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審庭審結束前已存在但未被發現”證據能否認定為再審新證據？

在民事再審程序中，“新的證據”是啟動再審的重要法定事由之一。其中，“原審庭審結束前已客觀存在，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是司法實踐中常見且爭議頗多的一類情形。這類證據能否被認定為再審新證據，直接關系到生效裁判的既判力與實體公正的再平衡。本文將結合法律規定與司法實踐，對此問題進行深入剖析。

一、法律依據：明確納入再審新證據范疇

我國相關司法解釋已對此類證據的地位作出了明確規定。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審判監督程序若干問題的解釋》（以下簡稱《審監程序解釋》）第十條第一款第一項的規定，“原審庭審結束前已客觀存在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 被明確列舉為再審“新的證據”的一種法定情形。2015年《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的解釋》第三百八十八條也延續了這一精神。這意味著，從法律規范層面，此類證據已被正式接納為可以啟動再審程序的“新證據”。

二、認定標準：嚴格的“三步遞進審查法”

然而，并非所有在原審后“新發現”的舊證據都能當然地啟動再審。司法實踐中，法院逐漸形成了一套**“實質→形式→主觀”三步遞進的審查方法**，以進行嚴格甄別。

第一步，審查實質要件：是否“足以推翻”原裁判。
這是認定再審新證據的核心與前提。所謂“足以推翻”，是指該證據必須具有相當強的證明力，能夠證明原判決、裁定認定的基本事實或裁判結果存在錯誤。其證明對象必須直接指向原審裁判所依據的要件事實（即決定法律關系成立、變更、消滅的核心事實），而非次要或邊緣事實。同時，新證據所證明的事實必須與原審訴訟具有**“不可分性”**。如果該證據能夠證明的是一個完全獨立、可以另行起訴的新事實或新請求，則不應通過再審程序處理，而應引導當事人另訴，以維護原審裁判的既判力。

第二步，審查形式要件：是否滿足“新發現”的時間要求。
形式要件的關鍵在于時間基準。再審新證據的認定以 “原審法庭辯論終結時” 為既判力基準時。對于本文討論的這類證據，其必須滿足兩個時間特征：1. 形成時間在前：證據本身必須在原審庭審結束前就已經客觀存在；2. 發現時間在后：當事人是在原審庭審結束后才“新發現”該證據的存在。這里的“新發現”，強調的是當事人此前并不知道該證據的存在，而非明知而故意不提交。

第三步，審查主觀要件：未發現是否“不可歸責”于當事人。
這是判斷能否將“舊證據”認定為“新證據”的關鍵倫理與程序關卡。法律傾向于保護因客觀原因未能發現證據的當事人。所謂“不可歸責”，通常指當事人已盡到合理的勤勉注意義務，但因證據由第三方掌控（如銀行、行政機關）、遭遇不可抗力等自身無法克服的客觀障礙而未能發現。反之，如果當事人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如刻意隱匿、因疏忽大意而對己方持有的證據視而不見）導致證據未能在原審提交，則其主觀狀態具有可歸責性。在這種情況下，即便證據本身可能影響實體結果，為維護訴訟誠信、制裁訴訟投機行為，法院也可能適用證據失權規則，不予認定為再審新證據。當然，對于主觀要件的把握，實踐中存在從寬與從嚴的不同觀點，需在程序正義與實體正義間進行個案權衡。

三、實踐考量：在程序安定與實體公正之間尋求平衡

將“原審庭審結束前已存在但未被發現”的證據認定為再審新證據，體現了民事訴訟對客觀真實的追求和“有錯必糾”的傳統理念。特別是在當事人舉證能力普遍不強的現實國情下，這有助于避免因程序限制而掩蓋實體錯誤，維護司法公正的終極形象。

然而，過度放寬認定標準也會帶來風險：可能變相鼓勵當事人在原審中消極舉證，待判決生效后再以“新發現”為由發起“證據突襲”，這不僅浪費司法資源，也嚴重損害生效裁判的穩定性和權威性。因此，法院在審查時，必須綜合運用上述三步法，審慎判斷。一方面，對于確因客觀原因未能發現的重大證據，應依法開啟再審之門，實現個案正義；另一方面，對于可歸責于當事人的“證據埋伏”，則應堅決適用規則，捍衛程序的嚴肅性和訴訟誠信原則。

結語

綜上所述，“原審庭審結束前已客觀存在庭審結束后新發現的證據”可以被認定為再審新證據，但其認定絕非自動完成。它必須同時跨越三道門檻：在實質上足以動搖原裁判根基，在形式上滿足“事后新發現”的客觀時間線，在主觀上當事人對未能及時發現證據無過錯。這一認定過程，本質上是法律在維護生效裁判既判力的“程序安定性”與追求案件事實真相的“實體公正性”之間，進行的精密權衡與艱難抉擇。

俞強律師｜上海商事訴訟律師｜專注再審爭議解決

介紹：上海君瀾律師事務所高級合伙人，北京大學法律碩士，擁有15年執業經驗，累計代理600余起案件。專業領域涵蓋公司股權、合同、金融與資管、商事犯罪等復雜商事糾紛，尤其專注于重大疑難案件的再審與抗訴程序，善于從敗訴判決中尋找法律適用與事實認定的突破點，制定精準的再審救濟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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