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8年梁明德追悼會上，任仲夷問項南他們的關系，項南：他是我親爹

1978年10月2日，福建龍巖的秋雨剛停，當地醫(yī)院里一位年逾八旬的老人安靜地走完了自己的生命旅程。按照住院檔案，他叫項與年；而在不少老地下黨員的記憶里，他還有一個更熟悉的名字——梁明德。誰也沒想到，一個月后，在沈陽的追悼會上，會因為他和“中央部長”之間的一句回答，讓在場許多人驚訝得說不出話來。

有意思的是，這場“驚訝”，其實早在幾十年前就已經埋下了伏筆。父子分離各自參加革命，改名、隱蔽、失聯(lián)、再相認，這些看起來只會出現在小說里的情節(jié)，在這對福建父子身上，卻是實實在在的經歷。故事的開頭，要從清末民初的閩西山鄉(xiāng)說起。

項與年1894年出生在福建連城縣朋口鄉(xiāng)，山中小村，田薄人多，能吃飽飯已不容易。他卻偏偏對書本有股倔勁，沒進學堂就自學認字，村里長輩都說這孩子腦子活。少年時，他就常替人打抱不平，對鄉(xiāng)里那些橫行鄉(xiāng)里的惡霸，很看不慣，嘴上不肯讓步，心里也隱隱覺得，這樣的日子不該一直這么過下去。

家庭的命運，很快把他推到了另一條路上。因為家窮，父母早早為他抱來一個童養(yǎng)媳王村玉，算是為兒子“鎖定”一門親事。可日子越來越緊，家里實在撐不住，父母咬咬牙，把他和童養(yǎng)媳一同過繼給開藥鋪的堂叔。堂叔家境殷實，起初對這個過繼侄子很不錯，還送他去私塾讀書。

轉折出在堂嬸生下了親生兒子之后。從那以后，堂嬸看他的眼神變了，言語間也多了冷淡甚至排擠。書還在讀，心氣卻憋在胸口，受的冷眼越多，心里的反抗念頭就越清楚：這世道不對，得想辦法翻一翻。

1918年，他去了南京探望在法院當法官的大哥項廷爵。南京城里信息繁雜，各種新思潮往來碰撞。大哥接觸的，不只是官府文件，還有關于共和、法治、革命的議論。在這樣的氛圍里，項與年接觸到孫中山領導的革命思潮，聽得多了，便不甘心再回到那片逼仄的山鄉(xiāng)生活。慢慢地，他從旁聽者變成了參與者，投身到反清反軍閥的潮流中。

也是在他離開家鄉(xiāng)的那一年，妻子王村玉在閩西老家生下了第一個兒子，取名項崇德，后來這個孩子改名叫項南。父親走上革命道路，兒子還在襁褓里，這一別，就是命運為他們設計的漫長分離的開端。

一、南洋歸來，父子短聚又分離

到了20年代，大革命風起云涌。國共第一次合作建立，工農運動、學生運動如火如荼。1925年，項與年在浙江一所小學任教時，正式加入中國共產黨。組織很快發(fā)現，他膽大心細，善于做群眾工作，便派他遠赴南洋，到當時的荷屬東印度（今印度尼西亞一帶）做黨的工作。

在印尼華人社區(qū)，他以教師、商人等身份為掩護，發(fā)動華工、聯(lián)系華僑，多次參與、組織工人運動。因為活動頻繁，很快引起當地殖民當局的警覺。一次行動后，他被逮捕入獄。要不是當地一些華僑冒著風險周旋，他很可能就出不來了。即便如此，也在監(jiān)獄里關了五個多月，最后被驅逐出境。

回國那天，他已是身無分文，衣衫襤褸，走進閩西老家，家里人看著他狼狽的樣子，先是心疼，后是寬慰：錢丟了沒關系，人活著就好。根本沒人想到，他并不是去“做生意”，而是去干了一件在當時說出口會丟腦袋的事情。

短暫休整后，黨組織又有了新安排。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后，革命形勢急轉直下，上海、南京一帶的白色恐怖日益嚴重。項與年被調往上海，從事更為隱蔽、更危險的工作。對外，他的公開身份是南京華僑事務委員會科長；在上海勃生路，他又辦了一所復生小學，自任校長，在教書育人的外殼下，秘密承擔著黨中央特科的地下任務。

