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戰期間，武當道士下山救治傷員，醫術奇特，抓活鯉魚，燒槐樹枝

1938年的冬夜，均縣城里一座破舊廟宇里，油燈昏黃，風從殘缺的門縫灌進來，搖得火苗一晃一晃。院子里擠著擔架和馬車，粗布棉被下，是從前線抬下來的傷員。有人壓低聲音問了一句：“藥呢？麻醉呢？”回答只有一句干巴巴的：“用完了，還沒運到。”在這樣的情形下，武當山上的道士被人一再想起。

那時的均縣，還沒改名為丹江口市。這里在地圖上并不起眼，位于湖北西北山間，看著只是個偏僻小縣城。偏偏就是這么個地方，在全面抗戰爆發后的幾年里，成了不少后方醫院和療養機構的集中地。軍隊里的檔案記載，師級、團級衛生所、醫療隊、療養院，加起來有十多家，都曾在這片山水間設點。

有意思的是，這些醫療機構，大多不是住進新建的病房，而是直接搬進了當地的廟宇、道觀。城隍廟、酒仙廟、火星廟、沖虛庵……過去供香火，如今搭起了病床。磚地上鋪幾塊木板，墻角支一盞馬燈，一間病房就算成形。條件艱苦，但在當時，已經算是難得的后方庇護所。

均縣之所以被反復選中，并不只是因為偏遠安全。更關鍵的是，這里緊挨武當山。山中道觀林立，空房多、院落多，最適合被臨時征用。再加上一條很現實的原因：前線缺藥，戰時交通吃緊，西藥供不上來，而武當山的中草藥資源卻不少，道士又多多少少懂些醫理。對不少后方指揮員來說，這是一條能救命的路。

日軍的封鎖與轟炸，使得普通藥品運輸受阻的情況一再出現。對很多受傷的官兵來說，戰地醫院反倒要向山上的道觀求助。普通人印象里的道士，多與清修、誦經有關，而在抗戰最艱難的那些年，一批道士的另一重身份被不斷放大——懂草藥、懂針灸、懂一些看似“偏門”的外治方法。不得不說，這些本來用于濟世的小技藝，在戰亂中被用到了最極端的環境里。

很多傷員后來回憶，聽見別人說“去請武當山道士來看看”，心里一開始并不踏實，甚至有點半信半疑。但在那種缺醫少藥的年代，只要還有一線生機，就沒人愿意放棄。也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羅教培、水合一、周舉、周詠南這些名字，陸續出現在傷病員的記憶當中。

一、活魚入藥：布條與鯽魚之間的生機

羅教培原本是河南人，早年家中就敬重道教典籍，從小耳濡目染，少年時就能背出不少與養生、醫理有關的段落。再加上家中長輩懂些簡易草藥使用法，他對“治病”這件事，比一般孩子要熟悉得多。后來，民國初年局勢動蕩，他干脆離鄉，來到武當山，投靠紫霄宮道士冷合斌門下，正式入道。

紅軍長征路過武當山時，當地百姓、道士與紅軍之間其實有過很多接觸。那時，羅教培就在師父安排下，給一些受傷的紅軍戰士處理外傷。設備簡陋，卻練出了一點在艱苦環境中臨時救治的經驗。正因為這段經歷，等到全面抗戰打響，羅教培對戰爭中的傷病場面，已不算陌生。

1938年前后，七十二軍在均縣一帶設立野戰醫院。一位班長在前線負傷，帶著槍傷輾轉轉移，等送到后方時，傷口已經嚴重感染，臂部潰爛流膿，人也高燒不退。按道理說，如果藥品齊備，常規清創加上抗感染，還是有希望控制的。但當時醫護一查庫存，麻醉藥、消炎藥都見了底，補給又短時間無法送到。

“再拖，他這條胳膊怕是保不住。”有醫生壓著聲音說。有人想起武當山的道士，提議去山上摸索一條路。消息傳到山上，羅教培聽完，立刻表示愿意下山一試。身邊的道友還提醒他：“前線傷，兇險得很，你想好了？”他只回了一句：“能救一個是一個。”

