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屬求安：蕞爾小國的生存之道

公元前1500年之后，羅布泊周邊地區普遍進入了較為發達的早期鐵器時代，新疆地區如哈密盆地、焉耆盆地、吐魯番盆地等，都出現了十分興盛的彩陶文化。相較之下，這段時間羅布泊十分沉寂，充分說明了該地區環境對人類活動的影響和塑造作用。直到公元前500年左右，當地的環境和氣候條件才逐漸轉好，孔雀河上游的水量極大增加，人類活動便再度活躍起來，這正是樓蘭正式登上歷史舞臺之時。

在這一背景下，樓蘭出現的時間上大體相當于戰國時期，但它具體何時立國，目前尚無法確定?！皹翘m”這個名字第一次被記錄下來，是在司馬遷執筆的《史記》之中，《史記》記錄了匈奴的冒頓單于在西漢前元四年（公元前 176）寫給漢文帝劉恒的一封信。信中寫道：

今以小吏之敗約故罰，右賢王，使之西求月氏擊之。以天之福，吏卒良，馬強力，以夷滅月氏，盡斬殺降下之。定樓蘭、烏孫、呼揭及其旁二（或當為“三”）十六國，皆以為匈奴。諸引弓之民，并為一家。

這封信的歷史背景是西漢和匈奴的對立與爭奪。西漢和匈奴，是公元前2世紀基于中原農耕世界和北方草原的游牧世界這兩種不同的經濟形態而形成的、具有相互伴生關系的兩大帝國。它們幾乎同時崛起，相互間的交往、對抗不僅影響著中國北方及蒙古高原的歷史進程， 也對整個亞洲地區的地緣政治和歷史文化發展都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西漢帝國出現的歷史已經為我們所熟知。從戰國時期開始，中國走向了統一。秦始皇最終完成了這個歷史使命，但由于初創時期的種種因素，其統治十分短暫，秦朝僅二世而亡。真正完成中國統一大業的任務，是在西漢王朝時期。經過秦末農民起義和各路軍閥混戰，西漢初年社會經濟十分凋敝，但漢朝統治者及時總結和吸取了秦朝迅速崩潰的歷史教訓，實行了休養生息政策，旨在穩定經濟、恢復農業生產，并修復國家內部的政治秩序。在這種背景下，西漢政權的國力逐漸強大起來，成為當時東亞地區最主要的農耕文明政權。

與中原地區這一進程同時，其北部的蒙古高原和中國北方草原，也逐漸凝聚和興起了強大的游牧政權，這就是出現在司馬遷筆下的匈奴。從公元前3世紀開始，草原地區的游牧人群也經歷著整合統一的過程。其中匈奴從月氏、東胡等人群脫穎而出，成為游牧人群的代表，隨著北方草原部落的整合，一個強大的軍事和政治力量逐漸形成了。冒頓單于（約公元前209—前174年）正是執行這一歷史使命的人。在他的帶領下，匈奴迅速崛起，擊敗了東胡、月氏等部落，奠定了對北方草原的統治地位，其一系列的軍事擴張，控制了廣闊的領土，使匈奴成為歐亞草原上第一個強大的游牧帝國。在這一歷史形勢下，漢匈兩大帝國毗鄰而立，很自然成為對立者。匈奴以其靈活的騎兵和強大的機動性為軍事優勢，漢王朝則擁有著強大的政治經濟實力和穩固的腹地。

在兩強并立的局面中，位居西部的綠洲世界，逐漸成了兩大勢力之間的緩沖地帶。在冒頓的信中，所謂“小吏之敗約”，指的是漢文帝前元三年（公元前177）匈奴右賢王進入河南地、侵犯上郡、殺掠人民一事；“二十六國”應為“三十六國”之訛誤，泛指塔里木盆地綠洲諸國。這段文字經常被各種論著廣為引用，以說明西漢時期西域的局勢，即原西域的霸主為月氏，塔里木盆地各小國曾一度為其役屬。在公元前177年或前176年，匈奴擊敗月氏并將其逐出西域，控制了塔里木盆地，諸國均轉而歸附匈奴。這一事件在西域歷史上具有劃時代的意義。伴隨匈奴擴張而來的，是中原王朝對西域長達幾個世紀的經營，并最終促成絲綢之路的出現和興盛。樓蘭作為諸小國的代表，出現在了冒頓這封向漢王朝宣示控制權的信中，應該是由于樓蘭位于塔里木盆地最東緣、南北兩道交通交會點這一重要的地理位置之上。

