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話｜海灣戰事三周（下）：戰爭使伊朗政權更軍事化，國家性質將發生改變

當地時間3月21日，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軍事打擊已進入第四周，緊張局勢仍在升級。

根據美國中央司令部19日發布的情況說明書，自2月28日開戰以來，美國已實施超過7800次打擊，迄今已擊傷或摧毀120余艘伊朗艦船。伊朗紅新月會負責人19日表示，美以空襲已造成伊朗各地超過7萬處民用設施受損，包括住宅、商業中心、學校及關鍵基礎設施。這些襲擊不僅波及居民區，還造成251個醫療中心、498所學校以及17個紅新月會中心受損。

這場造成數百人死亡的軍事沖突考驗了美國與盟國的關系，并給全球經濟帶來了痛苦。在伊朗封閉能源要道霍爾木茲海峽之后，美軍飛機與海軍艦艇已在波斯灣海域對數十艘伊朗船只展開打擊，旨在施壓伊朗重開海峽。

據新華社報道，伊朗議會國家安全與外交政策委員會發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說，伊朗近期行動已取得顯著成果，對敵人造成了“更具決定性的”沉重打擊。若任何國家以任何形式允許伊朗的敵對方使用其領土或軍事基地，將被視為直接參戰方，成為伊朗的打擊目標。

伊朗3月18日下午在首都德黑蘭舉行葬禮，悼念被美軍擊沉伊朗軍艦上的遇難官兵，以及在以色列發動的襲擊中遇害的伊朗安全官員和軍事指揮官 圖/新華社

佛羅里達州國際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系副教授埃里克·洛布（Eric Lob）對澎湃新聞表示，特朗普政府對這場軍事行動始終缺乏清晰目標與一致戰略。在戰爭引發能源價格上漲的背景下，美軍的行動不僅違背了特朗普避免卷入中東戰爭的承諾，也在客觀上削弱了共和黨在選舉中的核心議題優勢。由于其模糊的軍事目標，美國總統特朗普可以在任何時刻“宣布勝利”并結束行動，這種不確定性也解釋了海灣國家當前的謹慎態度。

洛布指出，伊朗的國家機器更加龐大，制度體系更加復雜，擁有多層級、多領域的機構支撐，單靠空襲來推動政權更迭的成功概率相當之低。在發動戰爭之前，特朗普政府顯然低估了伊朗體制的復雜性。“美國和以色列意在削弱伊朗政權，但如果伊朗最終挺過沖突，不僅可能變得更加集權和強硬，在觀念和身份層面也可能變得更加凝聚與堅定，從而在長期上呈現出一種‘越壓越強’的反作用效應。”他說。

專家簡介：

埃里克·洛布：佛羅里達州國際大學政治與國際關系系副教授，長期聚焦中東地區發展與政治的交叉領域。2009年至2011年，洛布曾在伊朗進行田野調查并學習波斯語。

伊朗民眾近日迎來重要的傳統節日諾魯孜節，即伊朗新年 圖/新華社

文官宗教領袖與軍事安全體系界限進一步模糊

澎湃新聞：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去世后，伊朗政治體系仍在運作，國內政局未出現動蕩跡象。有哪些關鍵力量或制度機制，使伊朗能夠在內外壓力下維持體制穩定？

洛布：真主黨和哈馬斯在人員規模和制度體系上都遠不及伊朗，但他們的指揮層在被定點清除以及嚴重削弱的情況下，仍具備生存與運作能力。從這個角度來看，伊朗顯然是另一種量級的對手，它的國家機器更加龐大，制度體系更加復雜，擁有多層級、多領域的機構支撐。

早在“12日戰爭”之后，有分析認為這場戰爭只是開端，美以伊再次爆發沖突只是時間問題。哈梅內伊生前就已為這種情形做出準備，在政治和軍事體系建立了多層級的繼任機制，甚至向下延伸至至少四個層級，以確保在高層遭到“定點清除”的情況下，體系仍可快速補位。這種安排顯然是吸取了以色列在加沙、黎巴嫩乃至也門針對高層“斬首”的作戰經驗。

伊朗是一個擁有更龐大人口和更完整國家機器的國家，單純依賴空襲來推動政權更迭，其成功概率相當低。一些情報和安全界人士也承認在缺乏大規模地面部隊介入的情況下，實現政權更迭的前景非常有限。目前的軍事行動主要仍停留在空中與遠程打擊層面，盡管以色列在情報上已對伊朗進行一定程度滲透，但尚不存在實質性、大規模的地面部署。