也正是在這一段時間，他第一次試圖把妻兒接到身邊。為了便利掩護，他把王村玉和孩子們從閩西山里接到了上海。那時，兒子項崇德已經12歲，跟著母親帶著小妹，從閉塞的山村一路顛簸來到大上海，住進了法租界一帶的一處弄堂里。

那晚，久別重逢的夫妻躺在小屋里，窗外是上海弄堂特有的腳步聲和叫賣聲。王村玉終究忍不住，把壓在心里的疑問問了出來：“你這些年，跑來跑去，到底在做什么生意？”項與年沉默片刻，只回了一句：“比生意更重要的事。”她沒放棄，又追問一句：“重要到要丟命？”他輕聲說：“讓農民有田種，讓工人有工作，讓窮人也過上好日子。”

“那不就是紅軍干的事？”這句幾乎脫口而出的話，把他嚇了一跳，趕緊壓低聲音叮囑：“這些話，千萬別對別人說，會出大事的。”那一晚之后，王村玉心里有數，卻從不再追問。她只知道，丈夫干的是大事，問多了，只會添亂。她也教育子女，在外面對父親的事少說少問。

這段在上海的日子，對項崇德而言，既新鮮又迷惑。家里來來往往的陌生人很多，穿著各異，說話謹慎。他被告知，這些都是“表叔”。奇怪的是，不管來的人身份如何，大家都叫父親“老梁”。一次吃飯，他壓低聲音問了一句：“他們怎么都叫你老梁？”這句看似無心，卻險些捅破天。項與年臉色一變，只用眼神制止兒子。王村玉趕緊拉過孩子，嚴肅地說：“這里不是老家，你只管好好讀書，別的事別問。”

1932年，形勢更加緊張，項與年奉命撤離上海，另有重任。他把正在上海強恕中學讀書的兒子，托付給老同學張雪澄照看。很快，他又換上了新的身份——化名梁明德，打入江西省第四保安司令部，當上機要秘書。

這一身份的危險和價值，很快在1934年體現出來。10月，蔣介石在廬山召開五省軍政要員軍事會議，會上形成了圍剿中央蘇區(qū)的重要計劃。參會的德安保安司令莫雄，也是中共地下黨員。他從會議精神中嗅到巨大的危險，回到司令部后，第一時間找到安排在身邊的“機要秘書”梁明德，希望能把這份關系到中央紅軍生死存亡的情報送出去。

兩人經過反復推敲，把會議內容用密碼形式記在一本四角號碼字典上。為了保險，項與年索性把自己化裝成乞丐，連門牙也主動敲掉四顆，衣衫襤褸，從德安一路轉折，到達瑞金，把那本字典交到了周恩來手中。正是這份情報，讓黨中央及時掌握了敵人圍剿意圖，作出戰(zhàn)略突圍的重大決策。多年后，毛澤東提起這次情報時，評價“功績很大”。而在閩西山里，妻兒并不知道他身在何處，只當這個人又像往常一樣“出去做生意了”。

二、母子失散，各自走上革命路

地下工作越深入，家庭破碎的風險就越大。這一點，在項與年的家庭里，體現得格外殘酷。上海的白色恐怖日漸升級，地下黨電臺、聯(lián)絡點被一個個挖出來。王村玉和子女生活的住所，也因為作為秘密聯(lián)絡點而暴露。一天，敵人突然闖進家門，王村玉和年僅7歲的女兒被捕，只有在南京讀書的項崇德僥幸躲過。

當少年項崇德接到消息趕回上海時，家早已人去屋空。他在熟悉的弄堂里來回尋找，只能從鄰里零碎的話語中拼出殘酷的事實：母親和妹妹進了監(jiān)獄。沒有渠道，沒有力量，他只能先回南京讀書，同時到處打聽母親的下落。這種無力感，對一個十幾歲的少年來說，不難想象。

王村玉被押進監(jiān)獄后，面對敵人的審問，表現出了超乎出身的堅韌。她堅持稱自己只是普通鄉(xiāng)下婦人，對外面的事一概不知。敵人問不出有價值的情報，只能用軟硬兼施的辦法拖著。獄中環(huán)境惡劣，長期營養(yǎng)不良，女兒不幸染上骨椎結核，背部潰爛嚴重。敵人怕人死在獄里惹麻煩，只好把母女草草放出。

