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甲查處87名貪官，堅持辭職不留任，退下來后他的生活如何？

2015年夏天，長江岸邊暴雨連日，湖北恩施州的山路被沖出一道道塌方。就在那段時間，巴東縣委大院的燈，經常亮到凌晨以后。辦公室里，一位身材瘦削的中年人趴在桌上改材料，旁邊一疊厚厚的信訪件已經翻得起了毛邊，這個人就是時任巴東縣委書記陳行甲。

那時距他到巴東履新，才過去一年多一點。外界對他還不算熟悉，很多人只知道，這個書記來得有些突然，是“空降”下來的干部。更少有人想到，兩年后，他會在仕途最被看好的時刻，選擇離開官場，主動遞交辭呈。

有意思的是，如果把時間線稍微往前撥一點，就能看到他的另一面。2014年之前，陳行甲已經當了多年干部，履歷并不顯眼，卻穩扎穩打。在同齡人中，他談不上最耀眼，卻被組織認為“靠得住”。誰也沒預料到，他在一片山高路遠的貧困縣，會掀起這么大的波瀾。

說起他在巴東的那幾年，不能只看辭職這個結局。反而更關鍵的是，要從他剛接到任命那一刻講起，才能看清他后來那些看似“任性”的選擇，其實背后有一條清晰的邏輯。

一九九八年前后，陳行甲從農村走出來，當干部的念頭，跟很多同代人差不多：想改變命運，也希望能做點實事。多年之后，他在不同場合都提到過母親的臨終囑托，那句“要做個干干凈凈的人”，在他心里扎了根。這個樸素的念頭，后來在巴東被不斷放大，甚至推動他走上和多數人不同的道路。

二〇一〇年代中期，國家脫貧攻堅的號角已經吹響，中央多次強調，要把“最能打仗的人”放到最艱苦的地方去。巴東縣，正是這種地方：國家級貧困縣，山多地少，財政緊張，基礎設施薄弱。對很多干部而言，這里意味著壓力，也意味著風險。

陳行甲接到通知，要去主持巴東縣委工作時，據說在電話那頭，他只說了一句：“服從安排。”身邊有人提醒他：“那邊條件很艱苦，考慮清楚啊。”他笑著回了一句：“越是艱苦的地方越需要人。”當時誰也不知道，他會在這里經歷一次“驚險過山車”式的仕途。

到巴東報到那天，他按任命書上的時間，準點進了縣委大樓。剛落座沒多久，信訪室就有人來敲門：“書記，有群眾要求見您。”就這樣，他上任后的第一場“見面禮”，不是歡迎座談會，也不是工作匯報，而是一屋子情緒激動的老百姓。

那次來的人不算多，幾十號人，反映的問題五花八門，集中起來就兩件事：強烈不滿和極度無助。有村民拍著桌子說：“反映多少年了，一直沒人管！”還有人眼圈通紅，說自己家被欺負得沒活路了。短短一上午，他聽得腦袋發脹，卻敏銳感覺到，巴東的問題，不只是“窮”。

在之后的幾天里，情況更明顯。舉報信成袋往他辦公室送，電話不斷，有些甚至打到他私人手機上。內容里出現最多的幾個字，是“強占”“暴打”“吃拿卡要”。這些詞堆在一起，畫出一幅讓人不安的圖景：一個貧困縣，卻被某些“惡勢力”和“蛀蟲”壓得抬不起頭。

有意思的是，就在這些信訪件堆到桌上沒幾天，縣里的“禮數”也跟著上來了。煙、酒、購物卡，各種名目，開始往他辦公室鉆。送禮的不只是小老板，還有一些基層干部。有人笑嘻嘻地說：“書記，來了就是朋友，這點小意思，收著吧。”話說得客氣，心思卻不難猜。

陳行甲的反應很直接：“該見的面照樣見，該共事照樣共事，禮就不收了。”幾句話，把人打發出去。短期看，這種做法挺“硬氣”，但不久之后，他很快體會到“不收”的代價——一些原本熱情的人，漸漸疏遠，有的甚至當面冷嘲熱諷：“我們這兒的規矩，書記還不太懂。”

