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寶匠第1581篇原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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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先生說:
如果說玫瑰宮的損毀是戰火“誤傷”的悲劇,那么蘇丹國家博物館的遭遇,則是一場蓄意的文明抹殺。
從19世紀殖民者的“合法”掠奪,到當下戰火中的瘋狂洗劫,蘇丹的文明碎片被一次次運出國境,散落天涯。
那么,這些流傳千年的蘇丹國寶究竟是如何被運走的?如今身在何處?未來還能否回家?
三月初,伊朗戈勒斯坦宮(又稱“玫瑰宮”)在炮火中顫抖。這座被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列為世界文化遺產的古老宮殿,宮墻內的鏡廳破碎,引來世界一聲嘆息。
(相關閱讀:伊朗玫瑰宮碎了!但藏在央行地下的地下珠寶庫,是否安然無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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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源:瓦納通訊社
然而,當世界目光聚焦德黑蘭時,另一場更為深重的文明浩劫已持續近三年,卻鮮少獲得同等關注。
在位于非洲東北部的蘇丹首都喀土穆,自2023年4月蘇丹武裝部隊與快速支援部隊爆發武裝沖突以來,這片古老的土地便陷入了無盡的硝煙。
而在這場沖突中,蘇丹國家博物館不僅淪為軍事據點,更遭遇系統性洗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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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國家博物館
前不久,據蘇丹古物與博物館管理局證實,這座承載著尼羅河中游數千年文明精粹的殿堂,已有超過60%的藏品被洗劫一空——曾統治該地區的庫施王國的黃金珠寶悉數失竊,唯有部分巨石雕像,因過于沉重而幸免于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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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物館內陳列著各種古墓和木乃伊
當然,戰火吞噬的遠不止這一座博物館。全國至少20座博物館成為破壞、搶劫和盜竊的目標,初步損失已達1.1億美元。
這些被洗劫的文物,有些已悄然出現在網站上,正等待一場匿名的交易。而那些更珍貴的文物,或許正安靜地躺在某個私人藏家的收藏室,從此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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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蘇丹首都的孿生城市奧姆杜爾曼,哈里發宮博物館的部分設施在戰
諷刺的是,這并非蘇丹第一次失去自己的珍寶。
從拿破侖引爆歐洲“埃及熱”到意大利探險家的破壞性"考古"
18世紀末,拿破侖·波拿巴將目光投向東方。當時許多法國人相信,只要拿下埃及,就能切斷英國與印度的貿易通路,進而動搖大英帝國的根基。
于是,1798年的夏天,拿破侖率38000名士兵、400艘軍艦,浩浩蕩蕩殺向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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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獅身人面像前的波拿巴》,1886年,讓-萊昂·熱羅姆,布面油畫,
但這場仗打得并不順利,登陸才一個多月,英國艦隊就把法國船幾乎全炸沉了,3萬法軍被困非洲。一年后,拿破侖扔下部隊,自己灰溜溜的回到了法國。
雖然,從軍事角度來看,這場遠征輸得徹底。但從文化角度看,這卻是一場意外的勝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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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報紙刊登的表現納爾遜痛擊法國艦隊的漫畫
出征前,拿破侖做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安排——除了軍隊,他還招募了160余名學者,天文學家、數學家、化學家、畫家、詩人、語言學家……幾乎囊括了當時法蘭西文化界的精英。
這些學者們隨軍來到埃及后,在這里建立了埃及研究所,四處測繪神廟、記錄象形文字、收集動植物標本,甚至發現了后來破解古埃及文明的羅塞塔石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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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侖與法國專家們在埃及考察的情形
1802年,隨軍藝術家、盧浮宮的第一任館長德農(Vivant Denon)回到法國后,將自己的筆記與素描匯編成上下兩卷的《下埃及與上埃及之旅》,詳細介紹了戰役期間在埃及的見聞,這本書一出版便引爆大眾熱情,短短數年內再版40余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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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這波熱潮的高潮,還在后頭。
1809年到1828年間,那批從埃及歸來的專家學者,前后共編撰出版23卷《埃及記述》(Description de l'Egypte)。
