堅守“地名標準化”的初心使命——《地名用字學術論文》序言

江西地名研究

關注我們，獲取更多地名資訊

天、地、古、今，鑄就國家的地名事業，關聯自然、人文諸多學科，而直接關系地名的形成與使用、堪稱地名工作“左膀右臂”的有兩門：一是語言文字，一是歷史地理。其中，語言文字的作用更大些，因為地名只有口頭、書面兩種表達方式，不是用語言把地名說出來（口頭方式），就是用文字把地名寫出來（書面方式）。試想，離開語言文字，還會有地名的產生、應用與延續嗎？投身國家地名事業40余年的經歷，讓我逐漸懂得并深信這一點。

走進持續推動全球“地名標準化”的聯合國總部

上世紀的1973年2月，聯合國秘書長瓦爾德海姆來函，邀請已恢復在聯合國合法席位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出席聯合國地名專家組會議。由于我國正處于非常時期，對于尚無專業機構的地名業務準備不及，周恩來總理主持的中央政府決定：“盡快著手組織一個專門班子，負責搜集有關資料，進行研究工作，并盡速出版漢語拼音版的中國地圖，以便為今后參加地名專家會議及第三屆聯合國地名會議做好準備。”隨之，恢復已被撤銷的國家測繪總局，承擔國務院原內務部的地名管理職能（1988年劃歸民政部）。1977年8月，在希臘雅典舉行的第三屆聯合國地名標準化會議，聽取中國地名工作的進展報告，決議“采用漢語拼音系統作為漢語地名羅馬化國際標準”，使之成為率先在語言文字領域取得的中國地名工作重大成就。日后，我將當代中國地名事業的興起歸結為“外促內”。

作為聯合國地名組織創立的初心與使命，實現全球“地名標準化”的理念隨之傳入我國，成為國家地名事業的主導思想與奮斗目標。我以為，結合我國的實際情況，“地名標準化”可分作兩個層次：1.對內的“國家標準化”，以國家通用語言文字為基準，規范漢語地名的字形、字音并正確表達字義，規范民族語地名的漢字譯寫或音譯轉寫。2.對外的“國際標準化”，以國家通行的《漢語拼音方案》（即漢語拼音系統）為基本遵循，規范中國地名的羅馬化拼寫形式；以漢語普通話和規范漢字，進行外國語地名的漢字譯寫。于是，地名的書寫、讀音、含義、拼寫、譯寫，就成為地名標準化的五項內容，也是地名領域語言文字規范化的五項任務。

語言界為中國“語言文字規范化”而不懈努力著

其實，從1949年10月1日開始的當代中國，已就漢語、漢字的規范化付出了多方努力，也為隨后的地名標準化奠定了基礎、提供了依據。例如：1955年整理第一批異體字，以統一字形、減少字數；1956年推行第一次簡化字，以精煉結構、減少筆畫；1957-1962年三次審定普通話異讀詞，前后兩次包括常用地名的異讀音；1958年推行《漢語拼音方案》，也用于標注全國地名的普通話讀音；1988年制定《現代漢語通用字表》，也便于劃定地名生僻字及今后命名用字選取范圍；2000年實施《國家通用語言文字法》，其核心“推廣普通話，推行規范漢字”成為中國地名標準化的根本準則。

我對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給予特別關注，并籌劃開展全國規模的地名用字讀音審定，始于上世紀末期參與的重大專業項目——國家民政部、解放軍總參測繪局聯合編制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區標準地名圖集》，它創造了中國地圖史上“四個第一”：第一次完全以標準全稱表示省、地、縣、鄉四級政區；第一次收齊全國4.8萬個鄉鎮及城市街道（辦事處）；第一次在國家地圖集分色標繪縣級政區界線；第一次將國家地圖集承載的地名數量增加到7萬條。同時，我國地名中的生僻字、異體字、自造字以及多音字問題集中凸顯，一時來不及組織專業審定，只能采取臨時造字、籠統按普通話讀音的權宜之計，勉強彌補計算機字庫的不足。

新時期國內地名用字讀音規范化的“推手”

本世紀伊始，國家民政部、教育部、語委聯合開展全國地名用字讀音審定工作，我負責具體業務的籌劃與推進，主要為：1.第一期工程，確定為使用頻率高、影響較大的四級政區名稱。2.重點是地名中的生僻字、異體字、自造字和異讀音。3.程序為縣級申報、地級匯總、省級初審、國家終審。待2004年進入國家層面的專家終審階段，卻被行政主管機關出于慎重而要求“等一等”：地名方面需要等一等策劃中的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豈料它遲至2019年6月才告結束；語言文字方面需要等一等研制中的《通用規范漢字表》，好在它理解本次地名審音定字的價值，吸收了能夠認可的若干地名專用字。

