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我率偵察排奔赴唐山地震災區參加救援，全是用手刨

那一年，24軍炮團152加榴炮營指揮連駐扎在承德，偵察排的官兵，大多二十出頭，正是精力最旺的年紀。營區地處山間，地動山搖過后，表面上看不到什么損失，但老兵們心里隱約明白，真正的災難，多半出在別的地方。上午，團里組織射擊指揮干部在駐地附近山上搞野外作業，剛展開不久，軍里的緊急命令通過電臺傳到團指揮所：除少數留守力量外，全團立即向唐山開進，參加抗震救災。

命令下達得干脆利落，沒有多余的解釋。部隊迅速撤離山頭，回到雙峰寺駐地，卡車、物資、裝備全都像上緊發條一樣運轉起來。不到幾個小時，出動兵力、車輛的清點完成，簡單補給也裝車完畢。下午四點半左右，載著偵察排等救災力量的車隊從營區魚貫而出，車頭對著南邊的盤山公路，塵土飛起，不少戰士站在車廂里，目光始終沒從遠處的山口挪開——所謂“奔赴前線”，那一刻其實誰也說不清前面等著的，到底是什么場面。

唐山，對這支部隊而言并不陌生。移防到承德之前，24軍長期駐守唐山，對那座華北重要工業城市的地形、廠礦布局都很熟悉。鋼鐵廠的高爐、煤礦的井架、機車車輛廠的廠房、水泥廠的巨大筒倉，這些在和平時期象征著工業力量的設施，一旦與“強震”兩個字連在一起，意味著什么，不難想象。偵察兵在車上低聲交談，話不多，但都有一個共識：這一次，怕不是簡單的“小震災情”。

夜幕剛剛落下，車隊就撞上了一場大雨。盤山公路在雨水沖刷下變得泥濘，車輪濺起的泥點打在車廂壁上，一陣接一陣。雨聲、發動機的低吼聲纏在一起，車廂里卻出奇地安靜。有人靠著車板閉目養神，有人攥著鋼槍發呆，還有人默默在心里盤算：唐山那邊的家屬、工友、老鄉，會不會也在這場地震里？有意思的是，車速已經不慢，但在很多年輕戰士心里，卻仍嫌“走得太慢”。

到次日凌晨，天色剛剛發白，車隊抵達唐山市區。剛一進入城，眼前的景象讓許多官兵一下子說不出話來。鐵路邊的樓房，大量倒塌成一片片橫七豎八的殘垣；曾經整齊的街道，被廢墟堵得支離破碎；電線桿歪倒在地，變壓器炸裂過后的焦味還殘留在空氣里。遠處，還有幾處沒完全熄滅的火點。用一個“慘”字概括，并不夸張，只是無法把那種近乎窒息的壓迫感一并說清。

部隊到達后，很快接受當地抗震救災指揮部的統一分工，各團、各營被劃入不同的救災區域。偵察排原本在部隊里主要負責前沿偵察、觀察校射，如今的任務完全變了——在一片片夷為平地的居民區、廠區里，尋找生命跡象，盡可能多救人。這種轉變來得突然，卻沒有多余時間解釋。簡單集合后，大家背著少量個人物資，下車就直奔指定區域。

進入災區腹地，才真正感到這座城市受損的程度有多嚴重。許多街區找不到完整的標志物，過去熟悉的樓房變成了形狀各異的廢墟，路口與院墻的邊界混成一片，連判斷方向都要靠老唐山人帶路。有的老百姓衣衫不整，眼神恍惚，卻主動站出來，帶著部隊繞進狹窄胡同、倒塌院落，指著某一堆磚石堆，急切地說：“這下面，住著幾口人，昨天晚上還在屋里。”

在那樣的環境里，喊聲成了最常用的“探測器”。官兵們在廢墟間來回穿梭，一邊用手、用簡單工具翻動，一邊壓低嗓門沖著縫隙喊：“屋里有人嗎？能聽見就回個聲！”偶爾從黑暗的裂縫里傳來一聲微弱的應答，就像從井底撈上來的一線光，立刻會讓周圍所有人精神一振。不得不說，短短幾分鐘的起伏，往往比在訓練場上奔跑一整天還要消耗體力和精力。

唐山地震發生在7月28日凌晨3點42分，救援一線心里都清楚一個時間節點——72小時。超過這個時間，被困者生還的可能性會急劇下降。也正因為此，進入唐山后的前三天，偵察排幾乎沒有合眼。白天扒廢墟，夜里打著應急燈繼續找人，累了就在路邊坐一會兒，再爬起來接著干。有人靠著墻打盹，剛閉上眼幾分鐘，就被一陣新的求救聲叫醒。

