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五霸為何宋襄公最具爭議，他的迂腐更是淪為列國笑柄

在正史當中有關春秋五霸一共有四個有版本：

一：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宋襄公和秦穆公（《春秋》）

二：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闔閭和越王勾踐（《荀子》）

三：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和越王勾踐（西漢《四子講德論》）

四：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秦穆公和吳王闔閭（班固《白虎通》）

這里要說明一下 “霸主”的概念：現代人提到“霸主”，自然而然想到的就是超級大國，是美國，是俄羅斯，我是老大，我說的算，我的是我的，你的也是我的，一切都是我說的算。而春秋時代對“霸主”并不是這么回事。

班固在《白虎通》載：“霸者，伯也，行方伯之職，會諸侯，朝天子，不失人臣之義，故圣人與之。”意思就是，當霸主的要履行責任有：會合諸侯，定期朝見周天子，恪守臣子的本分。簡單說就四個字：尊崇周禮。

在五霸力齊桓公、晉文公和楚莊王，這三位是雷打不動的，公認的超級大國，即便是到了戰國時代依舊是強國，晉國雖然是分裂成趙魏韓三國，可趙魏都曾經是戰國早期時期第一大國。

而吳、越與秦國則是地區強國，其超級大國并沒有得到“國際社會”的承認，而且后來吳、越兩國都覆滅了，至于秦國一直處于非主流，“國際地位”沒有得到列國的承認，秦穆公的“并國十二，拓土千里，稱霸西戎”， 更傾向于地區性“偏霸”。和美國入侵印地安差不多。

實際上，這里非議最大，最不應該位列五霸的就是宋襄公，因此四個版本里只有《春秋》里有所記載，其他史籍里都沒有記載。問題在于，宋襄公憑啥能與齊桓公并駕齊驅。

宋國與當時諸侯國最大不同在于，宋國是商朝王族后裔，周朝建立之后，商朝雖然覆亡，但不能讓以前的貴族宗祀滅絕，因此武王分封諸侯時，仍然封紂王的兒子武庚于殷，另封紂王的兄長微子啟于商朝舊都商丘，國號宋，以奉商朝宗祀。

但是宋畢竟是“前朝戰犯”，原先的商王畿更是被拆得七零八落，主體部分給了衛國，北邊一部分給了燕國，東邊由邢國與齊國共管。所以宋國在很長的一段時間里特別安分，直到齊桓公時期。

關于宋襄公正史記載并不多，姓子，名茲甫，宋氏。春秋時期宋國君主宋桓公次子，宋成公之父。最初茲甫的父親宋桓公病重。茲甫本應是繼位之人，可是茲甫要把太子之位讓賢于庶兄目夷，還說：“目夷年齡比我大，而且忠義仁義，請立目夷為國君吧。”目夷也不肯接受太子之位，說："廢嫡立庶，也不合制度啊。"為此目夷逃到了衛國，茲甫的太子之位沒有讓出去。

周襄王二年，宋桓公去世，太子茲甫即位，是為宋襄公。宋襄公封庶兄目夷為相，主管軍政大權，輔佐自己處理朝政。

宋襄公因為讓位使得他名聲不錯，可在當時光有好名聲沒有任何作用，“國際局勢”動蕩，一切都靠實力講話，要想不被欺負，要么自己強大，如晉國，齊國，要么“榜大款”，認超級大國當大哥，鄭國就認秦國當大哥，給人當小弟，而對于宋國來說，他似乎沒有選擇，宋國只能能跟當世第一霸主齊國混。

宋襄公繼位當年，連孝服都沒脫，便去參加了重要的“國際會議”葵丘會盟。此后宋襄公還參加了三次齊國組織的“國際會議”會盟。《左傳·僖公九年》載：“夏，公會宰周公、齊侯、宋子、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于葵丘。”

當時的齊國由于過于偏離中原地區，導致他如果想掌控中原，只能尋找代理人。在齊桓公眼里，宋國的擁護和緊跟，自然然讓他頗為滿意。因此在齊國的支持下，不管宋國的真實國力如何，宋襄公在會盟中，都無一例外處于“聯盟老二”的位置。

