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入匪坵深似海：《寨墻內外》成書記

拙作《寨墻內外——1920—1940年代豫北社會變遷》即將出版，進入排版階段后，有一些新獲悉的檔案資料與田野信息，原擬作為書中觀點的補充與延伸，惜已來不及收入書稿。加之成書過程漫長曲折，田野跨度二十年，一如傳說的層累說，豫北匪患的研究亦呈現出非連續的層累形態。在書稿即將問世的時候，當初是怎么開始的，田野回訪又是怎么開始的，這期間經歷了哪些人和事，按照莊孔韶的“不浪費的人類學”主張，我想把這廿年的田野之路和后續發現用學理與經驗夾敘夾議的方式記錄下來，記錄匪患的人類學研究對于社區研究的方法論反思。這一想法得到了朱凡編輯的支持，堅定了我動筆的信念。當你不由自主被使命感牽著走的時候，那么寫作就是你在編織中創造意義的過程。紀實報告的寶貴品質，在于田野調查撲面而來的真實感，也在于作者自身成為知識生產的場域的一部分，就連思想的運動都打上了物理烙印。

一、一入匪坵深似海

最終成形的書稿相較于同名博士論文，幾乎是兩個作品，這種裂變，讓我自己都詫異，這種裂變藏著青春期到中年漫長積淀下自我對匪患這一題材的理解與重構。從2003年“非典”被迫留守家鄉開展田野調查以來，指導田野調查的啟蒙書是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彼時我對這本書的理論尚屬懵懂，這本書通過滿鐵調查傳遞的經驗與豫北田野既疏離又有一定的文化共享基礎。劉鐵梁老師牽頭的北京師范大學民俗學團隊正在推動民俗學研究對象從民間文學向廣泛的民間文化轉變，我的導師楊麗慧正在用馬林諾夫斯基的功能主義方法介入女媧神話的文本研究，她在出版的博士論文正文之外，增加了她在全國開展田野調查的日記作為附錄，讓我興奮不已。（楊利慧：《女媧的神話與信仰》，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7年版）正是這種寬松民主的氛圍，我試圖用功能主義方法來看待地方戲是如何作為祭祀儀式的一部分嵌入鄉村共同體傳統的，于是開始了跟著廟會和節慶追蹤草臺班在鄉村穿梭的流動的田野調查。2004年正是在汪家店火神廟的調查過程中，匪患傳說和匪患遭遇的口述史首度進入研究視野，我以為只是偶然，以火神廟為中心向四周蔓延的民間信仰形成一定規模后，因匪患危機而生的地方神顯靈的靈異敘事又進一步涌現出來。人們對土匪的稱呼——“橫鬼”頻繁被提及。這讓我意識到，匪患絕非偶然，它的記憶是如此頑固而鮮活，它的口述史是如此豐富而穩定——三年前報道人這樣說，三年后重訪依舊如是。我將這種敘事的穩定性稱為“固定重現”，口述史的這一特質決定了它的社會史價值不可替代。碩士論文對民間信仰田野調查的社區范圍剛好在受到匪患沖擊的洹南鄉村（以洹河為界），對于土匪窩的來源，即盜區的指控，人們的指向是游移的，而且很籠統——“東邊的”，但東邊具體是哪里，一時間又說不清。這種表達很符合因匪患投射的心理恐懼而放大的對橫鬼的想象，這就意味著匪患的社會事實與想象混雜在一起，虛構并非虛假，恰恰相反，虛構是匪患作為一種被建構的社會事實，邀請受害者和施害方共同參與其中。順著這個線頭，兩年后，我跨越洹河，來到傳說中的盜區，以崔家橋為中心，正式開始了以匪患為主題的博士論文的田野調查。

諷刺的是，來到盜區，你卻找不到傳說中的土匪。這一經歷一再復刻，2023年8月，我驅車前往位于浚縣三角村的天門會領袖楊貫一的故居，盡管這一帶屬于明確的“東邊的”指控方位，但人們的表述依舊是“東邊的”土匪來此打劫，我們的祖輩如何應對。匪患口述史就像是一個克萊因瓶，在一個沒有內外之分、無法定向的拓撲空間里，沒有明晰的因果關系，人人皆是匪患沖擊的具體的承受者和講述者，橫鬼依舊像是移動的不安的幽靈，不僅僅是武雅士筆下受施舍的被安撫對象，而是施展了破壞性，與死亡和暴力聯系在一起。

在暴力的陰影下，前一刻的受害者，下一刻可能成為御匪戰斗的勝利者，這意味著，匪患是一個介質，形形色色的人物即將登場，在其中扮演一個角色，被綁票的苦主的訴求在蕪雜的權力關系中蛻變為一個繼續剿匪的由頭，荒誕的是，政府的剿匪行動常常無功而返，而苦主因為到處打點不但傾家蕩產、人也解救不出。在官府與社會共同參與的匪患鏈條中，匪患與其說是一個社會問題，不如說是地方權力發生重組的契機與刺激源。在匪患危機下觸發的民間信仰復興的背景下，在鄉村共同體傳統難以維系的薄弱環節，出現了下層領導權抬頭的動向，部分來自庶民的底層人物在御匪戰斗中嶄露頭角，他們敢打敢拼的勇氣和能力在危險處境中成為人們可依賴的領袖，與之相對照，那些略有資產和余糧的“地主老財”卻顯得吝嗇而懦弱，不僅如此，他們退出鄉村共同體的責任和義務，表現出冷漠和疏離。為了施壓，遭受蝗災的村民逼迫對方出資給全村請戲班唱戲，對方也只好就范。我用“防御性剝削”形容有產階級面臨的道德異化，這種異化并非華北鄉村的特殊性，而是鄉村與資本主義市場聯系在一起的伴生產物，這一現象在斯科特筆下的呂宋農場也同樣發生。