伊朗的強制力依然非常強大，除了邊緣地區的族群武裝之外，普通抗議者很難對國家形成實質性挑戰。要想通過內部抗議實現體制性變革，關鍵前提是安全體系內部出現分裂或倒戈。現實情況是，伊朗革命衛隊以及其他安全機構不僅深度嵌入政治體系，也在經濟結構中占據重要位置，再加上部分成員具有較強的意識形態認同，這些因素都大幅降低了“倒戈”的可能性。

哈梅內伊被刺殺后，權力結構中的“文官宗教領袖—軍事安全體系”之間原本存在的某種分野進一步模糊，反而可能促使安全機構在最高權力核心中的地位進一步鞏固。國家可能會變得更加“安全化”（securitized，即將原本非安全議題建構為安全威脅，從而合理化非常規手段（如軍事化、緊急狀態、壓制性政策），而不是出現外界所期待的權力松動，這在某種意義上與美國和以色列的戰略利益背道而馳，除非他們想與伊朗陷入永無休止的戰爭。

澎湃新聞：穆杰塔巴·哈梅內伊曾因神學資歷較淺以及“世襲化”爭議而受到質疑，但他最終仍然被推舉為最高領袖。這種結果反映了伊朗當局哪些核心考量？在這次權力繼承過程中，哪些政治或安全力量發揮了關鍵作用？

洛布：從意識形態上看，穆杰塔巴的當選本身就是一個重大矛盾。不只是阿里·哈梅內伊，甚至伊斯蘭共和國的創建者霍梅尼都曾公開批評“王朝式世襲繼承”的理念，畢竟這會讓人聯想到革命前的巴列維王朝。所以一旦出現類似安排，其政治合法性勢必受到削弱。

但從制度演變來看，早在1989年，宗教資歷問題已被“政治化處理”。當年伊朗通過修改憲法，使得并不具備最高宗教學銜的哈梅內伊得以出任最高領袖，同時邊緣化了霍梅尼的原定接班人大阿亞圖拉侯賽因-阿里·蒙塔澤里（編者注：因支持改革派遭罷黜）。這種結果本質上反映了最高領袖的選擇是基于政治忠誠與體制內部權力平衡，而非純粹宗教資格。如果說存在“門檻”，那么這一門檻在1989年就已經被打破，宗教資歷不再是決定性因素。

當下，更關鍵的變量反而是候選人與安全體系的關系，尤其是與伊斯蘭革命衛隊以及巴斯基民兵的緊密程度。在伊朗面臨國內壓力以及來自美以軍事威脅的背景下，體制內部很可能傾向于選擇一位與軍事和安全體系高度綁定的人物，以確保政權穩定。

選擇穆杰塔巴不僅是權力安排，也是政治信號，這既是對內強化安全治理的延續，也是對美以的強硬回應，甚至可以被解讀為“更強硬回應打擊”的姿態。

“殉難”（martyrdom）在伊朗政治敘事中的象征意義也不可小覷。哈梅內伊以“殉難者”身份結束其政治生命，在體制話語中反而具有高度動員效果和合法性，對抗“外部敵人”的敘事會進一步強化。在這種語境下，其繼承人不僅承接權力，也承接一種帶有強烈情感與政治動員意義的“遺產”。對穆杰塔巴而言，這件事也具有強烈的個人因素，其家庭成員在襲擊中傷亡，使得這一權力過渡不僅是政治事件，也帶有明顯的個人復仇與情感驅動色彩。

我們可以關注后續穆杰塔巴能否幸存下來。從人事角度來看，另一位被廣泛認為具備更“制度化資歷”的競爭者是阿里禮薩·阿拉菲。他擁有阿亞圖拉頭銜（盡管存在一定爭議），同時在體制內擔任多個關鍵職位，包括專家會議成員、憲法監護委員會成員，并曾主導整合宗教學校體系、擔任宗教教育系統負責人，還長期管理具有國際網絡的宗教院校體系。從履歷和制度經驗來看，他顯然更符合傳統意義上的“合格繼承人”。如果他最終未被選擇，恰恰說明當前決策邏輯并不優先考慮“資歷完整性”，而更看重政治忠誠、安全體系連接以及在危機環境下的控制能力。

