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作為一項防偽措施，英格蘭銀行將在下一套紙幣上用野生動物取代歷史人物。具體出現的野生動物將通過公眾咨詢來決定。
嚴格來說，將丘吉爾從紙幣上移除當然不會將他從歷史中抹去。即使他的聲譽有時備受爭議，但他領導英國度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事實卻是不容置疑的。將他從紙幣上移除真正威脅到的，是更為私人的東西：許多人借以理解丘吉爾、理解英國、甚至理解自身的集體記憶。
值得注意的是，這種基礎性的認同感似乎并不適用于簡·奧斯汀或艾倫·圖靈——英國紙幣上的其他著名人物。已故哲學家貝爾納·斯蒂格勒提供了一種理解這些形象如何具有塑造力的有效方法。斯蒂格勒認為，人類經驗是通過三層注意力構建的。
1965年1月丘吉爾的國葬就說明了這種規模。大約2500萬英國人在電視上觀看了葬禮，另有100萬人排列在倫敦街頭目送送葬隊伍。在全球范圍內，估計有十分之一的人口收看了轉播。對于許多觀眾來說，這一事件——以及給予它的關注——不僅強化了丘吉爾作為歷史人物的地位，更將其確立為國家偉大的象征。這種形成性的記憶繼續塑造著那一代人對當代社會的看法。
這正是我們本周所看到的表演。那些抗議移除丘吉爾頭像的人——就像那些對議會廣場丘吉爾雕像被破壞感到憤怒的人一樣——實際上是在抗議他們身份認同的根基被動搖，而這種認同正是通過這些記憶構建的。
外界認為，所謂的“歷史正在被改寫”的說法，不如被理解為一種反抗的呼聲，抗議集體記憶被抹去，以及隨之而來的個人認同、完整性和有效性的喪失。丘吉爾式的認同感將主導地位和軍事力量推崇為成功的衡量標準。隨著新的記憶塑造新的期望，以及身份認同的演變，我們最好尋找新的標準來理解我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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