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學者赴印開展田野調查：變化中的“新印度”，如何重新面對中國

來源：環球時報

編者的話：周邊是中國安身立命之所，發展繁榮之基。中國人常說，“遠親不如近鄰”。中國與周邊國家是搬不走的鄰居，山水相連，更命運相依。當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變局加速演進，我們的周邊也在經歷深刻變遷，讀懂這些變化對于了解我們所處的外部環境至關重要。從今天起，《世說新域》欄目推出“周邊觀察”系列，聚焦鄰國新趨勢，洞察周邊新機遇。

作為本系列首篇文章，我們邀請上海外國語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陳金英教授，分享她近期赴印度田野調查的所見、所聞、所感。

今年1月，作為上海外國語大學赴印調研團的一員，筆者廣泛走訪了首都新德里、西孟加拉邦的博爾布爾、加爾各答和卡納塔克邦的班加羅爾等地，到訪當地政府機構和企業，并與印度政府官員、企業家、外資高管、學者、青年學生和普通市民進行交流。在為期一周多的調研中，筆者對印度的發展現狀及對華心態有了新的認識。

修復中印關系，印度政府“不情愿又不得已”

在1月中旬從上海飛往新德里的東方航空直飛航班上，據筆者粗略統計，旅客中約有2/3都是印度人。此時距離印度2025年7月重新開放中國公民的旅游簽證申請已近半年，但顯然沒有出現印度旅游熱。可以說，即便中印關系修復釋放出積極信號，中國人前往印度的機會仍然極少，中國學者們的普遍感受還是“去一趟印度不容易”。

造成這種“不容易”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印度在修復對華關系上“不情愿又不得已”的矛盾心態。印度雖已恢復旅游簽證申請，卻在簽證審批和發放過程中人為設置諸多門檻。中國申請人須提交往返機票行程單、詳細行程安排、銀行存款證明、無犯罪證明及其公證件、在職證明、公司營業執照復印件等各類材料。不僅如此，印度政府還一度在中國公民的旅游簽證上特別標注具體城市名稱。也就是說，即便到了印度，中國人也不能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只能完全按計劃行事。在新德里英迪拉·甘地國際機場的航站樓內，有一面宗教與藝術氣息濃厚的裝飾墻，上面有多只巨大的“佛手印”，象征著印度的文化傳統與熱情好客。然而，對于這份“熱情”，想必這些年來每一位抵達印度的中國公民，心中都別有一番滋味。

印度這種心態也反映在其處理對華經貿關系問題上。2020年6月以后，印度幾乎完全限制了來自中國的投資，并試圖與中國全面“脫鉤”。6年過去了，不僅“脫鉤”未成，還損害了自身經濟發展。從2024年7月起，印度國內就不斷傳出“要吸引中國投資”的聲音。印度政府先是在受“脫鉤”政策影響最嚴重的特定行業，如電子制造行業，放松了對中國技術工人的簽證限制。后續行動雖整體謹慎，但一直穩步推進：2025年，由于中國對特定商品采取出口管制，印度主動在稀土及稀土磁性材料等關鍵礦產、專用化肥等問題上尋求對華合作，這大概是2020年6月后印度首次主動要求增加從中國的進口。筆者訪問印度時，印度政府再次簡化并加快了針對中國公民的商務簽證審批。

本月早些時候，印度又小幅修改了限制中國投資的政策，允許中國實體持股比例不超過10%的資本以自動審批方式投資印度。但這種門檻實際上意味著，印度政府不是看“投資主體對印投資多少”，而是看“投資主體本身被中國實體控制了多少”。如果投資主體股本結構中的中國股權超過10%，哪怕其對印投資只占被投資主體股權的1%，仍需印度政府審批。由此我們看到：不信任中國，又繞不過中國，印度心態很別扭。

城市建設和數字基礎設施發展迅速，經濟潛力大

過去十年，印度的經濟數據相當亮眼：國內生產總值（GDP）翻了一番，從2014年的2.1萬億美元增至2024年的4萬億美元；按世界銀行的標準，印度極端貧困人口比例也從2011至2012年度的16.2%降至2022至2023年度的2.3%。

此次調研，筆者的確看到印度經濟狀況的顯著改善，城市建設發展迅速。相比2016年筆者訪印時，在北部的新德里和東部的加爾各答，乞討現象已明顯減少，在班加羅爾等南部城市更是基本看不到了。十年前，新德里街道上的交通工具主要是人力三輪車，此外也有兩輪或三輪機動車和汽車。而現在，印度一線城市的交通工具已經以兩輪或三輪機動車和汽車為主。在新德里航空城，高端商務辦公樓、商業中心、五星級酒店扎堆，首都周邊到處都是建設工地。

制造業一直是印度經濟的軟肋。印度總理莫迪2014年推出“印度制造”戰略，計劃到2025年將制造業占GDP的比重提升至25%。然而，截至2025年，這一比重不升反降，跌至14%。不過，印度政府發展制造業的決心和愿望依舊強烈。以汽車行業為例，印度已是全球第三大汽車市場，但新能源汽車在印度街頭還非常少見。于是，印度推出新能源汽車本地制造計劃，通過國家產業政策引導經濟資源流向關鍵產業，從而促進制造業發展。這種方式在部分行業已取得成功，比如手機行業——印度已成為僅次于中國的手機出口大國。

