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英東建設廣州白天鵝賓館遭遇審批難，楊尚昆：我去看望一下葉帥

1979年春節前后，廣州珠江邊的夜風還帶著潮濕的寒氣，沙面島上卻已開始熱鬧起來。工地上的測量員扛著儀器走來走去，臨時搭起的木棚里，幾位從北京南下的干部圍著圖紙反復討論。有人悄聲問了一句：“這賓館，中央還沒批下來吧？”另一個嘆口氣：“批不批，誰也說不準，可香港那邊的錢和人都等著上馬?！?/p>

這一幕的背后，是新中國對外開放初期一個頗具代表性的難題：國家明明急需現代化涉外酒店，卻始終繞不過審批關口。更有意思的是，解決這個難題的突破口，竟然與一封中央文件、一位“紅色資本家”，以及葉劍英、楊尚昆兩位老一輩領導人的決斷緊密聯系在一起。

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剛剛推開對外開放的大門。外國商人、專家和旅游者一下子多了起來，而國內合格的涉外賓館卻少得可憐。1978年前后，北京只有七家涉外飯店，床位五千多張，真正能達到接待標準的也就一千來張。很多外賓住不進像樣的酒店，只能在酒樓大堂臨時擺床，這種局面顯然撐不起國家日益增長的對外交往。

在這種情況下，國家旅游總局提出一個新思路：在北京、上海、廣州、南京等地興建幾家中外合資的大型現代化旅館，用外資來補國內資金和技術的不足。這就是后來被稱為“八大合資飯店”的初步設想。設想提出來并不難，難的是要找到愿意率先“吃螃蟹”的港澳資本，同時還要想辦法沖破當時在制度、觀念和審批程序上的層層束縛。

說到“帶頭人”，不少北京和廣州的干部很快想到一個名字——霍英東。

霍英東1922年出生在香港一個漁民家庭，祖籍廣東番禺，少年時家境清貧，十幾歲就輟學謀生。他早年在香港跑碼頭、搞小買賣，后來抓住戰后經濟恢復和房地產開發的機會，在地產、石油、機械等領域打拼出一片天地，逐漸成為聲名顯赫的香港富商。坊間關于他資產規模的說法很多，有的夸張得近乎傳奇，不過有一點較為明確：他的資金實力和人脈，在港澳商界都舉足輕重。

與一般富商不同的是，霍英東同新中國的聯系并不淺?？姑涝瘧馉幤陂g，他冒著被港英當局打壓的風險，協助內地運輸“禁運”物資，堅持了三年之久，為前線提供急需的物資保障，這段經歷也讓他被不少人稱作“紅色資本家”。這種政治信任，在改革開放初期顯得尤為關鍵。

1978年，香港新華社有關負責人率先主動與霍英東接觸，希望他能帶頭回內地投資建設一座旅游飯店。當時環境尚未明朗，對于很多港商而言，投向內地既有感情因素，也有現實顧慮。霍英東聽完設想后，回應得很干脆，他表示可以承擔一半旅館的建設，還直接給出“捐贈半個酒店、五百個房間”的說法，態度頗為堅決。

同年7月，國家旅游局局長盧緒章在廣州再次約見霍英東，談得更加具體：希望他在北京或廣州投資建設一間現代化酒店，并提出了“每個房間10萬港元造價”的大致標準，對項目規格做出相對明確的定位。那時的中國在外匯和建設資金方面都十分緊張，要一次性籌出這么大的資金和配套建筑物資，難度不小。

霍英東卻看得很透。他認為，高檔酒店不僅是單純的經濟項目，更是一國形象的“櫥窗”。他提出可以投資建設一千到兩千個房間，資金全部自籌，對回報周期也不急于計算，坦言“投資一個酒店，是為了支援國內的改革開放”。在他的眼里，這更像是一場與國家同向同行的長期投入，而不是一筆短期買賣。

