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開放數據三亞地名變遷的遠讀與深描——從民族融合談起

江西地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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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與三亞城市相關的開放數據分為大數據和數字人文兩種形態。大數據可以遠程宏觀讀取三亞地名地圖和定位信息，數字人文平臺則能提供深描所需史料與文獻。開放數據顯示，明清兩代政府將三亞地域統稱崖州，而“三亞”是少數民族對聚居區、河流、港口的命名。隨著三亞地區漢族與黎族、回族、疍民的交流、交往和交融，三亞與崖州兩個地名的價值發生轉換，三亞成為城市名稱，崖州成為三亞市的一個區。三亞地名變遷的遠讀與深描研究，是基于開放數據對三亞歷史文化的重新審視，是區別于以往研究的新視角、新思路和新方法的有效嘗試。

關鍵詞：開放數據；三亞地名變遷；遠讀；深描；民族融合

大數據時代，數據已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缺少的資源。數據研究已深入到歷史文化研究領域，并構建起數字人文的研究體系。融合大數據與數字人文的開放數據“是指任何人都可以自由訪問、使用和分享的公共數據”。因此，開放數據以其獲取成本低、數據類型全的特點，廣泛應用于歷史文化研究領域。

三亞地名變遷是三亞歷史文化研究的重要內容。三亞古稱崖州，《明史》記載：“瓊州居環海中，漢武帝平南粵，始置珠崖、儋耳二郡。歷晉、隋、唐、宋，叛服不一，事具前史。元改置瓊州路，屬海北海南道宣慰司。天歷初，改乾寧軍民安撫司。洪武元年，征南將軍廖永忠平廣東，改乾寧安撫司為瓊州府，以崖州吉陽軍、儋州萬安軍俱為州，南建州為安定縣隸焉。”自漢武帝起，崖州便已出現，史稱“珠崖郡”。可以說，“崖州”是封建王朝對三亞所在政區的統稱。學界對于“三亞”名稱的出現有多種猜想：第一種說法是三亞河和臨春河近海處形狀如三股枝椏而得名；第二種說法是“三亞者、三丫也”；第三種說法是“三亞”名稱來自黎語地名的漢語方言音譯；第四種說法由臨川舉義首領“三巴大王”演變而來。無論是古籍記載還是民間傳說，“三亞”最初是黎民對世代生活的家鄉的稱呼。因此，在古代，“三亞”指稱崖州地區三亞河周邊的村寨、河流、聚居地和港口。而今，崖州是三亞市下轄的一個區。

崖州與三亞在轄域和職能的變遷中發生了微妙轉換，這是三亞地區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結果。應用開放數據挖掘“崖州”與“三亞”的地名變遷和地域變化背后的民族融合內涵，開展遠讀與深描研究，是開放數據服務于三亞歷史文化研究的有效實踐，為三亞歷史文化研究提供新資料、新思路和新方法。

1 三亞地名變遷與開放數據

在歷史文化研究領域，開放數據可以分為大數據資源和數字人文資源兩類。統觀三亞地名變遷的開放數據：第一類，科研機構和高校建設的大數據平臺。如復旦大學與哈佛大學共建的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保存并提供中國古地圖查詢，能夠繪制“崖州”（三亞）地名變遷地圖。哈佛燕京學社、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和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共同開發的中國歷代地名沿革資料庫，可以檢索和定位中國古代的歷史地名信息。兩個資料庫交互共建三亞地名變遷大數據體系。第二類，政府和高校創建的數字人文平臺。如海南史志網保存著三亞建置文本資源，與北京大學—字節跳動數字人文開放實驗室建設的“識典古籍”平臺，可共同搭建起三亞地名變遷數字人文資源庫。本文主要應用以上四個開放數據資源庫，建構三亞地名變遷的遠讀地圖，獲取典籍和志書等數字文獻，開展深描研究，從而探究三亞地名變遷的民族融合文化內涵。

大數據和數字人文資源在歷史文化領域的研究方法不同。大數據資源適用于歷史文化的遠讀統觀，而數字人文資源更適合文化考察的深描探索。應用遠讀與深描兩種分析方法，檢驗開放數據對三亞地名變遷的研究能力，可為三亞歷史文化研究和開發提供方法支持和思路創新。

由意大利學者弗朗科·莫萊蒂提出的遠讀，是相對于傳統的“細讀”而言。遠讀即遠距離閱讀，一方面更注重文本，另一方面它是以數據為基礎的。例如借助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繪制三亞地名變遷地圖，統計三亞地名變遷信息，直觀呈現地名變遷脈絡。這種方法借助計算機技術和大數據分析工具，突破了傳統地名研究中對個別文本的細致分析，轉向對大規模文本集合的整體性研究。