此前看到最高領袖候選人名單時，我認為沒有人像穆杰塔巴那樣與伊斯蘭革命衛隊保持密切關系。因此若穆杰塔巴遭暗殺，我不知道還有誰（尤其跟革命衛隊保持密切關系的人）能接替他。我不認為伊斯蘭革命衛隊有政變意圖，他們并不想站在政治體系的最前沿。他們更愿意隱于幕后，與這些神職人員及其他勢力合作，同時繼續在政治體制、經濟領域保持重要影響力，并作為軍隊中最強大的力量存在。

因此，在伊朗政治實踐中，選擇最高領袖的關鍵決定因素早已從宗教合法性轉向政治與安全邏輯。在當前高壓內外環境下，選擇一位與安全和軍事機構深度綁定、并具有象征性政治意義的人物，反而具有其內在一致性，即便這在宗教規范層面具有較大爭議。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0日，伊朗德黑蘭，民眾在周五午間禱告后為遭殺害的伊朗情報部長伊斯梅爾·哈提卜及其家人舉行葬禮。以色列軍方3月18日表示，在宣布殺死哈提卜后，不會停止“清除”伊朗高級官員的行動。此前，以色列殺害了伊朗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拉里賈尼 圖/視覺中國

當前沖突或被制度化為新的“集體記憶”

澎湃新聞：現任華盛頓近東政策研究所的艾倫·艾爾（Alan Eyre）認為，穆杰塔巴的當選可能標志著伊朗向由革命衛隊主導的“警察—軍事—安全國家”轉變。你如何評估這種說法？在當前戰爭背景下，他的上位是否意味著伊朗內部權力結構或力量平衡正在發生變化？

洛布：從很多方面來看，伊朗文官政府和軍方的關系本就較為薄弱，而革命衛隊在政治體系和經濟領域中都發揮著不成比例的巨大作用。目前，伊朗革命衛隊在最高權力核心，也就是最高領袖辦公室中的地位正在強化。鑒于穆杰塔巴與這些安全機構關系極為密切，這種安排等于是在不讓安全力量直接上位的情況下，讓一個與他們高度綁定的人進入核心權力位置，從而進一步強化其影響力。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最高領袖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整個復雜權力體系中的一環。即便國家在其領導下進一步安全化和軍事化，也仍有其他值得重點關注的權力人物。例如已故的最高國家安全委員會秘書阿里·拉里賈尼在“12日戰爭”后出任國家安全機構負責人，被認為是體系內最有影響力的人物之一。

和拉里賈尼同樣出身革命衛隊的卡利巴夫也是重要角色，他自2020年前后擔任伊朗伊斯蘭議會議長。這兩人屬于革命衛隊較早一代成員，后來轉型為職業政治人物，所以并非最激進的一線軍方力量，而是在政治與安全體系之間起到關鍵的橋梁作用。這類人物加上體系內其他不同派系與機構，共同構成了伊朗復雜的權力網絡。

伊朗國家性質的變化幾乎是不可避免的，這不僅源于權力結構的調整，也源于國內抗議疊加戰爭壓力的系統性沖擊。自2023年以來，伊朗已進入與以色列的直接對抗周期。在這種多重壓力疊加之下，無論朝哪個方向發展，伊朗的政治與安全結構都很可能進入新的階段。

這也恰好體現了特朗普政府的誤判，即低估了伊朗體制的復雜性，認為斬首最高領袖之后便可找到一個可合作的“替代者”。伊朗的國家權力分布涉及多層機構、不同派系與深度嵌入的安全體系，遠非像委內瑞拉那樣可以簡單類比。

澎湃新聞：無論是哪位最高領袖上臺，都需要重新建立權威。在政治真空期，革命衛隊是否可能在政治體系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洛布：革命衛隊正在觀望局勢走向。當哈梅內伊死后，他們第二天就立即成立了一個臨時領導委員會，包括總統佩澤希齊揚，以及被視為潛在人選的阿拉菲，還有司法總監埃杰伊。阿拉菲和埃杰伊都屬于強硬派，而佩澤希齊揚則是改革派。佩澤希齊揚曾一度向海灣國家道歉，但隨后又收回了這一表態，這或許再次反映出革命衛隊內部可能存在爭論。

革命衛隊很可能對現狀感到滿意，他們在政治體制內有自己人，在經濟領域也有重大利益。我認為他們更樂于讓這些文職人物繼續處于公眾聚光燈下，自己則在幕后維持并進一步擴大其政治和經濟地位。如今革命衛隊又獲得了更多影響力，在最高領袖辦公室的權力提升也將進一步推高他們的地位。如果穆杰塔巴遇刺，情況或許會不同。他們可能會轉而支持其他神職人員，當然這只是假設。