來到野戰醫院，羅教培先看人，再看傷。傷口周圍又紅又腫，膿液不斷滲出，火藥殘留的黑點隱約可見。他取出自己隨身攜帶的藥粉，讓傷員先服下，借以緩解疼痛、稍作鎮靜。匕首在火焰上烤過，再用干凈布料擦拭，算是簡單的消毒。條件有限，只能如此。

接下來的一步，讓在場軍醫有些吃驚。他先小心剔除已經壞死的腐肉和明顯的異物，然后取出一條干凈布條，從傷口一端穿入，用筷子引導從另一端穿出，雙手拉住兩頭，緩慢來回抽動。這樣一來，深處的膿液、細小的火藥殘渣、殘余的壞死組織，被一點點帶了出來。整個過程雖略顯粗糙，卻直指關鍵——在當時沒有條件做系統清洗的情況下，這是少見的變通方法。

“忍著點，這下去，就好得快些。”羅教培低聲吩咐。傷員咬緊牙關，額頭汗水直冒。旁邊有醫生忍不住問：“這樣拉扯，行嗎？”羅教培只是點頭，繼續操作。等膿液引流得差不多，他才讓人取來自己下山前抓的一條活鯽魚。

活魚洗凈后，他當場將魚肉搗成糊狀，再加入早已準備好的冰片和五味子研粉，混合均勻。魚肉的新鮮組織、中藥的收斂與清熱作用疊加在一起，形成一團濕潤的藥膏。他把這藥膏厚厚敷在處理過的傷口上，再用紗布包扎緊。對于習慣了酒精和碘酒的軍醫來說，這種做法略顯怪異，卻又說不上哪里不妥。

令人意外的是，當天夜里，這名班長的高燒就明顯退了，精神略略恢復。幾天后，換藥時，原本潰爛的傷面開始收口，新生肉芽逐漸長出。用同樣的辦法換了幾次藥，炎癥控制住了，整條胳膊也保了下來。班長逢人就說：“要不是山上的羅道長，怕是真沒命。”

從醫學角度看，用布條來回牽拉，引流膿液，這種方法并非毫無道理，只是手段粗糙；魚肉配以冰片、五味子，更多算是一種經驗性的外敷方。在抗生素還不能大量使用的年代，這一類“土法”，在特定環境下偶爾能取得意想不到的效果。值得一提的是，羅教培并不是簡單憑感覺行事，而是在長期接觸外傷、積累病例的過程中，逐漸摸出了一些行得通的搭配。

抗戰期間，類似的案例并不止這一件。有傷員后來回憶，說起當年在武當山下“讓布條從傷口拉來拉去”的場面，仍覺得后背發涼，卻也承認：那些日子里，能熬過來，本身就是萬幸。

二、槐枝成藥：廟觀與磕碰傷的處理

道士下山幫著救治傷員，并不是個別現象。1938年前后，為配合后方抗戰部署，部隊陸續把一些道觀改成臨時醫院。為了騰地方，不少原本常住在觀里的道士，主動收拾細軟，搬到更偏僻的山坳或簡易茅棚，把較寬敞、環境相對好的殿宇留給傷員使用。

紫陽庵道長水合一，就是這樣的人物。他是湖北隨州人，出身讀書人家庭，從小識字，也接觸過一些家傳醫術。本來有人勸他下山行醫，謀個實際穩定的營生，但現實社會的種種黑暗，讓他漸漸對俗世仕途失望。民國初年，他曾在當地擔任區團總，希望靠新政帶來改變，結果親眼看到的多是貪腐與冷漠。心灰意冷之下，他選擇離開俗務，赴武當山修道。

到武當山后，紫霄宮的徐本善道長收他為徒。徐道長看重他識文斷字，又懂些草藥，便在常規道學之外，格外指點他一些與治病相關的內容。時間久了，水合一在廟里也成了遇到有人頭疼腦熱時，大家會去請教的那一位。

1930年，紅軍隊伍進入武當山休整。當地百姓、信眾對這支部隊好奇又戒備，道觀里則介于兩者之間。徐本善道長曾安排水合一參與救治紅軍傷員，有一次還讓他把幾名重傷戰士化裝成道士，換上道袍，從后門悄悄送下山，以避過敵人搜查。這類細節，后來在很多回憶材料中都有提及。