與遠讀相對應的“深描”，是哲學家吉爾伯特·賴爾提出的一個重要概念。賴爾認為文化闡釋分為深描和淺描，以“抽動眼皮”這一行為為例：當兩個人都在“抽動眼皮”，一個是生理性的“張合眼睛”，另一個是帶有符號意義的“眨眼”或“擠眼”，將兩人的動作都記錄成“抽動眼皮”是“淺描”，而將第二人記錄成：①有意地；②向著特定的某人；③傳達特殊的信息；④按照社會通行的信號密碼；⑤沒有受到其他在場者的察覺，便是深描。現在，深描法成為文化人類學和社會科學研究中的一種方法論，強調通過對文化現象進行細致、多層次的描述和解釋，來揭示其背后的深層意義。如“北京大學—字節跳動古籍開放文本庫—識典古籍”作為數字人文平臺，收錄中國歷代書籍全文，使用者通過檢索“崖州”，可以得到中國歷代書籍中所有有關“崖州”的內容，便可對其開展深描解讀。

顯然，遠讀是對三亞地名變遷整體的宏觀定量和地圖式呈現，而深描則是對三亞地名文化的微觀闡釋。前者挖掘歷史變遷的廣度，后者專注某一文化節點的深度。然而，宏觀分析的遠讀難以解釋文化現象背后的文化意義或具體差異，而微觀的深描樣本量少，難以推廣。因此，兩者具有協同互補的特征。

2 “崖州”地域變遷的遠讀

在開放數據不斷豐富、數字人文大規模產出的當下，應用中國歷史地理信息系統、中國歷代地名沿革資料庫對三亞古稱“崖州”的地域變遷開展遠讀分析，直觀展示“崖州”名稱和轄域變遷的歷史過程。表1是崖州地名沿革定位信息，呈現出“崖州”轄區由北向南、由大變小的過程。《隋書》記載，隋代的崖州即珠崖郡，治所在今儋州地區，下設十個縣。《舊唐書》記載：“武德四年，平蕭銑，置崖州，領舍城、平昌、澄邁、顏盧、臨機五縣。”因此，遠讀定位中的“崖州”在隋唐時期與今三亞地區無關。

表1第4號定位是清代的“崖州”，下級區域中出現了“三亞汛”。明清時期，“汛”指官兵駐守地，清朝駐守廣東的軍隊以綠營兵為主，“綠營兵分馬兵、戰兵、守兵和水師四種，軍事編制是標、協、營、汛”。這與第5號定位相對應，說明清代三亞曾駐扎水師被稱為“三亞汛”，隸屬于崖州。然而，崖州地名沿革地圖存在朝代局限性，因此，應用中國歷代地名沿革資料庫檢索統計出表2，用以補充崖州地名沿革的信息。縱觀表2中崖州地名的變化，除明代洪武至嘉靖年間海南衛所轄崖州守御千戶所是軍制管域外，其余均為州府管域，這也是對《明史》中吉陽軍記載的佐證。因此，深入探討崖州守御千戶所在三亞地區的軍事職能和軍事活動，挖掘該轄區內的民族關系，探尋當時民族交往、交流和交融的歷史線索，進而考察崖州與三亞兩個地名碰撞與融合的可能，具有重要意義。

3 “崖州守御千戶所”職能的深描

衛所制是明代的主要軍事組織形式，分為衛和所兩級組織。海南衛是明代的沿海衛，下屬六個守御千戶所，其中崖州守御千戶所，在州治西，洪武十七年（1384）建。在明代，崖州具有重要的軍事地位，而崖州守御千戶所的重要職責之一是平定黎亂。古籍記載：“（洪武）十七年崖州多簡等村······黎迭亂，官軍隨即討平。”“（洪武）十五年，萬崖二州民陳鼎叔等作亂······余黨悉平。”“（洪武）二十八年，崖州千家村、定安、光螺、樵木、文昌、白延等處黎亂，廣東都指揮花茂和本衛指揮石堅、牛銘、千戶崇實等討平之。”由洪武年間的三次崖州黎亂記載可見，在崖州守御千戶所存在時期，黎族動亂非常頻繁，正是在不斷的民族互動中，崖州各民族間開始了交往、交流與交融。

