視頻+實錄 | 杰弗里·薩克斯、武克·耶雷米奇、王輝耀展開全球對話

▲視頻（EN） | 杰弗里·薩克斯、武克·耶雷米奇、王輝耀展開全球對話

2026年3月20日，全球化智庫（CCG）聯合貝爾格萊德國際關系與可持續發展中心（CIRSD）旗下刊物《Horizons》舉辦“CCG全球對話”活動，聚焦“多極化”主題，并發布《Horizons》最新一期。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國際關系與可持續發展中心（CIRSD）主席、塞爾維亞前外長、第67屆聯合國大會主席武克·耶雷米奇（Vuk Jeremi?），CCG理事長王輝耀出席并發言，CCG秘書長苗綠主持。來自多國的駐華使節、國際組織代表、專家學者及媒體代表參會。與會者圍繞中東局勢、世界秩序演變、多邊機制挑戰、聯合國改革及全球可持續發展等議題展開研討。

以下為對話全文：

開場致辭
CCG秘書長苗綠

各位尊敬的來賓、各位大使，女士們、先生們，大家下午好！歡迎蒞臨全球化智庫（CCG）。

感謝大家出席由全球化智庫與貝爾格萊德國際關系與可持續發展中心（CIRSD）旗下《Horizons》雜志聯合舉辦的“CCG全球對話”。作為CCG的旗艦國際交流系列活動，全球對話匯聚了全球政策制定者、學術領袖和商界精英，旨在促進跨文化理解，推動知識共享，共同應對從治理改革到可持續發展等全球性挑戰。、

過去五年，我們榮幸地邀請到了格雷厄姆·艾利森、約瑟夫·奈、漢克·保爾森、理查德·哈斯、瑞·達利歐、馬丁·沃爾夫等杰出人士參與對話。今天，我們將聚焦“多極化”這一關鍵議題。在當前復雜的地緣政治、經濟和全球安全挑戰背景下，這一議題的重要性日益凸顯。我們希望借此平臺，探討多極化如何助力構建一個更加互聯、公平且具韌性的全球秩序。

與此同時，我們共同見證《Horizons》最新一期的正式發布。這份總部位于貝爾格萊德的旗艦季刊，長期以來為全球事務提供深刻見解。本期主題為“多極和平？多體問題”，深入探討了在一個權力、影響力與責任日益分散于多個行為體的世界中，我們將面臨怎樣的影響。

在活動開始前，請允許我介紹出席今天活動的部分重要嘉賓：天鄰智庫（Global Neighbours）創始人兼主席喬萬卡·保時捷（Jovanka Porsche）女士；來自15個國家的外交官，其中包括7位駐華大使：奧地利駐華大使海沃福（Wolf Dietrich Heim）、愛沙尼亞駐華大使韓朔（Hannes Hanso）、斐濟駐華大使李振凡（Robert Lee）、芬蘭駐華大使明凱（Mikko Kinnunen）、印度尼西亞駐華大使周浩黎（Djauhari Oratmangun）、巴基斯坦駐華大使卡里爾·拉赫曼·哈什米（Khalil Ur Rahman Hashmi）、以及西班牙駐華大使瑪爾塔·貝坦索斯·羅伊格（Marta Betanzos Roig）；

國際組織代表：日本貿易振興機構(JETRO)北京代表處處長小野寺修、經合組織(OECD)駐華代表海博(Tamas Hajba)；前高級官員：商務部世界貿易組織司原司長、世界貿易組織服務貿易司原司長柴小林、中國駐美國大使館原商務公使朱洪；

知名智庫與基金會代表：美國對外關系委員會（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全球衛生高級研究員黃嚴忠先生、中國人民大學王義桅教授、康拉德·阿登納基金會駐華代表Johann Fuhrmann先生；以及來自《北京日報》、央視、CGTN、中國網、《中國日報》、《人民日報》、鳳凰衛視、路透社、《南華早報》、NBC、瑞士電視臺、新華社等國內外主流媒體的朋友們。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三位主講嘉賓，他們已就座于臺上：杰弗里·薩克斯（Jeffrey Sachs）教授，世界領先的經濟學家之一，現任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及聯合國秘書長特別顧問。他曾為100多個國家提供關于聯合國可持續發展目標的咨詢，并深度參與塑造多極經濟治理和氣候融資等國際政策。武克·耶雷米奇（Vuk Jeremi?）先生，曾任聯合國大會主席及塞爾維亞外交部長，是全球外交領域的重要聲音。他長期倡導多邊治理改革以適應多極現實，并通過政策交流推動歐亞互聯互通。王輝耀先生，全球化智庫創始人兼理事長、國務院原參事。作為中國參與全球事務的先行者和思想者，他將CCG打造為享譽全球的智庫，推動了眾多高層次的中外對話，不斷深化全球化與發展政策領域的思考。他也是施普林格·自然“中國與全球化”叢書的總主編。

讓我們以熱烈的掌聲歡迎三位嘉賓！接下來，把時間交給王輝耀先生。

對 話
CCG理事長王輝耀

謝謝苗秘書長。感謝Jeff、Vuk，以及各位大使、政策界代表、智庫同仁、工商界和媒體朋友們再次來到CCG。

今天是CCG全球對話與《Horizons》雜志聯合舉辦的特別活動。《Horizons》是一份極具影響力的國際外交事務期刊，其主編Vuk今天也親臨現場。我們在此共同慶祝《Horizons》第33卷的發布。

本次對話的主題契合當下世界局勢，尤其是中東、伊朗以及近期瞬息萬變的各類事態。所以今天我們有很多議題要討論，當然最后也會留出一點時間進行問答。

去年我在慕尼黑安全會議上深有感觸，當時的報告題為《多極化》，而Vuk也將本期雜志主題定為“多極化”。然而問題在于，多邊體系并未真正跟上多極化的步伐。今年慕安會的報告題目變成了《走向毀滅》，仿佛一頭大象沖進了瓷器店——這恰恰是當下的真實寫照。

因此，今天我們有很多議題要討論：多極世界的崛起、大國關系、地區沖突及全球安全等緊迫議題，同時也關注西方國家的政治挑戰、全球南方的角色，并展望2026年的趨勢。今天現場群賢畢至，我們將共同展開討論。

首先，有請Vuk介紹《Horizons》雜志，并為今天與Jeff的對話奠定基調。Jeff是享譽全球的思想家，在世界各地都廣受歡迎，所以很高興今天再次邀請你到這里。記得幾個月前Jeff還在一次智庫會議上作了發言，所以在這樣一個關鍵時刻再次歡迎你，格外令人高興。

武克·耶雷米奇

感謝Henry的熱情介紹，也感謝苗秘書長。剛才的介紹讓我倍感榮幸。

能在北京與如此杰出的聽眾交流，并與我在哈佛時的導師同臺，我深感榮幸。我很榮幸當年在哈佛得到Jeff的指導，后來在聯合國以及此后從事的諸多事務中，也繼續得到他的幫助。

Jeff也是《Horizons》編輯委員會的創始成員之一。這本季刊至今已出版至第33卷，本期主題正是“多極化”。我們邀請了米爾斯海默、馬凱碩、理查德·哈斯、扎里夫、阿聯酋的謝赫阿卜杜拉閣下以及Jeff等眾多作者，從不同視角闡述這一全球現實。在當今世界，愿意在同一平臺上呈現多元觀點的出版物已不多見。

我們也很榮幸能與全球鄰居組織合作。感謝Porsche女士在這樣一個再合適不過的時刻來到現場。

談到多極化，我想，如今已越來越少有人否認這是當今世界的現實。世界已經是多極的，但我認為，多極世界秩序本身尚未真正形成。也許我們可以討論一下，它可能會是什么樣子。它最終會不會出現？