對于中原王朝來說，除了從匈奴處輾轉了解西域存在樓蘭等綠洲王國，想必也從其他渠道獲得了一些塔里木盆地的情報信息。不過，我們目前能夠看到的，由中央派出人員直接了解樓蘭和西域信息的行動，最早只能追溯到張騫通西域。

我們知道，張騫最初被派往西域的背景，是漢武帝掌權之后，西漢國力經過“文景之治”的休養生息，已經逐漸強大起來，積累了足以從軍事上與匈奴正面對抗的實力。在進行準備的過程中，漢廷了解到，月氏曾是西域的霸主，但在匈奴崛起后則被后者取代，并被迫向西遷徙，先后居于伊犁河流域和阿姆河流域。因此，張騫出使的初衷，是為了聯合與匈奴有宿仇的月氏，以達到共同對抗匈奴的目的。正如漢廷所意料的一樣，張騫的出使歷盡坎坷。在出使過程中張騫遭到匈奴極力阻撓，前后歷經十幾年時間，往返途中都被匈奴捕獲，最后都是趁匈奴內部政權更迭的時機才逃脫。然而，盡管張騫不忘初衷、持節不失，但由于在途中被扣押時間過長，達到了十幾年之久，待他歷盡磨難、終于抵達月氏之時，月氏卻已經在新的土地上安居樂業，不再思歸故土，“殊無報胡之心”。當然，這一結果或許也在張騫以及漢廷的意料之中。因此，在出使過程中沿途獲取的關于西域各國的信息， 便成了張騫此行最大的收獲?？梢院侠硗茰y，張騫回到中原后，必定會向漢武帝上交詳盡的出使報告。作為西漢官方史官的司馬遷，也自然有權閱讀這些報告。因此，一般認為，司馬遷寫作的《史記》中， 關于西域的信息，應該就是來自張騫的報告。

敦煌文書中記錄的唐代鄯善城

關于樓蘭的具體記載最早見于《史記·大宛列傳》：“樓蘭、姑師邑有城郭，臨鹽澤”及“樓蘭、姑師小國耳，當空道”等語，仍比較簡略，都是在介紹張騫出使、李廣利伐大宛等歷史事件的過程中順帶提到的。到了東漢時期，史官班固為西漢王朝編寫史書時，無疑已經能夠掌握更多的材料。因此《漢書·西域傳》的記錄要更為詳細準確：“鄯善國，本名樓蘭，王治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七十，口萬四千一百，勝兵二千九百十二人。輔國侯、卻胡侯、鄯善都尉、擊車師都尉、左右且渠、擊車師君各一人，譯長二人。西北去都護治所千七百八十五里，至墨山國千三百六十五里， 西北至車師千八百九十里。地沙鹵，少田，寄田仰谷旁國。國出玉，多葭葦、檉柳、胡桐、白草。民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它。能作兵，與婼羌同?！泵鞔_地記錄了樓蘭的人口、軍隊數量，國中所設職官，地理位置、經濟狀況等特點。班固在寫作時是從中央王朝的角度出發的，記錄的無疑是西域臣服漢朝之后的信息，他明確說明：“自宣、元后單于稱藩臣，西域服從。其土地山川、王侯戶數、道里遠近，翔實矣。”雖然我們不知道中央何時對西域進行的人口戶數調查，但大致推想應該在西域都護府設立之后。此時，樓蘭早已改名為鄯善，并在漢朝的扶持之下有所壯大，但其人口也才14100人、勝兵 2912人，那么張騫剛剛抵達西域時，其規模顯然更小。

