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37歲英年早逝的民國史學“白月光”

1942年10月24日凌晨3時，被稱為“天才史學家”的張蔭麟在貴州遵義停止了呼吸，那一年，他只有37歲。多年后，他的學生王省吾依然記得他送張蔭麟出殯時的情景。他回憶，那是可怕的一天，遵義的風刮得很大，荒山孤墳的場景，讓人倍感凄涼。

在文史學圈之外，英年早逝的張蔭麟或許不為大眾所知。不過，他的著作和成果卻流傳于世，被不少大家與讀者稱贊。他撰寫的《中國史綱》，以輕松流暢的文字記述了東漢初年之前的中國歷史，至今仍受到學術界的青睞。此外，他在宋史等領域的研究，也有其開創之功。

2026年最新出版的《張蔭麟傳》的作者之一、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家齊提到，在民國，張蔭麟曾備受陳寅恪、錢穆等名家的認可，他的早逝是史學界一大損失。“他的智力水平非常高，如果能多活一些年，成就可能更高。”曹家齊對《中國新聞周刊》說。

這個出身清華，對歷史、哲學、文學多個學科都有深入研究的“通才”，在短短37年的人生中，完成了令人難以想象的學術成就。雖然他的人生旅程過早結束，令人唏噓，但他的成就和思想，依然在當代產生著回響。

張蔭麟(資料圖)

兼備新舊思想的史學天才

1923年，年末的一天，學者梁啟超在他的中國文化史演講課堂上掏出一封信，詢問“張蔭麟是哪一位？”，一位面孔稚嫩的青年起立致敬。他就是當時18歲的張蔭麟。梁啟超在課上當眾回答了張蔭麟在求教信中的疑問，對他的質疑精神表示肯定。日后，他也對這位學生勉勵有加，夸贊他“張君之才，殆由天授”，仿佛天生就適合做學術。

其實，當時在清華園中，張蔭麟已經聲名鵲起。1923年9月，《學衡》雜志發表了張蔭麟的學術處女作——《老子生后孔子百余年之說質疑》。其中，他針對梁啟超提出的“《老子》可能成書于《孟子》之后”的觀點，有理有據地作出反駁。這篇文章的老道、嚴密，讓讀過的人都以為，它可能出自一位老教授之手。

此后，這位“天才”在七年的清華生涯中，不斷震撼著身邊的人。在《學衡》《燕京學報》等雜志，他不斷發表科技史等領域的論文。另外，他也不間斷地在《清華周刊》《東方雜志》《大公報·文學副刊》撰寫關于讀書、文學的文章。除了質疑過被稱為“百科全書”式的老師梁啟超之外，他還曾在歷史學家顧頡剛提出“疑古”之說時，就引證西方史家的分析方法，反駁顧頡剛觀點中的不合理之處。盡管當時他還未出國留學，但文章已經能做到旁征博引，視野貫通中西。文章中展現的中英文功底，也都令人驚嘆。

《張蔭麟傳》的作者之一、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李欣榮研究張蔭麟已有二十多年。在他眼中，在群星閃耀的民國學術界，張蔭麟身上的光芒依舊明亮耀眼。因為他是一位難得的、受到當時學術界新舊兩派人物一致認可的學者。“他能夠做新的學問，可以敏銳地引進外國史學的理論方法。但同時，他也能夠做細致的考證考據，研究一些舊的東西。”李欣榮如是說。

左圖：《張蔭麟傳》2026年出版

右圖：《中國史綱》1941年5月初版封面、版權頁（浙江大學圖書館藏）

這種兼具新舊學、貫通中西方思想的能力，也為日后張蔭麟撰寫代表作《中國史綱》打下基礎。1941年，張蔭麟撰寫的《中國史綱》第一冊正式出版，之后該書便不斷被再版，時至今日，仍是暢銷的歷史普及讀物。李欣榮提到，《中國史綱》到目前為止，在海內外可能已有幾十個甚至近百個版本，包括各種編輯形式的簡體版、繁體版、彩插版、注音版、講義版、典藏版、合輯版等。

