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伊朗革命中左翼人士的虛偽、幼稚和軟弱

1979年的伊朗伊斯蘭革命，并非如很多人認為的那樣，通過一場革命迅速將伊朗的“君主制”國家轉變為“神權制”國家，而是在革命驅逐了國王、推翻了君主制之后，伊朗在短暫的時間內有謀求建立一個“世俗共和國”的意圖，但這個意圖很快被以霍梅尼為首的教士集團撲滅，之后，一個神權國家建立起來。

記住這段事實，是非常有意義的。

上世紀七十年代，巴列維王朝發起的“白色革命”，其目的確實是 要把伊朗這個還基本處于中世紀的落后國家變成一個現代化強國。但改革過程中問題重重：伊朗的國民素質普遍不高，改革得不到民眾的響應；改革過程中充滿腐敗，很多利益進了王室和官員的腰包，底層民眾仍然貧困；巴列維國王想改革，但沒有“改革到底”的決心，舍不得放棄權力。

比如說巴列維搞的土地改革，他要把地主手里多余的土地一律沒收，然后平均分配給農民，這確實是為了底層人的利益。但實際操作上，土地分給農民以后，政府應該接著教給農民種植農作物的技術、售賣農場品的辦法，這樣才能讓農民在獲得土地之后“切實獲得經濟利益上的增加”，可巴列維王朝只是把土地分給了農民，那些幫助農民增收的后續工作一點都沒做。改革之前，當地主的手里擁有大量土地時，農民做地主的佃戶，經營問題全由地主負責，農民只負責埋頭種田就行；現在，土地都分到了農民手里，種子肥料灌溉等問題全靠農民自己，糧食的銷路也是農民自己的事兒，特別是各種捐稅也都落到了農民頭上，農民沒有地主的能力，根本“搞不定”獨立經營土地賺錢謀生這件事，很多農民的生活反而不如給地主做佃戶的時候更輕松、經濟狀況更好。于是農民就反對國王發起的改革，進而反對國王。

再比如，巴列維王朝大力“西化”，引入西方生活方式，德黑蘭街頭出現賭場、夜總會等場所，出現了女性著裝清涼的電影。當然， 巴列維的確十分注意提高婦女的地位，他賦予婦女選舉權，還提出要保證她們的受教育權利。

改革最怕改到最后需要“對自己動刀”。如果沒那個勇氣“對自己動刀”，那改革就相當于“半途而廢”了。伊朗國王發起的改革導致民眾陷入貧困，導致王室和王室委任的官員靠貪污腐敗發了大財，當民眾要求查處腐敗官員、要求王室放棄權力的時候，“貪戀權力”的巴列維國王不愿“對自己動刀”，改革在事實上走入了死胡同，無法繼續深入推進了。

對于古今中外所有的“改革”來講，最怕就是“改革已經進行，但進行得不徹底，甚至半途而廢”，這種改革甚至還不如“完全不發起改革”。巴列維國王就陷入了這種境地。

民間對國王的反對情緒逐漸積累。

但需要指出的是，反對國王的力量不是一股，而是“好多股”，各股力量反對國王的原因是不同的。底層人的思想很樸素，關心的都是很實在的經濟利益，他們認為“改革讓我的生活質量下降了”，所以他們要反對。教士集團和廣大穆斯林認為國王發起“西化”引進的電影、歌舞廳以及讓女人可以不穿黑袍不戴頭巾屬于“傷風敗俗”，所以他們要反對。左翼人士則認為國王的改革“還不夠”，比如他們不滿足于“女人僅僅 可以不穿黑袍不戴頭巾”，而應該讓女人立即擁有“與男人平等的權利”，在伊朗這個有著悠久的“男尊女卑”的伊斯蘭傳統的國家里推進“女權”的步子“完全可以更大一些”，再比如他們認為伊朗的司法獨立和媒體自由的建立也應該“速度更快一些”，但國王的動作“不夠快”，所以他們也反對國王的改革。

這里能看出來一個吊詭的現象：對于巴列維國王的改革，穆斯林群體和“左翼人士”都反對，但反對的原因卻是彼此相反的，穆斯林認為“根本就不該進行改革”，而左翼人士認為“要把改革進行得更快、更徹底”。

但這不影響左翼人士和穆斯林群體聯合起來“結成統一戰線反對國王”，在“反對國王”這一點上，大家是盟友。

那么，反對國王的“第一槍”是誰先開打的呢？不是霍梅尼為代表的穆斯林。穆斯林是虔誠的教徒，很多人處于社會底層，沒有那么高明的見識也沒有信息靈敏度和思考深度，反對國王的“第一槍”是1977年開始由律師、作家、無政府主義者、女權主義者率先“打響”的。彼時的霍梅尼早就流亡國外多年了。

七十年代末期，正是“白左”思潮在歐美蓬勃發展的時期，而且在當時，“白左思潮”確實是有進步意義的，在消除人類社會上存在了幾千年的性別歧視、消除種族歧視等方面功不可沒。我們很多人看過反映那個時期美國社會種族歧視狀況的電影《綠皮書》，那個時候“白左思想”還沒演變到二十一世紀的“過猶不及”地步。