這部百科全書式的巨著書第一次系統地向歐洲展示了古埃及的輝煌,10卷為文本,10卷為對開本圖冊,另外3卷收錄特大型的地圖和圖畫,光插圖就有3000多張,徹底點燃了席卷歐洲的“埃及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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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記述》的一部分
自此,凡是與埃及相關的一切均成為時尚,一門嶄新的學科“埃及學”就此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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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記述》中的內容截圖
這場對尼羅河畔文明的興趣,不僅聚焦于埃及,還蔓延到了尼羅河上游的蘇丹。
19世紀上半葉,當蘇丹(當時被稱為努比亞)處于土耳其-埃及統治之下時,這片古老的土地迎來了一群不速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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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于Amanishakheto女王的珠寶
大批歐洲冒險家、商人、殖民者、官方資助的科學考察團涌入這里,他們名義上是為了“考古”,但實質上卻是毫無節制的財富掠奪。
其中最臭名昭著的事件,莫過于意大利探險家朱塞佩·費里尼(Giuseppe Ferlini)對梅羅埃(Mero?)金字塔的破壞性“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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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塞佩·費里尼
費里尼于1797年出生于意大利博洛尼亞。1830年,他以軍醫的身份隨埃及軍隊進入蘇丹 。
1834年,他以“為研究蘇丹古代歷史做出貢獻”為由,從蘇丹總督手中獲得了一紙考古許可。
他沿著河谷北上,在瓦德班納卡、納卡、穆薩瓦拉特·蘇弗拉一路挖掘,卻始終一無所獲,直到抵達梅羅埃(Mero?)。
梅羅埃是庫施王國的皇家都城,也是努比亞諸王的長眠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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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古城梅羅埃附近有2500年歷史的金字塔遺跡
庫施王國,有著近三千年的歷史。公元前1070年左右,當埃及日漸衰落,努比亞人在尼羅河上游悄然崛起。
他們先定都納帕塔,后遷至梅羅埃,用近千年時間,將一個小小的南部王國擴張至地中海沿岸。鼎盛之時,甚至以法老的身份入主埃及,開創了第25王朝,這便是后世所稱的“努比亞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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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羊頭護身符 大都會藝術博物館藏
在希臘還是城邦、羅馬尚未崛起時,努比亞已是橫跨撒哈拉以南與近東的貿易樞紐。
努比亞人在這里建造了許多宏偉的城市、神廟、宮殿,他們建造的金字塔數量也超過了埃及人。他們的藝術家和工匠們還在這里創作出了精美的珠寶、陶器、金屬制品、家具和雕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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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胸飾 出土于蘇丹努比亞地區努里遺址第10號金字塔 波士頓美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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羚羊形器皿 公元前7世紀初 蘇丹努比亞梅羅埃遺址
而此刻,費里尼站在這些金字塔前,看到的不是歷史的重量,而是黃金的光芒。
他先是挖了幾座較小的金字塔,一無所獲。
做最后一搏時,他選中了在公元前10年至公元后1年間曾統治努比亞的Amanishakheto女王的第六大金字塔——這座蘇丹最著名的統治者之一的陵墓,高約30米,64級臺階,至今仍是最具建筑特色的金字塔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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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撒哈拉沙漠中的梅羅埃金字塔
這一次,他沒有失望。
墓室打開的那一刻,黃金首飾、寶石項鏈、護身符、青銅花瓶……塵封上千年的珍寶重見天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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屬于Amanishakheto女王的珠寶
但貪婪是沒有盡頭的。
嘗到甜頭后,他命工人以火藥爆破,用最野蠻的方式,一座接一座地炸開金字塔。前后大約40座努比亞王陵,在他的劫掠中化為碎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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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公羊頭戒指 屬于Amanishakheto女王的珠寶