國民黨河南第三區行政督察專員公署現狀（方策在此發號剿匪政令）

下層領導權的抬頭固然是自耕農的主體性的激發，不過由于槍會組織總是和秘密社會交織在一起，且常被官府誤判為秘密社會，更為重要的是，其自保范圍還會產生溢出效應，下層領導權對外在目標表現出的激進性往往被官府納入不可控因素，這也是裴宜理所說的槍會組織的防御性向攻擊性轉化的行為表現。[裴宜理：《華北的叛亂者與革命者（1845—1945）》，池子華、劉平譯，商務印書館，2007 年版]在又打又拉的鎮壓和試探中，在中間人的斡旋和調停作用下，權力慢慢向中間階層收攏，這一權力篩選的過程可以看作是韋伯意義上的理性化，它意味著社會控制以新的方式和手段修復起來，亂中有治的社會秩序步入正軌，士紳階層的統治力得到了考驗。同時意味著宗教的理性化，當然它不是格爾茨所討論的巴厘宗教通過內部轉向實現的理性化普遍進程，而是豫北地方精英對宗教的再定義，地方精英的內核、形象、精神氣質以及合法性來源，正如“槍桿子里出政權”，在一批染指暴力的有爭議的人物的扭轉下被改寫了。這種改寫包含了競爭，如果說占據中間階層的不同程度武力化的地主武裝是合作政治的最佳人選，那么在1938年日軍侵入豫北、安陽政權淪陷制造的權力真空間隙，就連勉強維持秩序的中間階層都潰敗下來。不過要真正地取而代之，還需要動用暴力的非常手段。由此，宗教的理性化在地方武力化的推波助瀾下，不大可能發生巴厘貴族引領、知識分子參與、佛教徒主導的經文主義運動，如果細究，我面對的是一種以文字為載體的文明失范，這批從土匪職業中摸爬滾打出來的、在抗日戰爭時期成長為地方實力派的草莽和梟雄，以暴力和協商的方式推動權力的讓渡，以拙劣模仿的方式處理斷裂中文明的延續。他們改變了通過艱苦的文字訓練實現文明的內化規則，之所以改變，毋寧說他們做不到像杜月笙的士紳化如此徹底，相反，他們用身體表演禮儀，用辦學和旌表之舉模仿社會名流，創造一種混搭的江湖風雅。我用“破壞性創造”來形容文明失范的多元效應，它包含著不識字階層向上流動過程中權力的野心與自我的規訓。在會黨史、秘密社會領域長期深耕的劉平老師用“升官發財”來描述土匪向上爬的利益本質[劉平：《軍事化與土匪化：近代豫西南地方勢力的變異》，《史學集刊》2022 年第 5期]，雖言簡意賅，不過我試圖在這種赤裸裸的欲望中增加作為主體的意志掙扎與精神彷徨，增加文化解釋的空間。骨子里懷揣中央權力賦予身份認可的渴望，卻又對“喝洋墨水”的國民黨官僚習氣鄙夷，從匪生活中根深蒂固的不安全感，在剿匪與招安變換的貓鼠游戲中生發出對政府的本能不信任，甚至還有舊日屈辱在陡然發跡后發生尊嚴的過度補償，從過于夸耀的給外人看的婚喪排場中，顯影出早年為匪經歷所投射的內心自卑和匱乏。也就是說，我試圖從人物的性格氣質與言行猶疑中捕捉復雜的精神癥候，這種精神癥候從本書的主人公王自全敬獻給日本友人的一首詩中窺見一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在匪患嵌入的復雜社會，成為一個什么樣的人物，行為的利益導向與道德說辭總是處在矛盾之中，確切說處在爭奪之中。這就讓人物的性質處在模糊地帶，亦正亦邪，沒有絕對的正義，也沒有絕對的邪惡，評價體系的模糊性恰恰是1920年代社會動蕩時期價值面臨全面重估與重構的特征。如果用瑪麗·道格拉斯的話，風險社會是一個大背景，風險的主觀理解與體驗是進入地方道德世界的一把鑰匙。

二、田野回訪的開始

2022年正月十九凌晨，父親因心衰猝然離世。

父親的離去，仿佛我生命中的一部分也隨之逝去。我從積灰的歷史文件中，翻出了那份擱置十多年、關于民國豫北匪患的博士論文。修訂，既不是全部推翻，又必然牽連到結構性地傷筋動骨。如果說一開始還是保守的文字修訂工作，待田野回訪開啟，又經兩個月的老報紙、文獻檔案研讀，它演變為認識論層面的資料打磨、觀點修訂和思想重塑，即重寫。重寫需要決心，3月19日開始動筆。5月完成第三章。8月完成第五章。

