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哲：我和古史研究

大學里的歷史系近年來是比較清冷的，真正愿意學歷史的人不多。而且，即便學歷史也多半喜歡學近現代。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厚今薄古”的口號后，古代史幾乎沒有人愿學。而我過去一直學習古史，我是如何走上了這條道路的?說起來話長，這得從我的青少年時代說起。

一、青少年時代

我是1913年生的，那時正是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第二年。我的家鄉是河北省深縣張邱村，地處河北省的中部。河北省的地勢，從地圖上看，西北山嶺綿延，東南河流交錯，是原野坦蕩的華北大平原的中心地帶。深縣東有津浦，西有平漢兩條南北縱貫的大鐵路；河流方面則是南有滏陽、北有滹沱，深縣正處在兩條鐵路和兩條河水的中間。按理說這確是個水陸交通便利、文化開放的地區，何況清末又有桐城派古文大師吳汝綸曾在此建有“博陵書院”講過學，文質彬彬的文風遺俗在焉，不能說是窮鄉僻壤、文化閉塞之地。但事實上，這里民風樸實，安土重遷。尤其是鄉下廣大農民，更是各自局促在自己農村，很少與外界交往，大有古代那種“至死而不遠徙”的質樸遺風，村與村之間，好像是“鄰國相望，雞犬之聲相聞，民至老死不相往來”。我自小就是一直生活在這個環境中，到長大成人。

我出生于一個世代務農的封建家庭。我所在的農村約百戶人家，大部分是自食其力的自耕農民。農民間的貧富差別不很大。全村沒有佃戶，沒有地主，沒有豪富人家，只有幾家富農和貧下中農。我家因為平時雇有雇工幫忙，所以，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時被劃為富農。我村中的土地比較貧瘠，沒有水利灌溉，完全是靠天吃飯。我從記事時起，就遇到過好幾次的久旱不雨釀成的大旱災，度過幾次吃糠咽菜的饑荒生活。我8歲入小學。當時村中有兩類初級小學：一類是沿襲清朝讀書人自己私辦的名為“私塾”的，課程是“四書”“五經”;另一類是建立民國后農民集資創辦的，教師是縣教育局派來的，課本也由官方規定。這種官辦性質的新式小學，當時村人名之為“洋學”,課程有國文、算術、修身等。我上的是這種“洋學”。這種初級小學，在偏僻農村中沒有正規學制的限制，愛念幾年就念幾年。我有一個堂弟弟，與我同年生。他不喜歡念書，經常逃學，念四五年就停學，出外學徒做生意去了。我自幼喜歡念書，在這個初級小學念了六年，實在沒有什么可讀的了。聽說鄰村“私塾”的老師姓劉，是前清的老秀才，很博學，于是我又到鄰村私塾從劉老師學習。一入學即插入高年級，講了半部《詩經》。1928年春才由一個親戚偕同到縣城進入高等小學。

到縣城中的高等小學讀書后，仿佛到了一個新天地，課程有國文、英文、算術、自然、地理、歷史等，思想開闊多了，知識視野也擴大，知道了我國的國土、歷史，尤其是我國近百年來受到各帝國主義的欺凌、壓迫。一連串的喪權辱國條約的國恥，深深刺傷了我的幼稚心靈，愛國主義思想油然而生。

我因為平時喜歡讀書，不管什么書，只要能看懂的我都讀。所以，在小學讀書期間，我的作文成績是較好的。老師每次在我的作文本上，遇到好的句子，往往用紅筆劃圈圈，還高聲給同學朗讀。有一次，縣城高等小學全校的學生，不分年級會考作文與書法，我以一個一年級的學生，居然名列全校第一。

小學畢業后升入本縣城河北省立第十中學。當時中學學制剛從四年制改為三三制(即初中三年、高中三年)。省立十中是初級中學。我在這里念書時，對文科、理科的功課都喜歡，各科成績都很好，經常是全班之冠。

二、走上文史之路

初中畢業之后，因十中沒有高級中學，若想繼續考高級中學，就必須到外地去投考。像我家的經濟情況，繼續攻讀是困難的。我家是以農業為主兼營小商業，比一般只靠農業為生的農業戶，生活上略好一點，只供給我一人上本地的中、小學，已不容易，若再繼續讓我到外地去讀書，自己也感到有點內疚。所以，我從小在農忙時，就主動下地幫家大人干農活，什么鋤地、收割、拔草等都干過。艱苦生活磨煉了我刻苦學習的意志，也真實地體會到讀書之不易。當時祖父、祖母是家長，下面我父親是長子，還有兩個叔父。家中一切事務，祖父、祖母說了算數。對我是否還繼續到外地讀書，祖父母召集我父親、二叔、三叔和我本人，在祖父房間開了個家庭會議。祖母首先發言，略說一下商談的內容，接著說她和祖父的意見，是支持我繼續到外地去念書，問他們有什么意見。當時屋內陷入一片沉寂，無人發言。最后還是祖母說，大家沒有意見，就這樣定了。兩個叔父雖然心中不愿意，因這是老人的決定，也不好反對。于是在1933年秋，我到北京考入了北京市立第四中學高中部。從這時起決定了我后來走向文史研究的道路。

