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3年廣東省委與谷牧拜訪葉帥，葉帥：你們回避，我要和谷牧單獨說

1978年5月的一個清晨，北京西郊的機場顯得格外忙碌。那天，一支即將踏上西歐考察之旅的中國政府代表團悄然登機，其中一位身材瘦削、神情凝重的中年干部格外引人注意，他就是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分管對外開放事務的谷牧。誰也不會想到，幾年之后，他會在廣東的溫泉小鎮，被一位年逾八旬的元帥單獨叫進屋子，握著他的手，一句一句地為改革開放“撐腰”。

這一前一后，時間只隔了五年多，卻恰好勾連起中國從探索開放、創辦特區，到頂住壓力破局的關鍵一段路程。廣東、北京、西歐、日本，這些在地圖上相距遙遠的地名，被一個個人物、一樁樁決策穿針引線，串聯成了一條清晰的歷史脈絡。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目光拉長一些，就會發現，這條脈絡甚至可以追溯到更早的年代。無論是延安整風時就思考工業化道路的新中國領導人，還是在沂蒙山區身負彈痕的青年干部，到了七八十年代，都不得不面對同一個問題：中國怎樣走向現代化，又怎樣在計劃體制和市場因素之間尋找新的平衡。

在這個問題上，谷牧與葉劍英的名字，被牢牢寫在一起。

一、從沂蒙山到西歐工廠：一個老干部的“第一次”

谷牧1914年出生在山東威海，少年時期在外祖父的嚴格管教下讀了七年私塾，背經史，練古文，對舊學頗下過一番功夫。試想一下，一個在鄉村學堂里跟著先生對對子、做文章的少年，很難預見到，幾十年后自己會在歐洲的工廠車間里，盯著轟鳴運轉的現代化設備，琢磨中國工業該向哪一步邁。

1941年前后，他在沂蒙山區從事抗日斗爭，右胸被日軍子彈擊中，留下終身的傷痕。家里人看到傷口時，無不揪心，這段經歷后來也深深刻在母親的記憶里。因此，當七十年代末，電視畫面中出現他在日本進行經濟談判、簽字落筆的一瞬間，年邁的母親情緒激動，拄著拐杖輕敲地面，嘴里喃喃地說出“漢奸”二字，這種糾結的情感，折射的正是那一代中國普通人的復雜心態。

然而，站在國家整體利益角度看，怎樣對待外資、怎樣面對曾經的敵國，又是另一重考量。不得不說，這種巨大的心理落差，對許多老一輩干部來說，是一場不容易的思想考驗。

1978年5月，在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不久，中央決定派出以谷牧為團長的政府代表團，訪問西歐五國。出國前，鄧小平專門把他叫去談話，語氣平靜卻十分明確，要他“好的也看，壞的也看”，要他對現代工業水平、經濟管理方式做扎實的調研。鄧小平還點明，資本主義國家里那些先進的、行之有效的經驗，可以為中國所用。

這次考察被后人稱作一次“破冰之旅”。一個月時間，代表團跑了25個城市，參觀80多個工廠、礦山、港口、農場、大學和科研機構，幾乎每天都在路上。白天看現場，晚上就地開會，連吃飯的工夫都用來討論，引申出一連串問題：技術從哪里引進、資金如何籌措、管理體制怎么配套，中國原有的那套高度集中的計劃體制，又該怎樣與這些新的東西對接。

1983年回憶起那段經歷時，谷牧坦言，當時內心沖擊極大。西歐各國對中國市場的興趣非常濃，也愿意通過各種渠道向中國提供設備、技術甚至貸款。與此同時，他也清楚看到，落差不在一兩項指標，而在整個工業體系的配套和管理機制的現代化程度上。

有人注意到，他第一次出國，給家人帶回的禮物只有一塊價值30美元的手表和一盒巧克力，算不上什么貴重之物。但真正重要的“禮物”，還是他腦子里慢慢形成的那套觀念——要發展工業，國內積累固然是根本，可在合適的條件下借助外部資金、利用外部技術，也是條不得不考慮的路。