與第三章處理老報紙的材料不同，第五章的材料來源于“文革”時期湯陰菜園的“匪特敵”檔案。提供這批檔案的是民間收藏家張愛強。和張愛強的結緣是偶然的，回想起來仍舊有戲劇性。2022年初春凜冽的傍晚，約好在一個路口與店主交易從“孔夫子舊書網”購得的圖書。一輛黑色的汽車進入視野，車窗慢慢搖下，他把書遞給我，又略有遲疑地低聲詢問：“你為什么買這本書？”

第三章寫作期間，我宴請一位地方黨史研究人員，借機和他聊聊自己正在開展的工作，聽聽他對這一有爭議的人物的看法。他帶了一位朋友入席。聊了很久我才恍然大悟，原來他不便批評我為何做匪患研究，就請他的這位朋友替他批評我，讓我注意研究立場的重要性。在這場精心布局的隱性審判的陰霾下，人類學標榜的“理解他者”職業倫理，幾乎不值一提。結束這一飯局，我給張愛強打電話，一股腦兒傾訴這種不為人理解的研究苦楚，張愛強耐心傾聽著，不加評判，末了發泄得差不多了，他笑著說，對方說的哪些是可借鑒的呢？這讓我稍微平復了心情，回到理解主人公在漳南戰役中投誠行為的處境上來。

從米格代爾那里，我引入了“儀式性臣服”概念，它作為一種妥協的權宜之計，能屈能伸，以示弱換取生存喘息，此時的“低到塵埃里”是為了后續的蓄力迸發，就像柔道里為了彈射躍起伏地跌倒是必要的。如果問主人公最忠誠于什么，黨史工作人員的評價倒是一語中的：“他是一個利己主義者”，是的，他最忠誠于自己。這種農民式的利己主義蘊含著一種強大的自我意志，鑄就了地方實力派的守土本性。從早年四處流散的不穩定階級的一員，到地方實力派占據地方控制權和經營權的實體，一個反諷的現象出現了，當年那個在寨墻外被當作橫鬼憎惡的邊緣異類，在剿匪壓力下隱沒于沙灘柳林的在逃人員，在劉鄧大軍壓境之際，卻拼命地打寨墻、挖寨溝、布防電網，自詡銅墻鐵壁，在更高更厚的寨墻掩體上尋求虛幻的安全感。這正是我在“解放崔家橋”一節中試圖展現的“寨墻內外”隱喻在“樹倒獼猴散”的大潰逃中的復現，現實的荒誕和命運的無常在不同親歷者的回憶中不連續地相互疊加。這種守土本性還表現在軍隊來源于本鄉本土，從擴張時期的有償征兵到蛻變為還鄉團的強制抓兵，疊加在親屬關系之上的軍隊“基本盤”構成軍隊穩定力量。這種既作為人身控制手段又作為鄉土聯結的原生紐帶，也成為1949年解放安陽戰役中42軍遭遇頑匪盤根錯節、攻城攻堅的挑戰所在。

豫北地下交通線的調研和寫作離不開安陽傳統文化講習所的王建洲、申振和趙運剛三位友人的參與和支持。八月中旬，由申振開車，按照我篩選出的路線，從安陽出發，前往內黃井店。晚上回到柏莊，與趙運剛匯合，換上他的七座車，大家驅車趕往林州，開啟第二天的西線考察。從井店到任村貫穿東西150公里的地下交通線在兩天的車程里粗略覆蓋。地下交通線的考察就像是“西行記”，一路上遇到連黨史都未曾記載的那些默默無聞的交通站后人，也有因去鄉政府大樓詢問東崗交通站的舊址在哪里，工作人員把我們領到交通部，哭笑不得；邂逅地方實力派吳守正在西傍佐的產業，一對上馬石保留完好，院內落葉堆積，院中的梨樹已然掛果，熟透的果子墜地，卻無人問津。東西之間的交接路線不甚清楚，2023年春節期間，我邀請趙運剛開車帶我在他的“地盤”——安豐鄉做了重點考察，走訪了洪河屯、亮馬崗、漁洋等，轉到晌午偏晚，趙運剛帶我去邵家屯他的老宅吃了午飯，一邊吃飯，一邊聽他母親講述她的父親打死日本兵報仇雪恨的往事。

除此之外，補全地下交通線的遺漏點位，在永和、呂村、楊奇村等東部地帶開展密集走訪，成為寒假調研的另一個支線任務。我拉上尚不熟悉導航操作的姐姐，開車“摸索”前行。調研中遇挫的是在洋泛，我想尋訪當年王自全在洋泛接受陳賡部隊改編的遺跡或口頭傳說，但尋訪無果。洋泛有好幾個，到底是哪個洋泛？找不到知情人。地下交通線的田野調查的難度往往就在這里。不過在楊奇村，我意外地訪得楊道賢的侄子楊大爺，我連老人家的名字都忘了問。這是一場難忘的訪談，它拉開了我真正意義上對孔飛力思想的理解與重構。承接上文所述地方實力派在早年在逃生涯中摸爬滾打出來的逃跑本能，我發現地下交通員在特殊的工作環境中也有驚人的偽裝和反偵查能力。換言之，土匪用暴力獲取談判籌碼的賭命與在逃生涯的保命，與從事地下交通線隱蔽活動、富有經驗的交通員，與大革命失敗后活動于鄉村的革命者之間，其活動形式有著驚人的相似。孔飛力基于太平天國運動時期團練與匪股（包括匪堂）的低水平軍事化，發現了正統與異端形式之間的相似與相互作用：“在第一級正統的和異端的集團之間，其地方軍事化的性質并無涇渭之別”（孔飛力：《中華帝國晚期的叛亂及其敵人：1796—1864年的軍事化與社會結構》，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184頁），在此語境得到了新的呈現。

