澎湃思想周報｜詞典會被時代淘汰嗎；河流與權力

科技、經濟與文化作者勞拉·凱利（Lora Kelley）近日在《國家》雜志撰文，討論了在思想、技術與詞匯不斷涌現的時代，詞典如何以動態的方式記錄人們的語言。在移動互聯網如此方便的時代，網絡、人工智能似乎成為了人們查閱詞匯的首選工具。人們已經很少翻開厚重的詞典，而是在屏幕上輕敲幾下，獲得特定詞匯的含義。除了年末的年度詞匯之外，權威詞典們似乎逐漸成為人們日常生活的背景音。凱利反思了詞典在歷史上的角色變化，結合韋氏詞典實習編輯斯特凡·法齊斯的經歷，向讀者呈現韋氏詞典的編輯團隊如何通過堅持嚴格的選詞標準，以保證詞典的生命力。

電影《維特根斯坦》劇照

在文章開頭，凱利強調了一個重要觀點：詞典并非某種天然存在的文本，而是時刻變化的動態文本，詞典編纂者長期以來都密切關注語言的實際使用與閱讀方式。梅里亞姆-韋伯斯特（下稱韋氏）詞典的資深編輯彼得·索科洛夫斯基指出：詞典并不是一個靜態的文檔，而是一個“活的對象”，會隨著人們的書寫和言語方式不斷被更新和重塑。從標識牌、小說、文章、公開聲明到互聯網內容，都可能改變詞語的使用方式和含義。

另一方面，在線詞典的查詞數據，也能反映重大事件發生后人們的普遍情緒。例如，在類似“9·11”這樣的事件發生后的最初階段，人們往往會先去查那些陌生但客觀的詞匯（如“廢墟”），接著是更技術性或概念性的詞語（如“恐怖主義”“沙文主義”）。很快，人們就會轉向帶有心理意味的詞匯（如“屈服”“超現實”）。2020年1月，“pandemic（大流行）”開始在詞典網站上成為熱門詞；到3月11日，這個詞的搜索量激增。八天后，“coronavirus（冠狀病毒）”的搜索量也迅速飆升。

凱利寫道：我們查詞典，并不僅僅是為了學習新詞；在某些動蕩時刻，這更像是試圖去抓住經過驗證的“真實來源”，用來確認我們自以為理解的世界。

另一方面，互聯網的出現催生并推廣了大量新詞，也永久改變了人們對特定詞語的使用方式：trolling（網絡釣魚/挑釁）、Karens（刻板印象中的“愛投訴的白人女性”）、dumpster fire（災難現場的隱喻）、microaggression（微侵犯）、post-truth（后真相）、safe spaces（安全空間）……無論這些詞看似多么荒誕或粗俗，詞典編輯都會跟蹤它們的使用和傳播情況；如果這些詞滿足一套嚴格的標準，就會被收錄進詞典（至少是在線版本）。這種做法傳遞出一個變化：當代詞典的角色，不再是規定我們“應該如何說話”，而是描述語言“實際上如何被使用”。在詞典的早期階段，編輯們往往居高臨下地發布權威判斷。作者斯特凡·法齊斯 （Stefan Fatsis）在其新書：《未刪節：現代詞典的激情與威脅》中分享了自己作為韋氏詞典實習編輯者的經歷，以及他對于該行業的觀察。法齊斯寫道：1604年的《Table Alphabeticall》旨在“幫助”那些“無知者”理解英語中的詞匯與思想。而在18世紀80年代，年輕的諾厄·韋伯斯特自詡為“美國人民的語言先知”，一心想要塑造并確立美式英語。最終在1828年，70歲的韋伯斯特出版了《美國英語詞典》。這部詞典雖堪稱成就，卻“遠非完美”，書中充斥著存疑的詞源解釋和古怪的語音拼寫。1844年，在韋伯斯特去世后不久，野心勃勃的出版新貴梅里亞姆兄弟買下了版權。他們與一眾學者合作，著手修訂完善這部略顯粗糙的原著，并且準確預判了這部詞典將成為極具商業價值的作品。1934年出版的《梅里亞姆-韋伯斯特無刪節詞典第二版》，被包裝成美國知識精英的心血之作：用出版界的行話來說，它就是一部語言規范手冊。但1950年接任主編的菲利普·戈夫，帶來了全新且頗具顛覆性的理念：詞典不應規定語言，而應如實反映語言。他的團隊廣泛搜集日常口語，并認真對待收錄的每一條用語，結果卻引發了一場軒然大波。1961年問世的第三版詞典因風格隨性遭到猛烈抨擊，尤其因為收錄了“ain't（不是/沒有的口語說法）”一詞而備受爭議。《紐約時報》編輯部稱該版本是“一場災難”，認為它強化了“好英語就是流行用法”的錯誤觀念。但正是這部字典的出現，重新定義了美國詞典的定位。