二、引進、貸款與特區：在懷疑聲中摸索新路

其實，新中國剛成立不久，高層就已經意識到，工業化離不開資本，也離不開同世界經濟的接觸。1945年黨的七大上，毛澤東關于工業化資金來源的論述，清晰提出既要依靠自己積累，又要適當爭取外援。周恩來在主持經濟工作時，更是頻繁強調貿易往來、技術合作的重要性，認為任何國家都不可能孤立地搞建設。

然而，理念是一回事，具體到七十年代末，如何在新的國際環境下實實在在地引進資金與技術，又是一門復雜的實踐。1979年7月，《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通過并實施，這部法律的推出，背后正是谷牧等人反復調研、論證與推動的結果。法律生效后，外商在中國大陸投資辦企業有了明確的法律框架。

剛開始，全國只批準了六個合資項目，類型也比較“溫和”：餐館、照相館、養豬場之類，投資總額不過810萬美元。站在今天回頭看，這點數字顯得微不足道，但在當時，就是一顆顆試探性的火種。在這些小項目背后，是制度層面的一次開口，是觀念上的一次突破。

值得一提的是，在籌措外資方面，日本很快成為一個不可回避的對象。日本政府為發展中國家設立的“海外協力基金”，被視作一個可能的資金來源。對谷牧來說，這無疑帶有強烈的歷史和感情沖突，一邊是沂蒙山的流血記憶，一邊是國家建設現實的迫切需求。母親在電視機前的那聲“漢奸”，并非孤立的反應，而是許多曾經歷戰火的老百姓共有的情感寫照。

面對這些復雜情緒，谷牧并沒有退縮。他清楚，國家要走出去，要引資本、引技術，就必須有人扛起這面旗。哪怕背后有人指責、有人不理解，終究要有人站在談判桌前，把那些本來屬于“敵對陣營”的資源，盡可能轉化為對中國現代化有利的條件。說得直白些，這是“硬著頭皮往前走”。

1982年初，在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展開的背景下，國務院決定在辦公廳下設立“特區工作組”。谷牧牽頭組建這個小班子，又在他的堅持下，把這個臨時性質的工作組升級為“特區辦公室”，成為專門負責經濟特區事務的機構。組成人員不多，任務卻很重——從政策設計到協調部門，再到具體落實，幾乎都壓在他們身上。

壓力同樣如影隨形。有人質疑設特區會不會變成搞“資本主義”的試驗場，也有人擔心政策一旦失敗，責任該由誰來承擔。各種議論在社會上、機關里悄然流傳，帶來不小的壓力。谷牧看在眼里，心里很清楚，說穿了，就是很多人既動心又擔心，誰也不愿意做那個“第一個吃螃蟹”的人。

有一次，他專門把特區工作組的同志都叫到一起開會，布置工作之外，特意說了一番掏心窩子的話。他提到，關于特區決策，社會上有各種聲音，自己已經做好“被火燒趙家樓”的思想準備。這話雖帶點半開玩笑的味道，意思卻很實在：這條路不好走，可能要挨罵，可能要被當成“出頭鳥”。

他還當面表態，如果誰覺得顧慮太大，不愿意繼續干這項工作，可以提出調離。結果，沒有一人退縮。年輕一點的干部尤其明白，這是國家難得的一次制度創新機會，也是個人一生難遇的歷史舞臺。就這樣，一個小小的特區班子，在爭議和期待交織中，開始推動深圳、珠海、汕頭、廈門等地一步步試水開放。

三、1983年的溫泉會面：一雙老手的握緊

1983年4月，春光正好。谷牧在廣東省委主要領導任仲夷、梁靈光、劉田夫、吳南生等人的陪同下，用了幾天時間，把廣東幾個經濟特區的角角落落都走了一遍。從深圳到珠海，再到汕頭、中山，各類工地、碼頭、廠房、試驗項目，一處一處地看，對賬本也一頁一頁地翻。

從珠海返回中山的那天中午，一行人在國際飯店簡單吃飯。席間，任仲夷提起，葉劍英這段時間正在附近的溫泉休養。消息剛說出口，谷牧就表示，希望馬上聯系，他想去看看這位多年支持改革開放的老元帥。