我將孔飛力的等級巢穴模式與流動商販模式這組概念與斯科特的“逃避統治的藝術”融合起來，受到德塞托的“弱者的戰術”的啟發，但又遠不止日常生活的行走，流動商販模式包藏了豐富的逃避統治的藝術，而且形式更加靈活，實踐智慧更加多樣。在青春結幫時期，逃跑是逃避政府剿匪的權宜之計，依憑的是生態地理屏障，逃跑和結義關系如影如形，貫穿拉桿、結社的始終。早期革命者在惡劣的形勢下也以相似的形式在基層開展群眾工作。例如1934年中共河北省委委派到沙區的陳少敏，化名老方，無論去各村串聯還是開會接頭，她的工作方式非常靈活機動：“我總是在自己的行李包里經常帶著一些簡單的藥品和幾本耶穌教傳教使用的圣經，如《馬可福音》、《唱詩》等，以冒充行路的醫生和行路的教徒，來掩護自己的身份。”[陳少敏遺作《魚水情深》，載《革命回憶錄》（第1輯），1982年印，97—98頁]流動商販模式被改造為一種適配個體的需要調動綜合品質的行動慣習，戰術是弱者的反抗策略，通過結合異質元素，不斷操弄事件，將其轉為抵抗的“機會”。這種戰術是機變的，通過一種“盜獵的”方式開展，它被發展出訓練有素的地下工作，這種隨機應變的工作品質仍舊是自己從險惡的環境中鍛煉出來的，而非接受特工專業訓練。被安陽縣委派到“孫家班”作地下工作的孫文治的經歷極富傳奇性，具備這種虎口脫險的逃遁能力，與王自全的反應有著驚人的相似。孫家班被李英部隊俘虜，他買通一個偽軍，這個偽軍帶他到自己姥姥家，他姥姥正在拐磨子，孫文治馬上幫助老人家拐起磨子來，成功躲過偽軍搜捕。（李濮：《風吹雨打花更艷——記孫文治革命斗爭片段》，《安陽文史資料》1989年第4輯，第52頁）更卑微的是普通百姓在還鄉團與游擊隊之間身份來回轉換，不是加入游擊隊，就是被還鄉團抓走，其中還鄉團對“反正”過來的士兵緊咬不放的是槍支的渴求，因為對方賠不了槍，才會被反復抓走。由于親屬關系的交織，為了營救自己人，雙方還會通過交換人質的辦法各退一步。（孫德信：《地下工作情況回憶》，《安陽黨史資料》1983年第2期，32—33頁）更因為“拜朋友”相互競爭，雙方都會用朋友交情來爭取同一個人，被爭取者游離于模棱兩可的灰色地帶。拜朋友用于投誠模式，在合作條件改變后的匪部高層被證明是靠不住的，不過在匪部下層以朋友之名行使過路方便、解救急難倒是有幾分奏效。例如隸屬冀魯豫軍區的地方支隊借訪友之名進入偽區大隊駐所偵察敵情，為默寫兵力防區圖提供了方便。（張從鳳、劉名揚：《抗戰后期的冀魯豫軍區安湯抗日游擊支隊》，《安陽文史資料》2001年第12輯，第62頁）

雖然無法和正統名流掌握的一體化相較，異端組織也有內部的社會網絡。孔飛力發現名流集團能夠動員官場的庇護和效忠網絡，發展全國性社會關系，這些關系是跨省的、復合的，例如師生、同年或把兄弟、親戚、地方的或北京的交情。如果從名流集團發展的團練組織轉移到近代豫北社會，拜朋友可能是最為活躍的民間組織。不僅王部中層盛行拜朋友（衍生出霸凌性質的地頭蛇集團），早期革命者也善用拜朋友團結基層工人。例如1930年下半年馬載來到六河溝煤礦以來策略性組織工人發動斗爭，他們沒有成立工會，而是“朋友社”，這也正是馬載所言“注意利用當地的風俗習慣去進行工作，團結群眾”。（馬載：《馬載同志的革命回憶錄》，《安陽黨史資料》1959年第1輯，第11頁）

2022年6月26日攝于西華門小酒館

圍繞崔家橋王自全的朋友網絡，還有一些地方精英需要了解。我再次邀請趙運剛，開車尋訪河北柳園的和集廷、東河干村的楊壽先，以及東曹馬的張了且等有聲望的地方人物。這位被我稱為“豹皮酋長”、身世撲朔迷離的晚清舉人楊壽先，在其后人的零散講述中，形象漸漸清晰起來。他是洹河兩岸地方權力競爭的關鍵節點人物，他的死也是李臺之死的導火索。盡管訪問并非那么順利，不過，我還是感受到了匪患與權力相互交織給地方精英的身份認同帶來的晦澀和矛盾，這種晦澀和矛盾從窘迫的反應中反而顯現出歷史真實。在東曹馬見到了張鐵，他是張了且與原配所生長子張笑平的孩子，張笑平參加地下交通線的活動，與張怡秋建立組織聯系。1949年春王自全在武漢遇刺前與張了且來往密切。在東曹馬村委會聽張鐵講述王自全在武漢街頭被刺殺的過程，充滿意外的細節，讓人渾身一震。白天跑了一大晌，陪同我調研的外甥女崔幀宇體力不支，昏昏欲睡，此情景回想頗有喜感。