更刺痛他的，是另一件事。有一次，一個群眾上訪時脫口而出：“你不收，我們曉得你是好人，可其他人嫌送得少啊。”這句話讓他沉默了很久。貧困是一種問題，但當老百姓覺得“不給好處就辦不了事”，那就不是簡單的經濟問題，而是整套秩序出了問題。

他在縣城走訪了一段時間，發現表面看上去，這個地方安靜、閉塞，可在一些角落里，另有一套“規則”：某些工程項目被少數人長期把持，一些基層干部習慣性“吃拿卡要”，甚至有人打著“黑白通吃”的旗號，在當地橫行多年。老百姓嘴上不敢多說，但怨氣早已積攢。

有一回，他在夜里翻看舉報材料，看到一個農村婦女寫的幾句話——“我們不是要鬧，只是沒路走了”。這幾字不算華麗，卻讓他心里“咯噔”一下。試想一下，一個縣委書記在這樣的地方上任，如果只想著“熬時間、守攤子”，那往后這些信訪件，還得一封封往上送。

他不是沒權衡過風險。巴東縣地方不大，人情關系盤根錯節。一旦動真格查問題，得罪的人絕不止一兩個。而且，很多事情牽扯到經濟利益，牽扯到某些人的“小圈子”。不碰，一時風平浪靜；一碰，立刻風聲鶴唳。

母親臨終前那句“干干凈凈做人”，在這個時刻又浮上來。他心里逐漸有了決斷：既然來了，就不能裝看不見。

一、窮縣“動刀”：87人落馬的背后

陳行甲在巴東的反腐，并不是轟轟烈烈的“口號戰”，而是一步一步往實處走。先從項目資金、“三公”經費等容易出問題的地方入手，靠的是具體線索和扎實調查。

水利、交通、林業、住建、教育……這些部門，有一個共同特點：資金多，工程多，接觸的企業復雜。一旦監督不到位，很容易滋生“油水”。舉報材料里不少指向這些領域，他便將調查重點擺在這里。

在縣委常委會上，他沒少在這些部門“一把手”面前發火。有一回，談到某工程項目的質量問題時，他當著十幾個人的面，把一位局長批得顏面無光：“你這是給巴東臉上抹黑！”會后有人私下說：“書記這樣，不怕人記仇？”

怕不怕，其實他心里很清楚。隨著調查深入，他接到的“提醒”也愈發露骨。一條短信寫得很直白：“給人留一線，日后好相見。”還有人通過旁人轉話：“你要搞死我們，我們也不會讓你好過。”有一次他對身邊人說：“看來，是真戳到痛處了。”

不止語言威脅。有個階段，他晚上散步時，辦公室同事都會主動陪著，一圈又一圈繞著縣城轉。同事開玩笑說：“書記，我們這是臨時保鏢。”話雖帶笑，心里其實都清楚，風險不只是紙上說說。縣公安局干脆在他的車上裝了防爆裝置，這在一個貧困縣并不常見，多少說明了一點緊張氣氛。

矛盾真正激化，是一次調查觸到了某些利益鏈的核心。據公開報道，他在查某項建設項目時，明確提出要從立項、招投標、資金撥付全過程倒查。很快，他就遭到了有組織的圍攻。一次，在前往基層調研途中，他被一群人攔住，推搡、毆打持續了二十多分鐘，結果是兩根肋骨骨折，四根手指嚴重變形。

那段時間，他回憶這件事時，只淡淡一句：“那次是真有點兇險。”旁人聽了，不免心驚。按一般人的想法，遇到這么一回“教訓”，多少會收一收手，可他反而把這當成一個信號——問題的嚴重程度，遠超過初來乍到時的想象。

在他的堅持下，線索被層層深挖，相關部門配合調查的力度也越來越大。結果擺在案卷上：包括局長、鄉鎮書記、鄉鎮主任在內，一批干部相繼被查處。再加上一些長期勾連的“問題商人”，被依法追責的人數，達到八十七人。

這個數字對一個地級市來說也不算少，更何況是一個貧困縣。有人議論：“巴東這是動了大手術。”有人抱怨：“這樣搞，干部還干不干事？”但從另一面看，很多老百姓看到消息后的反應，只有一個詞——“解氣”。

