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軍侵華又一鐵證：山西朔縣屠城引熱議，94歲老人回憶泣不成聲

1937年秋天，雁門關外的風忽然變得刺骨。對于山西朔縣的老一輩人來說，那年九月之后，天空的顏色都仿佛不一樣了。幾十年過去，許多當年的親歷者已經耄耋之年，有的記憶模糊了，有的選擇緘默不言，但有幾段畫面，卻怎么也抹不掉：密密麻麻的人影跪在壕溝邊，刺刀的寒光在黃昏中一閃一閃，孩童撕心裂肺地喊“爹”，卻再也沒人回答。

有意思的是，朔縣這座塞北邊城，原本在更早的歷史里，并不是經常走進大眾視野的地方。無論是明清以來的邊塞戰事，還是民國軍閥混戰，這里多半只是地圖上的一個小點。然而到了1937年，它卻被日軍的屠刀，硬生生推到了抗日戰爭血淚史的正中央，成為侵華暴行的又一鐵證。

在各種關于日軍暴行的史料中，南京大屠殺已經廣為人知。但很多人不知道，在抗戰紀念館和地方檔案中，山西朔縣屠城也被列為侵華時期極其嚴重的一起大屠殺事件。慘烈程度之高，完全不遜于其他幾處血案。美國總統羅斯福曾經評價二戰時期的日軍是“一群沒有發育完全的野蠻猩猩”，如果仔細聽一聽朔縣幸存者的口述，便會發現，這樣的形容并不夸張。

一位長期研究塞北抗戰史的學者王彪，用整整十余年的時間，把散落在民間的記憶，一點一點從塵封的角落里拽了出來。可以說，正是他記錄的那些故事，讓朔縣“九二八大屠殺”的細節逐漸清晰，也讓后人更加直觀地看到日軍在華北腹地犯下的滔天罪行。

一、九一八之后：鐵蹄南下與朔縣的命運

故事要從“九一八事變”說起。1931年9月18日夜，日軍炮轟沈陽北大營，僅在短時間內便控制了整個沈陽。接下來幾個月，他們以閃擊的方式占領了遼寧、吉林、黑龍江，整個東北迅速淪陷。到了1932年春天，大量資源、糧食、煤炭、鐵礦被源源不斷輸往日本，成為侵略戰爭的燃料。

表面上看，戰火還停留在關外，華北地區似乎還能勉強維持原有秩序。但無論是駐守一線的東北軍，還是雁北一帶的地方百姓，都隱隱感覺到，危機遲早會越過長城。有老兵后來回憶說，那幾年，朔縣、大同一帶的集市上，經常能看見從東北逃來的難民，推著獨輪車，帶著老人、孩子，一路南下，臉上寫滿疲憊和麻木。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面侵華戰爭正式開始。短短幾個月后，華北戰局急轉直下。憑借著機械化部隊和精密的戰時準備，日軍在正面戰場屢屢突破，華北防線連連被撕開口子。9月初，關東軍及配屬部隊開始有計劃地向山西雁北地區推進，朔縣、大同、陽高、懷仁等城鎮一個個被卷入戰爭風暴。

朔縣當時是雁北的重要縣城之一，位置相對偏北，卻是東北軍在這一帶的支撐點之一。守軍人數并不算多，但縣城周圍的地形對防御有一定優勢，城墻也尚算堅固。因此，當正面戰場接連失利時，這里一度被寄望為“暫作屏障”的節點。

從1937年9月中旬開始，日軍先后攻占陽高、大同、懷仁、廣靈等重要據點，東北軍邊打邊退，最終只能縮回朔縣縣城一線組織抵抗。短短半個月內，十一座城鎮丟失，這種潰敗速度，在當年的不少官兵記憶中，是一種難以言說的屈辱。

值得一提的是，當時負責守衛朔縣的主力，是何柱國所部的東北軍騎兵第三師部分兵力，加上城內一百多名地方武裝以及縣保安隊。何柱國出身東北，早年便在奉系軍隊中服役，九一八之后率部南撤，抗戰爆發后被編入國民革命軍序列。他非常清楚，如果朔縣失守，整個雁北將完全暴露在日軍之下。