2023年2月完成地下交通線的章節。寫作的指針就這樣艱難地往前走著，到了4月，進入最為棘手的結論部分。博士論文的結論幾乎不能用，再加上新增了三個章節，依托檔案和口述史等材料細化了其他部分的論述，這意味著結論需要重寫。如何收尾、提煉理論發現、銜接章節內容之間的內在關聯，如此復雜的工程讓我心懷恐懼。不知為何，寫作結論的這段日子刻骨銘心。每天上午，我在陽臺支起一張簡易書桌，看著陽臺外尚未被旅館的灰色外墻完全擋住的春日堤岸，看著河水湯湯，偶爾有人沿河岸散步經過，低頭在筆記本上敲一段字，寫不下去，再抬頭望著窗外發呆，標記陽光移動的傾斜度。這可能是一種心理上的“返祖現象”。初中暑假，我在院子二樓的平臺默誦《唐詩三百首》，為“獨坐幽篁里，彈琴復長嘯”作畫；高二暑假，為了補習數學，我在院子二樓的平臺，攤開輔導書，一遍遍地練習自己不會的習題，“陽光西斜”對我是一個具象的捕影器；2017年冬，我窩在二樓老巢整合因翻譯分工切成好幾塊的《中國“馬達”》中譯本，也是漫長校對的開始。那本英文原著的復印本，早已因來回翻動、做筆記而破爛不堪。[葛希芝：《中國“馬達”：“小資本主義”一千年（960—1949）》，馬丹丹等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25年版]人生如流水，似乎只有倒退到這種具身實踐（embodiment），我才能找到一點安全感，并生出理性的力量。

5月10日，全書完成，調整后，從45萬字刪減到40萬字。

在參考文獻的修訂過程中，無意中在安陽市檔案館官網的館藏目錄中發現“河南全省人民自衛第三總隊”檔案。我專程赴安陽市檔案館查找資料，打算將其作為附錄，附于正文之后。檔案館設在安陽市政府大樓內，我拿著學院開具的加蓋公章的介紹信，和身份證一同遞交給門衛，再由門衛發放一張通行證，方能進入檔案館。管理員打開電腦，調出電子檔案，我對著電腦，一點點地查閱，一點點地抄錄。當看到自己研究的、本僅存于口頭傳說中的地方實力派軍隊，竟有完整系統的軍事花名冊檔案時，內心滿是錯愕，心緒難以平靜。尤記得，我回到安陽蟄居家中查找龐雜的《安陽文史資料》，拖延去檔案館的時間，“臨門一腳”，張愛強在電話里吼道，不去查檔案，你怎么保證原創？！我才鼓起勇氣叩開了檔案館的大門。尤記得，赫然看到一紙政令后的署名——全銜，應該是王自全的真跡，我激動地心臟幾乎跳出胸腔，百轉千回，我終于觸碰到歷史心性。它是比物質世界還要難以捉摸的人的喜怒哀樂與愛恨情仇。6月3日完成一萬多字的附錄撰寫，至此，全書內容完成。6月25日，兩輪修改下來刪減到35萬字。

三、老照片與菜園檔案的研讀

在第三章寫作期間，遇到一個問題，如何還原王自全在六河溝煤礦做礦警的兩年經歷？我記不太清是怎么認識了河北邯鄲的朱俊峰老師，好像是在網上發布調研求助信息，加了他的微信。認識朱俊峰是挖掘六河溝煤礦黃色工會運作的轉折點，即在我通過老報紙、黨史搜集了黃色工會是如何撫恤礦難家屬、鎮壓礦工罷工、對礦工提高工資的訴求做出讓步等一般資料的基礎上，朱俊峰貢獻了他收藏的黃色工會的珍貴老照片，不僅如此，他還收藏了李立三到訪六河溝煤礦與董事長王正廷等公司高層的合影，在這張合影中，后排模糊不清的礦警人員中很可能有王自全的身影。王自全在革命低潮時期來到六河溝煤礦擔任礦警，有可能參與或協助黃色工會的活動。“當時，白色恐怖嚴重地威脅著工人運動，六河溝和全國其他地方一樣，礦上成立了礦警隊，資本家勾結了國民黨軍隊，特務鎮壓工人運動，暗殺進步工人。”（安陽縣黨史縣志編委會：《洹河岸上紅旗飄》，1959年，第175頁）劉平在評述裴宜理《上海罷工：中國工人政治研究》時提出：1920年代工會運動高漲的同時，黃色工會成為與之抗衡的力量；由于缺少技術工人自治行會傳統，半技術工人更易加入偏重經濟利益、而非政治反抗的黃色工會。1927—1945年間，共產黨在上海工人中的力量十分有限，只有將幫會、黃色工會納入研究視野，才能完整還原這一時期的工人運動史。（劉平：《還原：工人運動與中國政治——裴宜理〈上海罷工〉述評》，《近代史研究》2003年第3期）由此可見，黃色工會相關資料的匱乏，也為厘清六河溝煤礦的勞資關系、還原彼時工運開展形式帶來了阻礙。我在王自全參與黃色工會的腳注里注明：共產黨人在安源煤礦開展罷工斗爭和踐行工人運動路線的實踐。不少共產黨人從安源煤礦來到六河溝煤礦。我以為，王自全和楊介人、李立三等工運領袖在同一時間不一定認識，但會發生交集。