值得一提的是，他在整治“蛀蟲”的同時，并沒有把所有矛頭都對準干部群體，而是明確區分“少數害群之馬”和“絕大多數”。在不少內部會上，他反復強調：“查的是問題，不是把隊伍打散。”這樣的態度，某種程度上緩和了部分人心里的緊張。

從結果來看，反腐不是他在巴東的全部，但毫無疑問，這一仗打出了震懾，打出了底線。對于一個長期受各種“小圈子規則”困擾的縣城，這相當于一次“重啟”。

二、從反腐到“造血”：窮縣要不要出名

只把“蛀蟲”清掉，日子就能立刻好起來嗎？顯然沒那么簡單。反腐更多是止損、清障，而要讓老百姓的錢袋子鼓起來，還得看發展本身。陳行甲在巴東的后半程工作，很大一塊精力就是放在這上面。

那幾年，國家對中西部地區的扶貧力度不斷加大，一個重要抓手就是“因地制宜發展產業”。巴東縣境內山高峽深，景色其實相當不錯，只是以前缺交通、缺宣傳，外地人很少知道這個地方。旅游資源擺在那里，卻長期處于“養在深閨人未識”的狀態。

陳行甲看得比較明白：對巴東這樣財政基礎薄弱的縣來說，大型工業項目難以承接，農業又受地形限制，要想真正“造血”，恐怕只能在旅游上動腦筋。他多次調研景區、碼頭和鄉村，甚至親自跑過幾條最偏僻的山路。

有一回，他跟身邊人說：“我們這里的風景，不比別人差，就是缺一個機會。”什么機會？一句話，得讓更多人知道巴東、走進巴東、愿意在這里花錢。有媒體報道，他曾提出過請知名歌手來開演唱會，順便拍宣傳片，把巴東打造成一個新興旅游目的地。

這個構想聽上去不錯，但現實擺在那兒：請一個真正有影響力的歌手，出場費就得二十萬左右，對一個貧困縣的財政來說，這不是小數目。有人反對：“這錢要是用在修路、修房子，多實在。”也有人搖頭：“唱幾首歌就花這么多，老百姓怎么想？”

權衡一圈之后，他做了個“不按常理出牌”的決定——不請歌星，自己來“出鏡”。于是，后來那場頗有戲劇色彩的三千米高空跳傘直播，就這樣被擺上日程。

對一個縣委書記來說，從三千米高空往下跳，本身就帶著幾分冒險意味。有人勸他：“這事交給專業的人做不行嗎？”他回答得簡單：“別人跳，媒體未必關心；書記跳，大家肯定要看。”這話聽著有點“抬高自己”，但從傳播效果上看，確實不假。

跳傘那天，直播畫面通過網絡平臺傳出去，引來不少媒體報道，“湖北巴東”“貧困縣書記高空跳傘推介家鄉”之類的標題，在新聞和網絡上多次出現。許多原本沒聽過“巴東”名字的人，就這么第一次記住了它。

宣傳帶來的連鎖效應，逐漸反映在數據上。游客量增加、消費變多，相關配套產業開始跟著活躍起來，餐飲、住宿、交通等行業都有起色。當地很快形成一個共識：旅游業，可以成為拉動巴東經濟的支柱。

不得不說，這種做法在傳統官場中算是比較“破格”的。縣委書記親自跳傘帶貨，難免有人覺得“有點不正經”。但從發展角度看，他確實找到了適合當地實際的突破口。

更值得注意的是，發展產業的同時，他并沒有放松對資金使用的監管。反腐帶來的制度約束，反過來又為旅游等項目的健康運轉提供了一定保障。換句話說，在巴東，反腐與發展并不是兩條平行線，而是在同一時間軸上互相交織。

等到任期接近尾聲時，巴東縣在脫貧攻堅中的位置，與他剛來時已經不可同日而語。經濟指標固然重要，更關鍵的是，很多老百姓真切感覺到兩點變化：一是“辦事不用再到處找人托關系”，二是“家門口的游客多了，做小生意有奔頭了”。

在組織部門的考核中，他的工作成績有詳細的評估。二〇一五年前后，他被授予“全國優秀縣委書記”稱號，這個稱號不是輕易就能拿到的，某種程度上代表了上級對他在巴東工作的總體肯定。