“永樂三年，廣東都司言：‘瓊州所屬七縣八洞（峒）生黎八千五百人，崖州抱有等十八村一千余戶，俱已向化，惟羅活諸洞（峒）生黎尚未歸附。’”這說明民族交融已初步發生。嘉靖年間，俞大猷任崖州參軍一職，在《參將俞大猷圖說》一文中記述了“本職歷遍各崗，備覽形勢，撫諭各黎，熟察其情”之后，對崖州地區民族問題的看法。首先，他提出黎人、岐人和漢人交往的可能性：“黎、岐居于三州十縣之中，與吾治地，百姓魚鹽米貨相通，雞鳴犬吠相聞。”其次，主張創造與黎人交流的條件：“各村黎童之幼小者，設社學以教之，使其能言識字。”最后，提出在制度上推進民族融合：“每一年間，守巡官查考各州縣官，變化各熟黎幾村，招撫生黎為熟者幾村，具呈撫院衙門······不數年間，皆登州縣之版籍矣。”

崖州守御千戶所在平定黎亂的同時，也促進了三亞地區的民族融合。《參將俞大猷圖說》中寫道：“見近經剿地方，如羅活峒宜立參將府，遷崖州千戶所于其內，抱顯村宜增設一縣，古鎮州宜立屯所。”其主張將崖州千戶所遷入黎民村峒。正因如此，崖州守御千戶所等軍事組織促進了“崖州”與“三亞”兩個名稱的接觸和交融，使黎民方言中的“三亞”廣泛傳播，衍化出三亞水、三亞寨、三亞里、三亞港等歷史地名。

4 “三亞”地名演化的深描

“三亞”名稱的由來，學界有各種傳說和猜想，根據數字人文平臺檢索結果深描發現，《大清一統志》卷三百五十記載：“舊志：源出州東北黎峒，流逕三亞村，合三亞水入海······其水口名三亞港，又名臨川港。”這里的“三亞水”出自黎峒，流逕三亞村而得名，說明先有三亞村（寨）、三亞水，后有三亞里、三亞港、三亞汛等名稱。有關三亞村寨的記載，顧炎武撰寫的《天下郡國利病書》記載：“（瓊州府）寨五。瓊山寨曰白沙，澄邁寨曰永靖、曰保義，崖州寨曰三亞、曰連珠。”三亞村（寨、峒）和三亞水是三亞名稱的源頭，這既是維系黎民生存的命脈，也是崖州與三亞交互的自然基礎。《天下郡國利病書》中對古代三亞港的轄域范圍記載“三亞一百二十里至崖州大蜑、保平二港”，可見明末清初時三亞港的轄域已在沿海地區不斷擴大。除了三亞村寨和三亞港外，疍民的聚居地被稱為“三亞里”。《海表奇觀》記載，自“康熙二年禁海，片板不許出港，生計失矣，而課稅不免。蛋（疍）其殆乎！······今編入所三亞里，皆其種類也”。在古代，三亞一直處于崖州轄域之中，在三亞河至三亞港周圍形成了固定區域，各民族在此聚居和雜居。《天下郡國利病書·廣東通志》中引用廣東監察御史汪俊民言：“瓊州府周圍皆海，中有大小五指、黎母等山，皆生熟黎人所居。比歲軍民間有逃入黎峒，甚至誘引黎人，侵擾居民。”根據《海南島黎族社會調查》記載，逃往黎峒定居的漢人很多，黃、王、黎、陳、劉、邢等黎姓先祖多為漢人，而且民國期間黎民漢化加劇的同時，漢人黎化現象也非常明顯。因此，“三亞”也是漢人熟知的地域名稱，在各民族間廣為流傳。

民國元年（1912），撤銷崖州直隸州，改設崖縣。1954年1月1日，崖縣劃歸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領導。1984年5月19日，經國務院批準，撤銷崖縣，以原崖縣行政區域設立三亞市（縣級市）。1987年9月，三亞市升格為地級市，管轄原崖縣行政區域。雖然三亞在20世紀80年代后才成為城市名稱，但在悠久的歷史發展中積淀了深厚的文化基礎，被地區各族人民熟知并常用，才能夠替代崖州成為城市名稱，這也是地區民族融合的明證。

5 結語

隨著開放數據的發展，三亞歷史文化的數據資源愈發豐富。應用大數據平臺繪制“崖州”和“三亞”名稱變遷的地圖和空間信息，可宏觀遠讀歷史發展線索；借助數字人文平臺檢索關鍵詞史料，可深描“崖州”和“三亞”的名稱關系，發現兩個地名的轉換基于三亞地區民族融合的文化基礎。這既是借助開放數據探討三亞歷史文化研究的有效嘗試，又是三亞歷史文化研究的資源拓展和方法創新。

作者：高 晨

來源：《文物鑒定與鑒賞》2026年第3期

選稿：耿 曈

編輯：江 桐

校對：宋柄燃

審訂：汪鴻琴

責編：宋柄燃

（由于版面內容有限，文章注釋內容請參照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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