在日軍大兵壓境之前，朔縣縣長郭同仁和守城副團長邵平章曾在城內崇福寺召開過一次動員會。這位縣長當時已四十多歲，讀過新式學堂，也在地方任職多年，口才極佳。據在場者回憶，他在廟里當眾發誓，要“與朔縣共存亡”，并反復強調一點：即便守不住城，也必須盡可能保護百姓的生命安全。

從結果來看，這個愿望終究沒有完全實現。但不得不說，在那種兵力懸殊的情況下，朔縣軍民所做的抵抗，已經遠遠超出了一個小縣城的承受極限。

二、三日屠城：北門被炸開后的血色朔縣

1937年9月27日，日軍大約兩萬多人，自東西兩路逼近朔縣。東路是關東軍獨立混成旅團第一旅團，由酒井旅團長指揮，從山陰縣岱岳鎮方向推進；西路則是第四師團第三十二旅團本間部和第十二留守師團鈴木部，從平魯縣經井坪方向前出。傍晚時分，城外塵土飛揚，槍炮聲震得城墻不住顫抖。

當天夜里，朔縣城內燈火通明。守軍開始封閉城門，加固城墻，組織百姓運送磚石、沙袋。城內婦女一邊和面烤干糧，一邊往自家孩子身上縫錢和符紙，既希望他們能活下來，又隱約知道接下來這一仗，可能不會有好結果。有老人回憶，當晚城里寺廟里擠滿了燒紙磕頭的群眾，香火幾乎斷不了。

9月28日上午，日軍集中火炮和坦克，對朔縣北門實施重點轟擊。炮彈一輪接一輪地落下， 城樓不斷塌陷。守在城頭的東北軍士兵，一批又一批倒下，有的人甚至來不及發出慘叫，就被炸得血肉模糊。從現場情況來看，雙方的武器裝備根本不在一個層級，步槍、輕機槍與坦克、重炮的差距清晰可見。

炮擊持續了數小時之后，北門終于被炸開一個巨大的缺口。日軍坦克率先沖入城內，后續步兵緊隨其后，刺刀上著了刺，槍口上掛著刺刀，一路向城中推進。朔縣的街道本不寬敞，在鐵甲履帶碾過以后，變得一片狼藉。

日軍入城后，做的第一件事不是抓俘虜，而是封鎖所有城門。他們非常清楚，只要把出口堵死，城里數萬平民就如同甕中之鱉，想逃也逃不出去。這一環節，幾乎在后來的多起大屠殺中都出現過，可以說是日軍在占領區制造恐怖的慣用手段。

防線徹底崩潰后，部分東北軍士兵試圖換上便衣混入百姓躲藏。94歲的幸存者李來英，便親眼見過這一幕。那時她十幾歲，住在朔縣城內一條普通街巷。日軍剛沖進城不久，家門突然被人推開，一群慌不擇路的士兵闖進院子，急急忙忙地說：“快，拿男人的衣服來！”他們脫下軍裝，換上老百姓的舊棉襖棉褲，匆匆離去。

從今天的視角看，那些年輕士兵的舉動，有懦弱，有恐懼，也有本能的求生欲。可遺憾的是，在日軍眼里，這樣的偽裝毫無意義。沒多久，街上便響起一陣陣日語吆喝聲和哀號。日軍用鐵絲、麻繩，將捕獲的青年男子一串串綁在一起，有的被認定為東北軍，有的只是普通平民。

李來英的叔叔和哥哥，就在這次搜捕中被押走。她和母親驚慌失措地躲進廚房一角，把鍋底灰抹滿臉和手臂，希望借此避過搜查。通過墻縫，她看到大街上跪滿了人，哭聲此起彼伏，那一刻的恐懼感，直到她九十多歲的時候，還能說得清清楚楚。

日軍先是用機槍對聚集起來的平民進行掃射。很多人連最后一句話都來不及說，就被打倒在地。對于那些還在掙扎的傷者，日軍又投擲燃燒彈，火焰沿著破爛的衣服和干燥的地面迅速蔓延。不少人拖著被燒焦的身體滾動，周圍的慘叫聲密不透風。李來英曾哽咽著說，那天朔縣的天空都像被燒紅了一樣，“哪兒都是火，哪兒都是人被燒焦的味道”。

與此同時，在城的另一頭，南城壕一帶也在發生著另一起慘案。11歲的趙英，那時還只是照相館里的一個學徒，剛剛學會給客人調焦距、擺姿勢。日軍攻城那天，他聽到有人喊“日本兵進來了”，心一緊，拔腿就往家里跑。