作為漢朝大國的重臣，在張騫、司馬遷等人看來，與西漢相比， 樓蘭顯然只是一個“蕞爾小國”，其重要性與扜彌、龜茲等都無法相提并論，但他們無疑也注意到了樓蘭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并指出這個占據絲路重要樞紐的小國，在處理與漢朝、匈奴的關系上，表現出一個十分顯著的特點，司馬遷將其稱為“兩屬”。

“兩屬”是夾在大國之間的小國的無奈選擇，從兩漢到魏晉南北朝時期，在西域綠洲小國中經常見到，綠洲小國可能同時役屬于中原王朝、塞北游牧政權或天山帕米爾以西的強國，有時西域的綠洲小國或許還會同時役屬于西域的綠洲大國。要知道對樓蘭來說，漢廷最初經營西域時，匈奴仍是西域的霸主，甚至曾經設置“僮仆都尉”一職來直接管理西域，向各國征收賦稅。在前文提到的匈奴向漢文帝夸耀武功的致信中，冒頓單于就得意洋洋地提到了定樓蘭等三十六國，可知匈奴也了解樓蘭國土雖小，地理位置卻十分關鍵，因而會特別加以重點控制和監視。在這種情況下，《史記·大宛列傳》中稱樓蘭“攻劫漢使王恢等尤甚”的行為，無疑在一定程度上執行的是匈奴的意志。否則，按常理推測，漢朝使者出使一般都會給西域小國帶去大量財物，與西漢交好對樓蘭來說有益無害。而且，張騫出使成功之后，許多效仿者向漢武帝請愿出使，這些人其實“皆貧人子，私縣官赍物，欲賤市以私其利外國”，也就是說各自有私心，以使者之名侵吞財物或將其 賤賣到西域，這對本地來說也是有好處的。作為當道小國，背后如果沒有匈奴的授意，樓蘭沒有理由得罪前來通好的漢朝使者。因此，樓蘭“攻劫漢使”恐怕也是一種無奈之舉。對于這一點，東漢時期的史 家班固看得更清楚，他在《漢書·西域傳》里清楚地指出，樓蘭、姑 師攻劫漢使，一方面是張騫通西域之后，漢武帝派來的使者數量太多，“相望于道，一歲中多至十余輩”，一年中多達十幾批，前面和后面的使者前后都可以相接，因而“苦之”，接待不過來；另一方面主要則是“為匈奴耳目，令其兵遮漢使”，不敢違抗匈奴的命令。事實上，在攻劫漢使之前，樓蘭無疑曾經權衡過，畢竟西漢初來，也不了解其真正實力，且“度漢兵遠，不能至”，但匈奴確是實實在在、近在眼前的威脅，只得“禁其食物，以苦漢使”。

當然，面對這種情況，雄才大略的漢武帝自然不能容忍。漢使被樓蘭、姑師攻劫之后，向漢武帝作了報告，并紛紛告訴漢武帝這些小國雖有城邑，但軍事實力較差，“兵弱易擊”。于是，漢武帝命令從驃侯趙破奴出兵。趙破奴帶領大軍“屬國騎及郡兵數萬”，先是計劃攻打匈奴。顯然，漢廷十分清楚，漢使在西域被攻劫是受到了匈奴的指使。不過，匈奴是游牧人群，逐水草而居，等到趙破奴大軍到達之時， 他們已經轉移了。于是，趙破奴又將兵鋒目標指向了“邑有城郭”的姑師，他們無法像游牧人群那樣隨時逃走。而在擊姑師之前，樓蘭又是第一站。趙破奴或許是吸收了之前攻打匈奴無功而返的經驗，采用了閃電戰術，帶領輕騎七百余迅速抵達樓蘭，俘虜了樓蘭王，之后又一舉攻下姑師。數為樓蘭所劫的漢使王恢，也參與了這次行動，并因戰功而被漢武帝封為浩侯。這次軍事行動十分順利，效果顯著，不僅震懾了烏孫、大宛等國，讓他們見識到了西漢的真正實力，而且將西漢的長城亭障——即帝國北部邊疆的防御線，向西修筑延伸到了玉門。匈奴聽說樓蘭投降漢朝的事后，也發兵攻打它。面對這兩個大國，樓蘭自然誰也不敢得罪，只好向他們都稱臣，國王派出自己的兩個兒子， 分別去匈奴和漢朝做質子。