我前面說過，我在中小學時，對文理兩科都愛好，可是到北京上高中，開始接觸大代數、解析幾何、球面三角等較深的數學，漸漸感到吃力，久而久之，我對理科逐漸產生了厭煩心理。我上的北京市立第四中學，在北京是個有名的高水平的中學，教我們班數學的馬文元老師是北京市有名的數學老師，教學很負責、很嚴格。記得當年我因讀書興趣對文科功課有所偏愛，不喜歡理科。一次期末考試，我的代數考了個不及格，馬先生特地把我叫去質問，當時我支支吾吾地迸出一句：“將來我考大學文科的。”先生表情立刻變得很嚴肅，誠懇地對我說：“你考文科，數學不好也不成啊!不信你可以去問問胡適(胡適那時是北大文學院院長)。”我當時表情尷尬，窘極了。

自受到這一刺激后，一個強烈的念頭激勵著我，下決心非把數學拿下來不可。功夫不負有心人，1936年高中畢業，在北京市舉行高中會考，我的數學考了滿分，同年投考北京大學，入學考試時，考了九十多分，使我順利地進入北京大學歷史系。

我對文史方面的愛好是怎么產生的呢?回想起來，有兩個來源，都是在高中時形成的。一個是高中教我們語文的教師白希三和程金造兩位老師的引導。尤其是程金造老師布置我們的課外讀物是《史記》。我記得最初看的是一部影印殿版《史記》上下兩函。程先生督促我們用了一年多的時間閱讀和背誦(程先生現在是研究《史記》的專家)。其中有些列傳直到現在我還能背得朗朗上口，這是我后來對學歷史感到興味的誘因。

再一個誘惑我走文史研究道路的是梁啟超所寫的讀物。那時我有個本家叔父名王雨字子霖，在北京琉璃廠從事古舊書生意。他是同行業的版本鑒定專家。每當古書肆中遇到古鈔秘籍或宋元舊塹，多請其寓目。所以他能很早結識了政界和學界最負盛名的梁啟超。他開的書店也是由梁氏資助建立起來的。可惜在“文化大革命”中，由于康生的點名，被造反派定為“反動學術權威”,被逐回農村迫害至死。這位叔父對梁氏很崇拜。我每逢禮拜天或假期到書店去看書時，這位叔父總是對我講述過去梁氏的趣聞逸事。他家中的日用品如折扇、硯臺、墨盒等物，多存有梁氏的書法筆跡。連其書店的匾額“藻玉堂”三個大字也是梁啟超書寫的。我經常在這個環境中，耳濡目染，自然會受到一定影響。當年曾把梁氏的一些著作，如《中國歷史研究法》《要籍解題及其讀法》《古書真偽及其年代》《國學入門書目及其讀法》等，翻閱過不知多少遍。對梁啟超有關古典的著作及文史方面的論文，產生了無限的喜愛。有一次，在讀梁氏的《要籍解題及其讀法》時，發現他對司馬遷開始作《史記》的年代，完全同意王國維的《太史公行年考》,定在漢武帝太初元年的說法。我當時就覺得可疑，因為我正通讀《史記》,自然取出《太史公自序》與之相互對照，《自序》明明說“(其父)卒三歲而遷為太史令，細史記石室金匱之書”,這就是說其父司馬談在元封元年卒后三歲即元封三年，他開始為太史令，當即在“石室金匱”這個國家藏書之處去編輯史書。這也就是說，司馬遷是在元封三年即開始撰寫《史記》,而不是又五年之后的太初元年才開始。但是，王國維、梁啟超皆為當代最負盛名的學者，又是國學大師，怎么會有此疏失?細讀《太史公自序》,才發現這是由于王、梁二氏誤解了《自序》的一段話引起的。我們且看看原文：

《太史公自序》:“五年而當太初元年，十一月甲子朔旦冬至，天歷始改，建于明堂，諸神受紀。”

這只是說太初元年這一年“天歷始改”,改行“太初歷”這件改正朔的大事而已。至于下面的“太史公曰”云云，根據今天所見最古的南宋黃善夫刻本和最普通的如清代的殿版《史記》,都是另起一段，是記太史公與壺遂的問答，述說他撰《史記》之用意；最后說“于是論次其文”,與其前的太初元年這一年毫無關系。并且原文說“于是論次其文，七年而太史公遭李陵之禍”。按李陵之禍在天漢二年秋，上推七年是元封五年或六年，并不是太初元年。可見王國維、梁啟超的說法之未可信。我的新說認為司馬遷在元封三年即開始撰寫《史記》;從天漢二年上推到元封三年，也不是七年，而是十年。因而我懷疑《自序》之“七年”的“七”,可能是“十”字形近而訛。查《漢書》本傳，班固全采用史公之文，唯此處作“十年而遭李陵之禍”。至此，我才肯定《史記》蓋屬稿于元封三年，而非太初元年也。當時我草擬了一篇《司馬遷作史記的年代考》。這篇小文，根據現在殘存的日記記載，是1934年在高中念書時寫成的，也是我從事學術活動的第一篇論文。遺憾的是這篇小文從未發表，而原稿散佚。