等他沖到大街上，看到的情景讓這個11歲的孩子徹底懵了。日軍士兵手里拿著一種用鐵絲編成的長鉤子，一端彎成尖鉤，一端握在手中。他們用鉤子插進被抓群眾的鎖骨，幾個人合力，把被鉤住的人一個個往前拽。鮮血順著鐵絲往下流，很快染紅了路邊的塵土。誰要是反抗，就被刺刀當場捅死，或者被麻繩捆成一團丟在一邊。

這一批批被鉤子串起來的平民，很快被驅趕到南城壕附近。趙英遠遠地跟著，哭喊著尋找父親的身影。回到家時，他已經嚇得渾身發抖，卻發現家中一片狼藉。母親把他一把拉到床底下，低聲說：“別出聲，你爹被抓走了。”

趙英不顧母親的阻攔，又悄悄溜了出去。他躲在南城壕邊一個不起眼的角落，透過亂石堆，看到壕溝邊早已跪滿了人——有人估計有兩千多人。一個當地的漢奸在現場清點人數，對日軍軍官報告數字，緊接著，便開始了那場以“競賽”為名的屠殺。

三、血腥競賽與“疼痛的記憶”

南城壕的殺戮方式，比普通的槍決更殘酷。根據多位幸存者和目擊者的口述，當天下午五點左右，日軍封鎖了附近所有出入口，不許任何人接近。隨后，他們安排數十名士兵分成幾組，每組負責“處理”一段跪著的平民。軍官在一旁計時，比的是誰在限定時間內殺人最多、動作最快。

有的日軍手持刺刀，從胸口下刀；有的揮舞著厚背軍刀，從脖頸處一刀砍下。等到一列被殺完，就有專人把尸體拖到事先挖好的大坑里，像扔麻袋一樣，一具具扔進去。趙英回憶，很多鄉親胸膛被刺穿后，在地上翻滾，雙手抓著泥土，口中發出近乎獸類的哀鳴，而在一旁圍觀的日本兵，卻有人拍手叫好，還有人拿著相機記錄這一幕幕“戰果”。

不得不說，這種把殺人當成比賽的心理變態程度，很難用正常人的邏輯去解釋。羅斯福那句“野蠻猩猩”的評價，放在南城壕的現場，對照著看，幾乎沒有修辭的成分。

趙英后來講到這里，曾經一度說不下去。多年以后，他還能清晰記得那天傍晚的氣味——不是普通意義上的血腥，而是血液與泥土、人體脂肪、燃燒后的殘骸混合在一起的一種惡臭。夜幕降臨后，日軍擔心尸體過多引發疫病，也擔心將來留下證據，于是又從城外運來大量稻草、木材，澆上汽油點火焚燒。整條壕溝化成一條火龍，火光沖天。

當天晚上，城里還有幸存者躲在家中，在夜色掩護下悄悄出門，遠遠望見南城方向的火光，有人還以為是軍隊在“燒山造勢”。直到幾天后，他們才意識到，那是幾千具尸體在焚燒。

朔縣“九二八大屠殺”持續了三天。根據后來多方史料統計，這次大屠殺中遇難平民達四千六百人以上。城中幾乎家家有人被殺，成年男子損失尤為慘重，許多家庭只剩婦女、老人和孩子苦苦支撐。從規模和殘忍程度來看，這是日軍在山西地區制造的最大屠殺案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這次屠城并不是單純“軍紀敗壞”的偶然事件，而是在明確的軍事占領邏輯下進行的系統性屠殺。日軍通過血腥鎮壓，達到幾重目的：一是報復守軍頑抗；二是震懾周邊地區，打擊民眾抵抗意志；三是制造恐怖氛圍，便于后續統治和資源掠奪。類似模式，在河北、河南、山東等地的多起大屠殺中都能看到。

多年以后，當已經九十多歲的李來英回憶那三天時，只說了一句很平實的話：“那時候，活著的人比死的人還要難受。”這一句，恐怕比任何渲染都更刺心。

四、王彪的追尋：從沉默鄉親到《疼痛的記憶》

時間往前推到上世紀九十年代末，甚至更早一些。那時距離朔縣大屠殺已過去半個多世紀，很多當年的親歷者陸續去世，部分幸存者的記憶也被生活的壓力、家庭的變故慢慢沖淡。更現實的一點是，對很多老百姓來說，那場災難過于沉重，寧愿不再提起。