原計劃在第二次全國地名普查后期進行的“審音定字”未能實現，我已適齡退休并淡出地名的語言文字研究，不料又被偶然機緣拉回這個充滿遺憾的戰壕——2015年8月26日，四川外國語大學中文系主任周文德教授，借來京出席語言界學術會議之機，托與我熟識的北京語言大學陳雙新教授牽線，如約在幽靜的紫竹院公園相見，盛情邀我幫助開展該校的地名研究······我意識到：“地名學”作為大眾科學，可以附屬于各個相關學科，社會的最佳合作者就是高等院校：相關專業的基礎、豐富的圖書資料、前赴后繼的師生，經費、用房也不難解決，只要有遠見卓識的帶頭人，我愿意為其創業、發展盡一己之力。

自發、自立、自強的“川外”地名研究新風

這年11月18日，我初次登上四川外國語大學的講壇，講座題目是《中國地名的文化真諦》，開場白為自撰的“三個想不到”：想不到，四川外國語大學不在成都而在重慶，簡稱“川外”在今天名副其實，在重慶市歸屬四川省時分明是“川內”嘛；想不到，“外國語大學”還設有中文系，在座的女學生黑壓壓一大片，男同學反倒成了“萬綠叢中一點紅”；想不到，中文系主任周文德老師熱衷地名研究20多年，據說他的研究生連畢業論文都在寫“地名”。2019年6月，依托中文系的“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周文德老師兼主任，我被聘為名譽主任，隨即開展一系列地名研究活動，特別是兩次組織“地名用字”專題研討會。

——第一次在2019年6月22日，與“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地名用字搜集整理、形音義研究與基礎信息平臺建設》開題一并舉行，當代語言與地名學界名人李宇明、華林甫、李藍、李運富、孟蓬生、王建富等踴躍發言；第二次在2022年6月22日即“川外”地名研究中心成立三周年之際，結合修訂后的《地名管理條例》學習與國家地名治理體系建設，邀西北師范大學甘肅省地名研究中心協辦，并因疫情改為線上、線下同步進行，“川外”王寅、周文德老師作主旨發言。兩次研討會得到國家與地方相關學者的熱烈響應，提交的論文各具特色、琳瑯滿目，隨之由主辦者結集出版，形成本世紀以來地名領域難得一見的“集團式”研究成果。

地名界為中國“地名標準化”而不懈努力著

顯然，越來越多的各方學者明白了這個道理：千百年文化積淀形成的地名，神奇地保留了古漢語漢字的“形、音、義”精華，是中國語言文字發展史的“活化石”與古今參照物。所以，大家或早或晚、或淺或深地關注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問題，進而在此獲得靈感以更加自由地探索廣闊、深邃的未知領域。我是由地理學“半路出家”的地名學者，現有的語言文字學識大多來自多年的地名工作實踐，且為“用到什么學什么”“摔倒了爬起來繼續前行”，學術素養既不系統也不豐厚，僅對“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特殊性”有些獨到見解，每遇機緣都愿與同道者分享，以求拋磚引玉并推動專業研究健康發展。

毋庸諱言，由于“地名學”尚未成為高等院校的常設學科，參與地名研究者絕大部分來自相關領域。其中的語言文字研究，當然以中文、漢語專業為主力，無論入門、深造都比其他專業來得快也容易得多。但是，就像我曾經走過的彎路一樣，如果僅以各自專業理念的“一般性”應對地名的“特殊性”，結果往往是走偏、迷惘并且勞而無功。實踐證明，能否發現、掌握地名在各個方面的特殊性，是地名領域語言文字研究成敗的關鍵。這其中的道理，我國古代寓言《盲人摸象》告誡世人：看待事物要“全面”不要“片面”；又如同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務必將其普遍真理與具體實踐相結合，拒絕教條主義、本本主義而奉行“馬克思主義中國化”。

地名與語言文字部門攜手完成的地名定音案例

據我看，地名的書寫、讀音、含義、拼寫、譯寫等五個方面，與國家與社會面臨的語言文字問題如出一轍，因而前進的方向、路線、措施也應協調一致，并且隨著形勢需要、認識深化而有所創新。例如，地名考證需要由“詞”精準到“字”，以闡明字形、字音、字義“所以然”為最佳境界。應當認識到：半個多世紀過后，地名領域的語言文字研究與規范，依然是國家地名事業肩負的根本任務，依然是幾代人不斷探索、不斷深耕、不斷創新的主戰場，而聯合國倡導、中國跨世紀實踐的“地名標準化”也依然是我們繼續奮斗的遠大目標。

“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孫中山遺言）。

凝聚中國“地名標準化”初期成就的大型工具書

作者：商偉凡

來源：“地名筆談”公眾號

選稿：江西地名研究小組

編輯：耿 曈

微信掃碼加入

中國地名研究交流群

QQ掃碼加入

江西地名研究交流群

歡迎來稿！歡迎交流！

轉載請注明來源：“江西地名研究”微信公眾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