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近四成新發癌癥可預防！《Nature》子刊重磅研究揭示三大主因

癌癥，依然是懸在人類健康頭頂的“達摩克利斯之劍”。2022年，全球新發癌癥病例超過2000萬，死亡人數高達970萬，其帶來的病痛與社會負擔觸目驚心。長期以來，我們與癌癥的斗爭似乎總聚焦于治療技術的突破，然而，一項剛剛發表于國際頂尖醫學期刊《Nature》子刊的里程碑研究，為我們指出了一個更根本、更具成本效益的方向——預防。

這項研究首次在全球185個國家范圍內，系統評估了2022年新發癌癥病例中，可歸因于30種可改變風險因素的比例。結論震撼人心：全球高達37.8%（約710萬例）的新發癌癥，本可通過消除或減少相關風險暴露而避免。更重要的是，研究揭示出顯著的性別與地域差異：男性近一半（45.4%）的癌癥可歸因于這些風險因素，而女性這一比例為29.7%；風險因素的“頭把交椅”也因地區和性別而異。

這不僅是一串數字，更是一張清晰的全球癌癥預防“行動地圖”。它告訴我們，抗擊癌癥的前線，遠在診斷之前就已展開。

研究背景與目的

盡管癌癥療法日新月異，但歷史數據表明，癌癥死亡率的下降，主要歸功于預防和篩查，而非單純的治療進步。明確可改變風險因素對癌癥負擔的具體貢獻，是制定有效預防策略的基石。此前，全球疾病負擔（GBD）研究曾估計，約44%的癌癥死亡可歸因于可改變風險因素，但該評估未包含重要的感染性因素。

為了填補這一空白，并為各國提供更具針對性的行動依據，本研究將目光投向癌癥發病率，旨在回答幾個核心問題：在全球、區域和國家層面，不同風險因素（如吸煙、飲酒、感染、空氣污染等）各自導致了多少新發癌癥？這些模式在男性和女性中有何不同？通過厘清這些關聯，研究旨在為各國規劃和實施基于證據的、量身定制的一級預防項目提供關鍵信息，從而支持全球及國家層面癌癥防控工作的優先項設置。

研究方法

研究團隊采用了成熟的“人群歸因分數”方法進行估算。簡單來說，PAF回答了這樣一個問題：“如果特定人群中消除了對某種風險因素的暴露，理論上可以避免多少比例的癌癥病例？” 研究涵蓋了2022年185個國家、34種癌癥類型，并納入了行為、環境、職業、感染四大類共30種明確的致癌風險因素，包括：

l行為因素：吸煙、飲酒、高體重指數（BMI）、身體活動不足、嚼食煙草和檳榔、非最佳母乳喂養。

l環境因素：空氣污染（環境PM2.5及家庭固體燃料）、紫外線輻射。

l感染因素：9種病原體，如人乳頭瘤病毒、幽門螺桿菌、乙肝/丙肝病毒等。

l職業因素：13種職業致癌物暴露，如石棉、二氧化硅、柴油發動機廢氣等。

研究使用了全球癌癥流行病學數據庫、全球疾病負擔研究等多個權威數據源，并考慮了從風險暴露到癌癥發病之間的“滯后期”，以使估計更符合癌癥發生的生物學規律。

總體負擔：預防潛力巨大

2022年，全球1870萬新發癌癥病例（非黑色素瘤皮膚癌除外）中，約710萬例（37.8%）可歸因于這些可改變的風險因素。這相當于每10個新診斷的癌癥患者中，就有近4個的病因與后天生活方式和環境暴露直接相關。

性別差異顯著：男性風險更集中，女性誘因更多樣

l男性：960萬新發癌癥中，430萬例（45.4%）可預防。風險因素分布相對集中且一致。

l女性：920萬新發病例中，270萬例（29.7%）可預防。風險因素的構成在不同地區差異更大。

區域差異明顯：預防重點需“因地制宜”

l女性：歸因比例最高的地區是撒哈拉以南非洲（38.2%），最低的是北非和西亞（24.6%）。感染是141個國家女性癌癥的首要風險因素，尤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感染導致了超30%的女性新發癌癥（主要是宮頸癌）。而在高收入地區（如北美、北歐），吸煙和高BMI則是主因。

l男性：歸因比例最高的地區是東亞（57.2%），最低的是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28.1%）。吸煙是126個國家男性癌癥的頭號元兇，在全球男性中導致了23.1%的新發癌癥。在東亞、東歐等地，吸煙貢獻了超過五分之一的男性新發癌癥。

風險因素排名：三大“巨頭”主導

l首位：吸煙。導致330萬新發癌癥（占全球15.1%），是當之無愧的“頭號殺手”，與至少16種癌癥相關。

l次位：感染。導致230萬新發癌癥（占全球10.2%），主要通過HPV（宮頸癌）、幽門螺桿菌（胃癌）、乙肝/丙肝病毒（肝癌）等引發。

l第三位：飲酒。導致約70萬新發癌癥（占全球3.2%），是男性癌癥的第三大預防因素。

主要癌種解析：病因清晰可見

女性相關癌癥：

l乳腺癌：45萬余例可預防，主要與身體活動不足、高BMI、飲酒相關。

l宮頸癌：超66萬例可預防，其中91%由HPV感染導致。

男性相關癌癥：

l胃癌：超51萬例可預防，73.3%與幽門螺桿菌感染相關。

l肝癌：超46萬例可預防，超過一半與乙肝/丙肝病毒感染相關。

總結

總之，這項研究表明，癌癥并非完全由命運或基因決定，全球超過三分之一的癌癥負擔源于我們可以改變的因素。預防癌癥，遠非僅是個人生活方式的抉擇，它更是一項系統工程，需要強有力的政治承諾、跨部門的協作（如衛生、財政、環境、教育、城市規劃）以及基于證據的公共衛生政策（如煙草控制、酒類管制、疫苗接種推廣、清潔能源推廣、職業安全標準執行）。

來源：Fink, H., Langselius, O., Vignat, J. et al. Global and regional cancer burden attributable to modifiable risk factors to inform prevention. Nat Med (20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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