澎湃新聞：革命衛隊內部是否存在代際差異？哪方力量在革命衛隊中發揮關鍵影響？

洛布：2009年我在伊朗的直觀感受是，老一代成員與年輕一代之間確實存在某種裂痕。如果更謹慎地看，很難將這種差異簡單歸結為“代際對立”，更可能是因為在不同代際內部都同時存在強硬派與相對溫和派，而不是老一代整體更溫和、年輕一代整體更激進。

這一點在6月戰爭期間的內部討論中也有所體現。在是否接受停火的問題上，不同背景、不同資歷的成員之間存在分歧：有人認為應繼續作戰，因為當時以色列和美國的攔截系統可能面臨被消耗，而伊朗導彈逐步突破防空體系，如果持續施壓，可能在未來形成更強威懾，從而降低再次遭襲的概率；也有人擔心進一步升級的風險，包括以色列作為核武國家所帶來的不確定性。

類似討論在當前沖突仍在持續，有人主張即便結束沖突，也應以“安全”為前提，而非在美國和以色列的節奏下停火。因此，即使特朗普提出停火，伊朗方面也可能選擇繼續提高沖突成本，以強化威懾效果，讓對手在未來行動時更加謹慎。

總體而言，這類分歧更可能是“橫向分布”在不同代際內部，而不是簡單的“代際對立”。換句話說，圍繞戰爭、威懾與談判的爭論，是在各個群體內部同時展開的，而非由某一代人單方面主導。

伊朗社會內部并非鐵板一塊。確實有一部分人出于意識形態認同支持這一體系，也有相當一部分人直接在革命衛隊控制或關聯的企業體系中就業，依賴其經濟網絡謀生。這種張力確實構成了革命衛隊的一個潛在弱點，也在一定程度上解釋了為何其更傾向于在政治上保持相對低調，通過幕后方式發揮影響力。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1日，伊朗德黑蘭，戴著面紗的伊朗信徒在南部沙赫雷雷伊社區參加開齋節集體祈禱儀式 圖/視覺中國

澎湃新聞：從更長期的角度看，這場戰爭是否可能成為伊朗政治體系的一個轉折點？是否可能改變宗教機構、文官體系與革命衛隊之間的權力關系？

洛布：伊朗政治體系的變化在戰前已經有所體現。在哈梅內伊去世前的最近幾次選舉中，無論是議會還是專家會議，都可以明顯看到大量改革派和溫和派候選人被憲法監護委員會取消資格，保守派和強硬派在這些關鍵機構中占據主導地位。

此前，隨著哈梅內伊年事已高（無論是自然死亡還是遭遇刺殺），他希望在離開前按照自己的意愿改造體制，確保核心權力機構向保守與強硬一端傾斜。這一目標已經基本實現，因為保守派及其盟友占據了多數。這也能解釋了最近幾輪大選投票率的大幅下滑。相比過去60%至70%的投票率，最近無論是議會、專家會議還是總統選舉，參與率普遍下降到40%左右，甚至更低。哈梅內伊更看重在自己離任之后，國家體系依然由其信任的政治力量主導，其中既包括與革命衛隊有聯系的成員，也包括體制內的保守派文官，由此形成的是一個在政治取向上高度同質化、明顯偏向強硬路線的制度結構。

如果伊朗政權能夠在這場沖突中生存下來，它反而可能因此變得更加強大。我在伊朗生活時的深刻感受是，兩伊戰爭在國家敘事中占據極其重要的位置。在伊朗人的心目中，那是一段在外部孤立與圍攻中生存的歷史記憶。盡管當時伊朗在霍梅尼領導下最終接受停火，但這一過程被塑造為國家韌性與抵抗精神的象征。

這種“殉難—抵抗”的敘事早已深植于伊朗的公共空間之中：街頭的紀念標識、戰爭烈士的畫像、教育與媒體內容，都在不斷強化這一歷史記憶。如果當前沖突延續并被制度化為新的“集體記憶”，那么不僅會在現實層面強化國家的安全化與集權化，也會在觀念層面進一步鞏固其世界觀與意識形態。

這正是美以從未預料到的結果：美以意在削弱伊朗政權，但如果伊朗最終挺過沖突，不僅可能變得更加集權和強硬，在觀念和身份層面也可能變得更加凝聚與堅定，從而在長期上呈現出一種“越壓越強”的反作用效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