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衛星｜盈科是否涉嫌犯罪答網友提問：單位犯罪認定的難題及做法

也正因為如此，有些單位涉嫌犯罪后，急于與自然人切割。聲明稱“系個人行為，與單位無關。”這是掩耳盜鈴，一查就能查的水落石出。綜上，基本可以得出結論：盈科確已涉嫌單位犯罪，但不會依照單位犯罪辦。這樣，可以留有余地，也不傷及無辜。這種辦法，主要是政策上的考慮，是兼顧政策和法律的明智做法。

我前段時間寫了篇文章，認為盈科律所作為單位，已涉嫌構成單位犯罪。有意見提出，律所是合伙人制的，不是法人，所以不能構成單位犯罪。還有意見對單位犯罪認定的實踐難題，比如：單位意志怎么形成，個人行為與單位行為如何區分等，提出疑問。我依照法律規定和實踐做法，結合盈科梅向榮的事，總結出實踐中認定單位犯罪的主導做法，并由此延伸出單位犯罪認定的難題及破解辦法。希望借此為讀者明確單位犯罪的認定與辯護思路。

一是，單位犯罪的實踐多樣性。

相對于自然人犯罪，單位犯罪的情況要復雜的多。有的“單位”不是民法上的獨立法人。比如：公司的分支機構、內設機構。由他們實施的共同決策、共同受益的行為，是不是單位犯罪？

有的是以單位名義實施，而僅有個人受益。比如：公司董事長決策，把單位的錢據為己有。

有的是經過了單位決策機制，但僅有少部分人受益。比如：單位董事會、總經理辦公會決策，但僅有少數管理層受益，普通員工不知情也沒有受益。

還有的是單位的決策過程，也就是單位意志怎么形成，沒有證據證明，這能不能否定單位犯罪？

還有的是，上級單位決策，命令下級單位實施，這是上級單位的犯罪，還是下級單位的犯罪？他們間能否形成共同犯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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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這些情況，是我不查資料、不看案例，僅憑經驗總結出來的。這已經夠復雜了。如果再結合實踐中犯罪活動的復雜多樣來看，單位犯罪的具體表現形式，會更加復雜。

二是，認定單位犯罪的主線。

在刑法理論上，對犯罪的認定有“四要件”和“三階層”之爭。上學時候，老師是這樣講的；教科書上是這樣寫的。我看時至今日，仍有不少理論和實務界的觀點，把整體的犯罪行為依照理論模型碎片化，再進行逐個碎片要素的具體比對，然后作出是否構成犯罪的意見。在這個“具體比對”過程中，還又用理論觀點作為判斷標準。

依照上述方法，或者看不清犯罪的整體面貌，導致無法作出精準認定；或者容易陷入教條，導致認定錯誤。

無論是四要件還是三階層，都是根據法條總結出來的理論體系。犯罪的認定，只有一個標準，也就是我們常說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刑法理論上的犯罪論體系，對于年輕學生認識“犯罪到底是什么”“與其他違法行為有什么區別”，很有幫助也很有必要。但它們只是認識論上的、理論上的觀點。

真到實踐中，就是緊扣法律和事實兩個層面要素即可。在法律和事實之外，摻雜任何沒有明確法律依據的理論觀點，均背離了罪刑法定原則和嚴格依法辦案的要求。

所以，認定單位犯罪的主線，就是一點：從整體上看，案件是單位的事，還是一兩個人三五個人假借單位名義實施的事。“是誰的事”也很好判斷，即“誰受益”。“大家都受益，或者分配方案主要著眼于單位整體，那就是單位犯罪。”“僅有個別人受益，單位只不過是他遮掩犯罪的工具和道貌岸然的幌子，那就是個人犯罪或者個人的共同犯罪。

循著這條主線，去查閱所有的法律規定、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你會發現，它們就是按照這個基層邏輯的。

我常說：“法條會說話。”但你給它能對話的前提是，你倆神交已久，抓住這點，一切法條的理解都迎刃而解；失去這點，永遠也找不準適用依據。

高手看案子，根本不需要逐個比對，三兩分鐘“咂摸咂摸味兒”，就大體知道是不是犯罪，是什么犯罪。在此基礎上，再循著法條比對一下邊邊角角的“細節”，比如：缺少哪個法條要素，導致性質變化；多了哪個量刑情節，導致量刑差別等，結論也就出來了。能形成這種“法商法感”，也是因為抓住了法條自身的精神氣質和法條形成的邏輯主線。

三、單位犯罪認定的難題。

我看網上有不少觀點，總在教條的糾結三個方面的問題：一是，不具有法人主體資格的單位能否構成單位犯罪？比如：目前炒的火熱的盈科律所是否涉嫌單位犯罪？二是，單位決策過程，也就是單位犯罪意志的形成，沒有證據證明，能否否定單位犯罪？三是，單位行為怎么具體認定？比如：盈科律所目前涉及的非吸，到底是梅向榮的個人行為，還是盈科律所的單位行為？

永遠要牢記的兩條斗爭規律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和以無形勝有形。

對于第一個問題，沒有法人資格，當然可以構成單位犯罪。

要求具有法人資格，才能構成單位犯罪，至少在刑法上沒有任何依據。反過來看，如果要求所有能夠構成單位犯罪的，必須具有法人資格，不知道多少人會“繞道而行”甚至“彎道超車”，擦上刑法的邊兒就掙大錢。

對于第二個問題，單位意志既可以有正向證據加以證明，也可以反向證據予以推定。也就是，單位意志的證明非常簡單，不存在多大爭論空間。

有正向的證據，比如董事會決議、總經理辦公會紀要等，當然可以證明單位意志的形成。這些證據都沒有，但針對單位主體的分配方案形成了、實施了，“拿錢了”、受益了”，這些都可以反向推定單位意志的形成。

非要要求正向證據，既沒有法律依據，也會導致產生大量實踐認定盲區。這是教條的做法，不符合實踐情況，也不符合斗爭需要，更不可能成為執法司法機關的認定標準。

對于第三個問題，誰受益是區分單位犯罪與個人犯罪的關鍵要素。

單位是個虛擬的人，它的“行為”總要依托具體的、鮮活的、有血有肉的人來實施。所以，所有的單位犯罪，從第一眼的外觀看，都是自然人干的。要求自然人干前，都帶著單位公章、拿著單位文件，既不可能也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