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列維締造經濟奇跡卻因大國夢導致伊朗亡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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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伊朗制定了現代化和工業化的第一個國家綜合發展計劃，即第一個7年發展計劃(1949-1956)，主要目標是改進農業、交通、通訊狀況，擴大生產和出口總量。由于石油國有化運動期間伊朗經濟的波動，這一計劃未能實現其目標。

隨后，巴列維政權制訂了第二個7年計劃(1955-1962)，該計劃前期階段推進順利，經濟增長速度可觀，但后期突遭挫折，引發了嚴重的經濟社會問題。

在覆蓋20世紀六七十年代的第三、第四、第五個發展計劃中，伊朗像大多數第三世界國家一樣，實施了進口替代戰略。隨著這一戰略的推行，伊朗經濟顯著增長，工業迅速擴張而農業則相對衰落，伊朗社會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階級內部與階級之間的分化劇烈，貧富懸殊日益增大。也就是說，在“白色革命”之后，伊朗經濟與社會經歷了較大的變化。

“白色革命”導致了伊朗農村土地所有制的根本改變，封建土地所有制迅速瓦解，鄉村傳統的經濟模式隨之衰落。“白色革命”中地權的轉移，意味著農民普遍擺脫了對于租佃權的依賴和固著于土地的狀態，進而形成了廣闊的自由勞動力市場。同時，在外地主被迫出售相當數量的土地之后，其投資方向由鄉村和農業領域轉向城市和工業領域，加之“白色革命”期間政府實施的相關政策，有力地推動了經濟總量的增長、現代工業的發展和城市的擴張。

伊朗經濟的增長，首先得益于具有舉足輕重地位的石油工業。

1959-1960年度，伊朗石油工業的產值大約是3.7億美元，1968-1969年度達到11億美元。此后扶搖直上，1972年24億美元，1974年174億美元，1975年估計達到200億美元。政府用這些石油美元大量投資，推動經濟飛速增長。

在1959/1960年度和1970/1971年度間，國民生產總值從38億美元猛增到107億美元，即增長181%，年平均增長率接近10%。此后經濟發展勢頭更猛，1972/1973年度國民生產總值增長20.8%，1973/1974年度增長47.3%，1974/1975年度增長70.7%，也就是說，這3個財政年度中，國民生產總值翻了3.7倍，這是難以想象的奇跡！

國民總收入增長速度也非常快，在這3個財政年度中分別為20%、34%和42%。另據統計，1968-1978年經濟平均增長率為16%~17%，人均國民生產總值也從1960年的19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1930美元。

總之，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實現了巨大的經濟增長：以1974年不變價格計算，國內生產總值(GDP)從1960年的104億美元增加到1977年的510億美元，在不到20年的時間內增長了389%。

伴隨著國民經濟的迅猛增長，農業在伊朗社會經濟中的地位發生了根本性的轉變，這一變化的轉折點是“白色革命”。

在土地改革之前，伊朗是一個突出的農業社會，農業部門約占GDP總量的24.5%和勞動力總量的56%；而1977年，農業在GDP中的部門貢獻縮小到9.7%，從業人員僅占勞動力總量的34%。農業生產因此大幅度縮減，1960年以前食物自給有余的伊朗，到1978年不得不進口70%以上的食物。這種狀況在巴列維王朝兩代君主身上得到了最好的體現：禮薩·汗是當年伊朗最大的地主，而巴列維則搖身一變為最大的資本家，國王、他的巴列維基金以及國王家族掌控著一個龐大的金融帝國，其觸角已遠遠超出伊朗。

與農業地位下降的趨勢相反，工業的重要性則大幅上升。據伊朗官方統計，從1963年到1977年，10~49人的小型工廠由1502家增至7000家，50~500人的中型工廠由295家增至830家，500人以上的大型工廠由105家增至159家。工業產值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例由1959/1960年度的27.5%上升為1971/1972年度的43.1%。1963-1977年可謂伊朗歷史上的工業革命時期，現代工業的生產規模明顯擴大，主要工業品的產量急劇增長。

