所主任網開一面，我投訴后的結果只是對主任“批評教育”，殊不知醞釀的風險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