中央直轄工會會所全景

朱俊峰標記六河溝煤礦合影若干人物

2022年6月起，菜園檔案進入案頭工作，7月21日在趙愛民的帶領下，到菜園實際踩點，尋找報道人，走訪案發現場，一一核實檔案中所述歷史事件。菜園檔案給我的最大啟發，在于串聯不同當事人的口供，厘清分工關系，挖掘“堵水”的暴力空間，還原人物行動鏈條。它就像文化地圖，在還未進入田野現場就已標注了地標和景觀，廓清“圍獵”范圍。在布置行動舞臺的過程中，感受到以行動為中心的地圖作為敘事的活泛、空間機械性的減弱，這種寫作節奏，迫使我更加關注行動主體的完整性。由此，檔案、口述史與現場勘查相結合，構成我撰寫“堵水”事件的三重證據法。正是走入田野現場，使得景觀發揮定位功能，例如秦家店舊址的大槐樹，例如大石橋集市路口的二層小樓，這些景觀嵌入“堵水”事件，一下子讓簡陋的口供筆記活起來，給人類學者揣摩當事人心理創造了想象空間。

在對這些涉及多起歷史命案的口供進行串聯梳理后，1948年6月25日搶糧事件成為焦點，13—15人參與了該活動。我手繪了“堵水”地圖，展現危險的氛圍下當事人在執行集體搶劫和行兇過程中暴露的恐懼和緊張。當事人交流口令的“黑話”亦得以辨認和解讀。

1948年6月25日搶糧事件

延續菜園檔案，在安陽顧山的“文革”檔案中，出現了1938—1939年“槍殺王大老婆”事件。該事件棘手的不是復雜的事件過程——顧山他們5—6人先后兩次才把王大老婆干掉，或是主謀與行兇動機爭議，因為涉及多個主謀，不同人的說法不一，相互推諉。該事件棘手的是案發現場的空間布局，顧山他們是闖入王大老婆的家里將人槍殺的，口供里只展示了人員分工和站位，并未說明房屋格局，只模糊透露“夜間12點，眾人從后墻跳入邵家院”。顯然，只能根據北方傳統民居的院落格局，來模擬案發現場。2026年1月31日，王建洲帶我在老城又踏勘了一遍，重點核實了幾處相關地點，其中就有顧山從顧家莊搬到南大街的老宅，屬于典型的豫北民居。一進門首，就被里面的影壁墻擋住，再往里走，出現一個狹長的三進院落。我沒法和王建洲形容槍殺王大老婆的“堵水”事件到底在哪個技術環節出現考證上的模糊點，只能從眼前的這幢院落想象顧山他們進入邵家院的行動軌跡——“從槍響后眾人跳墻逃跑”判斷，院墻低矮，否則這群人不會反復跳墻進出。觀察眼前這座院落，我判斷后墻高度應該和寫著“征”字的右廂房接近，這也讓彼時的跳墻行為具備了合理性。

南大街民居2026年1月31日攝

為了追蹤文獻記載不足的歷史暗殺事件，“堵水”研究借鑒了刑偵技術，在故事、地點、路線尚能相互印證的情況下，發現有效線索就成為“破案”的關鍵。當然，這種真實也包含了主觀意愿和夸張修辭，俠盜與歹士的“兩面神”身份在城鄉的記憶空間發生斷裂與變異，即使如此，我依然認為俠盜的城市傳說蘊藏著復雜的歷史想象。將都市傳說與地理環境疊合，丈量空間與身體的合理關系，執行暗殺與營救任務的特務連專業行動，與“逃避統治的藝術”截然相反的是，狩獵者們在日偽統治嚴密監控的條紋空間創造了游牧裂縫，這種平滑空間利用廢廟、小徑和地道等不規則點搭建起高效的潛行通道，通過田野工作者的平行移動與回溯，獲得了歷史再現的可能。田野工作者要在文獻闕如甚至刻意遮蔽的情況下“看見”他/她追索的他者。英格爾德（Tim Ingold）的線（line）在城市小徑和暗道中發出了啟蒙的幽光，這就像關掉路燈，城市地表在主干道系統之間顯現出另一個不連續的穴居網絡，而這一路線，恰恰是由那些諳熟城市非正式網絡的暴徒們所“開發”出來的。一種反規訓的意味散發出來，不過，我無暇和這種“千高原”式的權力反抗哲學做更深的勾連，急于繼續追索極易消逝在文獻視野的他者。在方志文體對匪盜的強大表征支配下，他們出現的同時就是消失。這種追索他者的意志也成為構筑拙作匪患敘事系統的動力和主旨所在。

四、新一輪沖刺

2024年4月，母親突發腦梗，從急診進入康復治療階段，病情漸漸穩定下來。夜里陪護值班，我還不適應，擔心睡過頭，設置了每兩小時一次的鬧鐘。這種作息的間斷對于新手在生理上是折磨的，于精神上也高度緊張，在鄰床病人的呻吟、家屬的鼾聲、開燈起夜的腳步聲交織的嘈雜聲中，我突然感到“土匪煙”的說法是如此真切——為了防止自己睡著，手里點一根煙，煙燙了手指，就立刻起身挪動地方。這是一種適應風險生存狀態的警覺和生理本能。不安全感、不穩定性、風險等等抽象的術語轉變為極致的身體感知，滲透到拙稿對當事人狡詐和狐疑性格的書寫中。我們知曉生命的脆弱、無常，但是對于“腦袋別在褲腰帶”的那些人們而言，生命似乎是一種拼命地靠自己的本事維系的相對安穩。八十年前的一個夜晚，拙稿的主人公王自全在倉促逃亡途中蹚過冰冷的河水，在一座破廟里和衣而眠，寒風嘶嘶，槍聲漸遠，緊繃的神經慢慢松弛，忽然趴在地上細聽由遠及近的腳步聲，也許就是這種本能的釋放。