1837年,他回到意大利的博洛尼亞,用意大利語出版了一本記錄其發現成果的小冊子以及一份關于藏寶清單。1838年,該書的法文譯本在羅馬問世。
最初,這些文物因風格過于獨特而遭到懷疑,但最終在德國考古學家卡爾·理查德·萊普修斯等人的確認下,成為了歐洲各大博物館競相追逐的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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刻有哈托爾頭像的金色鏈環 屬于Amanishakheto女王的珠寶
1840年,巴伐利亞國王路德維希一世購買了其中90件文物,將其納入慕尼黑皇家博物館(現為埃及藝術州立博物館)。
1844年,普魯士政府在萊普修斯的極力建議下,購買了剩余的大部分寶藏,從而形成了現今柏林新博物館(Neues Museum)蘇丹展廳的核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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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哈托爾頭像耳環 制作于公元前90年——公元50年 波士頓美術館藏
通行的考古規則:“分贓制”
如果說費爾利尼式的“個人尋寶”帶著幾分冒險家的瘋狂,那么隨著19世紀歐洲列強在非洲的殖民擴張,對蘇丹文物的掠奪從私人行為逐漸演變為一場制度化的國家行動。
1842年至1845年,探險家萊普修斯受普魯士國王委派,率隊前往蘇丹進行大規模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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禿鷲護身符 公元前654年到643年 波士頓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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雕刻有哈托爾神像的吊墜 公元前743年到712年 波士頓美術館藏
雖然萊普修斯并未采用炸藥這種野蠻的方式考古,但卻導致了大量文物的移位。他將整面神廟浮雕、方尖碑切割下來,裝上船只,沿著尼羅河運回柏林。至今,這些文物仍藏于德國博物館中。
到了19世紀末,蘇丹進入英埃共管時期,掠奪變得更加“文明”。
當時通行的考古規則叫做“分贓制”——發掘出來的文物,由考古隊與殖民政府平分。表面上看公平合理,實則不然。
因為所謂的殖民政府文物部門,長期掌握在歐洲專家手中。分配的天平,自然傾向于歐洲的博物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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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琺瑯耳環 制作于公元100年-320年波士頓美術館藏
牛津、劍橋的考古隊來了又走,帶走的文物裝滿了大英博物館、波士頓美術館等各大頂級博物館。
目前,光大英博物館就收藏著超過11萬件埃及與蘇丹文物,蘇丹的古跡徹底淪為了殖民國家展示其考古成就和文化權威的“礦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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鑲有圣甲蟲圖案的珠串 公元前2050年–公元前1700年 出土于蘇丹努
瑪瑙護身符 描繪的是創造之神普塔的形象 出土于蘇丹努比亞地區梅羅埃城 波士頓美術館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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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復興主義珠寶的新元素
就在尼羅河沿岸被掠奪一空,只剩斷壁殘垣的同時,歐洲人正在為新鮮的異域裝飾元素歡欣鼓舞,將遠道而來的古埃及滑石和費昂斯裝點在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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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馬賽克黃金鑲古埃及滑石圣甲蟲項鏈,Castellni家族制作
19世紀六、七十年代,隨著對羅馬、古希臘文化和伊特魯里亞文化遺址的發掘與發現,一批沉睡千年的古代黃金珠寶重見天日,這些制作技藝極為精湛的珠寶讓當時的金匠都嘆為觀止,紛紛效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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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作品 約1860年
1851年,意大利金匠家族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制作的伊特魯里亞風格珠寶在首屆倫敦世博會上一亮相,便引起巨大轟動。隨后,巴黎、倫敦、柏林的金匠們紛紛跟進,從剛出土的古物中尋找靈感,這場風潮被稱為“考古復興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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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古學家霍華德·卡特(Howard Carter)在1920年代發掘埃及墓穴
1869 年,連接地中海和紅海的蘇伊士運河竣工,從尼羅河兩岸運來的埃及和蘇丹文物越來越多,對埃及文化感興趣的人也越來越多。尼羅河沿岸的古代珍寶,也加入了這場考古復興的狂歡,成了這場潮流的新素材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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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uis Comfort Tiffany設計的埃及復興風格項鏈,約1913年
