聞立樹給原副市長吳晗當秘書，調離時，吳給他推薦了兩條提升路子

1956年初春的北京，風還很冷，城里卻已經忙起來了。市政府大樓里，電鈴聲此起彼伏，外賓團、代表團的名單不斷送來。就在這樣一個看似尋常的工作日里，一個年輕秘書正悄悄做著決定，這個決定后來改變了他的一生。這個年輕人叫聞立樹，彼時二十出頭，只上過高中二年級，卻已在原北京市副市長吳晗身邊工作了好幾年。

對很多同齡人來說，能進市政府已是難得的機遇，而聞立樹還多了一層特殊身份——聞一多的侄子。出身聽起來不凡，底子卻并不厚實。文化基礎一般，歷史功底也說不上多好，只是勤快肯干。也正因為如此，他在吳晗身邊做事的幾年里，心里一直有個隱隱的不安：跟著這么一位學問大、聲望高的首長，自己夠不夠格？將來還能走多遠？

有意思的是，影響聞立樹后半生方向的關鍵談話，并不是發生在某個正式會議上，而是在他即將調離吳晗身邊的時候。一位副市長和他的年輕秘書，聊出了兩條截然不同的人生路子。而在這之前，吳晗早就習慣了替身邊人“謀前程”。

一、從警衛員婚禮，看吳晗的“帶人之道”

要看清這件事，得從另一個人的經歷說起。那是1950年前后，北京剛解放不久，市政府的許多崗位還在逐步調整。吳晗身邊有個警衛員，叫齊振宇，跟著他工作了三年。

齊振宇出身普通，人很老實，不太多話，警衛工作做得一絲不茍，安全意識很強，對首長照顧周到。他白天跟隨出勤，晚上住在吳晗家里值班，時間一長，也就成了家里人一樣的存在。內務則由一位叫李秀琴的年輕女同志負責，兩人朝夕相處，慢慢就有了感情。

有一天，齊振宇鼓起勇氣向組織提出要結婚，地點就定在市政府辦公廳大樓。婚禮簡單得很，來的人不算多，卻有一位關鍵人物出現在現場——吳晗。他不僅到場，還親自主婚，講了幾句樸素的話，祝他們新婚生活順當。對后來回憶這段經歷的人來說，這場婚禮并不隆重，卻讓人印象極深，因為那時候，副市長親自來給一個警衛員當主婚人，并不多見。

更耐人尋味的是，這件事并沒有隨著婚禮結束而畫上句號。幾年后，齊振宇工作要調動，吳晗把他叫到身邊，大致意思是：“你人踏實，不能老停在這兒，應該再學點東西。”他通過自己的關系，把齊振宇介紹到秦皇島煤炭學校去讀書。

那是一個相當實際的選擇。煤炭工業在當時是國家重點領域，專業學校畢業后分配相對穩定，有上升空間。齊振宇在那里學了四年，畢業后被分到煤炭工業部辦公廳。時間再往后推，他一步步做到處級干部，人生路子就此打開。

這段經歷后來由聞立樹回憶出來，很能說明一個問題：在吳晗眼中，身邊的工作人員并不是隨用隨走的“行政編制”，而是一個個具體的人。他會記得他們的性格、特長、短板，在關鍵節點上幫他們做一次“規劃”。這種做法在當時的干部隊伍里，并不算普遍，但在吳晗那里，卻幾乎成了一種習慣。

聞立樹后來感嘆，自己能有后來的成就，和這位首長的提攜有著直接關系。這話并非客套，而是有具體的故事作支撐。

二、從“跑斷腿的副市長”，到一心撲在教育上的學者官員

再把時間往前撥一點。1949年11月，新中國剛成立不久，吳晗以民主人士代表的身份，出任北京市副市長，分管文化、教育、衛生。一位出身學術界的歷史學家，突然成了大城市的副市長，這種角色轉換，在當時并不算罕見，卻很考驗人。

新政權建立初期，北京的外事活動漸漸多起來。各國駐華使館陸續設立，來訪的外賓、友好代表團一波接一波。作為東道主，北京市政府需要頻繁出面接待，而這些禮節性的活動，多半落在吳晗頭上。他既要到機場迎送，又要參加歡迎會、宴會，還要陪同參觀。忙的時候，一天要跑兩三場外事活動。

這種工作，對擅長做學問的人來說，多少有點“用不上勁兒”的感覺。吳晗并非不懂政治禮節，但在他看來，時間被大量耗費在這些場合，多少有些浪費。有一次，時任外交部亞洲司代司長的陳家康來市政府辦事，吳晗忍不住向他吐槽，說自己被外事活動“纏住了腳”。