6月18日，我啟動新一輪修改，此次修改與初撰不同，是文字的規訓與磨礪，語言邏輯克服跳脫、游離和發散的爬梳與收束。下午五點我停筆，六點打車趕往醫院，接替忙碌了一天的姐姐，與護工楊大姐搭檔值守。次日清晨七點，姐姐接班，我打車回家，簡單吃過早飯，接續昨日停筆之處。就這樣日復一日，書稿在一點點地往前挪。8月9日，幾乎重寫的修改工程完工。全書31萬字。

接下來的任務是用鉛筆將所有的修改內容謄抄至紙質書稿上。于是我的工種就從文字的“修補匠”變成了與鉛筆、橡皮、鉛筆刀相伴的“泥瓦工”。這一工種對于有密集恐懼癥的人而言極為不友好，因為修改的細節、字句、大段段落，都要一一體現在每一頁里，整頁掛彩、字跡如麻的鉛筆字，幾乎不忍卒讀。似乎只有作者才能讀得懂。有時候因為段落順序也發生調整，我不得已用剪刀裁剪下來，再用膠水粘到新的位置，儼然裱糊工。就這樣，三百多頁的書稿，像螞蟻啃骨頭一樣，被鉛筆字一點點“蠶食”，那個暑假，用掉了不知多少根2B鉛筆。

8月21日始，進入沖刺的癲狂。8月21日，我實在謄寫不過來了，請小宇過來幫忙。詳盡交代后，小宇開始接力。朦朧間睡去，又朦朧醒來，小宇還在伏案抄寫。8月23日，全部謄寫工作完成。

2023年6月4日，在書稿完成但尚無出版著落的打擊下，在寫給美國友人大衛（David Price）的信中，我表達了身心俱疲又不想擱置的心情。大衛回信安慰道：“我希望你能夠妥善存檔并保存這項重要的研究成果，以便在未來的某個時候能夠將其發表。因為終會有那么一天，未來的人們能夠閱讀并從這項研究中有所收獲。我們只是不知道這一天何時會到來，但我們清楚歷史就是不斷變化的。”

五、資料補記

2024年冬又開啟新一輪修改，直至2025年6月底定稿，在這一過程中，若不是劉平老師的鼓勵和體恤，我一度以為這條路走不到頭了。可我是長跑運動員，從小學被選為長跑“種子”選手始，長跑伴隨我的青年、中年。何況這場跨越二十年的匪患研究，本身就是一場學術長跑。書稿雖已完成，田野調查卻不會終結，新的資料又會不經意地涌現出來，刺激研究者驗證和修正自己已有的觀點。不過書稿戰線拉得太長，對于年長的田野報道人卻是不友好的。在長達四年的創作和完成期，先后有三位報道人離開人世，最遺憾的是傾注了心血的張炳良老爺子還是沒有等到書的出版那天。2026年1月28日，鮑老師告知我書號發放的消息，我打電話給張愛強，念及炳良爺，不覺哽咽。

正是在這個當口，張愛強獲得一批重要資料，其中就有抗日根據地高層關于地下交通線規劃部署，以及介紹地下交通員具體工作的珍貴信件。地下交通線的田野調查期間，由于郭慶安的資料匱乏，我只好繞道，借助李重新、喬懷祿等人較為豐富的口述史情況，來側面觸碰郭慶安作為“紅色經紀人”在打通北線交通線所扮演的中樞角色。“文革”結束后，王樂亭、馬賽、蘇鴻伯在郭慶安女兒的奔走下，均為郭慶安寫了組織證明信，從中了解到郭慶安負責的東北務交通站的運營情況以及東北務交通站與慶祥茶莊的業務關系。其中最為關鍵的一個訊息是東北務交通站以飯鋪的形式經營，郭慶安開飯鋪，接待冀魯豫往太行過路干部，他的妻子也需要下廚做飯，幫助郭慶安接待來訪人員。一開始郭慶安對于客人的真實身份毫不知情，只當是和他一樣的商人，按照王樂亭的說法，“這是絕對秘密的”，直到一年后獲得組織信任，在王樂亭的引薦下，郭慶安赴林縣任村辦事處得到王百評的接待，他才正式接受了他的紅色使命。從不知情到知情，這種意識上的轉變，是否會影響郭慶安承擔掩護根據地人員出入敵占區的任務？我雖無法確知，但可以推測：當他主動為抗日根據地提供經濟支援、在重重風險下堅持經營慶祥茶莊并盈利可觀，其行動的自主性與自覺性，顯然遠勝于不知情之時。而且身份公開后，有利于王樂亭等人經常往來郭慶安家，“談工作、安排任務”。（蘇鴻伯：“郭慶安1941年—1944年在安陽給八路軍做地下交通工作的實際情況”，1979年1月12日）