1982年9月召開的中共十二大上，葉劍英以85歲高齡發表重要講話，公開提出要讓一大批年富力強的干部走上各級領導崗位，并主動說明自己已年老多病，決定“退位讓賢”。1983年初，他正式退居二線。這次回到廣東休養，既是調養身體，也是回鄉看看。

葉劍英出身廣東梅縣，早年長期在軍中與革命前線工作，但對家鄉的關注一直沒有放下。無論是解放后回到梅州視察時對群眾生活的關切，還是對地方干部作風的叮囑，抑或對經濟、文化建設的具體意見，都可以看出他對廣東這片土地有著特別深的感情。廣東要不要走在全國前頭，怎么走，這些問題，他尤為上心。

那天下午三點左右，陽光柔和。一行人到了葉劍英住處，遠遠就看見他坐在輪椅上，推到院中，等著來客。歲月雖在他臉上刻下深深的皺紋，但目光依舊銳利，精神不算萎靡。簡單寒暄后，大家進入客廳，氣氛一時有些嚴肅，又帶著幾分親切。

過了片刻，葉劍英忽然轉頭，對其他幾位廣東省委領導說，希望他們先到外邊等一等。他直截了當地說了一句：“我要單獨和谷牧說幾句。”這一句話，讓在場的人都明白，這次會面并不只是禮節性的問候，而是有話要當面交代。

房間里只剩下兩個人。葉劍英伸手緊緊握住谷牧的手，開口就是一句關切：“聽說你最近日子不好過？”這話問得不繞彎，顯然他已經知道特區工作組承受的種種壓力和非議。

谷牧當時沒有立刻多說，只是略微點了點頭。他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種回答。此時此刻，不需要再把那些議論、那些質疑攤開細講，兩個人心里都明白。

葉劍英接著說了一句分量極重的話：“記住，我葉劍英第一個支持你搞改革開放。”這并非客氣話，而是一種明確的政治態度。事實上，早在1978年谷牧從西歐考察回來作匯報時，葉劍英就曾當面鼓勵過他，要他“大膽講”，不要有顧慮，好的就是好，壞的就是壞。匯報后，他明確表示贊成引進西歐先進技術，態度鮮明。

正因為有這段早年的接觸，這次在廣東的溫泉會面，才顯得格外意味深長。一個是退居二線的老元帥，一個是正在一線推動開放的副總理，他們之間需要交換的，不僅是信息，更是一種“撐腰”和托付。

對話持續了一陣子，葉劍英問得很直接：“你能否頂住壓力？”這句話看似簡短，卻涉及到未來幾年特區命運的走向。如果連牽頭的人都信心不足，這個實驗就很難堅持下去。

“葉帥，我頂得住。”谷牧回答得很干脆，沒有過多修飾。屋子里靜了一瞬，隨即傳來葉劍英爽朗的回應：“那就好，那就好！”他又補充了一段意味深重的叮囑，大意是，小平把改革開放比作摸著石頭過河，你就是那個趟在前面的“偵察兵”，要殺出一條血路。計劃經濟一些地方行不通，也許特區能給中國找出一條新路。

不得不說，這番話既是鼓勵，也是一種期待，更是一種責任的壓實。從那以后，每當谷牧談起葉劍英在改革開放關鍵時刻給予的支持，總是止不住哽咽，可見這段經歷在他心中的分量。

四、十年奔走與晚年身影：特區“偵察兵”的另一面

從1979年初參與籌建特區，到1988年3月轉任第七屆全國政協副主席，谷牧在改革開放前十年里，一直扮演著多重角色。對中央決策層而言，他是具體抓開放政策、跑外資、談合作的執行者；對地方尤其是廣東、福建等地的干部而言，他則是能把“風向”帶到前線、把問題帶回北京的“橋梁”。

據統計，他前后12次到深圳等特區檢查指導工作，很多重大決策，如土地使用、稅收優惠、管理體制改革等，都是在他的參與甚至主持下討論、定稿，再逐步推行。有人形容，那些年他在京郊、南方、沿海之間來回奔波，既要向上負責，又要同地方干部一起想辦法，協調各方利益，難度可想而知。