從資金賬面看，難題似乎解決了一大半。對霍英東來說，籌錢和物資并非最大障礙，真正棘手的，是如何在當時的體制環境下，使這樣一個特殊的“樓堂館所”項目順利落地。

完成初步意向之后，項目選址成了緊接著要解決的問題。廣州、北京都有提案，但霍英東最終還是把目光投向了自己更熟悉的廣州。他在珠江沿岸多處地塊之間反復權衡，最后出人意料地看中了條件并不優越的沙面島。

沙面島原名拾翠洲，是珠江沖積形成的沙洲，面積約三百三十畝。第二次鴉片戰爭后，清政府在被迫簽訂不平等條約時，將這里劃為英法租界。此后幾十年間，沙面島上西式洋樓成片，自成一套封閉格局，在廣州人的記憶里，這地方多少帶著些屈辱印記。

從工程角度看，在這樣的沙洲上建設大型高層酒店，地基處理和施工成本都很高，遠不如在城內選擇現成地塊來得省力省錢。但霍英東堅持不占用耕地和城市緊張建設用地，并明確表態：“要在屈辱之地建中國自己的現代化酒店，才能長民族志氣?！边@一句話，折射出他看重的并不僅是投資回報，更是一種象征意義——用一座新中國自己主導的現代化建筑，來覆蓋歷史上被人強行劃走的痕跡。

1979年1月23日，《廣州沙面白鵝潭投資興建旅館計劃意向書草案》正式簽訂。4月5日，項目又得到來自中央決策層的明確批復，賓館初名“白鵝潭賓館”，后來才改為更為響亮、也更具寓意的“白天鵝賓館”。從此，一個將來會在中國酒店業寫下濃重一筆的名字，第一次出現在正式文件上。

那么，從紙面到工地，距離看似只剩一小步，實際上卻橫亙著層層審批關口。在當時，“樓堂館所”被列為嚴格控制發展的建設項目，特別是大樓、高檔賓館一類，必須上報國務院審批。白天鵝賓館總投資超過五千萬美元，這在當年的建設項目中絕對稱得上“大手筆”，廣東省本身并無審批權限。

也正是在這一環節，霍英東一行人往返內地十多次。他與經貿部、僑辦、港澳辦、國家旅游局等多個部門反復溝通，遞交材料、說明情況，但遇到的多是猶豫與觀望——不是不承認項目重要性，而是國務院尚未形成完整的涉外合資酒店審批條例，各部門都擔心貿然拍板擔責。項目明明得到中央領導原則支持，卻因為程序空白，一時間陷入“人人支持、無人敢批”的僵局。

當時擔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兼任廣州市委第一書記的楊尚昆，對這一情況十分清楚。他既看到白天鵝項目對廣東對外開放的意義，又感到程序上的束手束腳。長期拖延既對霍英東不公，也會耽誤廣交會等外貿窗口城市的整體布局?？紤]再三，他決定尋求一位資深老領導的意見——葉劍英。

那是一次帶有特殊意味的“看望”。據相關回憶資料，當年楊尚昆提起此事時淡淡一句：“我去看望一下葉帥。”實則已經做好向葉劍英當面請示的準備。兩人在廣州相見，談起白天鵝賓館的推進情況，楊尚昆把審批過程中遇到的實際困難坦率擺出。葉劍英了解情況后，很快給出了明確的思路。

一、中央文件與地方擔當

葉劍英并不只是從經濟賬來衡量這個項目。他深知，改革開放初期，廣東被賦予“先走一步”的任務，不可能事事都等中央細則完備再行動。聽完楊尚昆的陳述，他給出了那句后來廣為人知的建議：“廣東省自己擔起來吧！有中央50號文件在手，你們自己審批就行了?！?/p>

這句話的分量，不在字面，在背后的授權邏輯。所謂“中央50號文件”，是中央下發的有關擴大沿海地區對外開放權限的重要文件之一，其中明確規定，對外商投資項目可按照投資額大小，由地方政府在一定權限內審查批準，個別再報中央備案。文件本意，就是要簡化程序，提高效率，讓地方在具體實踐中大膽探索。