發展制造業的共識也在改變一些城市的身份。班加羅爾曾被譽為“印度硅谷”，現在也在嘗試朝“尖端制造中心”轉型，大力發展航空航天、電子制造、生物技術等產業。班加羅爾所在的卡納塔克邦參照德國標準、利用德國技術，建立了校企協同的雙元制職業培訓體系，為年輕人進行技能培訓，其合作客戶有博世、西門子、三星、蘋果這些跨國巨頭，也有塔塔、馬魯蒂鈴木等印度國民品牌。不過，與過去中國依靠紡織、服裝、玩具等勞動密集型產業吸收大量農業勞動力起步的模式相比，印度政府對芯片、半導體等先進制造或資本密集型產業更感興趣，這使得其就業壓力在短期內難以減輕。盡管如此，印度仍被不少跨國企業看好。

數字基礎設施是印度發展十分迅速的領域。直到2009年，印度還沒有一套全國性的公民身份識別系統。到2010年，仍有四成印度人出生時沒有登記記錄，六成的人沒有銀行賬戶。直到2016年，電子支付在印度還幾乎不存在。而筆者在此次調研中發現，印度身份證（Aadhaar卡）現已十分普及，并與手機卡號、銀行服務、選民登記、公共福利領取等公共政策聯系在一起。電子支付在印度已成主流，尤其印度統一支付接口（UPI）交易量在零售支付交易量中占比超過80%，并且正憑借其低成本、高效率的優勢在南亞及非洲地區推廣。

印度教民族主義推動國家一體化，也改變宗教族群關系

2014年莫迪政府上臺后，印度人民黨（印人黨）的統治不斷鞏固，確立了“一黨獨大”地位。在印度政治經濟最重要的20個邦中，印人黨僅在泰米爾納德邦和喀拉拉邦還沒有站穩腳跟。在長期存在獨立傾向、與印度本土疏離的東北部地區，2014年時印人黨還幾乎沒有影響力，到2025年時印人黨在該地區要么單獨執政，要么聯合地方政黨執政。

印人黨的政治地位與該黨自身及其母體組織“國民志愿服務團”的組織動員能力是分不開的。雖然已連續執政12年，但印人黨在政治動員和政治宣傳方面絲毫沒有松懈。在新德里，隨處可以看到印人黨的旗幟、宣傳口號和領導人畫像。作為第二大黨的印度國民大會黨（國大黨），無論是在組織建設上，還是在競選資金的籌集上，都遠遠落后于印人黨，這也導致其社會可見度較低。

筆者訪問之際，正值西孟加拉邦議會選舉競選時期，印人黨在該邦投入了大量資源。在加爾各答的主干道上，印人黨和該邦執政黨草根國大黨的旗幟、競選標識相互交錯。在該邦二線城市杜爾加布爾、博爾布爾等地的農村地區，也到處都能看到印人黨的競選標志。

在莫迪的統治下，“新印度”愿景、印度教民族主義成為新的政治敘事。印人黨不僅通過意識形態、安全手段提高國家整合程度，還通過經濟發展促進邊緣地區融入主流社會。截至目前，印度基本消滅了被前總理曼莫漢·辛格稱為“印度最大的內部安全威脅”的納薩爾派反政府武裝。筆者在調研中發現，新德里、班加羅爾酒店行業的許多從業人員都來自東北部地區，印度國內經濟一體化進程正在加速。

值得一提的是，印人黨統治下的社會也潛藏張力。印人黨的意識形態是印度教民族主義，主張用印度教文化統一印度。過去幾年，印度政府在這方面取得進展，卻也在無形中改變了宗教族群的關系。調研期間，筆者注意到，一些印度穆斯林開始穿上傳統服飾布卡，這在十年前很少見到。有印度朋友說，正是因為印度教社會特別強調自己的文化信仰，其他宗教派別也開始突出自身宗教身份。這一現象未來會給印度社會發展帶來何種影響，值得持續關注。

印度青年看中國，“羨慕又不安”

雖然印度政府在對華接觸上心態矛盾，但絕大多數印度普通民眾，包括學者、大學生、企業界人士、地方官員，仍希望加強雙方民間往來。在與印度智庫的交流中，合作是對話的基調，印度學者們不再像以往一樣只盯著邊界爭端。印度企業界則渴望獲得中國的技術，地方政府官員希望更多了解中國的成功經驗。在班加羅爾，一位負責卡納塔克邦技能培訓的地方官員特別提到上海在職業教育方面的校企合作、產教融合模式，希望本地能借鑒推廣。

過去幾年，印度戰略界的強硬派視中國為“敵人”，溫和派認為中國是“對手”。2024年10月，兩國領導人在喀山會晤，雙邊關系解凍。雙方同意推動兩國關系早日重回穩定發展軌道。對于此次會晤，中國外交部發布公告強調，中印兩國應“互為合作伙伴而非競爭對手”。印度外交部也表示：“穩定、可預測和友好的中印雙邊關系……將對地區和世界的和平與繁榮產生積極影響。”然而，從印方后續實際行動來看，仍有部分人士難以擺脫把中國視作“對手”的思維定式。

印度政府對中國的認知和政策無形中影響了印度普通民眾對中國的態度。印度青年一方面羨慕中國的發展成就，另一方面也對兩國發展差距感到不安。一位研究中國政治的印度博士生對筆者說：“我們很喜歡中國，但也不得不說中國對印度是威脅。”這句聽上去略帶無奈的話，反映出兩國近年來人員往來、人文交流中斷造成的信任赤字。

2025年，中國單方面向印度發放超過30萬份簽證，鼓勵印度民眾來華旅游、經商，重啟印度香客赴中國西藏神山圣湖朝圣，讓2萬多名印度香客實現了自己的人生夢想。這些善意體現出中方始終將印度視為合作伙伴，是中方為改善雙邊關系、相互成就彼此發展所作出的努力。如果印度也堅持兩國“互為發展機遇、互不構成威脅”，民眾的不安全感也會大大降低。（上海外國語大學印度研究中心主任 陳金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