在實習期間，法齊斯試圖新增或修訂一批詞匯，其中包括美國社會在近年來涌現的性別代詞、體育術語、熱門政治用語和青少年流行梗。其中許多嘗試都遭到駁回，甚至引發激烈的觀念交鋒。在給梅里亞姆-韋伯斯特公司惹來一場公關麻煩后，法齊斯寫道：“我不像資深編撰者那樣，天生追求四平八穩。我認為一句有趣、犀利、性感或是緊貼文化的引文，遠比一句平淡空洞、脫離語境的例句，更能說明語言的實際用法。”而沉穩保守、始終對他加以約束的資深編輯斯蒂芬·佩羅則反駁道：“我們無意制造爭議。”

在經歷了人工智能的問世后，韋氏詞典團隊還在努力適應不斷變化的世界。最近，公司總裁格雷格·巴洛走進電臺，探討人類編輯能做到而人工智能無法企及的工作，他在10月接受《市場》節目采訪時表示：“人工智能只會試圖推斷詞義，而在梅里亞姆-韋伯斯特，我們是真正撰寫釋義、創造定義，從根源上保證它不會出錯。”

盡管這一聲明聽起來頗為大膽，但結合法齊斯與詞典編輯團隊之間圍繞收錄特定詞匯的爭論與交鋒，我們或能窺見詞典編纂流程的嚴謹可靠。在某種意義上，對于標準的堅守，對于時代的如實記錄或許成為詞典在這個時代繼續存在的意義與原因。詞典的編輯者似乎印證了后期維特根斯坦的觀點，詞語的意義來自于用法，來自于這場語言游戲中的共同實踐。

河流與權力

河流是透視人類社會及政治選擇的重要視角。從呂西安·費弗爾（Lucien Febvre）在兩次大戰之間對萊茵河的考察，到理查德·懷特（Richard White）剖析哥倫比亞河的美國環境史著作《有機機器》，水系研究串聯著不同學術傳統的理論脈絡。法國國家科學研究中心（CNRS）研究員拉斐爾·莫雷拉（Rapha?l Morera）于2024年出版的《順流而下的歷史：巴黎及其環境（16-18世紀）》（Une histoire au fil de l'eau. Paris et son environnement, XVIe-XVIIIe siècle），則選擇了一條更為微觀的路徑：他將目光從主干流移開，轉向了近代早期巴黎盆地中匯入塞納河的眾多支流。

該書出版后引起了學界的關注。3月17日，Books & Ideas網站刊登法國歷史學者波琳·蓋娜（Pauline Guéna）的書評《巴黎水系的歷史巡航》（A historical cruise through Paris' rivers）。在蓋娜的梳理下，莫雷拉的著作呈現出環境與社會政治交織的結構。而另一位歷史學家文森特·米利奧（Vincent Milliot）的評論則補充了比較的視野與現實批判維度。兩者的視閾交匯，為理解前工業時代的環境治理與制度演變提供了參考。

《順流而下的歷史：巴黎及其環境（16-18世紀）》

在波琳·蓋娜的書評中，《順流而下的歷史》的核心理論貢獻在于它利用“水”這一自然介質，重新審視了法國絕對主義君主制的傳統史學觀點。

巴黎盆地擁有相對同質化的地理特征：大規模的谷物種植區將不斷擴張的皇家領地拱衛其中。然而，蓋娜指出，在這一致的地表形態下，水權的分配卻呈現出碎片化的樣貌。在這里，水并不是可以被中央權力隨意支配的資源。中世紀的等級遺產依然發揮著作用——世俗貴族和宗教機構（如修道院）長期掌握著水力磨坊的所有權與沿岸收益。

隨著近代法國王權勢力的向外延伸，君主制是如何介入這片水域的？莫雷拉在此提出了全書的關鍵概念：“環境輔助”（subsidiarité environnementale，即環境治理的下放與分權原則）。