三、古史研究的開始

1936年我高中畢業考入了北京大學歷史系，正式學習歷史科學。那時，顧頡剛先生的《古史辨》是我最喜歡讀的一種讀物。因而對古史的辨偽、疑古，產生了極大的興趣。同時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講“中國上古史”課的，是當時古史名家錢穆先生。而錢先生的《先秦諸子系年》也于這時出版，成了我手不釋卷的讀物。錢先生講上古史與別人不同，不是從遠古講起，而是先講戰國，再逆向講春秋。并且也不是一章一節、面面俱到地講，而是以學術問題為中心，發現問題，解決問題，層層剖析，講得娓娓動聽，很能啟發人深入思考。我愛聽他的講課，從不缺席。錢先生的文章和教學，對我的影響頗大。這些因素都在引導著我走向古史研究之路。

在上大學一年級時，一入學我就做過一個課外讀書計劃，寫了一個書目，打算此后按所列書目先后，依次攻讀。首先通讀《左傳》和《國語》,并時時與《史記》中有關篇章對照。最初因受梁啟超今文學派的思想影響，服膺劉逢祿、康有為之說，認為《左》《國》原為一書，《左傳》解經之文為劉歆所偽竄。在閱讀《左傳》時，總想從中找出一些具體資料，用以證明這種說法的正確性。可是讀來讀去，在《左傳》書中，不但一點線索也找不出來，相反的倒是對今文家這種說法逐漸產生了懷疑。而認為《左傳》解經語非劉歆所能偽，《左傳》自《左傳》《國語》自《國語》,兩書體裁不同、行文各異，絕非一書。在細讀時也陸續搜集了一些例證，打算寫一篇《左傳》與《國語》的關系的文章。可是草創未就，一日到北大圖書館，無意中看到當時“北平研究院”出版的《史學集刊》第二期，載有楊向奎《左傳之性質及與國語之關系》一文，其論點看法與我的基本相同，而且辨析之縝密，材料之豐富，遠遠超過我所達到的水平，在佩服贊嘆之下，所要寫的文章，也就因而終止了。

我在大學歷史系一年級的第二學期(1937年春)半年之內，寫過好幾篇論文。第一篇是《評孫海波國語真偽續考》,約七千字，1937年春假完稿，當即向《文哲月刊》投稿(因孫氏文章即刊登在《文哲月刊》第一卷第十期)。未久，收到該刊主編張東蓀先生來信，略謂此刊于第十期停刊，稿件奉還(后來我之此文發表在昆明1939年《益世報》的《讀書周刊》)。第二篇是《晉文公重耳考》,是在1937年夏北京上空日機隆隆的威脅聲中，勉強完稿，約一萬五千言(后來發表于《治史雜志》第二期)。未久，“七七事變”,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日寇大舉入侵，先京、津淪陷，繼家鄉不保。這時清華大學、北京大學和南開大學，為了不使教育中斷，決定遷往湖南長沙，三校聯合成立了“長沙臨時大學”。

那時，我是北大的學生，我們兩三個同學通過已是華北敵占區的家鄉，歷盡千辛萬苦，經過一個多月的奔波流離，才輾轉來到長沙，入了“臨時大學”。自以為雖然日寇猖狂，國難日深一日，然而遠在后方，我們這些學子，也許可以暫時安靜地學習。可是不到半年，長沙也連日遭到日機的狂轟濫炸。一日數驚的校園里，師生們哪能安心上課?臨時大學又不得不決定從長沙遷往昆明。

一個龐大的學校長途遷徙，而且又是交通不便的大西南，談何容易。當時既無鐵路可通，又無現代化的汽車公路，只有簡陋的土公路，汽車很難通行。唯一的通道是乘粵漢路火車到廣州，出香港，航海到越南，再改乘滇越路火車到昆明。一個教育單位，在國內搬遷，還要借道外國，在國際上說也太丟臉。于是學校決定：女生及年老體弱者可以走海路，男生和身體健康的教師組成“湘、黔、滇步行團”步行入滇。當時參加步行團的學生三百多人，我是其中之一個。1938年2月里，步行團從長沙啟程，三千六百里的長征便從此開始了。

由長沙西行經貴州、云南，都是崇山峻嶺，尤其是貴州境內，真是“天無三日晴，地無三尺平”,我們幾乎天天處在萬山環抱中。有的山嶺高可參天，形勢險峻，翻越一座高山，需要一整天。記得在攀越貴州的高山關索嶺時，登上陡峭的山頂，向下一望，看到四圍山巒起伏，綿延不斷，真是氣象萬千。當時我曾寫下“仰登飛鳥道，俯視萬峰低”的詩句，記下了在抗日烽火中，我們這支學子大軍長征途中，戰勝險阻的胸懷和情景。