選擇誰作為敵占區合適的交通員？豫北辦事處負責人王百評一開始選的是打蛋廠經理，此人雖社會關系廣，但膽小怕事，組織上有疑慮。王樂亭在給郭慶安的正名材料中意味深長地向他心目中的讀者講解遴選交通員的苦心。

有些同志或有些人不了解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真實內容，他們就會產生主觀主義而不了解當時的歷史真實情況，就產生疑惑，組織上為什么用這人呢？不用當地的出身成分好的黨員呢？一般說當時的安陽黨員有些，但其家都是貧苦的同志，家中掩護不了此次任務，容易引起敵偽注意，不利于交通來往。

既然打蛋廠經理不合適，與王自全有聯系的王樂亭回憶了認識郭慶安的經過。

當時的王自全（偽軍頭子）亦與我有關系。王自全認為郭慶安不會壞他的事，亦信任得過，王自全當時給我介紹過，如說“你們有啥子事可以經過郭慶安轉他即可”，王自全當時怕我們直接來往目標暴露了，日寇整他。

在貴州省委員會黨校任職的王樂亭給白璧公社黨委的信，1979年2月3日，這是我第一次見到王樂亭的親筆信

也正因為王自全的信任與引薦，郭慶安既具備了“不被敵偽懷疑”的社會關系，又能借助其背景掩護交通往來，恰好彌補了出身成分好的黨員家底薄容易暴露的短板，成為組織認可的合適人選。而王自全選擇郭慶安作為中間人，也滿足了他夾在中間的安全感需求，他既愿意與中共合作，又不想得罪日偽當局，由此采取保持距離的代理人路線，這反而給了郭慶安充分的有限裁量權自由。

2026年1月31日，王建洲帶我在老城落實了慶祥茶莊在南大街的舊址，而今是一家古董店，門頭挑著“老茶館”布幌子，保留三間門臉的格局。據張庭祥回憶，他幼年時因為美華鑫百貨商鋪的玻璃門頭閃爍的霓虹燈，映照在對面的慶祥茶莊的門鋪上，因而對慶祥茶莊印象深刻。而據交通員后人回憶，慶祥茶莊位于“北大街”。正當困惑不已時，王建洲過了幾天才告訴我，慶祥茶莊在北大街、南大街均有分店，我說“你不早說”，他哈哈大笑。慶祥茶莊舊址謎題就此解開。按照王建洲的分析，越熱鬧的地方越安全。慶祥茶莊位于核心商業區，人來人往、停留時間長短皆不生疑，發達商業為地下交通站在老城的布局提供了絕佳保護。

回到我的豫北田野啟蒙著作——黃宗智的《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經過菜園檔案的洗禮，我忽然發現讀懂了這本書，其中最為深刻的生存細節的挑戰是，豫北廣潤陂生態洼地的條件之惡劣，就連玉米都無法在鹽堿地上正常生長，即使玉米能夠在洼地上生長，也無法避免雨季漲水的倒伏——這意味著小農生存底線又向下拉低了！聯系杜贊奇的《文化、權力與國家：1900—1942年的華北農村》，他們的觀點曾經左右了我對豫北經驗的認知，然而這兩本書關于華北鄉村社會變遷的觀點盡管相互反對：黃宗智認為鄉村共同體經歷內卷化沖擊的后果是要么更加團結封閉要么崩潰，杜贊奇認為“社區顯得既開放又封閉”，這兩種觀點都是不盡如意的，也疏離于動蕩社會的現實和人性本相。我要表達的是社會解體過程中內生秩序的生長以及無法控制的溢出效應——當小農被結構性壓迫逼到“水深及頸”時，苦苦抓住一小塊土地不放是一種拖延的辦法。可一旦生態極限超過內卷化的承受力，當土匪也是一種活路。換言之，匪患不盡是消極的——在混亂之中，暴力恰恰成為個體最有可能找到的生存位置與機遇。關鍵在于，個體如何在暴力生態位中主動尋求生存策略。匪患加速的鄉村社會秩序瓦解與重建在同時進行。外人看起來消極的匪患，在匪患已經成為人們日常經驗一部分的生活世界當中意味著武力的較量、階層的僭越以及與更大世界聯系在一起的機遇、希望乃至贏得權力游戲的籌碼。之所以我的看法與黃宗智、杜贊奇不一致，是因為我認為黃宗智、杜贊奇的判斷依舊是外部觀點，隔著檔案理解身處水深火熱的眾生百相，似乎仍舊少了帶著生存痛苦的溫度，黃宗智來過滿鐵調查的村落考察，但主要觀點依舊來源于滿鐵調查的材料。我不敢說自己深入盜區的田野就是內部敘事，但至少傳遞了民與匪共生的部分邊緣的聲音。

時光悠悠，回想2008年畢業、尚未赴上海大學文學院社會學系工作的暑假間隙，我結束偃師河洛大鼓調查、要赴王屋山考察王屋琴書因為盤纏不足，滯留偃師等待表妹來送錢（那時還沒有支付寶），從首陽山下來，走在蔥綠山路的途中，我用相機自拍了一張照片。那張照片早已遺失，但我依稀記得那種將息未息、疲憊與休憩相互模糊的田野瞬間。它也許是田野工作者近似浮世繪二十四小時的一幅速寫，記錄匪患研究跨越廿年的田野之路，擱筆至此。

2025年3月16日、2026年2月15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