所以，在當時那個年代，美西方扶持的國家，政治上要表現出“寬容”、“自由”，否則就可能失去美西方的支持。彼時來自民主黨的美國總統卡特就抨擊過巴列維國王“不夠寬容”、“不夠尊重人權”。這種情況下，巴列維國王當然只敢對左翼人士的言論持“寬容態度”。

左翼人士是出了名的“在安全的環境中最勇敢”，既然巴列維國王給予了他們“安全的、寬容的”環境，他們當然對巴列維國王“火力全開”，各種對國王不滿的言論由他們思考出來、傳播開去，開始埋下“革命烈火”的種子。底層人和穆斯林是沒有左翼人士的覺悟的，所以“左翼人士”做了發起革命的“先鋒”。

但伊朗是個整體上保守落后的國家，民眾思想傳統守舊，“思想進步的人”不多，大部分人都是虔誠的穆斯林。伊朗的“左翼人士”就有些勢單力孤、曲高和寡，他們的力量在國王面前“不值一提”，完全無法撼動國王。于是，伊朗的“左翼人士”開始尋找同盟軍。由于霍梅尼在穆斯林中很有威望，左翼人士就找到了霍梅尼，希望借助霍梅尼的力量發動全國人數眾多的穆斯林，推翻君主制，建立左翼人士期盼的“民主共和國”。

一直被流放在國外的霍梅尼本來毫無機會，現在有左翼人士主動遞過來的橄欖枝，他當然立即伸手抓住。

當左翼人士與霍梅尼聯合起來，反對國王的力量迅速壯大了。當然，這段時間霍梅尼在伊拉克遙控指揮伊朗國內的穆斯林，伊朗巴列維國王并未允許他回國。

另外，必須得說一句的是，伊朗“左翼人士”也是有原則的，比如這位 沙普爾·巴赫蒂亞爾先生，他跟霍梅尼提了雙方的合作條件，就是“大家合作推翻君主制后只能建立民主的、世俗的共和國，而不能建立阿亞圖拉統治的神權國家”。當時的霍梅尼沒有跟左翼人士討價還價的資本，一口答應了對方的條件；而 沙普爾·巴赫蒂亞爾則對霍梅尼的承諾“深信不疑”。就問你，伊朗的“左翼人士”深信對方的承諾，幼稚不幼稚？

在反對國王的力量聯合起來發起宣傳、暴亂等行動之后，伊朗的土地下像是有一股巖漿奔流涌動，越來越不穩，直到迎來“火山噴發”的那天。

1978年8月19日，一家名為雷克斯的電影院被人為縱火，造成了477人死亡，縱火者為伊斯蘭極端分子。他們認為放電影違背了伊斯蘭教法，所以才要縱火。

當時的伊朗左翼人士知道真相，但他們深知如果“真相”被伊朗人民知道，霍梅尼代表的穆斯林勢力將遭到毀滅性打擊，王權的力量將大大加強，顯然是不利于左翼人士們“反抗國王”的大計的，于是左翼人士們為了他們那“高尚的革命事業”選擇了“說謊”，與伊斯蘭極端分子一起將縱火“栽贓”給巴列維國王的秘密警察機構“薩瓦克”。伊朗左翼人士與霍梅尼一起憤怒地向全國人民喊話：“這件燒死477人的慘案 是國王手下的薩瓦克們干的！ ”

左翼人士善于辯論，善于寫出煽動人心的演講稿，再加上在穆斯林群體中威望極高的霍梅尼振臂一呼，那真的是烈火燃起，局勢不可收拾。 伊朗從此陷入了不可遏制的騷亂之中。

9月4日是開齋節，在這一天，德黑蘭的街頭出現了不少于50萬人的大游行。民眾開始高呼口號，要求巴列維下臺，同時擁護霍梅尼。

9月8日，示威民眾與軍隊發生激烈沖突，軍隊開槍鎮壓，有上百人倒在了血泊之中。

9月9日，德黑蘭煉油廠的工人開始罷工。罷工浪潮很快就席卷全國，到了9月18日，連伊朗中央銀行的工作人員都開始罷工了。

巴列維國王手忙腳亂，窮于應付。他意識到霍梅尼在境外遙控著整個局勢，于是就派人聯系伊拉克當局，要他們把霍梅尼趕走。

伊拉克把霍梅尼趕到了法國。

法國是什么地方？幾乎可以說是左派的大本營，哪怕到今天仍然是。伊朗本國的左翼人士與法國左派人士聯合起來，以“壓迫宗教自由”等“罪狀”在西方大造輿論，向巴列維王朝施壓。老神仙霍梅尼當然也不會放過這個塑造自己形象的機會，大肆演講宣傳，讓他在伊朗國內穆斯林中的威望更高，在西方左派人士中的影響力更大。

巴列維見勢不妙，只好改變態度，爭取與霍梅尼合作。他公開聲稱希望霍梅尼回國，與他共同討論如何治理國家。但是，霍梅尼的態度十分強硬，開始反客為主，表示國王不離開伊朗，他不會回國。