在第三個經濟發展計劃(1963-1967)期間，工業增長率年均達到12.7%，第四個發展計劃(1968-1972年)期間達到15.2%，第五個發展計劃(1973-1978年)的預定指標是20%，其完成情況超過預定數。

有學者認為，“1960年以后工業在伊朗的增長速度之快，幾乎在歷史上舉世無雙”。工業產值的增長也伴隨著工業結構的更新。

巴列維曾預計到石油開采有一天會枯竭，因此從20世紀60年代起就有意識地扶植新工業，調整工業結構。這樣，較老的紡織、食品、建筑三個行業在工業中的比重從1962年的73.6%降到1973年的64.9%，而化工、鋼鐵、機械、機動車等部門的比重則顯著上升。

到1975年，伊朗已建立了比較全面的工業體系，包括電力、采礦、冶金、煉油、汽車、水泥、造紙、化工、機械、紡織、食品加工等部門，并開始向電子、原子能發電方面發展。到1978年，伊朗共有鋼鐵、機床、煉鋁等較大企業6000家，合資企業200多家，工人總數達到350多萬。

不僅國家收入的大部分被分配給工業，而且國家也積極推動私人的參與，主要是通過諸如低利率貸款和分期付款的方式提供慷慨的財政資助。在1973年批準的12億美元貸款中，96700萬美元給予了工業計劃。1980年，在5288個工業單位中，409家或者說7%是國有的，3.4%是混合所有制，超過89%為私人所有。

銀行產業中，私人資本也顯著增加：1962年注入銀行的資本中私人僅有157000美元，而1976年則增加到67200萬美元。

當然，伊朗經濟的發展也得益于外國投資的增長。1971年，經過外資吸引與保護中心進入伊朗的外資與貸款為30400萬美元，1977年增為80400萬美元。銀行產業中的外資也有增加：從1970年微不足道的560萬美元增長到1976年的4.2億美元。

伊朗與西方的經濟聯系日益緊密，簽署了一系列經濟協定。據報道，1974年6月27日伊朗與法國簽訂了一項價值50億美元的發展協定，其中規定法國提供伊朗5座1000兆瓦的核反應堆。

1975年3月4日，美國與伊朗簽訂一項價值15億美元的經濟協定。

在經濟發展的同時，伊朗的軍事實力也令人矚目。1954年，伊朗軍費開支僅7800萬美元，1974年增至36.8億，3年之后，更達到94億美元，占到同期政府預算的1/3、國民生產總值的9%以上。伊朗建立了當時海灣地區最強大的陸軍，擁有世界最先進的雷達、中短程各式導彈、坦克和大炮；伊朗空軍的現代化程度更是不可小覷，往往剛研制出來的美制飛機還沒有裝備美國空軍，伊朗空軍竟然已經有了。

工業化的進程產生了對勞動力的廣泛需求，擴大了勞動力規模。

1966-1976年的10年間，全國就業人數由7115787人增加到8799420人，增長了23.7%，城市就業人口由260200人增加到4112636人，增長了58%。現代化帶動伊朗人口數量迅速上升。伊朗20世紀70年代的年人口增長率約為2.3%，人口總數到1976年已超過3370萬。這種高增長率反映在人口的相對年輕化，1976年，人口中間年齡為16.9歲，超過860萬人或者說人口的55.3%低于20歲。

人口的增長伴隨著快速的城市化和大城市的成長。大量的鄉村人口移入城市，從而導致城市人口的膨脹。50年代，居住在農村和城市的人口分別占69%和31%。到1976年，城市人口已超過47%，20年里增長了50%。1978年，鄉村人口降至48%，城市人口升至52%，城市人口共計1782萬，其中約有半數是1963年以后來自鄉村的移民及其后裔。

隨著城市人口的急劇增長，大城市的數量增加了。1966年德黑蘭是唯一人口超過50萬的城市，到1976年，有5個城市人口超過50萬，而德黑蘭人口則達到450萬，其中超過33%的人出生在這座城市之外。城市數量急劇增多，城市規模明顯擴大，構成“白色革命”至伊斯蘭革命之間伊朗社會的一幅突出景象。