到了全面抗戰時期，大量傷員涌入武當山一帶。嚴重的彈片傷、槍傷另論，普通的磕碰、挫傷、扭傷卻也不少。正常情況下，這類傷本不算大問題，但那幾年，因為營養不良、環境骯臟，很多小傷拖久了也會出狀況。藥物缺乏的現實，又逼得水合一這類懂點草藥的道士，只能不斷琢磨土辦法。

對一些因跌打、磕碰引起的淤傷腫痛，他總結出一套頗具特色的處理手法。先去山上折來槐樹枝，曬干或直接燒成灰燼，待其冷卻后碾成細粉。再把香油加入其中，調成略帶黏性的糊狀。接著，取大蔥白，將根部清洗干凈，用以蘸上燒開的醋，在傷處外皮上來回涂抹。熱醋加大蔥白的刺激，既是局部熱敷，又能起到一定消腫、活血的作用。

等這一步完成，再把提前調好的槐樹枝香油糊，輕輕覆在患處。這樣一天涂抹兩次，堅持幾天，多數淤傷會慢慢消退，腫塊軟化，病人活動起來也不那么疼。據當時在場的人回憶，有個新來的年輕戰士，還半信半疑地問：“樹枝灰也能算藥？”水合一只是淡淡回答：“樹在地上長那么多年，風吹日曬霜打，身上總有些用得上的東西。”

當然，從現代視角來看，槐樹本身在中藥里具有一定清熱、涼血作用，配合局部熱敷和油性基質，確實能緩解部分軟組織損傷的癥狀。在戰爭環境中，大量這類輕傷得不到凝血藥、消炎藥的支持，只能依靠這般土辦法維持。不得不說，這一套處理，既體現了傳統經驗，也折射出當時條件的窘迫。

住在廟里的傷員常常會互相打聽：“你那腿傷怎么好的？”“紫陽庵道長給上了燒槐枝的藥。”他們未必能把過程說得清楚，只知道“怪是怪，真有點用”。有意思的是，很多人痊愈后，離開前還會特意去廟里致謝，給水合一鞠一躬，道一句：“道長，回頭若還能見面，再給你磕頭。”在那種生死飄忽的年代，這樣的約定，本身就帶著淡淡的辛酸。

需要強調的是，這些所謂“奇方”，并不是什么神秘法術，而是以草藥、外敷、熱熨等傳統經驗為基礎的變通。戰時的實際環境，使得大量普通病癥不斷演變為嚴重問題，而武當山道士恰好處在一個特殊的位置：既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正規軍醫，又又確實掌握了一些能緩解痛苦、促進恢復的手段。

三、秘方流轉：從道觀到戰地醫院

武當山上懂醫術的，并不只有男性道士。周舉就是其中一位，他早年潛心研讀道教醫書，制出過幾個自成體系的方劑。在他的一眾弟子中，有一個女弟子后來走上了完全不一樣的道路，這就是周詠南。

周詠南年少時在武當山學道，隨師父抄經、識字、認藥，同時也接觸到一些秘方。周舉看她靈氣足，記性好，便把“玉荷仙液”“生化靈膠”“武當萬應丸”這三種方劑的配伍和用法，一點點講給她聽。那時的她，恐怕難以想象日后會在怎樣的場合，把這些東西重新拾起來。

隨著抗戰局勢惡化，很多年輕人走出山門投身抗日行列。周詠南也離開武當山，加入隊伍，成了一名戰士。她在戰場上多次親眼看到戰友受傷，有的血止不住，有的傷口久不愈合，每一次，都讓她想起山中學過的那些配方。只是，當時她只是普通士兵，掌握知識卻缺少施展的平臺。

1943年，戰事緊張，她所在部隊在一線作戰時，一顆子彈擊中她的大腿。緊急包扎后，她被送往后方醫院。那一年，她大約三十多歲，傷勢不算致命，卻影響行動。躺在病床上，她有了很多時間與醫生、護士聊天。一次閑談中，有人提到某種消炎藥用完了，她順口提起：“以前在山上學過幾種方子，對止血、愈合還挺管用。”這句話，引來幾雙好奇的目光。