在伊朗國內的穆斯林和左翼人士以及西方左派人士的強大壓力下，巴列維最后選擇屈服，于1979年1月離開了伊朗， 并讓一個攝政委員會代行其國王職權。國王一走，整個政府就渙散了。2月1日，霍梅尼回到伊朗，一下飛機就迎來了幾十萬人的歡呼。

就伊朗左翼人士做的這些事情，虛偽不虛偽？

歐美和伊朗的左翼人士在霍梅尼剛回國的時候都特別歡欣鼓舞，滿心期望地以為“貪腐的伊朗王權已經被推翻，一個嶄新的更文明進步、更自由更寬容的伊朗將會被建立起來”。

但事實很快讓他們失望。

由于霍梅尼深受廣大穆斯林信徒支持，又有軍隊中的人投向他，他成為伊朗事實上“說了算”的人。霍梅尼立即露出獠牙，要將伊朗由“君主制”轉變為“神權國家”。

彼時，左翼人士雖然比霍梅尼的實力遜很多，但并非“完全沒有抗爭的可能”。只不過，伊朗左翼人士在面對霍梅尼這種真正“強硬的狠角色”的時候，選擇了“果斷讓步認慫”。見到霍梅尼違背了“不在伊朗建立神權國家”的諾言，沙 普爾·巴赫蒂亞爾沒有抗爭，而是宣布放棄他原來堅持的“不能在伊朗建立阿亞圖拉統治的神權國家”的主張。 之后，左翼人士完全向霍梅尼表示服從，同意建立以霍梅尼為首的“神權國家”。沙 普爾·巴赫蒂亞爾被霍梅尼驅逐出境，也流放到法國。遠離伊朗之后，沙 普爾·巴赫蒂亞爾認為自己處于伊朗境外，伊朗教士集團管不著他，他又“安全了”，于是又有了勇氣抨擊伊朗的“神權統治”，罵教士集團“不講信用”、“違背承諾”，最終，他在巴黎被伊朗教士集團派出的三名刺客于1991年8月刺殺身亡。

霍梅尼操作伊朗走向“神權國家”是在1979年3月。3月底，他在全國搞了個公投， 公投的問題是：您是否支持將現政權轉變為伊斯蘭共和國？公投使用的選票是紅綠兩色，綠色表示贊同，紅色表示反對。投票人在紅色或綠色選票上寫上自己的名字表明態度，然后把選票投入選票箱即可。選票箱現場有支持霍梅尼的武裝力量成員“保護投票進程”。請問這種情況下，誰敢投反對票？最后的結果是，99.31%的人投了綠色的贊成票。于是霍梅尼“尊重伊朗全民的民意”，將伊朗變成了神權國家。

看看人家霍梅尼的手段，會演戲，手段狠，該認慫時認慫，該違背承諾的時候就違背承諾，該下狠手的時候就下狠手。伊朗“左翼人士”跟霍梅尼比起來“幼稚且軟弱”，怎么斗得過霍梅尼？

伊朗當時著名的左翼人士不止沙 普爾·巴赫蒂亞爾一位，還有 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他是霍梅尼的弟子，后來當過伊朗總統，因為反對神權統治而 被免去了總統的職務。之后，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也被驅逐出伊朗，流亡法國。他在法國宣布成立流亡政府，呼吁各種力量聯合起來推翻伊朗教士集團的政權。此后的時間里，阿布·哈桑·巴尼薩德爾不斷抨擊伊朗當局，直到他在2021年10月病死，終年八十八歲。

還有 邁赫迪·巴扎爾甘，在推翻國王的初期被霍梅尼任命為總理。但他 希望建立一個伊斯蘭民主共和國而不是“神權國家”。他直接對采納為伊朗憲法的伊朗最終憲法草案提出反對意見。其結局也當然是“黯然離職”。

這些人能當上首相、總統、總理，本來都是有一定能力和實力的，但最后，由于對教士集團“幼稚地輕信”以及在關鍵時刻的“軟弱”，他們發起的“革命”被教士集團奪取了勝利果實，妥妥的“為人做嫁”。帶著美好愿望發起革命的女權主義者、自由主義者，這些左翼人士的結局卻是活在了“神權統治的國家”，還不如巴列維時代。

幼稚地善待“有著惡之缺陷的弱勢群體”，幼稚地相信“他們哪怕強大了也不會構成威脅”，幼稚地相信“這些有著惡之缺陷的群體一定總是會信守承諾”；等到面對“真正強大的邪惡”，卻又不敢反抗，只敢屈服認慫；但在“文明人之間的內斗中”卻又“虛偽、沒有道德、沒有底線”，這是伊朗左翼人士發起的本意是“讓伊朗走向文明”的革命卻讓伊朗走入“神權國家”深淵的重要原因。

昔日伊朗左翼人士身上的這些缺點，在今天的“左翼人士”身上得到改正了還是變得更嚴重了？答案，每個人都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