我們將這本刊物命名為“Pax Multipolaris”，也就是“多極和平”，并給它加上一個副標題——“多體問題”。當然，對于在座的中國聽眾來說，《三體》你們一定并不陌生。這本書出自一位著名中國作家，非常受歡迎。我們都知道，在《三體》中，一個文明被三顆太陽的無情擾動所困，某種意義上不斷遭受由天體秩序，或者說失序，帶來的反復毀滅。

我認為，當今這個多極化的世界，在某種程度上也向我們呈現出一個“多體問題”，而它完全可能輕而易舉地把我們帶向極大的毀滅。很顯然，尤其是近幾周海灣地區發生的一切，已經為我們敲響了警鐘：事情是如何可能迅速失控的。

我認為，當前海灣局勢帶來的次級效應尚未顯現。眼下每個人都看得見的一階影響已經足夠令人擔憂，而那些次級效應讓我想起疫情暴發初期：當時幾乎沒有人能夠判斷或預見，這一現象接下來會引發什么樣的連鎖后果。

我相信，現在舊秩序正在迅速消退。我們當然可以爭論舊秩序究竟是否美好、是否公正、是否公平，但它畢竟是一種秩序。如今它正在快速消失，取而代之的新秩序尚不明朗。

我某種意義上“來自聯合國”。我的職業背景在聯合國。我始終堅定支持多邊合作和多邊機構。但不可否認，聯合國體系長期以來運轉得并不好，尤其是最近更是如此。聯合國的規則或許已經不能反映多極世界當前的現實以及權力分布狀況。

那么，當交通規則不再適應路況時，該怎么辦？我認為，有三種辦法。

一是改革現有組織，使其更好地反映今天的現實，更好地提供全球公共產品，優于我們目前所擁有的體系。

二是建立或參與新組織，無論是全球性還是區域性的，以推動對本國重要的事項。

三是走向單邊主義，各行其是，不顧他人評價。

我認為這三種路徑將同時展開。有人嘗試改革，有人尋求區域合作，遺憾的是，我們恐怕還未看到最后一次單邊行動。這三者及其互動關系，將決定我們未來是生活在戰爭時代還是和平時代。

我先說到這里，把話筒交給Jeff。

王輝耀

好的，謝謝兩位。

現在我們正式進入今天討論的主題。Jeff，你這些年一直在全球各地奔走，也始終密切關注世界正在發生的事情。今年是2026年，意味著我們已進入本世紀的第二個四分之一。然而世紀才剛剛開始不久，我們卻已經經歷了巨大的沖擊。我們看到了委內瑞拉發生的事情，也看到了一位總統遭到劫持，而后在中國新年前后，又看到伊朗爆發戰爭，而且直到現在仍未結束。

所以，我們現在是不是正在逼近第三次世界大戰？我知道這讓很多人擔心，因為這已經是一場更大范圍的地區戰爭。再加上霍爾木茲海峽可能被封鎖，以及阿拉伯國家和整個中東的動蕩，這勢必會波及全世界。

問題表面上有很多癥狀。有人說是霍爾木茲，但那只是癥狀之一。那么，問題的根源究竟是什么？我特別想聽聽你對這個重大而緊迫問題的看法。

杰弗里·薩克斯（哥倫比亞大學可持續發展中心主任）：

輝耀、Vuk，謝謝你們。很高興能與這么多杰出的來賓和朋友們共聚一堂，非常感謝。

我想，理解眼下究竟發生了什么，是我們當下每分每秒都面臨的挑戰。我會盡力給出我的判斷。

我們正身處一個劇烈動蕩的時期。為什么會這樣？我認為，是因為幾類性質不同的沖擊，恰好在此時此刻以極高的幅度爆發了。

首先，一個已經逐漸走到前臺的長期變化，當然是地緣政治格局的劇變。我們確實已經來到了這樣一個世界：過去的全球領導者美國，已經被中國追平，而且在很多方面被中國超越。這是對全球秩序的根本性沖擊。

在很多方面，美國已經無法與中國競爭，尤其是在許多產業領域的制造業方面；在外交的諸多領域，它也難以與中國抗衡。這種變化極具顛覆性。即使單從權力更替和國際秩序演變的角度來看，它本身也構成了巨大的內在沖擊。我想，我們都能感受到，這不是一種暫時現象，而是真正意味著美國主導的地緣政治時代的終結，更深一層說，也是西方主導時代的終結。

所以我會說，大約從1750年開始直到本世紀初，歐洲，或者說“西方”，一直在世界政治中處于上升期。而這一階段已經結束了，原因在于中國的崛起，以及更廣泛意義上亞洲的崛起——不僅僅是中國，還包括亞洲在經濟、技術和人口等多個維度上，在全球所占權重的全面上升。

因此，我們當前所經歷的動蕩，部分正是源于這一變化。我們也看到了美國對此作出的一系列反應，正如格雷厄姆·艾利森多年前就有遠見地指出的那樣。如今，這些反應正在上演。這是我們看到的第一部分。

第二個方面是，我們已經相當深入地陷入了生態危機。通常只有在發生洪水、災害或極端風暴時，生態危機才會上新聞頭條。但這些事件如今已經非常頻繁，對社會造成了巨大擾動。而且這些事情往往超出了政治家的控制能力，他們本來也幾乎無力應對。類似事件正在頻繁發生。

如果今年晚些時候真的出現一次強厄爾尼諾現象——目前來看，這已是大概率事件——那無疑會讓我們的危機感雪上加霜。因為一旦強厄爾尼諾真的出現，我們將面臨大規模的生態擾動。所以，這又是一場緩慢發展卻極其嚴重的危機。自1972年斯德哥爾摩會議以來，我們就一直在談論這個問題。我們并不是完全沒做點什么——并非毫無作為——但所做的努力遠遠不足以匹配問題本身的嚴重性。而現在，這種危機正以非常嚴峻的方式體現出來。

第三個沖擊當然是技術變革。我不知道各位是不是和我一樣，反正我現在每過一個小時就搞不懂我的電子設備了。如果真的急了，我就得給孫女們打電話，讓她們幫我把手機重新開機，或者把我的網站弄好之類的。但說正經的，這種技術顛覆的速度前所未有，影響極其深遠，正在改變經濟的每一個層面，擾動世界各地的勞動市場，也在極其劇烈地改變權力、影響力和財富的結構。

現在我們看到的是，人類歷史上前所未有的財富集中到了極少數人手中。在美國，僅僅十位科技人物就擁有2.6萬億美元財富。埃隆·馬斯克一人的凈資產就達到7000億美元。這是怪異的、具有顛覆性的，也是前所未有的。我們有這樣一個人：給五角大樓發射火箭、決定戰場上的哪支軍隊能否獲得實時互聯網，還在某些現場部署了非常古怪的人工智能，制造各種社會擾動。而他本人又是一個性格非常奇特的人。把這一切加總起來，這本身就已經極其具有顛覆性。

我認為第四個方面是，我們的大多數政府——以我的觀察，中國是個例外——現在已經失去了治理能力。 美國很可能是所有主要國家中治理能力最癱瘓的政府。我們沒有程序體系。比如我們談到伊朗戰爭時，其中一個問題就在于，根本沒有任何程序。正常情況下，你會說，好吧，中情局在執行一項行動，或者這是國會批準的一場戰爭，你能理解其中的運轉邏輯。但現在，這些事情居然都在“真實社交”（Truth Social）上展開。

