閻錫山到臺北后，命人在郊外建了一座石窯洞，非蔣介石召見不進城

1955年農歷臘月二十九的黃昏，臺北近郊菁山氣溫驟降，霧氣籠住山腰。閻錫山披著舊呢大衣在石窯洞口踱步，遠處傳來爆竹聲，他卻只抬眼看了看天色，轉身回到昏黃的煤油燈下，繼續在稿紙上描描畫畫。對他而言，這里比山西故土安靜，也更像一處避世的驛站。

鮮有人知道，這位北方軍閥兼政客為何選擇躲進臺北北郊。時間得回撥到1949年3月。太原守不住，他搭機逃南京；五月，解放軍逼近長江，他再度南飛廣州。那一年，他六十七歲，心里清楚，沒有山西的兵權，自己必須靠蔣介石吃飯，可廣州同樣守不住，留在大陸已無退路。

6月，蔣介石派機把閻錫山接往臺北松山機場。飛機落地的一刻，他還以為能靠老資格在“反攻”大業里占一席。可10月，美國國務卿艾奇遜公開表態“不再提供陸上援助”，這盆冷水澆得徹底，閻錫山明白天要變了。

1949年底，蔣介石在臺復行“總統”職務，拔掉了閻錫山的行政院長帽子，卻沒有趕盡殺絕。表面客氣，實則“圈養”。閻錫山被安排在臺北市麗水街的小公館休整，每天散著悶步，看蔣家班子忙于清剿“徐蚌系”殘部，心里沒底。半年后，他索性提出“想去美國或日本修養”，蔣介石以一句“安心島內”搪塞過去。閻錫山聽懂了——寸步不離。

于是，他把目光投向更偏僻的菁山。那是一塊日據末年擱置的農墾用地，距市中心二十多公里，山路蜿蜒，連公交都未通。閻錫山抓住了這一點：隱蔽，安全，無人打擾。1950年春，他雇工拓荒、拉電、接水，又在山谷里搭起一座三間草廬權作書房。

菁山夏天悶熱、臺風頻仍，北方人一時難以適應。閻錫山惦念家鄉“冬暖夏涼”的窯洞，索性另辟蹊徑。一天，他指著松軟的黃土問本地山民：“這土能挖窯不？”山民擺手：“官爺，這地濕，挖洞要塌的，還悶得慌。”閻錫山沉吟片刻，回了句：“用石頭砌，穩得很。”此后，十幾名工匠在荒坡鑿巖壘石，三個月后，一座里深七丈、頂拱形的石窯洞完工，他給它取名“種能洞”，自嘲“種下余生殘能”。

窯洞旁是他承租的“種能農場”，二十余畝坡地，他種高粱、番薯，也栽了幾株柑橘和梅花。雨后，他常提著竹籃去采野菜，順手掐幾枝嫩蕨。有人形容那景象像個退隱的鄉紳，他卻在農事間隙寫《三百年的中國》，試圖給國民黨敗局找出一條理論脈絡，又把自己幾十年摸爬滾打總結為“制衡之道”。有意思的是，他在稿紙第一頁劃了圈圈，旁批一句：“敗亦戰，勝亦戰，惟道存耳。”

蔣介石并非完全放心。1952年至1960年，兩人正式會面不過七八次，每次都由侍從室打電話通知：“校長請閻主席明早十時移步士林官邸。”閻錫山聽罷，只拎只小包，下山赴約，事畢立即返回石窯。若無召見，他絕不進臺北城半步。有人揣測，他怕授人以柄，也怕碰見昔日舊部的埋怨眼神。

在菁山的十年，他的作息成了鐘表：晨七點起，抄佛經半刻，隨后寫作至午。午后午睡兩小時，傍晚到農場轉悠，夜十點息燈。偶爾也玩點“心學”與“大同主義”結合的小把戲。1955年春節，他親筆寫下一副對聯：“造福世界替今人正德替古人宣德替后人立德；澄清宇宙為現世除冤為往世鳴冤為來世防冤。”字跡遒勁，意蘊卻讓看客摸不著頭腦。

1959年11月，他在夜里伏案時胸口驟疼，自覺“心氣不順”。第二天到臺灣大學醫院檢查，被診斷為嚴重冠心病。醫生建議長期住院，他嫌病房嘈雜，堅持回山。此后每日服藥、戒酒，仍筆耕不輟，心里惦記那部尚未完稿的宏篇。

1960年5月19日清晨，腹瀉突至，閻錫山再次被抬進醫院。兩天后，他雙腿浮腫、呼吸急促，心衰癥狀明顯。5月23日清晨六時許，救護車還在半山腰，他已氣絕。終年七十八歲。訃報傳出，許多人驚嘆這位梟雄走得如此寂靜。

更讓人側目的，是他留下的那紙遺囑。前半段照例提倡節儉：無花圈、不留挽幛、速葬為宜；后半段忽然寫道：“墓碑左側刻《日記》第一百段，右側刻第一百二十八段。又囑七日內，晨昏誦《補心靈》各一遍。”秘書翻開他那本密密麻麻的日記，只見繁復格言與玄學術語交錯，外人難解。至于《補心靈》，內容更像他隨手拼湊的體悟，既非佛經，也非儒書。

5月25日，由何應欽主持的治喪委員會在臺北市區舉行追悼會，蔣介石送來一個豎匾，僅寫三字：“嵩岳遺民”。送行者多是舊部遺孀與山西同鄉，場面遠不及二十年前“山西王”如日中天時的喧嘩。三天后，靈柩護送至七星山麓，按其遺愿葬于石窯背后，穴前矗立一碑，果真鐫刻著那兩段晦澀日記。

有人說，閻錫山在菁山筑窯非為避暑，而是留一處可隨時隱遁的“云中堡”；也有人說，他在等待蔣介石再次召見，期望被重新啟用。兩種猜測如今都成了煙云。石窯仍在，門楣上的“種能”二字已被苔蘚染綠，卻依稀可見當年手筆。訪客站在洞口呼喊，再無回應。那位曾經“一省之雄”的老人，終究把最后的十年埋進了這座山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