這是樓蘭的“平衡”之道，也是不得不如此。而作為一個西域小國，由于實力懸殊，樓蘭顯然也不可能具備真正平衡漢匈的能力，基本上只能永遠處在疲于應付眼前短期威脅的狀態之中。果不其然，在后來改變西域歷史進程的決定性事件——李廣利伐大宛的過程中，匈奴又再次指使樓蘭截殺漢使。

李廣利伐大宛是兩漢之時歷時最久、規模最大的一次對西域用兵， 對此后中原和西域的關系有著深遠的影響。此前趙破奴順利打下樓蘭、姑師，取得初步勝利，印證了漢使們對其“兵弱易擊”的判斷，漢武 帝由此嘗到了甜頭，籌劃更大規模的軍事行動應是順理成章之事。“伐大宛”之舉無疑正是這種形勢下的產物。可想而知，漢武帝身邊應該環繞著一群善于揣測、迎合帝王心理的“妄言”之人，他們了解到漢 武帝開疆擴土的欲望，投其所好，就把大宛馬的信息告知了漢武帝，“宛有善馬，在貳師城”，而且還不忘添油加醋補上“匿不肯與漢使”，如果說前一句僅是信息，后一句則顯然是這些妄言之人的有意攛掇。司馬遷記述說漢武帝“聞之甘心”，但是，對于漢武帝來說，為獲取大 宛馬而出兵，固然有他個人喜好的成分，但更多還是出于西域經營戰略的考慮。經營西域的初衷和最主要的目的是漢武帝為出擊匈奴而制定的戰略，無論是派使者張騫出使大月氏、送公主去與烏孫和親，還是出兵攻取樓蘭、姑師等這些小國，最終控制西域，都是制服匈奴這個大戰略中的具體部署。只是，隨著張騫通西域“吏卒皆爭上書，言外國奇怪利害”，漢武帝對西域的經營，已經從單純的對付匈奴，變成了胃口更大的“威德遍于四海”。實現這一目標，和平方式只是一種緩和的手段，進軍是遲早要采取、不可能少得了的事。在此，當時的西域諸國對漢和對匈奴的態度，主要是以軍事武力為轉移，很多小國對漢使態度不好、不合作，主要就是考慮到匈奴的壓力，這種周邊小國的態度也刺激和提示著漢武帝，他必須下定決心在軍事上取得對西域的決定性勝利才能達到“威德遍于四?！钡哪康?。因此，“伐大宛”具有一定的必然性，大宛馬在某種程度上只是為了師出有名的借口而已，在事實上，這次軍事行動也的確對將西域最終納入中原治理范疇具有巨大的推動作用。

面對匈奴截殺漢使的命令，樓蘭不敢違抗，不得不遵照執行，但這顯然是一種飛蛾撲火的行為，很快就被屯兵玉門關的漢朝軍政任文獲知上報。漢武帝命令任文率兵從小路直接將樓蘭王逮捕，押送到長安。在被責問為何截殺漢使時，樓蘭王委屈地回答出了那句后來被無數次引用的名言：“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愿徙國入居漢地?！边@句話道出了西域小國的苦衷，“兩屬”作為生存之道，雖然不是長久之法，但對小國來說，也無計可施，只能求得一時茍安。

（本文選摘自《失落之城：樓蘭四千年》，陳曉露著，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6年1月出版。經授權，澎湃新聞轉載。）

來源：陳曉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