我們當時雖然經歷了一段艱辛生活，但也領略到祖國西南的大好河山，尤其走到風光秀美的湘西，遠望是青山隱隱，近聽則流水潺潺，真是“無山不綠，有水皆清”,景致美極了。有時雨后初霽，更顯得山明水秀。當時我有詩句為：“山草才經新雨綠，夕陽紅處綻桃花”,蓋寫實也。可是在這個風景如畫的環境中，一想到我們之所以至此，實是日本帝國主義入侵造成的，我們的大好山河已成半壁，怎不令人悲憤!我曾寫過《湘西行》一詩，記錄了當時的心情：“客路湘西界，傍山伴水行。山山鳴翠鳥，澗澗響泉聲。國破花猶淚，月殘猿亦驚。疾時清寇虜，也欲請長纓。”

經過長途跋涉，四月底我們終于到達昆明。那時“臨時大學”已改名“西南聯合大學”,全程三千六百里的長征，至此結束。

在聯大期間我為了給研究中國上古史打好基礎，廣泛選修文史、諸子、聲韻、訓詁等課程。學中國哲學史于馮友蘭先生，學《莊子》于劉文典先生，學《詩經》、《楚辭》于聞一多先生，學聲韻學、訓詁學于羅常培、魏建功兩先生，學古文字學于唐蘭、陳夢家兩先生。我后來在科學研究上做出些許成就，是與這幾位專家學者的教導、啟迪，給我打下了深厚基礎分不開的。

四、一段小小的波折

在大學本科四年的學習期間，總感到自己中國史知識貧乏，根底淺薄，僅就我所喜好的上古史這個斷代上說，也同樣如此。有些古史問題，若想深入研究，經常感到吃力。所以，下定決心，大學畢業后要投考研究院做研究生，繼續學習。

1940年從聯大畢業后，立即投考北大文科研究所。根據學校規定，必須交一篇論文，經審查合格，才有資格考試。我把論文交上，在等候通知考試期間，忽從聯大同學中傳來流傳的謠言，說北大研究所已決定，不錄取劉熊祥、王玉哲等三名學生。劉熊祥是我的同班同學，他來找我商量說，學校既已有此決定，不如自覺地撤回論文改考別校，以免將來名落孫山很不光彩。我猶豫了很久，決定還是試一試(劉熊祥后來考取浙大研究生)。

無風不起浪，這個謠傳怎么起的呢?

在1938年春，西南聯大文法學院因校舍問題，改在云南蒙自上課。我是歷史系二年級的學生，選了劉文典先生的“莊子”一課，作了一篇讀書報告，題為“評傅斯年先生《誰是齊物論之作者》”一文。我對傅先生認為《齊物論》是慎到的著作，不是莊周的著作的說法，提出異議。當時頗得劉文典先生的賞識。當年秋后文法學院從蒙自又回到昆明。我這篇文章在聯大教師間有所傳閱。聯大教師如馮友蘭、聞一多等先生都讀到我的原稿，極為稱贊。顧頡剛先生以前同意傅先生的說法，在讀了我那篇文章后，也改變過來，并主動推薦寄到《經世》雜志。因為傅先生是我最尊敬的學者之一，未經他同意我暫不發表。所以，我又請顧先生把稿子索回。羅常培先生正主編《讀書周刊》需要稿件，對我說，他想把我的文章拿去請傅先生作個答辯，與我的文章同時刊出，我同意了。可是傅先生看到我那篇文章后很生氣，不但不寫答辯文章，而且對我的意見很大。因此，我之此文便一直皮置箱底，至少在傅先生在世時我不打算發表了。

這個事件在聯大師友之間頗有流傳。我在報考研究生之前，曾在昆明報刊上發表過幾篇小文，在識與不識的老師和同學之間，認為我的學習成績是較好的。中文系主任羅常培先生在講課時就曾舉例說，歷史系有個學生王玉哲愛做翻案文章；又如朱自清先生在課堂上講到《左傳》時，也曾提過我講《左傳》性質的一篇文章；馮友蘭先生在課堂上講莊子時也提出我論《齊物論》的那篇文章。這都是聽課的同學后來向我透露的，有的還向我借那篇文章去讀。1940年暑假前，我是在這種氣氛中報考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有的同學對我說，你的成績好，考取絕對沒有問題；有一個教過我日文的老師對我說，只要不是傅斯年看考試卷，就一定會考上。我也被這些稱贊沖昏了頭腦，也認為考試很有把握。

當時北大文科研究所所長是胡適先生，副所長是鄭天挺先生，胡先生在美國未歸，由傅斯年先生兼代理所長。聽說傅先生在審查我的論文時，一看我的名字，就把我的報考論文提出來，對別的老師說，這類學生我們不能錄取，他的城市氣味太濃，不安心刻苦讀書，專寫批駁別人的文章。可是其他審核論文的老師，老給我說好話，并大力推薦。于是論文一關算通過。另外還有筆試，也勉強通過。最后是口試一關。面試我的老師，正是我最怕見到的傅先生。傅先生問我幾個問題，記得全很難回答，其中有一問題是：《秦公簋》銘文中“十有二公”是哪十二公，是從非子算起，還是從秦仲算起?還是從襄公算起?該器是什么時代作的?這一連串問題，問得我張口結舌，汗流浹背。我完全沒料到會問金文上這些問題。