陳家康是個文人氣很重的外交干部，當場打趣般寫了一首詩，其中有兩句很快就傳開了：“跑斷京兆三年腿，貽誤儒林一卷香。”這里的“京兆”指北京市的領導人，“儒林”則代指學界。這兩句，既是調侃，也是實情：吳晗忙于政務，多少影響了學術研究。

不得不說，吳晗對這個情況心里很清楚。他不想做一個只會“走場子”的副市長，多次提出希望從領導崗位上解職，回到教書育人的崗位。這種請求，在當時并不好辦。一方面，他是新政權吸收的一位重要民主人士，在統一戰線工作中有特殊意義；另一方面，他在文化教育領域確實需要承擔責任。組織上權衡再三，并沒有立即同意他的請求。

轉機出現在1955年2月。這一年，北京市副市長的人數進行了調整，從原來的2位增加到8位，職責分工更加細致。吳晗排在第二位，重點抓教育工作，外事活動相對減少，讀書寫作的時間多了起來。

有意思的是，隨著工作壓力結構的變化，他內心的另一個愿望變得更強烈了——入黨。早在1951年1月6日，他就寫信給時任中共中央統戰部副部長徐冰，談自己的想法。信里提到，工作已經比以前集中，有了讀書的時間，這是好事，但“問題是沒有人帶著我走，沒有人嚴厲指正批評，像對待同志那樣”。

這句話透露出很明顯的心態：他希望自己不僅僅是一位民主人士代表，而是真正成為黨內的一員，接受組織生活的約束和錘煉。在當時的政治環境下，這個愿望并不是隨提隨批的。出于統一戰線的整體考慮，他的入黨申請遲遲沒有得到明確答復。

直到1957年3月，中共中央才正式批準他入黨，不過身份設定為“秘密黨員”，只少數領導了解具體情況。這個安排，一方面保護他的政治身份，另一方面也方便統戰工作繼續開展。從形式上看，他仍然是“民主人士”，但內在身份已經悄然發生了變化。

在這樣的背景下，吳晗的為官風格，顯得格外耐人尋味。一方面，他有讀書人的清高和自律；另一方面，他也在用自己的方式適應新體制，為周圍的人“搭橋鋪路”。

三、清廉自守，卻肯為教育和青年“多掏腰包”

吳晗的老家在浙江義烏西鄉苦竹塘。父親吳瑸玨于1934年去世，母親蔣山蔭則在1949年離世。家里曾有一些田產房舍，在舊社會算不上大地主，卻也不是赤貧。新中國成立后，土地改革展開，他對這件事的態度很鮮明。

1950年，他主動給當地農會寫信，提出希望把家中原有的田產房舍全部獻出。等到土改結束，他作為原屋主，按政策分得一些房產和耕具。過了三年，他又兩次給浙江義烏縣人民政府寫信，表示愿意將土改后分得的房屋及其內部耕具器物，連同舊有的土地房產證，一并交給政府處理。對于出身舊知識分子家庭的人來說，這種選擇并不輕松，但他做得干脆。

這種態度，與他在北京為官的作風是一致的。吳晗的生活，一直說不上寬裕。機關干部在1954年7月統一工資制度之前，多實行供給制待遇，住房、薪水都比較緊張。但在一些具體事情上，他卻舍得從自己口袋里掏錢。

有一年，有個初中班的學生寫信給他，希望能和吳副市長一起過“五四青年節”。那時候，領導干部回信已經不容易，更別說親自參加活動。吳晗看完信，很爽快地答應了，活動地點選在中山公園。

節日當天，他準時趕到現場，先和這群中學生座談，聊青年理想、讀書和做人。談話結束后，他又請大家去吃了一頓西餐。按制度，這類活動費用完全可以通過公款報銷，可吳晗最后是用自己的工資結賬。這種事，誰也不會追著去查，賬目上也看不出差別，卻足見他對“公”和“私”的分寸感。

類似情況還出現在1956年至1957年間。他每月在市政府辦公廳召開一次中學教師座談會，請一線教師談教育質量問題，會后常帶大家到附近的鴻賓樓飯莊吃飯。那幾年，鴻賓樓算得上北京比較體面的館子，一頓飯對普通教師來說，是難得的待遇。但每次買單的，都不是公款，而是吳晗的稿費。

不得不說，這種花錢方式頗具個人色彩。別人可能會小心留點積蓄，他卻愿意把寫文章的收入，拿來請教師吃飯、請學生吃西餐。對他來說，這似乎再自然不過：錢是自己寫稿掙來的，用在教育和青年身上，心里踏實。

他對書法題字的態度，也能看出一種自我要求。60年代初，已經調到宣武師范工作的羅奇，受學校委托，希望請吳晗題寫“宣武師范學校”校名。羅奇上門說明來意，按當時的慣例，很多領導都會欣然揮毫，既是面子，也是人情。