在廢墟中救人，很多時候鐵鍬、鎬頭反而成了“危險品”。大量人被磚塊、預制板壓在狹窄空間里，稍不注意，一鍬下去可能就會傷到被困者。于是，大家干脆棄了長柄工具，用手去摳磚塊、搬碎石。磚灰混著汗水，很快糊滿手背；指甲在一次次用力中被磨短，甚至翻起血絲。短短幾天，很多人的雙手已經被磨得破皮流血，卻沒人顧得上包扎，只是隨手在衣服上蹭幾下，接著又鉆進另一堆殘垣中。

有些被困得比較深的群眾，需要掏出一條又窄又長的“人行通道”。在余震頻發的日子里，這樣的通道隨時可能坍塌。戰士們趴在地上，一點點往里挪，有人從外面喊：“里面情況怎么樣？”通道里的回答往往簡短：“還能再挖，再挖半米。”那種時候，生死的界限變得很模糊。試想一下，當頭頂幾十上百塊碎石板子隨時可能掉下來，有人卻仍把身體往里推，這種選擇，用“硬骨頭”形容并不過分。

一、用手刨出的生命通道

救援進行了兩三天后，大家普遍感到一個比“累”更難熬的問題——水。震后，唐山的供水、電力系統幾乎全部癱瘓，自來水管破裂，水塔受損，消防系統也大面積失效。全市范圍內，真正還能使用的水源，只有機場附近空軍單位菜地旁的一眼機井，可以抽出一些地下水。但面對幾十萬災民和大批救災官兵，這點水遠遠不夠。

官兵渴得嗓子冒煙，只能四處尋找能入口的水源。有人到被損壞不嚴重的公共浴池，把池子里還存著的水舀起來喝；也有人跑到鳳凰山公園，扒開湖面厚厚的綠苔，露出下面的水，用水壺一點點舀。水里漂著藻類，還有大量蚊蟲幼蟲，光看一眼就讓人本能地皺眉。有戰士端著壺愣了半天，最后咬牙一句：“管不了那么多了。”仰頭就喝下去，再順手給身邊的人遞上。

為了節省時間和體力，偵察排排長特意提醒大家，能裝滿的水壺就一次性全灌滿，寧愿扛得重一點，也避免反復往返。炊事班也只能用這些水做飯。炊事班長心里清楚水質不行，端著第一鍋飯的時候，一臉愧疚地跟大家說：“實在沒辦法，大家將就著吃。”結果沒過多久，腹瀉、肚子疼的情況就在連隊里普遍出現。遺憾的是，在那樣的救災環境下，這種“身體小毛病”，只能硬扛。

在廢墟間忙到中午，有時會遇到一點偶然的“收獲”。偵察排里有個年輕戰士叫李云波，有一次在倒塌的院墻邊，撿到半截沾滿塵土的黃瓜。當時正值盛夏，大家幾天水喝不夠，吃東西更是難上加難。半截黃瓜，對一個二十出頭的小伙子來說，幾乎可以算得上“珍寶”。他抿了抿干裂的嘴唇，看著手里的黃瓜，猶豫了一會兒，卻沒下口。

過了一陣，他和戰友鉆進一條狹窄的通道，里面有個十五歲左右的男孩被困在預制板下，聲嘶力竭地喊了很久。李云波擠到孩子身邊，把那半截黃瓜遞過去：“來，先咬一口，撐住。”通道里光線昏暗，孩子的手發抖，卻還是接了過來。這樣的細節，說起來不算驚天動地，但在那種生死之間的環境里，往往比一大堆口號更能讓人記住。

每當從廢墟中成功救出一名幸存者，現場的氣氛都會發生明顯變化。傷者被抬出來，有的還來不及送醫，家屬就撲上來抱住抬擔架的戰士，嘴里反復說著“謝謝”“麻煩了”之類的話，有些人甚至激動得說不出完整句子，只會猛地點頭。那種緊緊抓住軍裝不肯松手的動作，能感受到一種壓抑許久的情緒突然找到出口。對救援官兵來說，渾身沾滿泥灰、汗水、血跡，此時卻會覺得，那些痛苦和疲憊，似乎都有了點意義。

二、從搶救生命到“扒運遺體”