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塞北革命烈士紀念館館長王彪，開始了對朔縣大屠殺的系統調查。他本身就是土生土長的塞北人，對這片土地上的抗戰史有著格外深的情感。起初，他只是零星聽老一輩提起“日軍來時城里死了很多人”“南城壕有大坑”之類的話，后來在翻閱一些舊檔案時，看到朔縣被列為日軍重大屠殺地點之一，便意識到，這里還有大量未被系統整理的史料。

剛開始接觸這個選題時，王彪以為，只要找到幾位幸存者，把口述記錄下來，再查一查縣志、檔案，差不多就能還原大致經過。真正走到田野調查第一線，他才發現事情遠遠比想象的棘手。

在朔縣的大街小巷，他一戶戶敲門，挨個詢問：“家里老輩有沒有經歷過日軍打進城那年？”得到的回應大致分為兩類。有人茫然搖頭，說早就不記得了，也有不少老人臉色一沉，擺擺手：“別說那事了，太晦氣。”有時候，話剛說到“日本兵”三個字，對方就直接起身離開，回屋關門。

這種拒絕，不是對歷史的不尊重，而是出于一種本能的自我保護。每回憶一次，就像把舊傷口重新撕開。對于經歷過親人被殺、自己躲在墻角發抖的老人來說，這樣的撕裂并不比當年輕。

王彪并沒有就此放棄。他改變方式，不再一上來就問“大屠殺”三個字，而是從生活細節入手，比如“那年秋天，你家糧食收成怎么樣？”“聽說你父親當年是做手藝的？”先和老人閑聊，讓他們逐漸放下戒備。久而久之，有人開始斷斷續續地提起：“那年秋天，剛收的糧還沒吃幾天，日本兵就來了……”

為了保證記錄的準確性，王彪專門準備了一部照相機、一臺錄音機和一本厚厚的筆記本。每找到一位愿意講述的親歷者，他都會仔細聽，對方一邊講，他就在筆記本上快速記下要點，錄音機則完整保存聲音細節。講完之后，他會把自己的記錄念給老人聽，確認沒有錯誤，再請對方按下手印，以示認可。

在不少家庭里，一些老照片被包在布包或舊箱底，一放就是幾十年。那上面，有被害親人的遺像，有日軍占領時期的街景。王彪會小心翼翼地借出，拿去復印，再完整歸還原件。時間久了，很多老人開始信任這個滿街騎著自行車跑的中年人，說話也不再遮遮掩掩。

經過整整11個月的奔走，他先后走訪了一百五十多戶家庭，收集到大量口述資料、照片以及零星的文字記錄。各種碎片拼接在一起，一幅慘烈而具體的朔縣屠城圖景逐步成形。這一過程，不僅是對史實的追尋，也是在幫助幸存者找到一種“說出來”的出口。

最終，這些材料被他系統整理成一部記錄朔縣大屠殺的著作，取名《疼痛的記憶》。這個名字并不華麗，卻非常貼切：記憶本身就是疼痛的源頭，而寫下它、讀懂它，則意味著不讓疼痛白白流逝。

《疼痛的記憶》出版后，在當地和學界引起強烈反響。很多讀者在翻閱的過程中才發現，自己生活的這片土地，在1937年竟然承受過如此沉重的災難。更重要的是，這部書為研究華北抗戰史、侵華日軍暴行提供了大量一手證據，也讓朔縣屠城這一事件，真正進入公眾視野。

王彪在接受采訪時曾經說過一句話：“這些事如果不記下來，再過十年，可能就永遠說不清了。”這話聽上去平靜，背后卻有著非常現實的無奈——時間不僅能淡化傷痕，也能抹去證詞。誰能保準，再過幾十年，如果沒有這些文字和影像，人們還能知道南城壕曾經跪著兩千多名無辜百姓？

五、悲愴與抗爭：朔縣軍民的另一面

說到朔縣大屠殺，很多人印象中只有血腥和悲號。其實在那三天的黑暗中，也有一些頑強抵抗的身影，只是被遮蔽得比較厲害。

日軍攻破北門后，城內并不是立刻完全失去抵抗。部分東北軍殘部和地方武裝在街巷之間展開了短暫的巷戰。雖然裝備簡陋，火力遠不如敵軍，但在熟悉的街道環境中，他們仍然設法打掉了幾輛輕型車輛，狙擊了數名日軍士兵。