重獲自由的那一天，項崇德終于與母親和妹妹在破舊的房間里重逢。三人抱頭痛哭，既是釋懷，又是從此將要各自承擔更多苦難的起點。冷靜下來之后，王村玉做出一個艱難決定。她對兒子說：“上海不能再待，你父親又沒消息。我得回閩西老家，你在外面要好好讀書，好好活。”這段叮囑，既是母親的擔心，也是她對兒子韌性的一種信任。

臨別前，他們在上海照相館拍下一張全家福。這張照片，在戰(zhàn)火紛飛的年代里，成了母子三人各自懷里的“念想”。后來回憶起來，這竟是全家在戰(zhàn)爭歲月中唯一留下的合影。

回到老家之后，王村玉開了幾畝地，想靠雙手把日子撐下去。然而，病弱的女兒最終還是沒熬過去，因病離世。這一打擊幾乎讓她失去支撐。為了躲避敵人可能的追捕，她干脆裝成乞丐，背著破布包，在閩西大山里一路流浪、討生活，過著流離失所的苦日子。

與母親在山里艱難求生不同，項崇德在外面也悄然走上了父親的道路。1932年，他就參加了革命，比他父親當年估計的時間要早。他當過少先隊隊長，參加各種進步活動。1936年，組織派他到福建長樂從事抗日救亡工作。舉宣傳旗、辦講演會、貼傳單，他在這個崗位上做得很賣力，行動頻繁，自然引來國民黨當局的注意。

不久，他因抗日活動被逮捕。多虧黨組織和幾位連城籍同鄉(xiāng)斡旋，其中包括國民黨縣長秘書羅心如等人聯(lián)手營救，才從牢里撈了出來。出獄后，為安全起見，他改名為“項南”，離開原地，輾轉來到廣西桂林，再走香港，經由地下交通線，最終抵達蘇北新四軍根據地，投入抗日武裝。

這一切，項與年都不知道。他在1938年前后從上海輾轉到延安，接受整訓與安排，隨后被派赴東北工作。抗戰(zhàn)勝利后，他先后擔任松江省延壽縣縣長、松江省建設廳廳長、遼寧省工業(yè)廳副廳長、旅大行署農村廳廳長、旅大市農業(yè)局局長、東北人民政府人民監(jiān)察委員會高級專員、遼寧省監(jiān)察廳副廳長等職務。職務在變，地方在變，他心里的牽掛始終沒變：閩西的妻兒到底在什么地方，還活著沒有。

與父親奔波東北相對應，項南的軌跡則鎖定在華東大地。1938年，他正式入黨，在順昌抗敵劇團任團長，用文藝形式宣傳抗日。1941年前后，經香港輾轉，他赴蘇北參加新四軍，之后逐步成長為青年干部。到1951年，他已擔任共青團安徽省委書記、安徽大學黨委書記，在新中國的政治舞臺上嶄露頭角。

從時間線上看，父子二人在抗戰(zhàn)和解放戰(zhàn)爭時期，其實不止一次“擦肩而過”。他們同屬一個陣營，同在抗戰(zhàn)前線和解放區(qū)工作，卻因為彼此改名、組織保密，以及通信困難，沒有人能把“梁明德”和“項南”這兩個名字聯(lián)系到一起。更復雜的是，連他們自己也說不清家庭情況。

1943年，蘇北抗日根據地開展整風審干，要求每名干部詳細報告身世和社會關系。項南在填寫材料時，愁得直撓頭。他真不知道父親當年具體做什么。印象里，只記得小時候家里來往的人很多，職業(yè)、背景都說不清。按表格中的要求，他勉強寫上“父親在上海做生意”，提及曾住在八仙橋一帶，但細節(jié)含糊，只能用“可能”“大概”“或許”一類詞語。

負責審查的人看后有些遲疑，認為這種說不清家底的情況，要仔細甄別。幸好，有了解內情的同志提醒：“他父親有可能是地下黨，按規(guī)定是不許向家人透露情況的。”那位同志又叮囑：“這種情況，很普遍，不必過分懷疑。”項南也只好說：“可能是吧。”沒多久，他覺得這樣的答復對組織不夠負責，又提出改寫材料，害得審查小組一時左右為難。最后，還是領導拍板：“現在戰(zhàn)亂，許多人家破人亡，說不清親屬情況正常，讓他在斗爭中接受考驗就行了。”