說得直白一點，我們現在有一位瘋子總統。我愿意直白地說，因為像這樣進行成熟討論的機會實在太少了，而這恰恰是我們所需要的。我們需要真正的理解。

所以，我們現在有一位基本上已經失控的總統，但我們實際上并不真正理解，美國政府現在到底是怎么運轉的。我是美國政府的長期觀察者，已經觀察了50年，但我目前不在體制內部，謝天謝地。所以我現在無法告訴你，決策到底是怎么做出來的。五年前我還能說出決策是如何形成的，但現在我真不知道，到底是特朗普在做決定，還是拉特克利夫在做決定，還是赫格塞思在做決定。這幾個人沒有一個看起來具備下令大規模艦隊部署、發動戰爭、打仗或開展外交的基本能力。

所有我認識的、與特朗普打過交道的人都說，他的注意力持續時間基本上只有幾秒鐘，而且是個徹頭徹尾的無知者。而這偏偏發生在我們正處于戰爭中的時候。所以我根本不明白，現在到底是誰在做什么、又是如何在做。我會把這歸為一個類別：我們的政府失靈了，徹底失靈了。

美國是一個極端案例，而這并不是個好消息，因為如果是某個小國成了極端案例，那還好些。但現在極端案例偏偏是美國。沒有人知道該怎么應對美國，因為沒有人知道美國內部到底發生了什么，也不知道各種關系究竟是什么樣。更讓人不安的是，我們還得假裝一切正常。不管局面變得多么怪異，所有人都還在說：“哦，是的，這很有意思。我們會繼續推進外交。”可事實上，這已經是一個瘋人院，而且目前根本不存在什么程序。

順便說一句，政治退化的一個體現是，每天都會發生震蕩，但下一場震蕩很快就把上一場淹沒了，于是你甚至都不記得上一場是什么。你可能還記得，去年我們打了一場貿易戰，理由是“對等關稅”。后來這些措施被判定違法。然后呢？那已經是上周的事了。本周輪到伊朗戰爭。下周可能就是推翻古巴。誰知道呢？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極度不穩定的過程。也許正因為這已是個瘋人院，除了中國之外，沒有任何一方作出的反應是我認為理性或有意義的。在我看來，中國是當今世界上主要國家中治理過程最穩定的國家，遙遙領先。你知道全國兩會什么時候召開，你知道“十五五”規劃會在哪一天出臺，你知道它會被執行。這看上去是一個非常穩定的秩序。

相比之下，美國和歐洲幾乎完全相反。歐洲也運轉不起來。必須坦率地說，雖然現場有幾位尊敬的歐洲大使在場，但歐盟委員會看起來也是手足無措。歐洲內部在任何事情上都沒有真正共識，幾乎只剩一片嘈雜。這或許也沒什么，但它也幾乎意味著政府過程與公眾之間的脫節，因為大多數主要政府的支持率也都接近于零。

我們還面臨一場相當普遍的治理危機。對于任何一個中小國家來說，不管治理得多出色，面對的都是一片混亂。你能怎么辦？你該如何應對？第二天你又該怎么做？你該去和誰對話？

我們的國際機構也因此陷入癱瘓。聯合國連燈都快開不起了。預算運轉不起來，沒人繳費。同樣，美國是這些危機的許多具體誘因，但也沒有任何其他力量真正取代美國，來確保這些國際機構能夠繼續運轉。

所以，這還算不上什么診斷，更像是對一種極端混亂環境的描述。

如果我能用一分鐘，稍微給出一點診斷和藥方，我會說：美國治理的崩壞、實力的下滑，以及其在心態上的反應，正是當前世界混亂的主要驅動力。換句話說，我們正在目睹一個核超級大國在“發脾氣”。這種發脾氣的表現是：美國堅持認為自己依然統治著世界，并試圖證明這一點。它想按自己的意愿控制拉美，控制海灣和西亞，與中國攤牌，并讓歐洲繼續處于依附狀態。這些事沒一件會按它的想法成真，但這恰恰是美國現在正在試圖做的。

這一切不會帶來任何有意義的結果，只會導致危險蔓延、戰火升級。我甚至不知道他們是否還有能力讓局勢降溫，因為他們已經瘋狂到不可預測的地步。這不是什么精心設計的“瘋子理論”（Madman Theory），這就是一群真瘋子，以及他們發脾氣帶來的后果。

所以我認為，這意味著巨大的危險。

那答案是什么？答案應該是：世界其他國家要像成年人一樣行事，堅持讓國際體系回歸理性軌道。但現在并沒有發生這種事。歐洲，除了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沒人在像成年人一樣說話。歐洲說的只是如何安撫特朗普，或者怎樣讓他安靜下來，或者是出于恐俄情緒作出同樣混亂且錯誤的反應。所以我認為，歐洲現在也處于某種毫無道理的恐慌之中。我們沒看到來自歐洲的有效反應。

舉個簡短的例子，我不想占用太多時間。大約三周前，我在聯合國安理會經歷了一場極其古怪的會議——當然，還不是最古怪的，因為下一周更離奇，但那次也已經夠荒誕了。當時，以色列和美國襲擊了伊朗，于是召開了緊急會議。好幾個代表團邀請我作證，卻遭到了英國和美國的阻撓。對我而言，這簡直是“日常操作”：絕不允許任何地方出現真正的討論，必須確保敘事完全受控。畢竟，那天恰好輪到英國擔任安理會輪值主席。

會議開始時，巴林代表發言說：“我們今天坐在這里，是因為伊朗發動了無端攻擊。”他們只字未提伊朗是在遭到美以襲擊后，才對第五艦隊進行的還擊，只說伊朗發動了襲擊。這就是荒誕的開端：在美以攻擊伊朗的當天開會，第一句話竟然是“伊朗發動了無端戰爭”。

我當時心想，這有點瘋了。不過我也明白，巴林幾乎算是美國的“完全附屬國”，所以也就繼續聽下去。

接著是法國代表，照樣不提伊朗遭襲；然后是拉脫維亞代表，也不提。基本上前八位發言者都如此。這時我才意識到，他們每個國家的國土上都有美軍基地，所以根本不可能進行誠實的討論。

哪怕有一個人——比如我原本以為巴林可能會說——“我們確實遭到了無端攻擊，因為我們什么都沒做。但這一切的起點，是伊朗遭到了攻擊。”哪怕只是說出這樣一句話，就足以說明你還活在真實世界，而不是荒誕世界里。可沒有一個人說出來。

總之，那場會議讓我極其沮喪。卡婭·卡拉斯在伊朗遭到美以攻擊的當天發推說：“伊朗是個邪惡國家，必須被壓制。”可就在那一天，就在原定下一輪談判開始的前一天，就在阿曼調停方已公開表示伊朗對美方立場作出重大讓步之后，世界上竟然沒人敢公開說出真相：這是一場毫無緣由、不可思議的侵略戰爭。

現在沒人說真話。所以，這是一場極深重的治理危機，疊加在所有其他危機之上。

我的藥方是：我們必須重新像成年人一樣行動，重新討論真實的事情。這意味著有人要敢于說：“特朗普先生，這不對。”請大家練習一下這句話：“特朗普先生，你不能這么做。這會把全世界都置于危險之中。”我希望所有國家領導人都能練習這句話。真的能夠直接說出來，也許就能拯救世界，使我們不至于走向當前完全可能發生的災難性結局。

順便說一句，內塔尼亞胡甚至比這更糟。他毫無疑問是個真正的精神病。他們完全失控了，而且一方還在給另一方撐腰。所以現在極其重要的是，我們要以合乎邏輯、立足現實、直截了當的方式發聲，試圖在局勢徹底失控之前，把它壓下來。