蓋娜肯定了這一概念對政治史研究的補充意義。她指出，即便是到了路易十四時期，權力不斷擴大的水利與森林管理局及其代理人，也并未試圖在水資源管理上強加一套統一的規則。相反，王權采取了一種相對務實的策略：國家負責構建基本的監管框架，但將維持河道暢通、清理淤泥、加固河岸等具體的日常維護責任，下放并分攤給了沿岸的領主、磨坊主和居民。

這種“輔助原則”迫使利益經常沖突的地方群體，必須在國家的監督下進行長期的合作與妥協。因此，在蓋娜看來，莫雷拉筆下這座為了滿足人口增長和首都消費而不斷改造水道的城市背后，存在著一個變革緩慢、漸進且依賴協商機制運行的社會。權力的下滲并非通過直接剝奪，而是通過將民間力量納入利益統籌的網絡中得以實現。

《孔夫朗-沙朗通的塞納河》，讓-巴蒂斯特·安托萬·吉耶梅（1841-1918）

除了宏觀的政治建構，蓋娜同樣關注莫雷拉在微觀社會史層面的研究方法。為了還原水域社會的真實狀態，作者不僅梳理了官方行政機構的法令卷宗，還結合了修道院的契約、地方法規以及大量的民事訴訟記錄。

多維度的檔案交織，讓克魯河、比耶夫爾河等中世紀河流的社會生活圖景得以顯現。蓋娜總結了書中兩個典型的社會群體。其一是作為河流生態日常管理者的磨坊主。他們形成了一個具有內部凝聚力的社會網絡，并擁有類似官僚體系的職業階梯——從鄉村風車起步，通過經營最終參與控制巴黎核心河段的水利設施。

其二是隨著手工業發展而聚集在河岸的城市工匠。1750年的比耶夫爾河畔（Bièvre，這條河現已被掩埋），制革匠、洗衣工、釀酒師和染工為了使用有限的水源，經常發生摩擦。在這些糾紛中，“在場時間的長短（資歷）”往往成為對抗新法令的理由。書中記載了一處法庭記錄：一位制革匠的妻子在往河中傾倒廢料時，被一位站在梯子上的磨坊主制止。面對指責，這位妻子的回應十分直接：“你這新來的，還輪不到你來管我。”

莫雷拉認為，正是自中世紀以來，居民、土地所有者及使用者之間頻繁發生且被詳細記錄的沖突，確立了水資源共享的條件。

如果說波琳·蓋娜的導讀提供了古典政治與社會協商的脈絡，那么歷史學家文森特·米利奧（Vincent Milliot）于在線雜志En attendant Nadeau上發表的書評則補充了比較視角，并建立了歷史與當下的現實聯系。

米利奧指出，同樣是面對水資源治理，北意大利由城邦國家主導了基礎設施建設，而荷蘭則依靠土地所有者在“圍海造田”中形成了協調機制。但在法蘭西島，固有的封建領主所有制先于公共用水需求而存在。因此，巴黎周邊的水利分配，是在人口激增的倒逼下，以劇烈的制度沖突為代價推進的。在米利奧看來，王權框架下的“協商”，其本質依然是各方利益群體對自然資源的分配與博弈。

此外，米利奧借由該書重新探討了環境史的內涵。他指出環境并非單純存在于人類四周的靜態背景，相反，環境是社會在發展演變過程中，那些潛在沖突和權力平衡的物質體現。一條被截斷的河流或一片被工業使用的水域，都內化了特定時代的社會結構與經濟運作邏輯。

在書評的尾聲，米利奧對這一歷史研究的現實意義進行了延伸。他提醒讀者，前工業時代的巴黎為了維持肉類消費增長和手工業繁榮，對水系施加了巨大的壓力，這種對自然資源的過度使用最終帶來了負面后果。歷史表明，環境退化是有代價的，這與當代社會的消費模式存在邏輯上的共性。米利奧以一個當代隱喻作為評價的收尾：“毫無疑問，這個教訓完全配得上一杯被PFAS（永久性化學物質）污染的水。”

《順流而下的歷史》為理解過去的社會治理提供了現實的參照。它表明在幾個世紀前，生態的維系便需要國家與地方社會進行復雜的統籌；它同時也提醒了自然界始終是人類社會結構與經濟需求的承載地。當當代社會依然在以經濟增長為導向使用自然資源，并面臨諸如微塑料與PFAS污染等環境后果時，回顧這段關于水流與制度的歷史，有助于我們更客觀地審視當下的生態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