也正因為這種肯定，按照正常的干部序列，他的仕途似乎正要走上一個新臺階。

三、在高點轉身：辭職與“退而不休”的選擇

按慣常路徑發展下去，陳行甲很可能會被調往更重要的崗位。組織方面也確實有過這種考慮：一個能在貧困縣干出名堂、又敢擔當的干部，放到更大的平臺上，是合乎邏輯的。

然而，二〇一六年，他遞交了一份讓不少人愣住的申請——辭去公職。消息從內部傳開時，很多人第一反應是不相信。有同事私下問他：“好不容易干出了成績，現在往上走的門已經打開了，這個時候走，是不是太可惜？”

他的態度卻相當堅決。對于上級領導的多次挽留，他給出的理由是：還有一件在他看來更重要、更有意義的事，需要他把全部精力投入進去。這件事，既不是經商，也不是“休養生息”，而是做公益、做慈善。

從表面看，這是一次“主動退出”。但如果把他在巴東的經歷前后連起來看，這個決定并不突兀。多年來，他接觸過大量貧困家庭，特別是一些山里孩子的境遇，對他觸動很深。反腐、發展經濟，當然能改善宏觀環境，可在他眼里，還有一些更加脆弱的個體，需要有人專門去扶一把。

他曾說過，大意是這樣：“不當官了，人還是黨員，做事的初心不能變。”這句話沒有太多花哨修辭，卻勾勒出他之后的人生軌跡。

辭職之后，他投身的重點，就是公益。尤其關注教育、救助等領域，試圖用社會力量彌補一些體制之外的空白。有人問他：“從廳局級干部退下來，壓力會不會很大？”他笑了一下：“反而輕松些，該扛的擔子換了一種形式。”

在公益領域，他不只是象征性“站臺”，而是親自參與項目設計、責任落實，延續了在巴東時那種較真的勁頭。不同的是，這一次，他不再擁有行政意義上的“權力”，能依靠的，更多是個人信譽和多年來積累的經驗、人脈。

有人評價他“太理想化”，也有人認為，他是“從體制內走向體制外的另一種擔當”。評價如何見仁見智，但有一點比較確定：辭官之后，他并沒有選擇遠離社會，而是以另一種方式繼續參與公共事務。

不可忽視的一點是，他離開的那個縣，幾年過去，仍然時常有人提到他的名字。對于很多巴東縣的普通人來說，“那個抓了不少貪官、自己又跳傘做宣傳的書記”，是個頗為鮮明的存在。有人說：“他在這幾年，做了該做的事。”這話簡單，卻很扎實。

從時間線上看，二〇一六年后，中國整體進入脫貧攻堅決戰階段。像巴東這樣的縣，逐步跨過貧困線，開始謀劃鄉村振興。陳行甲早早完成了他那一段“縣委書記”的任務，卻沒有就此“歸隱”，而是把戰場轉移到了另外一個領域。

回頭梳理他的選擇，有一條線始終未斷：無論在任還是辭職，都圍繞著“對老百姓有用”這個標準轉。他在巴東時，敢動八十七個官員和不法商人，是為了還當地一個相對干凈、公正的環境；搞旅游，跳傘直播，是為了給這個窮縣多找一點發展機會；離任之后做公益，是希望那些處境艱難的人，能再多一道保障。

如果只看“辭職”兩個字，很容易想象出各種復雜版本。但把前因后果連起來看，就不難發現：這不過是同一個人，在不同時期做出的連續選擇而已。

從貧困縣的書記，到全國優秀縣委書記，再到一名專業的公益工作者，表面上是職位的變化，實質上是路徑的調整。他退下去之后在干什么？概括起來，就是把過去在體制內那股“較真”的勁，搬到公益這條路上，繼續朝著他認定的方向走。

對于那些關注中國基層治理和公共事業的人來說，陳行甲這個名字，之所以值得反復提起，恐怕不只因為他在巴東拿下了八十七名貪官，也不只是因為他在官場高點“急流勇退”，而是因為，在不同身份之間，他始終堅持用一種相對樸素、卻不算輕松的方式，去回答一個老問題：當權力、名聲、個人選擇擺在一起時，怎么做才對得住自己心里那桿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