時間一天天往后推，超過黃金救援期之后，被困群眾獲救的可能性越來越小。差不多一周左右，偵察排接到新的任務：轉為“扒運遺體”。這是一道必須面對、卻很難一下接受的命令。起初幾天，很多遇難者是由家屬就地掩埋，在倒塌房屋旁邊挖個坑，埋下親人。后來，為了城市整體防疫、安全和后續重建，中央和地方統一部署，要求把遺體集中運往城外，一律統一掩埋。

天氣漸漸轉熱，唐山上空開始彌漫起一股令人作嘔的腐臭味。在烈日下，陣陣熱浪裹挾著尸體腐爛的氣息，鉆進每一個人鼻腔，惡心得人頭疼、反胃。有時夜里剛躺下，一陣風從城那邊吹來，那股特殊的味道又把人從睡夢中熏醒。有人索性用毛巾蒙住鼻子睡覺，卻依舊擋不住那種揮之不去的味道。

偵察排排長被任命為全團運尸隊長，負責從各營的堆尸點，把遺體運往郊外集中掩埋。每個堆尸點由對應部隊負責“扒出、集中擺放”，排長則帶一輛解放牌大卡車和六名戰士，在幾處堆尸點之間循環往返。車廂里墊著帆布和草墊，一具具遺體整齊碼放。等車開到郊外臨時開辟的大坑邊，再和其他分隊一起完成掩埋。

不得不承認，這是精神壓力極大的工作。白天目睹一具具遺體被抬上車，有的身上還穿著工作服，有的則是普通家居衣裳；有的成年人身旁，還緊挨著小孩的尸體。夜里閉上眼，這些畫面總會不自覺地在腦海里回放。有戰士悄悄問排長：“排長，干完這活，我怕以后再也進不了城了。”這話半真半玩笑，卻也間接道出了很多人心里的陰影。

那段時間，部隊不得不把“嗅覺”當成尋找遺體的線索。烈日下，哪里臭味更重，就往哪里走。廢墟中有些遺體被掩埋得比較深，不挖開看不見，只憑鼻子大致判斷位置，再一點點清理石塊、磚瓦。這樣的場景，也許不如正面沖鋒那么“光鮮”，但從社會秩序和公共衛生角度來說，意義同樣重大。

伴隨著“扒運遺體”的推進，城市的秩序在極其艱難的條件下逐漸恢復一點點輪廓。臨時指揮機構越來越有條理，物資調配逐漸順暢，來自全國各地的救援力量陸續抵達，有的負責醫療救治，有的承擔物資運輸，有的參與工程搶險。24軍偵察排在完成“運尸”任務的同時，又迎來了下一道任務——幫助唐山重建臨時家園。

三、在廢墟上搭起新生活

災后重建，不是動幾句嘴、畫幾張圖紙就能完成的。那是從一片狼藉中，一磚一瓦地重新拾起生活的過程。偵察排被分配的工作內容很具體：幫災民搭建抗震棚，修繕臨時商店、菜市場，為部分學校搭建簡易教室。唐山人需要一個遮風避雨的住處，需要可以買菜的地方，更需要讓孩子們盡快恢復課堂。從某種意義上講，重新點燃這些“日常”，也是對災難最有力的一種回應。

所謂抗震棚，大多是磚基礎加簡易木結構，墻體可能只有一米多高，再往上就是木料搭骨架，外圍用荊笆或木板圍成墻，頂上蓋上木板、油氈，再用繩子緊緊捆牢。這樣建起來的房子談不上舒適，但在余震仍然存在的環境下，比起住在高大樓房里，顯然更安全一些，也能給受災群眾提供一個相對穩定的住所。

偵察排還承建了一所中學的臨時教室。磚墻不高，木骨架很簡陋，四周是荊笆墻，屋頂用三角梁架起，用木板和油氈拼成防雨層。工程接近尾聲的某一天，唐山突降暴雨。雨點砸在油氈上發出密集的響聲，地面很快積起了水。有人提議先躲一躲，“等雨小點再干”。排長站在房頂，看著不遠處還在搭建中的幾間教室，想了想，只說了一句：“再撐一把，孩子們早一天能坐進教室上課，就值。”

就這么一句話，大家也就沒再多說。雨水順著戰士們的軍裝流下來，有人臉上全是泥點，有人鞋子早已灌滿了水，卻沒有人主動往屋檐下躲。木梁在雨中一根根架上去，油氈一塊塊鋪平，有條不紊。不得不說，這些看似普通的畫面，放到唐山地震那個大背景下，就顯得異常扎眼——不是壯舉，卻很扎實。