當天考試下來，我自然是捏著一把汗，對我今后的去向渺茫了。

后來聽說在錄取會議上，傅先生本來主張不錄取我，為了照顧其他先生的意見，最后把我錄為“備取生”(過去學校招生，在正式錄取名額以外，還錄取數名，以備正取生不到時遞補),并且說，他還要到四川去招生，如果招不到更好的，再把我由備取轉為正式生。

這段經歷對我的打擊很大，使我在聯大同學中抬不起頭來。這時聯大已放暑假，同學們都盡情地享受輕松愉快生活，而我則愁眉不展，坐立不寧。我的同班好友李埏，這次已經金榜題名，他是云南路南人，就要束裝返里，對我處境很同情，對我說，備取生遞補的機會很大，叫我不必過慮，他說等開學后，一有喜訊他會馬上通知我。他又強挽我隨他一同到路南他的老家去，順路去游覽全國聞名的“石林”名勝。

那年暑假一晃即過，學校也開學了。幸運得很，開學不久，李埏即去告訴我說，我已被正式遞補。就這樣，我才正式入了北大文科研究所。

五、研究生的生活

北大文科研究所原設在昆明城內靛花巷。后來因為日機經常轟炸，為了讓研究生安靜地讀書，所以又遷到昆明北郊區龍泉鎮外寶臺山上，與中央研究院史語所為鄰。我到靛花巷入學不久，便也搬到寶臺山上，安頓完后即由兩位老同學帶我去拜見我們的所長傅先生。傅先生家就住在寶臺山下，見面之后傅先生非常客氣，對我問長問短，舊事一字未提。這時我已正式成了他的學生，變成師生關系了。

我的專業是先秦史，聽說傅先生本來是做我的導師的，由于這時中日戰事，昆明吃緊，傅先生專職負責的中央研究院史語所，于1940年冬從昆明遷往四川李莊。我沒有隨傅先生到四川，仍留在昆明，我的導師就改由唐蘭先生擔任。唐先生第一次同我談話，即告誡我說：“可研究的題目很多，今后還是以少寫批評別人的文章為好。”

這個善意的教導給了我很深的印象。唐先生在當時已是古文字學的權威，甲骨文、金文專家，正好指導我試闖古文字關，作為我深入研究古史的基石。

入研究所的第一年，在導師的指導下，廣泛接觸金文、甲骨文。1940年冬唐先生教我把宋代著錄的金文，仿吳大激、容希白兩氏之書例，編集起來，并于每字之下，注出其詞句。未及一載而書成，名為《宋代著錄金文編》(稿本上下兩冊),所謂繼事者易為功也。接著我即以《玁狁考》為碩士學位論文選題，開始了我的學術研究生活。

當時研究所坐落的龍泉鎮寶臺山，距昆明城約二十里，幾乎受不到日機的威脅。昆明每次被轟炸時，我們往往仰臥在山坡上，看到敵機飛臨昆明上空，一陣俯沖投彈，只聽轟然一聲，整個昆明城，被一團翻滾的茫茫煙霧籠罩得完全看不見了。

平時我們所居的小鄉鎮龍頭村，人口僅數十戶，荒僻清冷，幾不聞人聲。附近風景宜人，南有“黑龍潭”,北有“金殿”諸名勝，讀書之余，可以縱情游賞。當時我們的研究所與清華文科研究所在司家營，北平研究院歷史研究所在洛索坡，都相距不過二三里。這一帶自然形成了一個小小的文化區。我們研究所的部分導師如羅常培、湯用彤、姚從吾、鄭天挺諸先生，后來也遷到這里來，除了到聯大上課時進城外，一般都和我們研究生共同生活，朝夕相處。我們隔壁還有一個破落寺院“響應寺”(馮友蘭先生家住在這里),僅住著一老僧，從不見他拜佛誦經，而外面香客亦復鮮過。這真是一種近乎舊式書院的清靜生活。幾十個同學每天除了各自讀書和寫作外，便促膝互相切磋或辯論，為了一學術問題，有時爭得面紅耳赤。當時那種切磋之樂，現在回想起來，仍令人為之憧憬不已。

我是學古史的，要深入研究，有時必須借助于古文字學與古聲韻學兩門學科。其中古文字學，親炙于導師唐蘭先生，受到耳提面命，獲益良多；而古聲韻學一門，多少帶有一些口耳之學的性質，沒有師友親口指導，專靠課堂聽講或自學是困難的。我后來在這方面有一知半解，很大程度上是與一些專攻語言、音韻學的同學——馬學良、周法高和殷煥先等對我不厭其煩的親口指點分不開的。當時我們同學住的是臨時建的小土屋，我住的是一間較大的房子，房子一分為二，一半是研究所的藏書，是用書箱砌成的幾個書架；另一半住著汪贛、周法高、殷煥先和我四個同學。所以我們這個屋既是圖書室，又是研究室和宿舍，周法高說是“三位一體”。簡陋是夠簡陋，但對我們來說，想看什么書，隨手取來，非常方便。鄉下沒有電燈，晚上我們是在一盞如豆的菜油燈下攻讀的。我們的讀書和研究很自由，導師只是宏觀地指導，沒有嚴格的作息時間，同學們學習起來都很努力。有的同學喜歡開夜車，都是夜間學習，在昏暗的油燈下，用毛筆抄寫成蠅頭小楷，一疊疊的學習卡片，都是夜間的產品。一干起來就是連著幾個通宵。但我們也不是天天干巴巴地死讀書。有時也聚在一室開玩笑取樂。比如有一次，因為當時正所長雖然是傅斯年先生，但真正關心我們生活和學習的卻是副所長鄭天挺先生，于是有人戲編一副對聯，上聯是：“傅所長是正所長，鄭所長是副所長，正副所長掌研所”,下聯是“賈寶玉乃真寶玉，甄寶玉乃假寶玉，真假寶玉共紅樓”。作者是誰，我不知道，后來聽周法高說，作者是劉念和同學。可見當時我們也夠調皮了。