楊尚昆聽到“有50號文件在手”這一句，馬上明白葉劍英的真實用意：在中央原則明確、方向清晰的前提下，對于符合集體決策精神、又具有重大示范意義的項目，廣東可以也應該主動承擔責任，而不是一味等待更上一級機關逐條核準。換句話說，中央已經給了“鑰匙”，如何開門，就看地方敢不敢用。

在那種對制度創新尚不熟悉的年代，這一點并不容易。審批程序一旦出錯，責任很難推脫，對習慣按部就班的干部來說，寧愿“不犯錯”，也不愿“搶在前”。葉劍英的一句指點，等于把政治風險壓在自己肩上，同時也明確向廣東發出了一個信號：在改革開放的重大問題上，既要守紀律，也要敢擔當。

廣東方面很快落實這一思路。憑借中央50號文件賦予的權限，相關部門重新對項目進行論證，將方案和投資情況在省、市層面逐級審議，在形成統一意見后，由廣東自行辦理審批手續，再按要求向中央報備。就這樣，一個原本在審批程序上“卡殼”的合資賓館項目，終于獲得了合法而明確的立項依據。

有意思的是，白天鵝賓館從一開始就被當作一個“試點樣本”。項目參與者心里都清楚，一旦這家酒店能在程序上順利跑通、在運營上成功站穩腳跟，將來其他城市的涉外酒店、合資項目就有了可參照的路徑。某種意義上說，這不僅是一家賓館能否建成的問題，更是改革初期怎樣在法律與政策仍在完善階段推動實際工作的典型案例。

二、沙面工地上的新規則

審批關口打開后，廣州方面立刻加快了籌建步伐。那時的沙面島，既有殘留多年的舊租界建筑，也有解放后接管的機關、住宅和倉庫，要在這樣的地段上規劃出一座現代化大型酒店，并非易事。城市建設部門、設計院、施工單位、港方代表，頻繁在工地和會議室間往返，重新梳理道路、供水、電力、抗震標準等一系列技術細節。

白天鵝賓館設計上堅持“自行設計、自行建設、自行管理”，并在建筑風格上兼顧實用與象征。外立面既要適應珠江兩岸的景觀，又要與沙面島現存建筑群協調，同時還要符合現代酒店的功能需求。設計團隊在有限時間內完成多輪方案推敲，而港方對建筑細節的現代化要求也遠超當時國內一般項目，這無形中將標準拉得更高。

在施工過程中，一個頗具爭議的問題突然擺到了桌面上：由于白天鵝賓館樓層較高，有人提出應在樓頂設置高射炮臺，以滿足當時對城市防空的考慮。按照冷戰思維，這樣的要求并不意外，但放在一個涉外酒店的頂層，無論從形象還是安全管理上都難以自圓其說。若真照此執行，白天鵝賓館很可能變成一幢“頭戴鋼盔”的建筑，既不利于對外形象，也會干擾正常經營。

針對這一點，相關部門反復討論，一度難以取得統一意見。支持設置炮臺的一方強調安全無小事，反對的一方則指出賓館功能的特殊性，擔心影響外賓觀感。爭論持續未決，又一次需要更高層領導出面定奪。

葉劍英再次表達了清晰態度。根據公開資料，他最終支持取消在賓館樓頂設置高射炮臺的方案，同時也反對在白天鵝旁邊額外興建大規模員工宿舍樓和自行車棚。這些附加建筑固然照顧職工便利，卻會破壞沙面整體風貌，也影響酒店主體形象。葉劍英的表態，使項目得以按照現代酒店的理念繼續推進，把白天鵝賓館當作面向世界的“窗口建筑”，而不是多頭兼顧的綜合設施。