成書于80多年前的《中國史綱》，為何能夠歷久彌新？其原因就在于，張蔭麟在這本書中大膽脫離了枯燥的學術語言，運用通俗的白話文和“說故事”的方式，流暢地進行歷史講述。中山大學歷史系教授曹家齊認為，《中國史綱》的高明之處，在于張蔭麟可以把深奧的問題，用簡易的語言表達出來，而且表達到位。“他對修通史的看法不是停留在理論上，而是把它徹底地付諸實踐。”他說。

在編寫《中國史綱》時，張蔭麟對編寫史書的方式做了深入思考。他認為，撰寫通史，必須有出色的歷史想象力和藝術才能。他也認為，撰文者不要過多在原文中引證原始材料，以免影響讀者的閱讀和理解。于是，在他的苦心努力下，《中國史綱》脫離了流水賬一般的歷史記述，只用寥寥數筆，就勾勒出歷史事件和人物的輪廓，氣勢磅礴，并頗具時代感。

張蔭麟感慨，當時抗戰正酣的中國正處于歷史的轉折點，于是在自序中寫道：“若把讀歷史比于登山，我們正到達分水嶺的頂峰，無論回顧與前瞻，都可以得到最廣闊的眼界。”在他的筆下，古人的行為也可以用現代的眼光進行審視。比如他認為，孔子是一位“深造的音樂家”，墨子則把音樂當作“應當禁絕的奢侈”。東漢的開國皇帝劉秀原本是“一個沒有夢想的人”，也因此沒有什么突出政治理想。

完整的《中國史綱》，本應該由張蔭麟帶領吳晗等學者合作完成，但由于種種原因，其他學者都沒能完成自己的部分，只有張蔭麟的這部分最終成書。不過，張蔭麟對修通史的準備工作已經做得很全面。他清晰的梳理和計劃，對后世的研究也有所貢獻。中山大學歷史學系教授曹家齊提到，在現代學術界，張蔭麟最早構建了宋史研究的敘述體系和學術框架，對一系列研究議題有“發軔”之功。當代比較熱門的南宋社會史等話題領域，在他研究中早就有所涉及。

張氏在18歲時就能反駁梁啟超的觀點，30多歲撰寫通史，成果比肩錢穆、呂思勉等大家，還能惠及后人。頗為自負的哲學家熊十力曾贊美張蔭麟“兼精哲史”，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歷史學家陳寅恪也曾夸贊，張蔭麟是“清華近年學術品學俱佳者中之第一人”。錢穆更是感慨，如果不是張蔭麟早逝，建設中國“新史學”的大業，或許就要由他來完成。

“素癡”

張蔭麟去世后，他的好友兼師兄、哲學家賀麟對他的回憶，真切動人。二人在清華讀書時，因為喜歡聽梁啟超的演講而結識，成為摯友。不過，他們的友誼總是充滿了爭論和情緒起伏。有段時間，賀麟在《清華周刊》任總編輯，張蔭麟則主持該周刊的“書報介紹副刊”。雖然賀麟擔任總編，但張蔭麟總是毫不客氣，把賀麟的作品批駁得體無完膚，氣得他只能將文章撕掉重寫。

他們喜歡討論問題，也總有意見相左之處。有一次，張蔭麟因為和賀麟意見不合，一氣之下拍了桌子，手磕到釘子，血流不止。賀麟只好請他吃花生，以示歉意。不過，在這樣古怪的交往方式中，賀麟反而確認了和張蔭麟的終身友誼。他認為，張蔭麟的性格，是“對文字認真，對朋友直爽”。他愿意和這樣坦誠直率、能給出實際建議的人結交。

張蔭麟夫人倫慧珠及其侄子倫穎志(資料圖)