如果我們都以理性和責任感行事，就會發現：天哪，這個世界確實復雜，復雜到了根本層面。換句話說，這些挑戰沒有任何一項是簡單的。但我們永遠不可能靠“真實社交”（Truth Social）上那種瘋狂發文來解決問題——什么“巨大的勝利”、一連串感嘆號、“把他們全部消滅”，以及以色列對南帕爾斯的轟炸、卡塔爾遭受的破壞，一切仿佛電子游戲般被正常化，而公眾對這些問題又缺乏真正嚴肅的討論。

我并不是要自以為是，也不是想惹人不快。但如果各位大使想轉述“薩克斯先生說了什么”，那就只有一句：各國政府必須誠實地談論當前局勢，這樣我們才有機會真正應對自二戰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治理危機。

王輝耀

謝謝，謝謝Jeff。你剛才對正在重塑世界的四五大現象——地緣政治、氣候、技術、政府治理等等——作了非常精彩的剖析。

我想順著這個話題再追問一句，或者說是補充一點，稍后也許也可以請Vuk談談他的看法。

我也明白，這場戰爭確實極其嚴重。即便在美國國內，我也注意到許多國會議員，甚至不少共和黨人都在質疑：伊朗根本不存在什么“迫在眉睫的威脅”。畢竟美國去年6月才轟炸過伊朗，當時宣稱一切設施都已被摧毀。所以在我看來，這次行動的理由其實根本站不住腳。

你剛才提到，缺乏真正站出來的領導人。但我確實看到西班牙首相發表了一些言論。當然，中國在第一次安理會會議上就譴責了這場入侵，并強調主權和領土完整是聯合國原則的基石。

那么，你怎么看？誠然，每個國家都應該發聲，事態已經危及全局。美國原本被視為中東最大的安全提供者，可如今那里已無安全可言；中國則是最大的經濟參與者，因為中國與幾乎所有中東國家都有著規模最大的貿易往來，而這些貿易如今也受到了沖擊。這對所有人來說，都是一個巨大的意外。

正如你所說，中國的“五年規劃”早已部署就緒。那么，中國還能做些什么？中國企業——華為、寧德時代、比亞迪、騰訊、DeepSeek等——如今在全球都非常活躍。我們是否還能繼續真正推進經濟全球化，而不是陷入“泛安全化”和對安全議題的過度炒作？我們該如何穩定局勢？中國還能多做些什么？其他國家又該如何提供實質性的幫助？

正如Vuk在新一期《Horizons》中所言，多極化時代已經到來。但多極化與多邊體系的驅動力、穩定器究竟是什么？你在這些議題上確實堪稱“全球膠水”，能否再分享一些你的見解？

杰弗里·薩克斯

我的第一個觀點是：沒有和平，就沒有經濟。戰爭會摧毀一切。它會擾亂資源流動、打亂預算分配、分散注意力、耗盡政治資本，并瓦解全球信任。

戰爭必須停止。而我們眼下面對的這場戰爭，要么完全是魯莽且毫無意義的，要么就是背后隱藏著深層原因——只有處理了這些根源，戰爭才能結束。這應當成為聯合國的最高優先任務。聯合國最核心的使命，首先就是終結戰爭禍患。其他一切——無論是發展還是可持續性——都只能排在此后。因為如果無法終結戰爭，我們什么都做不了。

如果可能，我們需要堅守聯合國的原則——事實上，這個原則本身是非常好的——即：任何國家都不得使用威脅或武力侵犯另一個主權國家，不得威脅其領土完整和主權。 這就是《聯合國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我們本該早就找到恰當的方式來落實這一原則。

在我看來，美國是目前全球違反《憲章》第二條第四款最嚴重的國家。因為我們總是在試圖推翻世界各地的政府，有時是秘密行動，更多時候則是公開進行。過去20年里，美國入侵的國家最多，利用中情局推翻的政府最多，發動的“顏色革命”也最多。而美國的大多數盟友對此卻保持沉默，幾乎不加指責。

于是，我們最終形成了一個將暴力常態化的體系。

如果按人均計算，以色列在“無法無天”這方面甚至遠超美國。它幾乎可以說是世界上最肆無忌憚的政權。因為以色列相信——也許它把這視作國家的生存方式——自己可以在任何時間、任何地點、對任何對象發動戰爭，甚至實施種族滅絕。當然，我認為這完全令人發指，而且最終對以色列自身也是自殺性的。按照它現在的行為方式，這個國家終將無法存續。這一點極其惡劣。

但我可以告訴你，針對這些問題，根本不存在誠實的反思。一切都被“正常化”了。敘利亞戰爭是從哪來的？它源于奧巴馬的一項總統令，旨在推翻阿薩德。有人討論過這點嗎？幾乎沒有。人們知道嗎？我想大家心里都有數。

亞努科維奇是怎么被推翻的？抱歉，那是我同事維多利亞·紐蘭干的。對此不要有任何懷疑。雖然我當時不在現場，但我事后很快就去了那里。那就是一場美國行動。當然，其中也有一些本土因素，但其本質就是一場美國策劃的行動。

有人站出來指出這一點嗎？沒有。大家只是予以否認，并且禮貌地避而不談。我知道在座的歐洲大使們可能不愿意聽這些，但這就是我們當下的現實。這才是真正的問題所在。我們不喜歡討論，不想就這些問題展開爭論。于是我們以為最終靠權力就能解決一切，國際法終究不起作用。接著，我們又用這種方式讓預言自我實現了。

于是，現在我們來到了一個荒誕至極的狀態，徹底荒誕。

這場伊朗戰爭到底是為了什么？他們甚至連一個像樣的虛假敘事都編不出來，而且這假敘事還一天一個樣。唯一說了真話的，其實是內塔尼亞胡。戰爭開始那天，他就說：“這是我40年來夢想成真的時刻。”這就說明，這絕不是過去一周談判的結果。因為這場戰爭根本不可能是由過去一周的談判引發的——美國為了這場戰爭調集所有艦隊到位，至少花了兩個月。這意味著，這場戰爭在數周之前就已經決定好了。

為什么？為什么要打這場仗？說實話，我也講不清。我知道內塔尼亞胡一直都想這么干，但為什么偏偏是現在？這是一場災難。它正在我們眼前炸毀全球能源系統。特朗普說：“我不知道他們會攻擊南帕爾斯。”緊接著，美國政府的另一部分以及以色列方面又說：“是的，我們知道。”

我們已經陷入一種荒誕之中。這不是國際象棋，不是跳棋，甚至連井字棋都不是。這就是荒誕。

我們需要圍繞這個問題展開真正成熟的討論：我們到底該如何讓局勢重新回到可控范圍？靠什么？靠規則、靠準則、靠客觀性、靠原則、靠反應機制、靠問責機制——就像你控制一個復雜系統時所需要的那樣。這個系統就是高度復雜的。

這也正是物理學中“多體問題”的含義：哪怕只有三個天體，也無法維持穩定軌道。一點點微小的擾動，就會讓整個系統偏離。這意味著你必須具備對系統的可控性。但如果一個系統連誠實討論都做不到，你根本不可能控制它。

順便說一句，今天聯邦調查局還在調查那個兩天前剛剛辭職的人。顯然，如果你說了真話，就必須受到報復。

所以，我們唯一能做的，就是通過誠實和討論。除此之外的任何路徑都會失敗。戰爭路線會失敗，“把伊朗炸得粉碎”這套做法會失敗。所有這些都將帶來災難。

輝耀，我唯一還想補充的一點是：聯合國原本的理念是，各個國家不需要獨自承擔說出真相的全部責任，我們可以集體發聲。我最近一直主張，金磚國家應該說出真相，因為金磚代表著全球一半的人口。它們正深受當前局勢的影響。它們并不是這場危機的制造者——除了伊朗是正在遭受打擊的一方。但即使在這種情況下，印度也不愿就此直言，因為它的軍事裝備和情報都來自以色列。