這種取舍，看似只是幾座附屬建筑的問題，背后卻是觀念上的分水嶺。在新中國成立初期，城市建筑以實用為先，大型單位習慣“自成體系”，住宿、食堂、倉儲一應俱全。到了改革開放之初，如果仍然沿用這一套，把涉外酒店建成“大院式”封閉空間，就很難與國際現代服務業接軌。白天鵝在建設過程中刻意壓縮這類傳統配套，保持建筑的開放感，反映出決策者已經在思考：怎樣通過環境和空間設計，向外界展示改革開放后的新面貌。

1982年10月14日，白天鵝賓館在廣交會召開前夕正式進入試營業。當晚燈光亮起，珠江對岸不少市民遠遠望去，都覺得眼前這幢新建筑和印象中的“國營招待所”截然不同：高挑的大堂、通透的玻璃幕墻、江景與園林相結合的布局，既有現代感，又顯出某種鮮明的地域氣息。

為了給這家新酒店“撐場面”，時任廣東省委書記任仲夷帶隊前來參觀，同行的一百多人來自不同部門，他們在大堂、客房、電梯間仔細查看，既看軟裝、設施，也關注服務流程。這種幾乎用“檢查工程”的認真態度，折射出當時對涉外酒店概念的陌生和謹慎?；粲|見狀，心中頗為感慨，他知道，這不僅是對他個人投資的重視，更是對改革開放窗口形象的高度關注。

1983年2月6日，白天鵝賓館宣布正式開業。這一天，管理層做出了一個在當時相當大膽的決定：賓館大門向全體市民敞開，允許普通群眾進入參觀。有人擔心秩序失控，甚至有人提醒“要是硬件被弄壞了怎么辦”?；粲|卻堅持：“讓百姓看到改革開放的成果，才能增強信心?！边@句話，道出了他的一貫思路——現代化不只能讓少數人看到，而應讓更多人感到真實可觸。

開業當天的場面，在眾多報道中都有搔描：成千上萬的廣州市民排隊進門，不少人第一次看到自動門、電梯、旋轉燈飾，滿臉好奇。有市民專門去衛生間體驗抽水馬桶的沖水，甚至有人因為人多擁擠，鞋子被擠掉，只能赤腳走出，工作人員最后用籮筐把丟失的鞋成堆裝起。那一天，衛生間的紙巾消耗量高得驚人，而賓館的秩序卻并未失控。這種近乎“全民參觀新事物”的場景，為許多四五十歲以上的廣州市民留下深刻記憶。

從酒店業角度看，這樣的開放日仿佛一場別開生面的“社會教育課”。白天鵝賓館不再是遙不可近的“外國人住的地方”，而是擺在普通市民眼前的實物象征，有形地講述著“什么是現代服務業”。這種體驗本身，就在悄悄改變很多人對“高檔酒店”的想象，也推動城市在觀念上的解凍與轉向。

三、從無經驗到“世界一流”

白天鵝賓館真正的考驗，并不止于蓋起一座漂亮的樓。作為中國第一家由中外合作建設、由中國方面自行設計、自行建設、自行管理的大型現代化涉外酒店，它必須在實際運營中經得起內外賓客的檢驗。對于當時的廣州而言，這又是另一道不小的難題——全體員工幾乎都沒有真正的酒店行業經驗。

白天鵝開業初期共有約兩千名員工，絕大多數來自本地單位，有的原本干的是機關后勤，有的是服務行業的普通工人，也有應屆畢業的年輕人。大家都對“酒店管理”這個詞一頭霧水。按很多人的習慣想法，可以把管理權交給國外成熟的酒店集團，省事省心。但在討論中，霍英東態度非常堅決：管理權要掌握在中方便手里，服務標準可以學習國外，但制度和核心權力必須自立。

為了填補經驗空白，管理層采取了一套強度很高的培訓方式。一方面邀請外籍專家來館授課，從前廳接待、客房服務、餐飲管理到財務結算，一項一項建立流程規范；另一方面，又選派優秀員工分批出國，到香港、歐洲等地的酒店實地觀摩學習。許多年輕服務員第一次走出國門，回國后再把見聞轉化成具體操作細則，漸漸形成白天鵝自己的管理體系。