張蔭麟能夠這樣盡情揮灑才華和性情，與早年的人生際遇有關。1905年，張蔭麟出生在廣東東莞一個富庶的家庭。他家境殷實，父親是教育界人士，酷愛藏書，對身為長子的他要求很嚴。在這樣的培養之下，他有了扎實的國學功底。因為廣東是當時的革命之鄉，孫中山、梁啟超都是廣東人，新思潮、新思想在當地也相當流行。就這樣，青少年時期的張蔭麟，對新思潮、進步雜志也有所涉獵。這些，都是他日后能夠融匯舊學與新思想的基礎。

這個17歲的稚嫩少年，很早就開始開眼看世界。也正因此，當他在1923年邁入清華的大門，就讀留美學生預科班的時候，他的見識才能迅速地超越同齡人。7年后，他結束預備留學的清華生涯來到美國，公費就讀斯坦福大學。不過，他沒有選擇歷史學專業，而是攻讀哲學和社會學。至于原因，他曾在給好友、歷史學家張其昀的信中提到過。他稱，自己畢生將以國史為志業，學習哲學、社會學，不過依然是為史學研究做準備而已。

賀麟回憶，1926年夏天，他去美國留學的前一晚，張蔭麟曾和他住在一起，兩人又為一些問題爭論不休，頗為尷尬。但第二天，張蔭麟主動交給他一首贈別詩歌，作為送行的禮物。詩中寫道：“為學貴自辟，莫依門戶側。”賀麟非常感動。他覺得，是張蔭麟這些話中的力量，讓他能夠在留學時堅守方向，摸到學問上的門道。

這樣強烈的個性，在朋友看來是一種非常吸引人的張力，但在不熟悉的人看來，卻可能是清高孤傲的體現。張蔭麟所發表的那些文藝評論，也是文如其人地犀利、直白，絲毫不顧及名人、名家的臉面。1929年2月，他在《大公報·文學副刊》發表評論，稱當時名聲極盛的冰心、蘇雪林不過是“有著作的女子”。認為作家的水平好壞與性別無關，名字后面也不應該加上“先生”“女士”作為后綴。這是他對當時文學圈流行的“美女作家”說法的一種批駁。

他自號“素癡”，有醉心于學問之意。他的同事兼好友、歷史學家吳晗說過，張蔭麟臉上有一種“專心一致，心不外騖”的神情。他只專注學問，不通人情世故。不過，學者們也都知道，張蔭麟的人品、修為都值得信任，也依然愿意和他展開合作。《張蔭麟傳》的作者之一李欣榮認為，不熟悉的人會覺得張蔭麟很孤僻，但熟悉之后會發現，他有著很強的合作精神。他能編輯好副刊，能組織編寫歷史課本，能和意見不同的賀麟、顧頡剛、吳晗等人都保持良好的關系，都說明了這一點。

在朋友們的講述中，張蔭麟“孩子氣”的行為還有很多，很多都與讀書、藏書有關。1933年，他取得碩士學位，從美國歸來，次年回到清華擔任歷史和哲學系的老師。根據吳晗的回憶，張蔭麟在清華園的書房架子上、桌子上、椅子上、地板上，到處都散落著圖書。他也曾不顧臉面地從吳晗的收藏中“搶書”，吳晗也只能由著他去。因為這樣的行徑，很多同事叫他“書呆子”“文昏公”。

而在學術之外，對于生活與愛情，張蔭麟也展現出過分感性，乃至任性的一面。1926年7月，張蔭麟的父親去世，他回東莞奔喪，也開始挑起家庭重擔，尋找一些兼職。回鄉之后，他擔任過著名藏書家倫明的女兒倫慧珠的家庭教師。結果，他對這個文靜的女子一見鐘情。多年來，無論在國內還是國外，他都一往情深地給對方寫信。但倫慧珠一開始并不予以接受。