如果說父子二人在戰(zhàn)場與機關中彼此錯過，還帶著時代的悲壯色彩，那么母親王村玉在閩西大山中的生存，更像是一部隱身在史書腳注里的苦難史。解放后，華東局組織慰問團前往閩西老區(qū)，慰問那些在革命中付出巨大犧牲的群眾，同時也順帶登記失散家人的信息。王村玉在山中聽說這個消息，猶豫了幾天，終究帶著那張發(fā)黃的老照片趕到登記點，顫抖著說出丈夫、兒子的名字。可是，丈夫改名“梁明德”，兒子改名“項南”，幾輪登記下來，她始終聽不到一點確切回音。

慰問團把登記的名單整理成冊，從閩西送到上海，再下發(fā)給各地機關單位。一天，已經身居團省委領導崗位的項南，翻閱這本名單時，突然在其中一頁看到了一個熟得不能再熟的名字——王村玉。那一刻，他幾乎不敢相信，反復核對籍貫、年齡、親屬信息，才確認錯不了。很快，組織派人去接，把這個在大山中攏著破棉襖過日子的老婦人，接到了城市，讓她和已經成了領導干部的兒子團聚。多年苦難，就此畫了一個不那么完整但足夠溫熱的句號。

剩下的懸念，就是父親項與年在哪里。

三、干部名冊里的“胡子叔叔”

解放后，隨著國內形勢逐漸穩(wěn)定，許多革命者開始利用有限的時間，嘗試尋找失散多年的親屬。項與年赴東北工作安頓下來后，心里那根牽掛家庭的弦又繃緊了。他記得，當年離開上海時，曾把兒子托付給在上海當教師的老同學張雪澄。于是，他設法輾轉寫信打聽。回信的內容不算多，大意是：那孩子后來去了皖北參加革命，具體在哪個單位工作，已經不知道了。

要從偌大的安徽找到一個改名后的革命干部，談何容易。不過，消息并不是全無線索。建國初期，安徽的黨政架構還在調整中，先有皖南、皖北兩個區(qū)黨委性質的機構。1949年3月，曾在東南戰(zhàn)場上頗有聲望的曾希圣，被任命為中共皖北區(qū)委書記兼第三野戰(zhàn)軍皖北軍區(qū)司令員、政委。到1952年，皖南、皖北合并，安徽省委正式成立，曾希圣出任第一任省委書記。

項與年聽說兒子可能在皖北搞團的工作，就托人寫信給老戰(zhàn)友曾希圣，請他幫忙打聽。信里只提：“我的兒子參加了革命，據說在安徽團的系統(tǒng)工作，現在叫不上新名字，只知原姓項。”這里還有一個關鍵細節(jié)——曾希圣只知道這位老戰(zhàn)友在東北叫“梁明德”，并不知道“項與年”這個本名。

收到來信后，曾希圣答應幫忙。但他手上的信息有限，只知道“姓梁的老戰(zhàn)友在東北工作，他的兒子可能在安徽搞共青團”。為了落實這件事，他直接把任務交給了當時在安徽團省委工作的一名干部——項南。他對項南說：“有個姓梁的老戰(zhàn)友在東北，讓我?guī)退覂鹤印Ｂ犝f他兒子在安徽搞團的工作，你幫著查查，看組織系統(tǒng)里是不是有姓梁的年輕干部。”

這話聽起來再普通不過。項南也按程序辦事，從團系統(tǒng)名冊上逐個查找姓梁的干部。結果倒是查出了十多個人，但年齡、履歷、籍貫與信里描述的都對不上，他只好把查到的情況一一整理，準備向領導匯報。

一次干部會議的間隙，曾希圣又提起這事：“我讓你查的那個姓梁的同志，有眉目了嗎？”項南把手頭的情況簡單說了一遍，神情有些為難：線索模糊，很難確認。曾希圣考慮到戰(zhàn)亂年代，許多家庭離散，信息本就不全，也沒責怪他，只是覺得這事不能就此擱下。于是，干脆把項南叫到家里，打算詳細把自己知道的線索都說一遍。

在家里，這位老將領慢慢回憶：“這個老戰(zhàn)友叫梁明德，福建人。抗戰(zhàn)前在上海八仙橋一帶住過，家里有一兒一女。”說到這里，他頓了頓，又補了幾句當年的細節(jié)。項南聽到“福建人”“八仙橋”“一兒一女”這幾樣條件，心里忽然一緊，有種說不出的熟悉。他忍不住插話：“真巧，我也是福建人，也在八仙橋那一帶住過。”