這種自我摸索的過程，難免出現磕磕絆絆。有員工回憶，當年有人看到賓客用信用卡結賬時，心里直犯嘀咕：“看不見現金，怎么保證真能收到錢？”更有一些人擔心，銀行系統配合不上，會搞出一堆對賬麻煩。對那時大多數中國人來說，信用卡還是相當新鮮的事物。

霍英東卻強烈主張盡快引進信用卡結算。理由很簡單：要真正接軌國際酒店業，就不能停留在“只收現金”的階段。經過多方協調，白天鵝成為國內較早一批接受國際信用卡的酒店之一，相關部門也因此在實踐中逐步磨合出一套與國際支付體系對接的方式。今天回看，這一步看似自然，在當時卻需要相當的魄力和預判能力。

值得一提的是，白天鵝在硬件和軟件上的高標準，很快引起國際酒店組織的關注。1985年，它被“世界一流酒店組織”接納為成員，這是中國酒店第一次以自主管理身份躋身該組織。這一事實不僅為白天鵝本身帶來聲譽，也間接證明了一個重要判斷：在充分學習借鑒的基礎上，本土團隊完全有能力把現代酒店管理做好，不必永久依賴外資集團的代管模式。

白天鵝的客人名單也頗具象征意味。1986年，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二世訪華期間下榻白天鵝賓館，這在當地引起不小轟動。當時許多廣州市民議論：“沙面以前是英國人的租界，如今英國女王住進了我們自己開的賓館?！边@種歷史層面的反差，給不少人帶來一種說不出的復雜感受：曾經的屈辱之地，見證著國家主權和城市氣象的變化。

從經濟賬來看，白天鵝賓館投運第一年就實現盈利，在當年的經濟環境下，這樣的成績并不多見。它的成功，帶動廣州及全國其他城市加快現代酒店建設步伐，也推動地方政府思考怎樣利用合資、合作的形式，引入資金和管理經驗。這種“以點帶面”的示范作用，恰好契合了它作為改革開放窗口的定位。

到八十年代中后期，廣交會周邊的賓館格局發生明顯變化，新的涉外酒店陸續出現。很多項目在最初論證時，都要提及白天鵝的案例：審批怎么走、資金如何籌、培訓怎么做、硬件標準達到什么程度。白天鵝幾乎成了一個行業“教科書式”的樣本。有人戲稱：“全國的星級賓館，多多少少都有白天鵝的影子?！?/p>

從更長的時間線看，白天鵝賓館的建設與運營，濃縮了改革開放初期若干關鍵變化：中央與地方權限關系的調整；對港澳資本的態度從謹慎防范到積極引導；“紅色資本家”參與國家建設的路徑日漸清晰；現代服務業在傳統計劃經濟框架中艱難起步；以及在國際交往頻繁的背景下，城市形象被放在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

如果把視線再拉回到1979年的那個節點，事情的起點其實很簡單：外國客人住不上像樣的賓館，廣交會的接待條件無法滿足貿易需求。正是這樣一件看似“具體瑣碎”的難題，催生出白天鵝賓館這樣的標志性項目，也使得一個身在香港的商人、一群敢于負責的地方干部和幾位深明大義的老一輩領導人，在珠江邊共同完成了一次頗具象征意義的合作。

審批難，的確曾讓白天鵝賓館一度停在紙上。但在中央授權文件的支撐下，在葉劍英一句“廣東省自己擔起來吧”的定奪下，在楊尚昆那句看似輕描淡寫的“我去看望一下葉帥”的主動擔當之中，這座賓館最終從圖紙走向現實。沙面島上的夜色，也從被動的陰影，逐漸變成了燈火映照下的新城市景觀。

此后幾十年，珠江江畔風云變換，廣州的天際線不斷刷新，但那座在改革開放初期拔地而起的白色建筑，一直靜靜矗立。它既是一個經濟項目，也是一個時代的注腳。那段圍繞審批、責任和決斷展開的故事，至今仍能從中看出不少關乎制度、觀念與膽識的細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