所以，我們現在確實被困住了，很難以誠實的方式去面對這些挑戰。

王輝耀

好的，我們必須像你所說的那樣，打破這種僵局。我想今年中國將主辦APEC會議，也會舉辦中國—阿拉伯國家峰會，還將有金磚峰會。我認為國際社會和公眾會逐漸意識到什么對他們最重要，他們也必須發聲。那么，Vuk，你怎么看？

武克·耶雷米奇

首先，能坐在這里聆聽Jeff的發言，本身就是一種榮幸。我在求學期間聽過Jeff數百場講座，也與他有過數百次交談，而幾乎每一次，我都會覺得：這或許是我迄今聽過最精彩的一次。 所以在Jeff之后發言，壓力不小。

不過，輝耀剛才提到了一個關鍵問題：在當前局勢下，中國能做什么？中國是一個超級大國，是世界第二大、甚至或許是第一大經濟體，同時也是技術強國。中國究竟能做什么？

坦白說，在今天、此時此刻，想要做出某種決定性的舉動，其實非常困難。打個比方，如果身體的某個器官正處于高度發炎狀態，你很難直接動手術。你首先必須想辦法消炎，然后才能進行手術。

所以，中國現在沒有采取特別激進的行動，我完全理解。中國正在非常謹慎地觀察局勢。中國在安理會已經說了該說的話。與安理會多數成員不同，中國確實說了真話。我全程觀看了那場會議。

拿破侖有句名言：“當你的對手正在犯錯時，不要打斷他。”我認為，當前在海灣地區乃至全球正在發生的一切，將起到巨大的加速器作用。它會把世界推向這樣一個臨界點：越來越多的人將基于一種不同的、且更易被普遍接受的現實前提，開始討論全球秩序確實必須重新平衡、必須發生變革。我希望這一進程能在有人發射核武器之前發生，因為那種危險當然是真實存在的。

中國在全球關系上的長期愿景，在很大程度上已通過《全球治理倡議》得以體現。這是一份非常有意思、且極具說服力的文件。你必須反復研讀幾遍，才能真正領會其各個層面的深意。

我剛才提到，面對當前局面有三種路徑，其中第一種就是試圖改革國際組織。我想，關于這種改革應當如何構想、如何推進，很多答案其實都能在《全球治理倡議》中找到。

但在當前這種局勢下，要真正發起改革，是異常困難的。

不過，眼下其實有一個正在進行的過程，它的時間尺度是幾周、幾個月，而不是幾年。我認為這件事至關重要，那就是下一任聯合國秘書長的選舉。

也許有人會說：“誰在乎呢？聯合國秘書長不過是個只會講話的官僚，做不了別的。”其實未必如此。因為秘書長的選舉過程是在安理會內部展開的，所以我認為，中國可以在這一選舉中發揮至關重要的作用。

過去，這一過程通常就像一盤美俄之間，或者美蘇之間的棋局。理論上，安理會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但實際上，直到今天，它基本上仍然是這兩個國家之間的獨角戲。其他三方雖然在場，也會起作用，但往往不起決定性作用。

2016年，我有幸以秘書長候選人的身份，從內部觀察了這一過程。我記得在最后一輪投票中，真正起決定性作用的只有美國和俄羅斯。但我認為，這一次可能會有所不同。我也認為，世界普遍期待中國在這一過程中發揮重要作用，確保我們談論的是現實問題，審視各位候選人將如何面對“向世界說真話”這一挑戰，并確保他們不會在安理會里被其他同樣手握“槍支”——也就是否決權——的成員在外交上圍剿和擊落。

這將是一場極其復雜的博弈。但這恰恰也是為什么《Horizons》之前有一期專題——輝耀也很友善地為那一期撰稿——題為“準備出發/圍棋”（Ready to Go）。因為圍棋正是中國最擅長的游戲。如果這次秘書長選舉最終變成一盤需要耐心和定力的圍棋，那么我完全相信，中國有能力下好這盤棋。

這也許可以成為一個開端。我不認為世界各國政府和領導人會在一夜之間坐到一起說：“好吧，我們大家同時都來對特朗普先生、或其他人說真話。”但如果能有一位新的秘書長，一個新的聯合國管理層，這也許就能成為整個進程的起點。

至于長期愿景，我們可以去研讀《全球治理倡議》和中國的其他文件，也可以參考世界其他地區的相關文件，這些都能幫助我們思考未來的全球治理應當是什么樣子。但必須先有一個起點，而這也許就是那個起點。如果中國不發揮關鍵作用，我不認為還會有誰來承擔這一角色。

王輝耀

非常好。Vuk，你是從親身經驗出發來講這些的。正如你剛才說的，2016年，你幾乎是僅次于古特雷斯、最接近聯合國秘書長職位的人。

武克·耶雷米奇

但我被否決了。至于是誰否決的，你們可以猜一猜。

王輝耀

對，當然。

所以，你的建議非常值得重視。這也引出了我在向現場開放一兩個問題之前，想請教的最后一個問題。

Jeff，你是聯合國問題的頂級專家。我記得去年四月，正值貿易戰期間，我們在聯合國安理會的一次特別會議上曾共同發言，對吧？當時，你我是場上僅有的兩位專家發言人。那一刻，我深切感受到了聯合國作為一個機構的重要性。正如你所說，許多小國并不想單獨表達立場，而是渴望通過聯合國集體發聲。

那么，你認為我們該如何應對這樣一個問題：多極化格局已經到來，但多邊體系卻尚未形成。聯合國作為僅存的全球性平臺，我們卻正眼睜睜看著它被破壞。

我們究竟該如何改革聯合國？或者說，如何改善并擴展它——包括安理會？這其實也是我在Vuk的雜志中探討的問題。我剛剛在上一期雜志上發表了一篇題為《超越1945：讓聯合國安理會為當今挑戰做好準備》的文章。

所以，對于如何改善聯合國，你有什么良方？

杰弗里·薩克斯

我很期待閱讀那篇文章，相信讀完后我能給出更完善的回答。但在我看來，最主要的一點是：我們必須致力于拯救聯合國，而不是僅僅在一旁描述它的死亡。

20世紀30年代，國際聯盟走向終結，隨后世界陷入了另一場災難性的戰爭，聯合國才應運而生。如今，我們再也承受不起國際法和國際秩序再次崩塌，然后再等到一場新戰爭爆發后才去重建什么了。因為如果真的走到那一步，之后可能什么都不會剩下。所以我們必須讓這個體系運轉起來。

它現在之所以運轉不靈，原因眾多。但我認為首要問題是意愿：必須有人真正希望它運轉，并深刻認識到其重要性。

在這方面，中國處于絕對關鍵的位置。未來20年，中國將是全球的領頭國家。中國不會成為新的“全球霸權”——未來的世界不會再有全球霸權——但中國將是領先的經濟體，也是可持續發展解決方案的最主要提供者。相比之下，美國最多會不阻撓，但絕不會主動領導。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說，中國肩負的責任十分重大。