圣甲蟲、蓮花、法老、獅身人面像等原本沉睡在金字塔和神廟里的符號,在考古復興珠寶大師卡斯特拉尼(Castellani)、拉克洛什·弗雷斯(Lacloche Freres)等珠寶匠人的演繹下,被搬進歐洲的珠寶店,變成貴婦人胸前的點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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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水晶圣甲蟲胸針,19世紀晚期,by T.B.Starr
一邊是尼羅河沿岸文明的傷痛,一邊是歐洲的時尚風潮。
那些被炸毀的金字塔、被搬空的神廟、被搶走的珍寶,最終以一種奇特的方式完成了延續——它們成了歐洲人身上的金碧輝煌,成了身份的象征,茶余飯后的談資。
而它們的故鄉,只剩下被洗劫后的廢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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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丹內戰不斷升級
無法回家的蘇丹珍寶
如今,兩百多年過去了,這些曾見證蘇丹漫長歷史的文物,依然漂泊在外。接下來,讓我們走進這些博物館的展廳,看看那些再也無法回家的蘇丹珍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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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羅埃公墓。照片由穆罕默德達尼·易卜拉欣·易卜拉欣拍攝,哈佛-美術學院波士頓考察隊,1913-32年。
波士頓美術館
波士頓美術館是蘇丹以外全球最大、最重要的努比亞文物收藏機構,其館藏主要來自20世紀初哈佛大學與波士頓美術館在蘇丹進行的聯合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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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頭耳環,制作于公元前550年–公元前500年,黃金材質,上面有兩條烏拉埃烏斯蛇圖案以及太陽圓盤圖案,耳環的背面有一個玫瑰花形裝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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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托爾頭像護身符,制作于公元前623年–公元前593年,出土于努里地區的第27號金字塔——Queen Madiken的陵墓。
護身符由空心金片制成,一面刻有象征著生育之神哈托爾的神像,另一面則飾有奧西里斯神的象征“杰德柱”圖案,頂部還設有懸掛的小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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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比亞項鏈,制作于公元前1700年–公元前1550年,出土于蘇丹的努比亞地區克爾馬遺址。
由藍色釉面水晶珠、紅色玻璃珠、彩陶珠組成,另有兩顆彩陶制星星形珠子點綴其間,項鏈的下方垂掛一個圓柱形的銀質護身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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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魯斯之眼,制作于公元前690年–公元前664年,黃金材質,兩面有浮雕裝飾,出土于努里地區1號金字塔——塔哈卡王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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帶有人形和公羊頭吊墜的項鏈,制作于公元前270–50年,由54個黃金材質、雕刻著人頭和公羊頭圖案的吊墜組成,每個吊墜之間還鑲嵌著一顆小粒的紅玉髓珠,出土于蘇丹努比亞地區梅羅埃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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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頭形狀項鏈,制作于公元前270年–公元320年,出土于蘇丹努比亞梅羅埃遺址。
由二十枚中空的金質構件組成——每一枚上都雕刻著戴著圓盤和羽毛的公羊頭圖案。構件之間以小金片、紅玉髓及各色珠子相連,珠玉交錯,金彩相映,既莊重華美,又透著努比亞工匠的精湛匠心。
- 大英博物館
而大英博物館,則是另一座收藏蘇丹文物的重要殿堂,以努比亞王國不同階段的文物為主。
這些藏品主要來自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英國殖民統治時期通過"分贓制"下的分配,以及資助牛津、劍橋等大學考古隊等方式流入倫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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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護身符,制作于公元前1世紀末,由黃金制成,所描繪的動物長著耳朵和長尾巴,看起來像犬,也可能是豺狼,腳上似乎有蹄子,出土于蘇丹努比亞梅羅埃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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玻璃與紅玉髓珠項鏈,制作于公元1世紀至3世紀,由玻璃珠和紅玉髓珠交替串成,出土于蘇丹努比亞梅羅埃遺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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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金石黃金戒指,制作于公元前300年,出土于蘇丹努比亞梅羅埃遺址。