曾希圣聽完，隨口問了一句：“那你家當年住在八仙橋哪條路？你父親干什么？”這兩個問題，對項南來說，并不陌生。整風審干時，組織也問過類似內容。他想了想，說：“當時住在法租界維爾蒙路德潤里24號，我父親在上海做生意。”這句話一出口，曾希圣的表情明顯變了。他太清楚這個地址的含義，那是當年上海地下黨一個重要秘密聯(lián)絡點，極少數人才知道。

“你家，怎么會住在那兒？”這個追問里，已經帶著試探。項南被問住了，只能實話實說：“那時我是跟母親一起搬過去的，大人怎么安排，孩子也說不清。”在一旁聆聽的曾希圣，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年輕干部與那位老戰(zhàn)友之間，很可能存在某種關系。

接下來的一連串問話，更像一場記憶對接。他又問：“當時你父親家里來往的人多不多？都是什么人？”項南想了想，說：“人挺多的，進進出出。有一個留胡子的叔叔，在家住過一段時間，還帶我逛過大上海，照過哈哈鏡。”這個細節(jié)，不得不說，很關鍵。一個成年人帶小孩去照哈哈鏡，在成人的記憶中可能只是小事，在孩子心里卻足夠鮮亮，經年不忘。

“嗯？”曾希圣愣了一下，整個人像是被那句“哈哈鏡”一下子拉回到了幾十年前的上海。那時，他隱蔽在法租界，從事地下工作，曾長期住在老戰(zhàn)友家里，還騰出時間牽著戰(zhàn)友的兒子，在弄堂和游樂場之間穿梭，給緊張壓抑的地下生活添一點笑聲。如今，他面前這個干部，說出了幾乎一模一樣的場景。

心里有了七八分把握，他索性笑著問了一句：“你再仔細看看我，看看像不像你記憶里的那個‘胡子叔叔’？”項南盯著眼前這位省領導，認真看了一會兒，眉頭漸漸舒展開來，脫口而出：“胡子叔叔？”這三個字一出來，兩人之間懸著多年的那根線，忽然繃斷又接上——曾希圣一下站起來，難掩激動：“找到了，你就是老梁的兒子！”

至此，一切線索連成一條清晰的線。所謂“姓梁的老戰(zhàn)友在東北找兒子”，其實說的就是項與年；而被委托“幫忙找人”的項南，正是失散多年的兒子項崇德。梁明德，就是那個在閩西走出的少年項與年。

關系搞清楚了，要見面，卻沒那么容易。一個在東北，一個在安徽，各自肩上工作極重，交通、時間都不好安排。這里還有一層現實：兩人都習慣低調，從來不愿把自己家庭背景拿出來說嘴。直到1953年開全國會議，項南去北京出差，這才專門抽空給父親寫信，約在頤和園見面。

那天，北京的風有點冷。父子兩人在園子里相對而立，一個頭發(fā)已白，一件舊棉大衣穿了許多年；一個正當壯年，肩上已扛起不小的擔子。過去十幾年的風風雨雨，在他們臉上的皺紋和眼神中，留下深深淺淺的痕跡。見面那一刻，沒有電影里那種大張旗鼓的煽情，只是簡單的一句“來了？”和一個略顯笨拙的擁抱。兩人都明白，能在這樣的時候再見一面，已經是很多戰(zhàn)友連做夢都不敢奢望的事。

從那以后，他們名義上恢復了父子關系，情感上卻依舊樸素克制。工作壓力大，見面機會不多，也幾乎不對外提起家庭情況。知情的人，本來就不多；到了“特殊年代”，一些相關的人又先后離世，比如1968年曾希圣去世，知情者更是寥寥。于是，在多數人眼里，“梁明德”和“項南”，始終是風格相近、卻毫無瓜葛的兩名干部。

四、1978年追悼會上的一句話

時間推進到1978年，這一年，對許多老干部來說，是人生軌跡的又一個轉折點。10月2日，在閩西山區(qū)工作檢查的項與年，因病在福建龍巖去世，享年84歲。龍巖地委為他舉辦了追悼會，當地許多老區(qū)群眾和干部來送這位長期隱姓埋名、默默奉獻的老人最后一程。

幾乎在同一時間，遠在北京的項南正帶領中國農機代表團，準備出國考察。剛要登機時，噩耗傳到耳邊。身為兒子，他當然希望能立即趕回去見父親最后一面。然而，任務已經排好，出行代表的不只是個人。權衡再三，他壓下眼眶里的淚，只能叮囑妻子：“替我回去，給老人家送行。”這一句看似平靜的話，對他本人而言，恐怕是難以再提起的內心疼痛。