在此，我提出一個并不算難實現的建議：中國應該在北京設立一個重要的聯合國運作中心。我是非常嚴肅地提出這一倡議。

目前的聯合國體系基本都集中在紐約總部，或是歐洲的幾個城市，唯一的例外只是內羅畢的兩個較小單位。整個亞洲，竟然沒有任何一個聯合國運作中心。亞太經社會在曼谷，但那只是一個區域辦公室；各國當然也有聯合國駐地機構，但在整個亞洲，缺乏一個真正的聯合國主要機構或流程平臺。

所以，我的具體建議是：中國應提議在北京建立一個以可持續發展為主題的大型聯合國園區。中國的專長或許不在傳統的“戰爭與和平”領域——雖然中國在這些議題上的建議極具價值，且中國本身也不愿扮演全球維和警察的角色。但中國將是唯一一個能夠真正幫助引領全球可持續發展議程的國家，僅僅因為它擁有強大的工業能力。在未來四分之一個世紀里，所有綠色技術的引領者都將是中國。

因此，我呼吁：應當在北京建立一個重要的聯合國運作中心，吸引世界各地的代表參與，讓各國政府圍繞這個極其現實、極其關鍵的議題在此開展工作，而且必須是高度實操性的。因為如果由中國來主辦某件事，它一定會是可執行的，而絕非空談。我認為，這將對世界作出巨大貢獻。

當然，我并不認為這應當止步于此。我還希望在德里設立一個重要的聯合國運作中心，并在世界其他關鍵地區設立類似中心。只有這樣，聯合國才能真正成為一個全球性機構；也只有這樣，它才不會隨著美國當前這種“孩子氣”的反應一起沉沒。

說到非常現實的問題，我簡單提一下，不占用太多時間。聯合國的核心預算其實微不足道，少得可憐。每年只有35億美元。這對埃隆·馬斯克一個人來說，都只是零錢。現在美國還在削減這筆預算，而至今竟然沒有哪個國家敢站出來說：“差額我們來補。”

下一任秘書長上任時，應該有國家挺身而出表示：如果美國拒絕繳費，沒問題，那就剝奪其投票權。我們將承擔這筆費用，甚至承擔更多。

紐約市的財政預算是1180億美元，而聯合國的預算只有35億美元。拜托，這算什么？

所以，應該有一批國家站出來說：這筆錢我們來出，大家別再為此爭執不休了。

對于古特雷斯秘書長這次的應對方式，我并不認同。他的說法是：“好吧，我們機構太臃腫了，得精簡，得提高效率，要在預算范圍內生存。”這不是向世界該傳遞的信息。 正確的信息應該是：我們對世界的生存至關重要，我們不可或缺。 現在，聯合國的費用攤到全球80億人身上，每人只有40美分。這是全世界最劃算的一筆投資。

所以，不要總談削減成本。我們當然可以討論如何在預算小幅增加的情況下做更多事，但這不應是向世界傳遞的主旋律。世界聽到的是：“哦，這是一個臃腫的官僚機構，必須削減。”我們需要拯救這個組織，讓它成為一個真正的結構性平臺，能夠做事、能夠執行、能夠承擔那些必須承擔的關鍵工作。

最后，我想提出一個建議，這會非常有爭議，但我堅信其正確性，所以還是要說出來：我認為，中國在經過一些討論和談判之后，應該支持印度成為安理會第六個常任理事國。

原因在于，印度擁有15億人口，它是一個超級大國，經濟影響力也在不斷上升。到本世紀中葉，中國和印度事實上將成為世界第一和第二大經濟體，美國將排在第三。

中國真正的利益，不在于與印度競爭。中國真正的利益，在于確立真正穩定的多極化格局。

我最不喜歡印度外交政策的一點，就是它參與了“四方機制”（Quad）這套東西，這完全是荒謬的。印度站在美國一邊，配合美國對付中國。拜托，印度應該認識到，這是一場美國的游戲，而這場游戲對印度毫無益處，也根本不可能真正幫助印度。

我希望印度能扮演世界穩定器的角色。作為一個占全球近20%人口的大國，印度應與中國一道——作為亞洲的兩大巨人——穩定地對美國說：“你當然也可以參與，但不要因為自己不再掌控一切，就把整個舞臺都毀掉；請建立一種良好的關系。”

所以我的想法是，中國和印度應該解決邊界問題。那其實也是英國殖民帝國留下的又一個毫無意義的殘余。它追溯到1914年麥克馬洪在喜馬拉雅山脈地圖上畫下的一條線——順便說一句，那個人根本沒去過喜馬拉雅山——就是這樣一種武斷的劃線。怎么能讓這樣一件事在一個世紀之后，仍然持續加劇中印之間的分歧？而這個世界明明還有那么多更重要的事要做。

我希望亞洲這兩個巨人能夠了結英國留下的舊賬，并認識到它們在一個關鍵問題上有著重大的共同利益：我們是整個世界體系的兩個穩定器。我們不是彼此對立的。我們不會被美國玩弄。我們都在全球安全體系中發揮核心作用，因此也都應在安理會中發揮核心作用。

武克·耶雷米奇

我能補充一句嗎？既然Jeff已經引領我們進入了一些頗具爭議的領域，而安理會改革無疑是其中最為棘手、甚至可以說是拖住整個聯合國改革進程的問題。

顯而易見，安理會構成中最刺眼的一點，莫過于印度竟然不是常任理事國。背后最重要的原因在于，1945年舊金山會議召開時，印度尚未誕生。

因此，英國在這件事上確實負有某種歷史責任。事實上，不僅僅是中印邊界，當年印度與巴基斯坦、乃至后來孟加拉國之間的邊界劃分，無不源于英國依據舊地圖的劃線。

那么，何不以此為契機，讓英國在21世紀的地緣政治中，以一種非常積極、真正具有啟發意義的方式發揮領導作用？干脆主動邀請印度加入安理會。甚至在操作層面，或許可以將其設立為一個特殊的“英聯邦席位”，這樣可能更容易推動和落地。

類似地，法國也能發揮十分重要的作用。對法國而言，解決方案甚至更為簡潔：主張由歐盟整體成為安理會常任理事方。恐怕很少有人會反對歐盟以整體身份進入安理會。

法國完全可以率先表態：“讓我們做正確的事。”我認為，英國和法國作為最能凸顯安理會構成已過時的兩個國家，完全可以率先破局，進而與中國一道，共同推動全新的安理會構成方案。

王輝耀

對，今天提出了很多很好的建議。我特別喜歡Jeff的想法，即可以在北京設立一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中心，甚至不止一個，因為中國現在承擔聯合國20%的預算。中國也許確實可以支持在中國建立一個聯合國可持續發展大學或中心，這將非常好。

至于聯合國改革，確實如此，我那篇文章也談到了聯合國安理會改革。我當時的建議是，現有五個常任理事國仍然保留常任身份，但其他G20成員可以成為某種“準常任理事國”。這樣每個月都可以形成某種“G20版聯合國”，而其他非輪值成員也可以通過聯大獲得更強角色，比如建立一種三分之二否決機制，讓他們真正能夠表達意見、發出聲音。這也許也是一種有意思的選擇。

總之，我想今天的討論非常精彩。時間可能已經超了，不過在結束之前，我還是想從現場聽兩位提問。

好的，先請奧地利大使。請。

奧地利駐華大使海沃福（Wolf Dietrich Heim）

謝謝。我很欣賞你剛才闡述的大部分觀點，也不愿在此過度展開所有議題。但是，對于你剛才關于烏克蘭問題的表述方式，我不敢完全茍同。

我曾有幸于2010年至2015年擔任奧地利駐烏克蘭大使，我對那段歷史的記憶與你略有不同。當然，我并不指望在一個小時的對話中窮盡世界的所有問題，但我注意到，你剛才的論述中對俄羅斯的責任提及甚少。