唐山那年是雨季，雨水來得又勤又急。每逢下雨，偵察排反而更忙。全連三到五人編成小組，扛著油氈、塑料布挨家挨戶往災民棚戶區跑，敲開一扇扇門，幫忙檢查屋頂和墻角，一旦發現漏雨，就立刻爬上房頂堵漏。有的棚子地勢低，一下雨就積水，戰士們就拿起鐵鍬在雨里挖排水溝，整條巷子往外引水。有意思的是，不少災民看到軍人冒雨忙上忙下，自己也跟著一起動手，棚戶區里漸漸形成一種“人人參與”的氛圍。

抗震救災和災后重建的戰斗，一直持續到當年11月。那時的唐山，天氣已經轉涼，樹葉發黃，一些臨時市場開始有規律運營，部分工礦企業也在籌備恢復生產。部隊完成階段性任務后，接到撤離命令。離開的那天，隊伍從唐山市區開出，沿途的場景讓許多官兵印象深刻：道路兩側擠滿前來送行的市民，有人揮手，有人跟著車隊奔跑，還有的老鄉激動得撲到車頭前不肯退開。

更令人動容的，是有些市民直接跪在路旁，雙手拍打地面，失聲痛哭。這種情緒中，既有對親人的哀思，也有對軍隊幫忙撐過最困難日子的復雜感激。車廂里的戰士不太會說安慰話，只能緊緊抓著車幫，眼眶發紅。多年以后，許多人回憶唐山那段經歷時，總會提到這一次送行——不是排場多大，而是那種發自肺腑的、不加修飾的情感，很難再復制。

在這場艱苦卓絕的救援和重建行動中，24軍部隊也涌現出不少令人敬佩的戰友。其中，有一個名字常常被提起——郝建國，當時是二連連長。1969年初，他和偵察排排長同車皮入伍，在新兵連曾結為“一對紅”。七年過去，兩人分別在不同單位任職，卻都在這次抗震救災中走上了同一條路。

奔赴唐山途中，郝建國所在的卡車在盤山公路上發生車禍，劇烈顛簸中，他被甩出車廂，撞到山體后又滾落到路邊排水溝，傷勢不輕，當即被送往附近公社衛生院救治。按常理說，這樣的傷至少需要靜養一段時間。但僅僅過了兩天，他就頑強地出現在抗震救災一線，再次帶隊投入到廢墟排查和群眾安置工作中。

更復雜的是，郝建國那時其實已經患上胰腺癌，只是病情尚未全面確診，他自己也沒有當回事。救災期間病痛發作時，他常常捂著肚子蜷縮在角落，疼得在地上打滾。有人勸他去后方醫院好好檢查，他卻咬牙撐著，不肯離隊。直到隨隊軍醫仔細觀察之后，覺得情況極不對勁，才強行把他從一線撤下，送回承德266醫院。遺憾的是，沒過多久，他還是因病離開了人世。

從個人命運角度看，這當然是一種沉重的犧牲。如果不是趕上這場抗震救災，也許他能更早發現病情，得到更系統的治療。但從那一代軍人的價值觀來看，他把有限的體力用在災區一線，把生命最后階段留在最需要他的地方，這種選擇也算合乎他一貫的作風。有時不得不承認，歷史就是由無數這樣的個人故事堆疊而成，每一個背影都值得被記住。

唐山抗震救災行動結束后，偵察排因表現突出，被集體記一等功，所在連隊被北京軍區授予“抗震救災愛民模范連”的榮譽稱號。這些獎牌、證書掛在營部墻上，看起來不過是一塊塊金屬、一紙公文，卻記錄著那幾個月里，一群年輕官兵在廢墟間用雙手、用肩膀、用汗水和傷痕寫下的經歷。

80年代，許多參加過唐山救災的老兵陸續轉業，回到地方工作，進入機關、企業或銀行，身份變了，軍裝脫下，卻很難完全放下那段記憶。有人在退休后重新拾起寫作、攝影的興趣，把當年的點點滴滴整理下來，不為渲染悲情，只為讓后來者知道，在1976年的那個盛夏，在一座幾乎被摧毀殆盡的城市里，曾經發生過怎樣一場與時間、與死神較勁的較量。那場較量里，有汗水、有血跡、有淚水，也有一雙雙被磨破卻堅持向前的手——全是用手刨出來的生命通道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