同時，人口的教育狀況也有大幅改善。1956年，10歲以上人口的識字率是15%，到1976年，這一比例增加到47%，當年城市和農村人口的識字率分別上升到65%和30%。在校學生數，由1966年的1054181人增長到1976年的7572822人。1966年，7歲以上人口中學生占9.4%，10年后，6歲以上人口中，學生約占28%。

隨著經濟的快速發展，加之巴列維政權所推行的某些現代化舉措，20世紀六七十年代伊朗的社會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各個階層的社會地位亦有明顯變遷。

70年代伊朗經濟的高速增長主要得益于石油紅利。60年代以前，國際石油價格主要控制在西方石油公司手中，廉價石油是推動戰后西方經濟恢復發展的重要因素。為了打破西方的這種價格壟斷，維護產油國的利益，協調各國石油政策，1960年9月，伊朗、伊拉克、沙特阿拉伯和委內瑞拉等主要產油國的代表召開巴格達會議，成立了石油輸出國組織（OPEC)，成為世界政治經濟中一支舉足輕重的力量。

1971年，OPEC成員國簽署德黑蘭協議，將每桶原油提價33美分。

1973年第四次中東戰爭期間，主要阿拉伯產油國（包括沙特）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石油武器，展開國際政治斗爭，對支持以色列的美國和歐洲國家進行石油禁運，導致油價瘋狂上漲幾乎4倍。伊朗石油收入隨之大增。

1972/1973年度伊朗石油收入僅為28億美元，1973/1974年度升為46億美元，1974/1975年度又上升為178億美元，伊朗政府財政收入也由1973/1974年度的68億美元，增加到1974/1975年度的206億美元。

這給國王提供了一個極好的機會去將伊朗建設成一個地區性的超級大國，一個工業化的經濟強國。本來1973年初批準的第五個發展計劃(1973.3-1978.3)就是一個雄心勃勃的計劃，它預計5年內財政總收入為495億美元，投資總額為365億美元，國民生產總值年增長率為11.4%，人均年收入達到850美元。現在，油價意想不到的暴漲使得這一計劃顯得似乎有些保守，畢競就在1973年3月到1974年3月短短一年間，石油使得伊朗人均收入從501美元增長到821美元，幾乎已經達到第五個發展計劃的目標。

巴列維決心抓住機會，推動伊朗早日跨入發達國家的行列。1974年8月，巴列維親自主持的最高決策會議修改了第五個發展計劃的指標，將投資總額增加到690億美元，年增長率改為25.9%。

他向自己的臣民描繪了一幅世紀末的宏偉藍圖：

早在1975年初，厄運即將來臨的兇兆已經顯現。缺乏熟練工人以及港口設施不足使得進口貨物在港口堆積如山、腐爛變質。

在霍拉姆沙赫爾，1975年年中有200多艘船等待卸貨，貨船在進港前不得不等待160多天。1975年9-10月，有100多萬噸的貨物堆放在碼頭和港口周圍。伊朗吸收能力的有限性凸顯了基礎設施的嚴重瓶頸。大量石油美元的突然注入使經濟過熱，諸如土地投機之類的非生產性活動無法遏制地膨脹，土地價格飛漲。

大不里士的工業地價由1971年每平方米5000里亞爾漲到1974年的45000里亞爾。同時，通貨膨脹卷土重來：生活費用1975年上漲9.9%，1976年上漲16.6%，1977年上漲25.1%。國王置這些警告于不顧，決心繼續前行，沒有降低經濟增長速度。

為了繼續這一自殺性政策，政府加大稅收和求助于外國貸款，因為國王雄心勃勃的計劃已經耗盡了國庫。伊朗1974年20億美元的國庫盈余到1978年變為73億美元的巨大赤字，對工薪階層的征稅從1975年的20.2億美元增加到1978年的58.6億美元。

國王試圖用平民主義的政治手段解決經濟問題，于1975年宣布了兩項新的“白色革命”措施：國有企業和私人公司吸收雇員和公眾入股；穩定物價，反對投機倒把。為了抑制如脫韁野馬的通貨膨脹率，胡韋達政府實施反牟取暴利法，在兩周內逮捕了7750名商人，被罰款的商人約1萬人，被查封的商店有600家。至1975年年底，行會法庭向商人罰款25萬筆，懲罰了18萬商人，從巴札趕走了23萬個店主，監禁商人8000人。