戒指表面刻有三個源自古埃及文化的重要符號:安克 (Ankh)、瓦斯權杖 (Was Scepter)、杰德柱 (Djed)。
1、安克符號:形狀像一個帶圓環的十字架,象征“生命”。
2、瓦斯權杖:頂端是動物的頭,象征“權力”與統治力。
3、杰德柱:像一根有橫紋的柱子,象征“穩定”和永恒。
組合在一起,愿擁有者獲得永恒的生命、無上的權力和持久的穩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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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浮雕牌,制作于大約公元前300年,屬于蘇丹努比亞梅羅埃時期文物。
牌子上描繪的是古埃及代表愛與音樂、舞蹈和豐饒的女神女神:哈托爾的頭像,采用了“錘揲”技法(repoussé),從背面敲擊金片,使表面浮雕凸起。女神像還鑲嵌了藍色琺瑯,并固定在釉面復合材料的背板上,工藝十分精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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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鏈,制作于公元1世紀-3世紀,由紅玉髓、黑曜石和石英珠子串聯而成,出土于蘇丹努比亞梅羅埃遺址。
- 柏林新博物館
柏林新博物館收藏了蘇丹歷史上最重要的單體寶藏——Amanishakheto女王寶藏,即費里尼劫掠的核心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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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昂斯玻璃紅玉髓寬項飾,制作于公元前1世紀后半葉,由費昂斯(釉砂)、玻璃、紅玉髓、石頭、石英、小貝殼等多種材質的珠子串聯而成,屬于努比亞王國Amanishakheto女王的墓葬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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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金手鐲,制作于公元前1世紀后半葉,屬于努比亞王國Amanishakheto女王的墓葬寶藏。
手鐲以黃金為主要材質,由兩個通過鉸鏈連接的半環構成。匠人運用精湛的焊接工藝,將金線勾勒出的圖案與薄金片壓制成的微型神像裝飾于表面,其間原本鑲嵌著彩色玻璃,如今僅存少量殘余,但仍可想見其當年的絢麗。
手鐲的上部飾帶排列著一圈頭頂太陽圓盤的圣蛇,是王權最經典的象征;中部區域則裝飾著頭頂新月和月圓盤、呈木乃伊形態的神祇,寓意著冥世與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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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章戒指,制作于公元前1世紀后半葉,黃金材質,戒面上雕刻有Amanishakheto女王覲見“眾神之王”阿蒙的場景,屬于努比亞王國Amanishakheto女王的墓葬寶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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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昂斯紅玉髓孔雀石寬項飾,制作于公元前1世紀后半葉,項鏈寬度達45cm ,由費昂斯、紅玉髓、孔雀石、黑曜石、石英等多種材質的珠子串聯而成,屬于努比亞王國Amanishakheto女王的墓葬寶藏。
蘇丹千年珍寶“回家”成為奢望
同樣是身處動蕩之地的文明瑰寶,伊朗的珍寶至少還有一個安穩的去處——它們在中國展出,被異國的觀眾看見、珍視,即便故土戰火紛飛,也總算遠行得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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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博物館“新月與薔薇”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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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文物 青金石人首獅首紋黃金項鏈 公元5-7世紀
而蘇丹的文物呢?
一部分被洗劫出境不知去處,一部分流落在萬里之外的陌生展柜里,不知下一秒的命運如何?
它們與伊朗珍寶一樣來自古老的國度,但卻連“回家”的資格,都成了奢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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護身符,描繪哈托爾女神哺乳皇后,公元前743~前7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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