就在這個學術環境中，經過一年多的日日夜夜的努力，到1942年10月23日，我的學位論文《玁狁考》,始底于成，參考文獻一百三十多種，都十余萬言。過去古史界凡談到古代少數民族玁狁的歷史，都跳不出王國維《鬼方、昆夷、玁狁考》的說法，認為玁狁與鬼方、昆夷為一族，至其出沒地望，多謂在宗周之西，或謂在宗周之西、北、東三方等。這些說法皆有可議。王氏對鬼方、玁狁的歷史研究有一定收獲，其開創之功不可沒，但時至今日，甲骨文、金文材料日富，王氏的說法，已感到有些齟齬。我的研究完全打破了過去之成說，提出玁狁一族在殷商時名“呂方，而鬼方則為另一族。至于與玁狁有關的地域，如古之“太原”、“焦、獲”,“洛之陽”、“鎬、方與算京”等之地望，“需虛”與“余吾”的關系等，無不為之重加論證，廣征博引，條分縷析，使玁狁歷史的來龍去脈比過去完全改觀了。

1943年春我年滿三十，研究所于三月三日為我舉行了碩士學位畢業論文答辯會議。我的論文得到答辯委員們的一致肯定，順利地通過了，我的研究生的學習生活，至此結束。

六、大學中的教讀生涯

1943年秋，我受聘為私立華中大學歷史系副教授，開始進入我的科研與教學相結合的終身事業。

華中大學原來校址在湖北武昌，抗日戰爭爆發后，遷到云南大理。大理地處名勝蒼山、洱海之間，風景優美，但僻在滇西，交通不便，文化閉塞，即便是在戰爭高峰期，也從來見不到日機肆虐的蹤影，倒是個寧靜的讀書環境。可惜華中大學所藏圖書貧乏，教學還勉強湊合，進行科學研究，就有點捉襟見肘、困難重重。在居留大理期間，我就寫過一篇稍像樣的文章《鬼方考》,是《玁狁考》的姊妹篇，曾獲得當時教育部1945年度學術發明獎金。就在這年的8月份，日本無條件投降。長達八年的抗日戰爭結束了。翌年1946年4月隨華中大學復員遷回湖北武昌原校址。我又在武昌待了一年，在華中大學任副教授已滿四年。1947年秋長沙國立湖南大學來函商聘我為正教授。于是我又南赴長沙湖南大學歷史系教書。1948年暑假前，接家書，得知我父親在天津病危，要我回北方去照顧。這時正處在如火如荼的解放戰爭中，北去的火車，早已不通。我向湖大辭職時，湖大就以交通不便為由，不接受我的辭呈。后來見我北上省親之意已決，這才允許我北上，但叫我必須接受湖大下年的聘書，說希望我北上探親后再回湖大。如到那時實在不能回來，也就算了。當時北上的陸路不通，于是決定先到上海，改乘輪船航海北上。7月25日從長沙首途，輾轉至8月3日始到達天津。到津后，看看我父親病勢危殆，短期內是離不開天津的，乃于9月改應天津南開大學之聘。在南大歷史系教學僅半年，天津就解放了。

1949年1月15日天津解放，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

我是從舊社會過來的知識分子，受舊思想文化的影響，對這場天翻地覆的時局巨變，在很長一段時間內是抱著疑懼心理的。因為過去在舊社會里，長期面臨帝國主義的猖獗、侵凌，政要當局不是勵精圖治，而是上下貪污，腐敗無能。各黨派斗爭日烈，誰是誰非，令人眼花繚亂。自己于是下定決心，今后要一心一意把書讀好，不談政治，要以治學許國。可是這種想逃避政治斗爭、潔身自守的想法是與新社會格格不入的。從1952年以來，黨中央發動的大規模的“政治運動”,如“肅反”“整風”“反右”“四清”等，“思想改造運動”如“興無滅資”“大躍進”“拔白旗”“大鳴大放”“大辯論”等，一個接一個如狂風暴雨般地襲來，“自我批判”“自我檢查”“交心”“人人過關”等，幾乎連年不斷，一直到1966年開始的“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極“左”思潮可以說走到了極端。