在這些零星戰斗中，一位名叫姜佐才的七旬老人尤其值得一提。姜佐才早年參加過1911年前后的革命運動，在武昌起義勝利不久，回到家鄉朔縣，從此隱居鄉里。他年輕時受過系統軍事訓練，槍法頗準，只因年紀漸長，抗戰爆發時多次申請從軍，都因“年老體弱”被婉拒。

日軍破城那天，他聽到街上槍聲大作，看到有東北軍士兵在慌亂中丟下武器撤退，心中憤懣難平。據同巷鄰居回憶，他嘴里嘟囔了一句：“槍不能丟，丟了就真完了。”說罷，上前撿起一支遺棄的步槍，趴在自家院墻后的掩體后，耐心等待。

當幾個日軍端著槍，從胡同口經過時，他瞄準其中一人的胸口扣動扳機，前后打倒了數名士兵。短短幾十秒，老人的舉動讓這一帶的日軍一度亂作一團。很快，大批敵軍包圍了他的院落，用手榴彈和火力覆蓋整片區域。

在猛烈轟擊中，姜佐才翻身躍入院內角落，試圖繼續抵抗。等到日軍沖進來，他靠著墻，用撿來的手槍再次射擊，擊中一名近身士兵。混亂中，他被數人撲倒，刺刀如雨點般落下。鄰居隔著墻聽到他最后一聲喊：“不能怕他們！”

抗戰勝利后，當地政府為姜佐才追授“保衛朔縣功臣”稱號。很多晚輩在聽長輩講到這位七旬老人時，都不免唏噓：有人在那三天里驚恐逃亡，有人則在生命最后一刻仍選擇端起槍。不能簡單用一句“誰對誰錯”去評斷，但那種明知不敵仍要開火的決心，確實值得記下。

從整體來看，朔縣軍民在那一年的抵抗，是多層面的。有躲在廚房一角抹鍋底灰求生的母女，有在南城壕一側瑟縮著尋找父親身影的少年，也有在街口扛起步槍的老人。不同的選擇背后，是同一種被侵略者逼到絕境的處境。

更讓人深思的一點在于，日軍在朔縣犯下的罪行，并不只是某個“瘋子軍官”的個人暴行，而是一個軍隊、一個國家機器在侵略戰爭中的集體行為。這一點，從他們有組織地封鎖城門、集中屠殺、毀尸滅跡的流程中，可以看得一清二楚。

戰后，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和中國國內的戰犯審判中，雖然提及多起大屠殺事件，但能夠詳盡呈現地方個案的并不多。朔縣屠城能夠在后來逐漸被梳理出來，很大程度上依賴于地方學者、幸存者后代的持續努力。不得不說，這種民間層面的記憶修復，是戰爭史研究中極為重要的一環。

朔縣的故事遠未結束。對當地許多家庭來說，祖輩在1937年9月的遭遇，直接改變了整個家族的走向。有的失去了頂梁柱，生活陷入長期貧困；有的少年被迫早早離家謀生；也有人在親眼見證血案后，產生了投身抗戰隊伍的決心。歷史并非停留在一段慘案本身，它會延伸到無數普通人的命運曲線。

而今，當那些幸存者已步入九十高齡，聲音愈發沙啞，眼睛愈發渾濁，他們口中反復強調的一句話，往往很簡單：“不能忘。”不忘，不是為了延續仇恨，而是為了讓后人知道，這片土地曾經付出的代價，遠比課本上的幾行字沉重得多。

在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紀念館和各地檔案館里，日軍侵華期間制造的八大慘案被系統陳列，其中既有南京，也有朔縣、寧武、浚縣、臨沂、金鄉、惠陽、南縣等地的血案。把朔縣屠城放在這個整體框架里來看，會更清楚地看到一個事實：侵略者的殘暴并非局限在幾個著名城市，而是鋪天蓋地地覆蓋在大半個中國的土地上。

朔縣的九月已經遠去，但那三天的黑暗，并沒有隨著時鐘的轉動自然消散。它被寫在了紙上，刻在了紀念館的展板上，更深地，落在了幸存者的眼淚里。記住它，至少可以確保一點：每當有人試圖為侵略戰爭洗白、為加害者辯解時，總會有一個聲音說——這里，有鐵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