“什么方子，說說看？”一位軍醫問她。于是，周詠南把記憶中的“三方”簡單講了出來。玉荷仙液，用于止血、鎮痛；生化靈膠，幫助傷口組織修復；武當萬應丸，則偏向于調理氣血、增強體力。具體藥物的配伍、炮制方法，她在病床上一一回憶，有時還閉上眼睛，把師父當年的叮囑一字一句想著寫下來。

當然，在戰時醫院里，方劑要想被真正應用，還得經過醫生謹慎考量。有人翻看她寫下的內容，有人提出質疑：“這些藥多是中藥配伍，戰時不一定齊全。”也有人覺得值得一試：“輕傷病區，可以挑幾個病例先觀察。”就這樣，這三個方子的部分用法，逐漸被臨床醫生嘗試性地采用。由于以外傷、術后恢復為主，部分效果得到認可，有些配伍也被進一步調整，使之更適應當時的藥材條件。

傷愈后，周詠南因為腿傷，不太適合回到最前線。組織上把她調到第129兵戰醫院工作。從此，她的角色從端槍的戰士，變成了在后勤與宣傳崗位上奔波的工作人員。嚴格說來，她并不具備系統的醫學院教育，無法擔任正式軍醫。但在日常工作之外，她把自己掌握的武當秘方，完整地交給了負責臨床的專業醫生，希望能“多一條路，多一個選擇”。

這種“毫無保留”的做法，在很多道門傳統中，其實并不多見。很多秘方往往被視為不輕易外傳的本門之寶，而她在戰火中，卻主動打破了這種束縛。不得不承認，這背后既有戰爭的逼迫，也有個人的價值取向——在槍炮聲下，一張秘方紙的價值，更多體現在能否多救幾個人，而不是能否傳給幾代弟子。

時間又過去二十多年，到了1966年前后，周詠南的身體每況愈下，病情反復。她很清楚，留給自己的時間已經不多。恰是在這個階段，她想到一個問題：這些秘方將來何去何從？她的兒子黃天對草藥并無興趣，不從醫，也不打算走道門道路。繼續放在家里，只是一疊無人問津的舊紙。

據后來回憶，那一年，她把自己還記得的內容，重新整理、抄寫一份，鄭重交給黃天。囑咐之意很明確，把這些東西再送回武當山，讓專業研究中草藥的人去評估、去利用。黃天理解母親的意思，母親去世后，選擇照辦。他曾提到：“我不懂醫術，留著也是壓箱底。送回武當山，讓懂藥的人去琢磨，也算沒有糟蹋。”

從路徑上看，這幾張紙的轉折頗為曲折：從武當山道觀，到戰地醫院，再回到武當山。期間經過戰爭洗禮，也經過專業醫護的篩選。秘方本身是否在后來被完整繼承、是否全部有效，已難一一查證。但可以確定的是，它們曾在特定年代，參與過拯救傷員的實踐，留下了清晰可辨的痕跡。

很多人慣常把宗教人物與“超脫”聯系在一起，而在那段烽火歲月里，武當山上的這些人卻一次次走入最現實的世界——給受傷的戰士清創、為扭傷的士兵敷藥、把秘方交給戰地醫生。那些活鯽魚、槐樹枝、玉荷仙液、生化靈膠和武當萬應丸，不是傳說中的點金之術，而是戰時醫療條件逼仄之下的具體嘗試。

順著這條線往下看，會發現一個頗值得玩味的現象：傳統道教醫術原本散落在宮觀、山林、小鎮之間，常常只在鄉里鄉間為人驅寒祛濕、醫頭醫腳。而到了抗戰時期，戰爭把這些技術硬生生推到了前線后方，迫使它們走向更大范圍的實踐。中草藥、針灸、外敷、按摩，與戰地外科、輸液、縫合并行，構成了極為特殊的一幅醫療圖景。

從武當山的角度看，這未嘗不是一種角色的延伸。自古以來，道教就把“濟世度人”掛在口頭，救人既包括精神層面，也包括肉體病痛的紓解。抗戰時期，那些手握藥壺、布條、魚肉、樹枝的道士，并未在史書上占據多少篇幅，但對那些躺在冷廟地板上、在簡陋病床上打擺子的傷員來說，這些人留下的，既是實實在在的痊愈傷口，也是一個時代里不那么顯眼，卻極具分量的一類記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