在以“階級斗爭”為綱的年代里，任何工作都是以“政治”第一，其他都應是第二位的。當然，學歷史、進行科學研究，是為了政治的需要，這本來并不錯。我也反對那種所謂“純客觀”的看法。那種以為學歷史、進行科研僅僅為了求真實，這還是為學習而學習的“客觀主義”。學習歷史既與政治、與當今現實毫無關系，我們又何必吃飽飯無事干、去浪費那么多人力物力搞古代那些閑事?學“古”還應當是為了“今”,鑒往知來嘛!歷史發展是有規律可循的，前車之覆，為后車之鑒。所以，我們研究歷史，就是為了政治，為了當今現實，在這一點上沒有錯。不過，任何“真理”,說過了頭，也會變成荒謬。多年以來強調搞政治學習、搞階級斗爭，長年累月不分具體時間地搞，肯定會擠占了搞其他工作的時間。記得前兩年，有一次與我的朋友胡厚宣先生閑談。我問他，為什么我們在臺灣的一些老同學都是著述等身，都有成本大套的著作出現，而我們的成績顯得可憐了?他說，我們這么多年天天搞政治運動，在這方面他們又望塵莫及了。當然我們是在當笑話講，但從中不是也多少反映出一些值得反思的問題嗎?

歷史發展是錯綜復雜、充滿著矛盾的。任何問題都不是絕對的。說好就是絕對的好，說壞就是絕對的壞，這種絕對主義的看法，是錯誤的。歷史事物都是一分為二，往往是好中有壞，壞中有好。新中國成立以來我們從事政治運動是多了一些，從時間上影響和耽誤了做別的必要工作，但也正是在這個長期濃厚而嚴肅的政治空氣中，我才能夠扎扎實實、死心塌地地讀了一些馬克思主義的重要著作。如恩格斯的《家庭、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馬克思《資本論》中講地租的部分，不知翻閱了多少遍，使我多少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和方法處理歷史問題，使我的古史研究，能站得更高些，觀察問題更能深入些。這一方面在我的科研生活中不能忽視。

七、古史上的點滴耕耘

我對古史的學習和研究，新中國成立以來，可以“文化大革命”為斷限劃分為前后兩個階段。前期是從1949年到1976年“文化大革命”終止。這二三十年期間正是政治運動頻繁，學生、教師都強調以政治為主，業務為次。所謂科研只有領導上提出與當前政治運動密切相關的題目，和為了教學編寫教材，有些是集體編寫。至于其他內容的科學研究，根本談不上。在這個經常下鄉“勞動一個月，勝讀十年書”的年代里，我也半偷偷摸摸、半公開地寫過一些論文。有關社會史方面，主要的有：(1)《試論商代“兄終弟及”的繼統法與殷商前期的社會性質》(1956年),其中較新的論點是認為商的前期還未正式進入奴隸社會，而是正處在兩種社會的過渡階段；(2)《有關西周社會性質的幾個問題》(1957年),該文仍堅持西周不是奴隸制，而是已進入初期封建制；(3)《中國上古史綱》(1959年),這是我的上古史課的講稿，上海一個出版社在“反右”過后索去打算出版，這時與我要好的一位四年級同學，特別來勸告我，最好不要出版，說過不了一兩年對老師的講義還會要批的。可見那時出書是要冒風險的。

我的古史研究工作，除了上面提到的有關社會史的之外，還有民族史方面，也是我的研究重點。舉兩篇有代表性的：《楚族故地及其遷徙路線》(1951年)和《論先秦的戎狄及其與華夏的關系》(1955年)。另外，還有一些討論孔子的、討論土地國有制的、討論讓步政策的文章。其中關于讓步政策問題，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一直是我的所謂“罪行”之一，受到批判。可是，我讀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明明也說過“統治階級被迫讓步”一類的話，并且不止一次，但是不敢辯。一個朋友忠告我，不能辯，一辯你就會被認為是頑固不化反動分子，更不得了。

“文化大革命”以前，我正當四五十歲，精力旺盛，應當正是出學術成果的時期，可惜我卻在極“左”思潮中，一大半時間白白地被耽誤過去了。

自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幫”,“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后，久被禁錮的思想界開始解放，我的學術生涯才從前期轉入后期，在學術上可以大踏步前進了。可是我的年齡已65歲，要把以前浪費的時間趕回來。這時也可以說是整個學術界到了黃金時代。比如對古史分期問題，由來分歧不斷，未能統一。20世紀50年代開始編寫全國統一的歷史教材，決定采用郭沫若先生的說法，即：戰國以前為奴隸社會，以后為封建社會。在課堂教學時，教師最初還可以申述自己不同的觀點，到后來便只能照本宣科，不敢透露自己不同的主張了。“四人幫”被粉碎后，學術界在學術問題上，又可以自由研究、自由討論了。1978年《歷史研究》編輯部和《社會科學戰線》編輯部聯合在長春召開中國古史分期問題學術討論會，我被邀請參加，并被選為大會主席團成員。開幕當天，我曾在大會上宣讀題為“西周春秋時期的民的身份問題”的論文，再一次論證我所堅持的西周為初期封建社會的說法，對多年來社會流行的西周奴隸說提出異議。又在1983年發表了《西周金文中的“貯”和土地關系》,以期解決西周初期封建制下土地制度史上一些關鍵性問題。