前643年，齊桓公被活活餓死，死后67天才被人發現，身上早已爬滿蛆蟲，直接導致齊國霸業中衰。薨逝后，齊國發生內亂，諸子爭位。“超級大國”發生的內亂，引發列國高度關注，面對這種情況，中原各國開始各自站隊。最滑頭的是鄭國人，立馬就倒向楚國。而宋襄公則發揮監護人作用，糾集曹、衛、邾三國軍隊，護著公子昭回國繼位，是為齊孝公。

這時候，宋襄公就有了當諸侯霸主的意思，站在他的的角度上來看，齊桓公死后的格局，簡直就是為他當霸主而量身打造的：

一、齊國的衰落已是避讓，其勢力退回山東境內，齊孝公又是自己立的，首先要穩定內部，不會搶位置。

二、關鍵是宋國不屬于周朝臣子，但有一等公爵的天然身份。

三、楚國雖然強大，但此時對于鄭國改換門庭表示懷疑，畢竟鄭國朝秦暮楚，反復無常可是有名的，但由于楚國的猶豫，使得楚鄭導致沒能結盟成功，楚國的手一時插不進來。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宋襄公舉辦了三次列國會盟：

一、十有九年，夏六月，宋公、曹人、邾人盟于曹南。

二、二十有一年春，宋人、齊人、楚人盟于鹿上。

三、秋，宋公、楚子、陳侯、蔡侯、鄭伯、許男、曹伯會于盂。

三次會盟，宋襄公都當上了老大。尤其是第二次，含金量十足。“國際會議”排名都是以宋國為第一，齊楚兩國都得往后排。宋襄公這里的真實意圖就是，由齊孝公背書，向各國宣告中原霸主的“易主”。齊孝公對此雖然不滿，但現在他自己地位并不穩定，也只能替宋國撐場子，承認其超級大國地位。這也是宋襄公力挺你當齊國國君的價格。

這里的問題在于，第三次會盟齊孝公就沒去，第一是地位已經穩固，頭二次參加是為了還人情，第三次就沒有必要了，但這細小的舉動被楚成王察覺了，在楚國看看，既然齊國跟宋國關系已經破裂，那楚國就要重新洗牌，自己當回老大，因此在盂地會盟還沒結束，宋襄公就被楚人給抓了。幸虧目夷在國內有所準備，楚成王突擊伐宋沒能成功，宋襄公才撿回一條命。

所以，從嚴格意義上來說，宋襄公的霸業，只存在了一年不到的時間。

公元前638年十一月初一，一場極為精彩的戰役就此爆發，這是一場可笑的戰役，而結果將決定誰是真一任列國霸主，當時楚宋兩國對陣于泓水兩岸。當時楚軍開始渡河，目夷急諫：“敵眾我寡，半渡可擊！”

可宋襄公卻撫著戰車搖頭：“君子不乘人之危…”

楚軍全數登岸后陣型散亂，目夷再諫：“開始攻擊吧！等下就沒機會了！”

宋襄公仍然拒絕：“不鼓不成列，此乃周禮”。

待到楚軍戰鼓震天響，方陣如鐵壁般壓來，宋襄公無論再怎么高叫“為仁義而戰”都已經無濟于事。混戰中，他的戰車被掀翻，大腿中了一箭，大敗而歸。

這個時候，我們不僅要有疑問，宋襄公為何會會死死抱住周禮不放，他昏庸嗎，顯然不是，畢竟當時宋國國力不弱，而且宋襄公既然想當老大，就不會是個迂腐的國君。

至于軍事能力，宋襄公也是有實戰經驗，戰場形勢也是在他眼前，目夷明明提醒過兩次。可宋襄公的種種奇葩作為，都是他在算清楚政治帳以后的自然反應。因為他認為自己是“霸主”。既然是霸主，就必須尊崇周禮，做列國的表率。而宋襄公的反應，就是踐行霸主周禮的具象化體現。

但令人遺憾的是，只不過時代早就變了。“國際社會”早就是武力至上，況且楚國是要當霸主的，自然不會把周禮奉為規矩，我的規矩才是規矩。春秋初期的“尊王攘夷”禮制秩序，到此時已經逐漸瓦解，列國爭霸早已轉向武力至上、強權為王，楚國更是從不拘泥于周禮，只以實力定高下。

宋襄公的悲劇，不在于迂腐，而在于他的理念與時代徹底錯位，想用過時的禮制準則，應對已經禮崩樂壞的爭霸格局，最終只能淪為歷史的笑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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