改革之外，他還有另一面，讓不少與他共事的人印象深刻。1983年，鄧穎超與有關方面商量成立孔子基金會，提到名譽會長人選時，特意點名推薦谷牧。她給出的理由很樸素：他是山東人，自小讀私塾，對孔子和傳統文化有一定了解，治理此事比較合適。

這并非客套。谷牧少年時在外祖父陪伴下讀書，除了按課本背誦經史，他還經常被帶著去參加當地一些知識分子的聚會，對對聯、作詩文，練習書面表達。外祖父后來對他說，自己能教的已經差不多了，如果家里允許，就應該去外面上新式學堂。于是，他被送去威海衛報考初中，在小島上打下扎實的“童子功”。

這種傳統文化訓練，對他日后看待問題、處理人情世故，多少產生了影響。與他長期共事的國務院特區辦副主任趙云棟回憶，谷牧對古字畫、石玩情有獨鐘，經常在調研途中，順便走進路邊古廟看碑刻，對著幾幅古畫細細端詳。一些下屬跟不上他的興趣，只覺得這位老領導“談話很有文化”。

八十年代起，珠海的主要負責人梁廣大幾乎每年都要到北京看望他。兩人除了談特區工作，也會一起欣賞書畫古玩。條件允許的時候，他們還會去打一會兒高爾夫。等到2003年后身體開始明顯衰弱，有一次梁廣大問他是否還打球，他笑著回答：“沒力氣了，打不遠了。”一句玩笑話里，透出歲月不饒人的無奈。

家庭教育方面，他同樣延續了那種既樸素又嚴格的傳統。谷牧常對兒女說，他們是“革命的后代”，不能躲在后面享福。上世紀六十年代中印邊境緊張時期，周恩來在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到，自己沒有兒子，但要送侄子上前線，當場號召干部把子女送去部隊鍛煉。谷牧馬上站起來說，自己的大兒子高中畢業，可以去當兵。就這樣，兒子被送往西藏前線，一待就是近十年。

這種做法，在今天人看來或許顯得有些“硬”，但在那個時代，確實體現了不少老干部的共通心態：要求別人做到的，自己和家人要先做到。這與他在特區問題上“準備被火燒趙家樓”的心態，某種程度上是一脈相承的。

晚年，他對特區歲月的回顧并不花哨，更多是從具體政策、具體人物談起：哪一年哪項規定調整了，哪一次談判卡在哪個環節，哪些地方干部敢闖敢干，哪些地方又顧慮重重。與其說是在追憶個人功績，不如說是在復盤一段制度探索的來龍去脈。

從1978到1988，不過十年時間。可在這十年里，中國從閉塞走向開放，從單一體制一點點走向多層次、多渠道的探索。鄧小平被稱為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在這幅藍圖背后，谷牧這樣的“工程師”“偵察兵”，既要敢想，又要敢干，還得扛得住非議與壓力。

1983年，廣東溫泉小院中的那次握手，表面上只是兩位老同志之間的談話，實際上卻濃縮了那個時期一種頗為獨特的歷史氣氛：一方面，老一輩革命家逐漸退居二線，把位置讓給更年輕的干部；另一方面，他們又通過一封封信、一句句叮囑，把自己對國家未來道路的判斷與希望，托付給下一批承擔責任的人。

從沂蒙山的硝煙到西歐工廠的轟鳴，從日本談判桌上冷靜的簽字，到廣東特區炎熱工地上的實地踏察，這些看似散碎的場景拼合在一起，構成了谷牧一生中最為關鍵的一段行程。倘若沒有那場西歐之行，沒有那部合資法，沒有那幾個起初規模并不大的經濟特區，中國改革開放的路徑或許會更為曲折，節奏也未必相同。

而在眾多關鍵節點中，1983年那次葉劍英“請人回避”的單獨談話，確實值得記上一筆。它提醒人們，在重大歷史轉折中，既有宏大的決策與文件，也有看似普通的一句承諾、一聲“我第一個支持你”。有時候，正是這些看似細微的瞬間，讓后來者更能看清，當年的選擇，是怎樣在猶豫與堅定之間，一步步走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