張蔭麟的執著、固執開始在愛情中展露，這段單相思也一度成為他的心病。比他年長的同鄉、學者容庚，也曾勸說他要有識人之明，盡早了斷，他聽了進去。沒想到，形勢逆轉，1930年，他在美國時，倫慧珠開始和他通信，談起戀愛。回國之后，兩人順利結婚。為了愛人，這位“書呆子”也一改作風，變得體貼入微。友人曾回憶，他們相聚時，張蔭麟發現倫慧珠身體不好，總是頭暈，一貫不注意生活細節的張蔭麟，居然能夠掏出提前準備好的藥品給她。

看起來，“書呆子”張蔭麟也會因為愛情而改變。可惜的是，得意時盡歡，失意時落寞的心性，已經為張蔭麟埋下了生活的隱患。

隱沒塵煙

1934年之后，張蔭麟迎來了短暫的春風得意時期。那時他受聘于母校清華，和倫慧珠成立了小家庭，并得到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所長傅斯年的推薦，擔綱起組織修訂中小學歷史教科書的重任。可惜短短三年后，平靜的生活就畫下句號。1937年“七七事變”爆發，清華園也面臨炮火威脅。當時，張蔭麟南下到浙江大學講學，妻子兒女則回到東莞老家躲避。他走得匆忙，連書齋里他珍愛的那些圖書和教科書稿件，都只能大致交代好友處理。

亂世中謀生，對張蔭麟這樣專精于學問，不思考生計問題的“素癡”性格，是一大挑戰。從浙大離開后，他曾到長沙、東莞停留，最后才到昆明，任教西南聯大。輾轉謀生的抗戰烽火中，他的個人生活也出現了一些問題。在昆明，他獨自居住在歐美同學會，因為生活冷清、孤獨，他與老朋友容庚的女兒容琬產生戀情，陷入了混亂的情緒糾葛之中。

后來，張蔭麟決心解決問題。他拒絕了容琬，接倫慧珠和家人到昆明團聚，但聚少離多的兩人早已經出現矛盾，無法長期相處。在昆明，兩人經常大吵大鬧，甚至需要鄰居調解。不久后，這段浪漫愛情也以離婚告終。

張蔭麟的身體也開始拉響警報。他不喜歡娛樂，生活儉樸，唯一愛好的就是美食。他身材微胖，自稱一個人可以吃掉一只雞，水果也可以一口氣吃兩三斤。他有時寫文章寫到半夜，工作結束后又大吃一頓，生活上沒有規律可言。1940年，張蔭麟到當時位于遵義的浙江大學就職。一方面是為了散散心，一方面也力圖在新的崗位上做出一番事業。1941年，張蔭麟撰寫的第一冊《中國史綱》正式出版，他與張其昀一起成立了“思想與時代社”，繼續此前未完的修史事業。

腎病的陰影很快籠罩了他。戰時缺醫少藥，他得不到良好的醫治，身體每況愈下。1942年秋天，當好友賀麟帶著名醫將抵遵義的時候，他已經無法再醒來。當時，他剛剛增補過的《中國史綱》新版本尚未出版，多年來心心念念想撰寫的“哲學概論”，也成了無法完成的夢想。

去世前，常常有同事和學生聽到他痛苦的呻吟，但有時還在誦讀《莊子·秋水》，并相信可以永生。他或許知道，如文章中所言，自己窮盡一生，只是“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生命這道難題，是天才如他，也無法解答的。

參考資料：《天才的史學家：追憶張蔭麟》，陳潤成、李欣榮編，清華大學出版社2009年版；

《張蔭麟傳》，李欣榮、曹家齊著，廣東人民出版社2026年版

發于2026.3.16總第1227期《中國新聞周刊》雜志

雜志標題：張蔭麟：“消失”的天才史學家

記者：仇廣宇

（qiuguangyu@chinanews.com.cn)

編輯：楊時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