我多年所致力的另一研究項目，是中華民族早期的一些疑難問題。如對夏、商、周三族早期的居地及其遷徙活動的軌跡，從1982年到1985年先后發表《夏文化研究中的幾個問題》《商族的來源地望試探》和《先周族最早來源于山西》,發表在《歷史研究》和《中華文史論叢》等雜志中，引起史學界的關注。關于如商、周時期的少數民族鬼方、玁狁、犬戎等學術問題，也是我多年來研究的問題之一。其中部分成果，曾分別在《歷史研究》《考古》等雜志上發表過，從事民族史的研究時，我試圖盡力闡揚如何認識民族的自我價值和怎樣增強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強中華民族的凝聚力等問題，使這項研究具有時代意義和現實意義。現三十萬字的《中華民族的早期源流》已完稿。

我曾計劃寫一部大型斷代史《先秦史稿》,計劃寫一百萬字，西周以前的部分寫完后，交給了上海人民出版社。由于上海人民出版社多年來努力籌劃出版中國斷代史系列叢書，出版社建議將《先秦史稿》更名為《中華遠古史》(五十五萬字),已于2000年出版。此書出版后，得到了國內史學界的肯定并榮獲了2001年第十五屆華東地區優秀哲學社會科學圖書一等獎。中央電視臺新聞頻道也曾拍了二十分鐘的專訪介紹此書，并于2003年10月15日播出。本來我打算把《先秦史稿》繼續寫下去，可無奈年事已高，每每伏案，總感覺力不從心，工作效率大不如前。幸而在中國斷代史系列叢書中云集了一大批國內權威史學家的著作，如甲骨學家、古文字學家胡厚宣先生的《殷商史》,先秦史專家楊寬先生的《西周史》、《戰國史》、先秦史專家顧德融、朱順龍二先生的《春秋史》,等等。他們的著作都是多年研究的成果，是卓爾不凡的，于是我的上古史研究就告一段落吧。

2002年10月26日至27日，南開大學和中國先秦史學會為了慶祝我90歲生日，特地舉辦了“慶祝中國先秦史學會成立二十周年暨王玉哲教授九十華誕學術研討會”,2003年，中華書局又出版了《南開大學史學家論叢》系列叢書，其中我的論文集命名為《古史集林》,里面收錄了我從事古史研究以來有代表性的38篇論文，也是我學術活動的一個總結。

如果說我這幾十年的治史經歷還有值得肯定之處，那也是和南開這片沃土分不開的。在南開，我得到過許多師友的幫助，我也愿意把我畢生所學傳授給愿意學習歷史的年輕人。在南開的教學中，我先后教授過“中國通史”“先秦史”“秦漢史”“地理沿革史”“殷周史”“歷史文選”“甲骨史料選讀”“史學名著選讀”(《史記》選讀)、“殷周史專題”等課程。我希望我的學生都能從治史的方法中勝任其他工作的方法，能秉有一技之長。1984年，我被國務院學術委員會批準為博士研究生導師，開始招收博士生。我要求學生比較嚴格。學治古史，難免要和古文字打交道，文獻里面如《尚書》《詩經》都很難讀，我要求學生對古文字學、古聲韻學、甲骨學都要懂一點，研究古史、古文獻，這些都是基本功，都是工具，要學會怎樣利用。論文一定要有創造性，要突破舊說，哪怕只是一孔之見，也稱得上是論文，否則材料再翔實、再廣泛，也只是簡單的堆砌，不合論文的標準。我對學生的論文往往逐字逐句地修改，提出具體的意見，就是希望他們能真正掌握治史的方法。

最令我欣慰的是我的學生都很努力，現在他們已經在自己的崗位上取得了優異的成績。如中國國家博物館常務副館長朱鳳瀚、南昌大學副校長邵宏、南開大學古籍所所長趙伯雄，等等。我期望我的學生能超過老師，做學問應該是一代更比一代強。

回顧自己的教學和科研，時間不為不長，也經過了兢兢業業的不懈努力，但讀書與寫作的計劃還是百不一酬，所做成果寥寥無幾，卻贏得了不少社會認可。1983年作為中國高校文科教育代表團團長訪問德國，兼任中國先秦史學會副理事長、中國孔子基金會副會長、中國博物館學會理事、中華孔子研究所顧問等，列名于《二十世紀中國名人詞典》《當代名人錄》《中國當代文化名人小傳》及《世界有成就的名人錄》,還有其他一些榮譽，真是感到妄得虛名。所以總想在科研的道路上賈其余勇、繼續拼搏下去。現在我有很多問題想深入研究，也有很多問題研究了一半，都因為精力不夠，越往后越困難。但是，在先秦史的研究中我也并未留下什么遺憾，為學無涯，要想窮盡所有的問題是不可能的，只能是越研究越多，學問研究還得靠青年人。

我從小喜歡詩畫，只是后來走上了文史之路，很少寫詩作畫了。我70歲之前就說過70歲之后要放下業務學學書畫藝術，80歲時也說過要縱情于書畫藝術了。但無奈，工作總是停不下，現在好了，我的上古史研究告一段落，終于能如愿以償以書畫自娛了。

(王玉哲于2004年修訂)

來源：《南開學人自述》第一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