如果我要提出一個問題，那就是：今天我們在烏克蘭目睹的局面，是俄羅斯四年的無端侵略所造成的后果，而不是維多利亞·紐蘭（Victoria Nuland）在2013年和2014年的兩次訪問所能解釋的。

此外，過去四年我也有幸在伊朗工作——我是去年8月到任的，直到今年6月，在經歷了第一次及隨后的多次干預后，我們某種程度上不得不撤離那里。關于伊朗，有許多值得探討的層面，包括它與西方、與美國之間錯綜復雜的歷史。但是，在2021年和2022年于維也納進行的談判中，當美國政府真誠地推動恢復《聯合全面行動計劃》（JCPOA）時，伊朗方面的做法卻令我深感遺憾。我的印象是，到了2022年夏天，伊朗是故意地選擇不重啟協議，盡管當時談判桌上的方案已經改進過了。也許這種行為背后有其可解釋的原因，但事后看來，這不是一個明智的決策。

因此，這其中有許多細節值得進一步深挖。但關于俄羅斯這一點，我非常希望能聽到你更多的闡述，因為我認為這十分重要。你剛才的那番言論，恐怕已讓在座的一些同事憤而離場。

另外，我認為，一些歐洲政府之所以對美國總統及美國政府如此反應，烏克蘭局勢在其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這一點，我覺得也非常……

杰弗里·薩克斯

謝謝您，大使先生。

在我看來，歐洲和平的一個典范，恰恰源自奧地利的經驗。1955年，奧地利宣布永久中立，這是貴國的一項壯舉。它為此后幾代人帶來了繁榮、和平與穩定。據我所知，自那以后，蘇聯及其后的俄羅斯從未再打擾過奧地利。

當時的邏輯是：蘇聯早在1955年，甚至從1945年起所追求的核心就是安全感。在我看來，在經歷了希特勒的入侵、俄國革命時期的干涉、一戰時德國的進犯，乃至更早拿破侖的侵略之后，俄羅斯的根本訴求就是獲得戰略緩沖。它不希望北約進入烏克蘭，不希望北約進入奧地利，也不希望北約在1949年后進駐聯邦德國。

因此，1955年，當時仍處于占領狀態的奧地利宣布中立，蘇聯隨即撤軍。結果不僅是奧地利從此享有和平安定，更使其發展成為世界上最繁榮的國家之一，常年位居全球幸福指數前列。

我一直認為，這是一次了不起的外交勝利。其初衷甚至是對美國發出邀請：在德國也照此辦理，以此終結歐洲的分裂。當時我們最具智慧的外交家喬治·凱南曾稱這是一個“應當抓住的交易”。然而，艾森豪威爾政府，尤其是思維僵化的國務卿杜勒斯，拒絕了這一提議。于是，歐洲在此后數十年間一直處于分裂狀態。

我之所以重提奧地利案例，是因為這本應成為烏克蘭問題的模板。烏克蘭試圖加入北約，簡直是瘋狂之舉。任何人都應明白這一點，事實上，幾乎所有人都心知肚明。2008年布加勒斯特峰會后，許多歐洲領導人曾問我：“你們的總統到底在想什么？為什么要推動北約吸納烏克蘭和格魯吉亞？”我當時回答：“他是在扮演帕默斯頓勛爵。他想發動第二次克里米亞戰爭，他想包圍俄羅斯。”去讀讀布熱津斯基吧，他會告訴你他們真正的意圖。布熱津斯基曾說：我們要把烏克蘭拉入我方陣營，從而讓俄羅斯淪為一個三流國家。

所以，大使先生，在我看來，這才是問題的本質。

2021年12月，當普京總統將其安全訴求擺上桌面后，我曾與杰克·沙利文（Jake Sullivan）進行過一番長談。我致電他說：“杰克，接受這個方案吧，這樣就能避免戰爭。你只需宣布北約不會東擴至烏克蘭即可。”他回答我：“Jeff，北約根本不會進入烏克蘭，那不可能發生。”我反問：“杰克，難道你們要為一件根本不會發生的事去打一場仗嗎？”他說：“不，我們會通過外交手段處理，不會有戰爭。”

五年過去了，我該如何解讀這件事？我的結論是：這是一次極其嚴重的誤判。他們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也不理解自己正在挑動什么。我不認為拜登是故意要逼普京發動攻擊，但我相信，從2008年開始，美國在外交上就徹底失敗了——他們完全未能理解，美軍出現在俄羅斯邊界上，對俄羅斯而言意味著多么致命的敏感。

試想，如果俄羅斯也這么做，我們恐怕早已爆發第三次世界大戰。事實上，1962年蘇聯在古巴部署導彈時，我們的確曾一度瀕臨核災難的邊緣。

因此，在我看來，這就是失敗的美國外交。美國將這一切處理得如此糟糕，令我感到深惡痛絕。兩個超級大國絕不應彼此挑釁，這是我最基本的判斷。它們必須承認彼此的紅線。

這就是我的看法。我也理解波羅的海國家等地的反應。我曾獲愛沙尼亞政府頒發的最高平民獎章，因為我在1992年協助該國建立了中央銀行。我絕非中歐的敵人。我也曾擔任波蘭的顧問，以及烏克蘭前總統庫奇馬的顧問。我只是認為，一個超級大國絕不應通過這種“貼臉”的方式去挑釁另一個超級大國。

而這正是烏克蘭局勢的本質。它是布熱津斯基及其追隨者在20世紀90年代構想的一場美國地緣游戲，因為他們當時認為俄羅斯太弱、太依賴別國、毫無還手之力。所以他們企圖吞下棋盤上的所有空間。

就連基辛格自己也說過：“這是中立主義。”1994年，有人問他：“北約該不該東擴？”他說：“應該。”問：“為什么？俄羅斯是威脅嗎？”答：“不，俄羅斯不是威脅。”又問：“那這不會惹惱俄羅斯嗎？”答：“會，這會惹惱俄羅斯。”追問：“既然如此，基辛格先生，為何還要這么做？”他回答：“如果他們虛弱的時候你都不去刺激他們，那等他們強大了，你還怎么做？”

這是什么邏輯？這就是那種會將全人類帶向毀滅的所謂“現實主義”邏輯。

所以，這就是我對此的反應：這場戰爭本根本不該發生。只要美國總統在任何時候明確表態“烏克蘭將保持中立”，這場戰爭隨時都可以避免。歐洲一次又一次地失敗了。我很遺憾地說，甚至連《明斯克協議》本身也成了一個轉折點。我知道默克爾總理是真心希望《明斯克協議》發揮作用的，因為它的靈感源自博爾扎諾（Bozen），源自南蒂羅爾（South Tyrol），源自她對中立和自治模式的理解。實際上，它在奧意歷史中就有現實的和平模板。

但是，美國說：“你們不必落實《明斯克二號協議》”；烏克蘭也說：“我們不想落實《明斯克二號協議》”；美國則回應：“沒關系，你們可以不落實。”于是，德國和法國也就默許了這一點。

所以，大使先生，在我看來，這是一個巨大的錯誤，一個悲劇性的錯誤。不要玩弄超級大國，不要挑釁它們，不要貼到它們臉上去。

只要我們彼此保持一點距離——我不稱之為“勢力范圍”，我稱之為“安全范圍”——只要在每一個核超級大國周邊留出一點緩沖空間，我們實際上就能避免相互毀滅。但如果你靠得太近，必然會有劇烈反應。我認為，這正是我們當下所目睹的現實。