11月初，考慮到項與年長期在東北工作，遼寧省委決定在沈陽專門為他舉行一次追悼會，時間定在11月7日。那天，很多老干部都來了。時任遼寧省委第一書記的任仲夷親自出席，致悼詞、默哀、鞠躬，一切按程序進行。追悼大廳布置樸素，沒有太多鋪張，但老同志們站得很整齊，神情嚴肅。

就在大家以為這場追悼會按慣例進行時，會場里出現了一個引人注意的身影——當時已擔任中央第一機械工業(yè)部部長的項南，和夫人一起，安靜地站在人群中。對許多遼寧本地干部來說，這位部長的出現本不奇怪；奇怪的是，他在悼念結束后，主動走到靈前，久久駐足，神情非常凝重，獻完花圈，還又深深鞠了一躬。

不少人私下嘀咕：部長和老梁什么關系？革命年代似乎沒聽說兩人一起工作過。任仲夷本是見多識廣的人，這一幕卻也讓他有些納悶。悼念儀式告一段落后，他找了個不顯眼的角落，把項南輕輕拉到一旁，壓低聲音問了一句：“你跟梁老，怎么認識的？”

項南沉默了一下，臉上略帶為難，最終還是用最簡單的四個字給了回答：“他是我爹。”這個答案，讓任仲夷愣在原地。很多事情，在這一瞬間串聯(lián)起來——東北那個長期在基層默默工作的老同志，上海“梁明德”的舊事，安徽那位風格嚴謹、低調務實的省部級干部，竟然是一對在戰(zhàn)火中失散、多年后悄悄重逢而不張揚的父子。

后來的交談中，任仲夷逐漸理清了這段曲折的經歷。對一個經歷過長征、親歷過許多生離死別的老革命來說，這樣的故事并不少見，但像這樣父子各自改名，在同一陣營并肩戰(zhàn)斗十多年卻互不知情，再通過戰(zhàn)友層層線索相認的情況，仍然讓他感慨不已。更讓人動容的是，這對父子在重新相認之后，依舊保持極高的克制，從未利用這層關系謀求任何便利，一直維持“各干各的工作”的狀態(tài)。

追悼會結束，人群漸漸散去，沈陽初冬的風透著寒意。對大多數與會者來說，這場追悼會只是對一位老干部的致敬。但對項南而言，這是對父親一生隱忍與擔當的最后告別，也是對那段被隱去的家史的一次公開印證。任仲夷的那句疑問和他的那句回答，在場的人或許很快淡忘，可在歷史的紋路里，卻留下了清晰的一筆。

項南后來的工作，繼續(xù)在福建展開。1980年12月，他奉中央決策，調任福建省委常務副書記，1982年2月起出任福建省委第一書記兼省軍區(qū)第一政委。當時的福建，還是相對偏遠的沿海省份，經濟基礎薄弱，交通不便。如何把沿海優(yōu)勢轉化為發(fā)展動力，是擺在他面前的重大課題。

1984年2月，鄧小平來到廈門，視察經濟特區(qū)的建設情況。座談中，項南談到擴大廈門經濟特區(qū)范圍、探索建立自由港的設想，提出了一些頗具前瞻性的意見。這些想法，得到了鄧小平的肯定。此后，福建沿海開放的步伐逐漸加快，廈門經濟特區(qū)也一步步走向成熟。

回望這一連串時間節(jié)點，從1894年閩西山鄉(xiāng)的窮苦少年，到1934年廬山會議之后冒著生命危險送出情報的地下交通員，再到東北地方政務中的“梁明德”；從1920年代閩西小屋里啼哭的孩子，到1940年代蘇北根據地里經整風審查的青年干部，再到新中國成立后肩負重擔的省部級領導，“項與年”和“項南”這兩個名字，在不同的歷史階段，有著各自冷靜、克制的軌跡。

值得一提的是，他們的故事在相當長時間里，并未被當作傳奇廣泛傳播，而是以一種近乎隱身的方式存在在檔案里、回憶錄中和少數人的記憶里。父子同為革命者，卻在最兇險的年代為了彼此的安全，選擇互不知情；重逢之后，也不以親緣作資本。這種隱忍與克己，不是口號，而是在漫長歲月中一天天做出來的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