結果適得其反。資本家如驚弓之鳥，紛紛將資金抽往國外；許多巴札商人因物價原因受懲處，但并未遏止住通貨膨脹的勢頭。這些措施激起了資本家與巴札商人的不滿，造成了他們與國家之間的裂痕。

對經濟的局部外科手術不足以實現國王的目標：經濟仍然膨脹過熱；政府赤字很高；通過強加的高工資和私有及公共擴張計劃來重新分配石油收入的計劃達不到預期目標，因為難以控制的高通張率和政府官僚機構無力執行這一計劃。

1977年由于電力短缺，德黑蘭的各個區域開始每天拉閘限電，有時長達6~7個小時，大部分工廠開工不足，造成幾十億美元的損失。最不吉利的是從1977年開始的伊朗石油出口的急劇下滑，這對國家財政產生了震動。

西方國家的保護措施和世界范圍的經濟不景氣減少了石油需求，伊朗的石油出口從1976年的19.27億桶驟降到1978年的12.62億桶。

1977年6月，國王解除胡韋達職務，任命阿穆澤加爾為首相。阿穆澤加爾實行緊縮計劃，以改善國家與私營部門的關系。他許諾停止公共部門的擴張，取消價格控制，結束反暴利運動。為了應對日益下滑的石油收入，阿穆澤加爾增加稅收，并開始調查以前的征稅記錄，處罰逃稅者。由于在安撫私營業主的不滿和工薪階層的需要之間搖擺，阿穆澤加爾不僅未能改善日益惡化的經濟狀況，還加劇了公眾對現政府的不滿。

新緊縮計劃的后果之一是降低了政府的經濟和社會活動。國家支出下降額度，1977年為69億美元，1978年為102億美元。這樣大規模的收縮帶來了劇烈的經濟后果，導致了國家經濟活動的顯著減少。

公共部門的總資產構成（按1977年價格計算）從1977年的122億美元下降到1978年的76億美元。對私營部門的貸款總量也減少了，工業貸款從1974年的4億美元降到1977-1978年的17萬美元。20世紀70年代中期曾堅實增長的工人住宅計劃撥款從1977年的26560萬美元降到1978年的23000萬美元，國家廉價房預算支出從1977年的12600萬美元降到1978年的9050萬美元，這種減少正好發生在住房短缺和高房租已成為一個主要公共問題的時候。

緊縮政策在建筑工業內部造成了不景氣，住房和建筑公共部門的總固定資產在1974-1978年下降了23%，建筑工業的年增長率從1972-1976年間的14.4%降到1977年只有3.2%。這導致成千上萬建筑工人的失業。

到1977年，經濟增長率已經明顯下降。以不變價格計算，1972-1976年間年均增長率約為7%，1977年降到僅為1.7%。制造業的年均增長率從1972-1976年間的15.8%降到1977年的10.7%，批發和零售貿易年增長率從1975年的13.5%降到1976-1977年間的7%，固定資產年增長率從1974年的64.3%降到1976-1977年間的3.4%。

1973年油價暴漲之后伊朗的經濟運行，形成了所謂的“戴維斯J曲線”，即一段時期經濟高度繁榮后突然下滑。國王徒然提高人民的預期值，承諾過多，而又未能兌現承諾。雖然大部分伊朗人都從石油繁榮中得到了好處，甚至在20世紀70年代末經濟收縮時期，大部分人的綜合生活水平也比60年代高，但是繁榮時期人們的心理期望值極高，隨之而來的經濟收縮就產生了“相對剝奪感”，加劇了許多群體的不滿，尤其是那些依賴國家的人們。

國王政權以巨額石油財富維系著民眾的支持或默認，只要經濟繁榮，這種政策就會繼續有效；一旦石油繁榮變為蕭條，巴列維政權就會立即失去這種支持或默認，從而引發政治上的災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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