至于戰爭與經濟的問題：如果這場戰爭持續下去，全世界都將陷入嚴重的經濟危機。而且現在發生的事，比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還要糟糕。如果局勢繼續惡化，他們可能會炸毀所有的油氣田。這件事不要怪伊朗，要怪美國和以色列。

順便說一句，就連特朗普自己也無法為襲擊伊朗油田的行為辯護，因為那實在太瘋狂了。我告訴你們：以色列已經失控。我確信美國知情，但以色列已經失控了，因為沒有人敢對他們說：“停下來！回到你們自己的邊界內去！不要再這樣做了！”這才是現在真正應該被說出來的話。

此外，美國也不會對即將到來的經濟危機免疫，而且這將是一場嚴重危機。一旦全球失去相當一部分石油供應，就會引發多重復合沖擊。我46年前的博士論文研究的正是這個問題——20世紀70年代的石油沖擊。我就不展開詳細模型了，只想說：這一切根本毫無意義。

結 語
王輝耀

那么，我想我們也該在這里結束今天的活動了。

今天與杰弗里·薩克斯和武克·耶雷米奇的這場對話非常精彩。CCG全球對話與《Horizons》的這次合作，也確實是一次非常寶貴的機會。今天來了這么多大使、這么多國際機構代表，還有天鄰智庫（Global Neighbours）創始人兼主席喬萬卡·保時捷女士，以及CCG的許多老朋友。

所以，非常感謝各位的到來。也希望今后我們能繼續舉辦CCG全球對話，真正搭建橋梁、增進理解、推動和平與繁榮。

再次感謝大家。感謝薩克斯教授，也感謝Vuk。

（本文根據CCG全球對話系列之“王輝耀對話哥倫比亞大學教授杰弗里·薩克斯、塞爾維亞前外長武克·耶雷米奇”的發言錄音翻譯整理，未經本人審閱，轉載請注明出處）

-CCG全球名家對話-

王輝耀對話FT總編馬丁·沃爾夫｜談全球化與中國經濟

CCG 圖書

● 出版 | 施普林格·自然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中國與全球化”系列叢書（China and Globalization Series）由CCG主任王輝耀博士、秘書長苗綠博士主編，旨在匯聚全球多元視角，探討與中國及全球化相關的問題，剖析中國崛起面臨的機遇與挑戰，并闡述中國在全球治理、全球經濟、全球發展及全球安全領域所扮演的角色。該叢書首次匯集了來自中國及世界各地的200多位具有高度影響力的全球意見領袖、前政要、大使、知名學者和智庫專家、跨國公司CEO以及外國商會代表的觀點，打造一個平衡的全球視角。自2021年迄今，該叢書已出版11部，電子書下載量累計超過663萬次，在海內外引起了巨大反響和廣泛討論。為方便廣大讀者閱讀，該叢書主要以“公開獲取”的方式出版，讀者可以在出版方Springer網站上免費下載幾乎全部書籍。

● 圖書鏈接……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21世紀的中國與全球化》首先梳理了全球化的變遷與理論發展，從技術與人本等新的視角觀察全球化，并做出全球化的界定，總結了后疫情時代新型全球化具備的特征，然后對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史與現實進行了全面總結，用數據與事實說明，中國正在從全球化的受益者發展為反哺者，正在通過自身發展推動全球化進程，并嘗試承擔起更多國際責任，為全球治理創新貢獻方案。作者對全球化發展的理論和文獻做了梳理，回顧了全球化在世界和中國的發展歷程，指出全球化走到了一個十字路口。本書從第四章開始，兩位作者對中國推動全球化實現包容性和公平性發展的路徑進行了探索，通過發揮中國的優勢和特點，讓中國為全球化發展注入新動力。作者基于長期的研究以及與國內國際、官產學各界有影響力重要人士的對話交流等，對中國的全球化發展路徑及全球治理創新等形成了新的思考，提出中國推動全球化發展的三大支柱與七大路徑。

●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作者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本書深度剖析了中國在全球化浪潮中的角色演變與抉擇，及其對全球未來的影響。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回顧了中國融入全球化的歷程，展示了中國從一個封閉的農業國家逐步轉型為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的過程。書中詳細探討了中國在貿易、投資、跨國企業崛起等方面的角色變遷，以及教育、人才和文化紐帶在這一進程中的重要作用。第二部分探討了中國在國際舞臺上的崛起及其對全球治理的影響。作者分析了中國在多極化世界中的地位變化，風云激蕩中的中國外交，中美關系的復雜性，以及中國在崛起的、更加一體化的亞洲中的角色。同時，還討論了中歐關系的發展與挑戰。第三部分審視了多邊主義面臨的挑戰和改革。書中探討了如何共同應對全球性挑戰，尋找自由貿易的發展方向，以及“一帶一路”倡議的發展。通過這些討論，展示出中國在全球治理中的積極參與和貢獻。

● 出版 | 中國科學技術出版社

● 編著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對話世界：理解新時代的全球化》全書分為三部分：第一部分“全球化發展史”回顧了全球化的歷程，從古代貿易到現代經濟轉型，探討了全球化的起源與演變。通過與耶魯大學教授瓦萊麗·韓森、《金融時報》首席經濟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和《世界是平的》作者托馬斯·弗里德曼的對話，揭示了全球化的多層次發展。第二部分“彌合全球不平等與赤字”探討了全球化帶來的不平等和治理赤字問題。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安格斯·迪頓、巴黎和平論壇主席帕斯卡爾·拉米、亞洲協會副所長溫迪·卡特勒等嘉賓，分享了他們對全球經濟不平等、貿易體系和制度改革的看法。第三部分《權力轉移與大國關系》分析了21世紀的權力轉移和大國關系，特別是中美關系的復雜性。通過與哈佛大學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軟實力之父”約瑟夫·奈、布魯金斯學會主席約翰·桑頓等專家的對話，討論了大國競爭、合作以及全球治理的未來。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編著 | 王輝耀

圖書介紹

作為海內外決策層和廣大公眾理解中美關系時廣泛引用的框架，“修昔底德陷阱”將成為未來幾十年對全球秩序有決定性影響的問題。在與全球化智庫(CCG)理事長王輝耀的對話中，格雷厄姆·艾利森就中美關系和中美地緣政治競爭、中國崛起、美國外交政策、美蘇關系、全球地緣政治、核武器、朝鮮問題、新冠疫情及影響等議題進行了深入闡述；全面、系統性地展示了艾利森對“修昔底德陷阱”和中美經濟、金融、科技、軍事、外交等多個方面存在的結構性矛盾和競爭的看法；深入而透徹地分析了中美雙方實力的變化，以及發生戰爭的風險；坦誠而直率地提出了跨越“修昔底德陷阱”的方法和建議。

● 出版 | 中信出版集團

● 作者 | 王輝耀，苗綠

圖書介紹

《我向世界說中國》是由全球化智庫（CCG）主任王輝耀和秘書長苗綠基于“世界新格局下的中國對外敘事及話語權重塑”問題研究的重要成果，由中信出版集團出版。據悉，該書講述了全球化智庫近年來立足芒克辯論會、慕尼黑安全會議、巴黎和平論壇、達沃斯論壇等知名國際舞臺，與各國政商學界知名人士暢談國際時局與未來趨勢，回應各方對于中國的關切和質疑，詮釋中國的發展模式，降低外界對中國的誤解，通過多層次、多主體、多元化、多渠道國際交流及傳播，以全球視野講述時代中國，積極塑造可信可愛可敬的中國形象的生動故事。同時，本書立足國際形勢變化和全球傳播新格局，針對中國應當如何開展對外交流和傳播工作、如何創新外宣方式講好中國故事等問題進行了深入淺出的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