吳晗聽完，倒顯得有些為難，說自己的字不好看，不適合用作校名。隨后給郭沫若寫了一張便函，請他幫忙。那天，他還留羅奇在家吃了頓便飯。羅奇拿著便函去拜訪郭沫若，很快就得到六個大字——“宣武師范學校”。事情辦得干凈利落，卻沒有半點“領導題字”的做派。

這樣的細節，累積起來，就形成了一種相當清晰的印象：這個副市長對自己要求很嚴，對錢的用法有講究，對名聲則看得比較淡。他更愿意把心思放在教育、青年和具體工作上。

四、從工資級別，到兩條“提升路子”

說回身邊的秘書。接替聞立樹擔任秘書的羅奇，剛來時還只是見習。起初他的見習工資是38元4角2分，已經算是當時青年人中等偏上的水平了。一年期滿，辦公廳人事科要為他轉正定級，拿不準是定23級（工資49元5角），還是定22級（工資56元），于是來征求吳晗的意見。

有人可能會以為，領導多半愿意給自己身邊工作人員多爭取一點，顯得“關門弟子待遇好”。但吳晗聽完后，只說了一句：“年輕人的工資不宜定得太高。”最后，人事科按23級執行。結果看上去有點“摳”，實際卻包含另一層考慮：工資是長遠問題，年輕人起步太高，容易在心理上形成不平衡。

有意思的是，到了婚姻大事上，他又表現出截然不同的一面。1957年，羅奇和同班同學謝綏之結婚。吳晗和夫人袁震送了一個禮包，里面放了60元禮金。要知道，那時羅奇一個月工資還不到50元，這份禮金相當于他一個多月的收入。

數額不算小，卻送得不顯張揚。當事人后來回憶，從這件事中，能感受到吳晗的用心：工作上要嚴，標準要高，生活上可以適當寬一點，尤其是在成家立業這種關鍵節點上，給年輕人一點實在的支持，比任何說教都管用。

吳晗對秘書們的勞動，也一向給以足夠尊重。他的很多文章，是自己口述大意，由秘書起草整理，再由他親自修改定稿。稿費下來后，他會按比例分給參與整理的秘書。那時機關干部多半靠供給制生活，手頭不寬裕，這些稿費雖然不多，卻讓參與的年輕人十分高興——那是一種被當作同行而非單純打字員的感覺。

1956年，輪到聞立樹要離開吳晗身邊。幾年的秘書工作，讓他見識了很多，卻也感到空心：歷史研究看得多，動手能力卻不足，古代漢語功底不扎實，想學又怕跟不上。在這種狀態下，他對未來有些迷茫。

臨別前的一次談話，成了這段故事的關鍵。那天，吳晗把聞立樹叫到跟前，先是肯定了他的工作能力和品行，然后很認真地給出了兩條“提升路子”：

一條，是到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第三所，去范文瀾身邊做助手，在范老指導下系統學習歷史知識，邊干邊學，逐步轉型為專業研究人員。這條路偏向學術，直接對接當時國內最頂尖的一批歷史學者，平臺極高，但要求也嚴，對古文功底、史料閱讀能力都有不小壓力。

另一條，是先報考高等學校，選一門合適的專業，打牢基礎，再走上研究道路。這樣進度稍慢，卻更穩妥，適合基礎薄、愿意腳踏實地追趕的人。

聞立樹聽完，心里很清楚自己的不足。他知道，如果直接投到歷史研究所，面對大量文言史料，自己很可能寸步難行。考慮再三，他決定選第二條路子——讀大學，把基礎補起來。這個選擇，說起來樸實，實際頗見自知之明。

接下來的一段時間里，他白天工作，夜里復習備考，一步一步往前趕。功夫沒白費，很快他收到了兩張錄取通知書。一個是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為提前單招；另一個是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通過統一招生錄取。兩所學校、兩個專業，各有優劣。

面對這樣的選擇，他一時拿不準主意，又去請教吳晗。吳晗沒有隨口給出答案，而是寫信給北京市高等學校招生委員會負責人陶大鏞，說明了情況。很快，陶大鏞回信，依據當時招生政策，明確表示：“立樹同志應到中國人民大學入學。”

這個決定，幾乎等于替聞立樹定下了今后幾十年的職業軌跡。中國人民大學中共黨史系在當時屬于新興學科，緊貼現實需要，也承接了黨史研究的重任。選了這條路，就意味著他以后多半會在黨史教學和研究領域深耕，不再是一般意義上的“文史工作者”。

聞立樹后來回憶，那次告別，既平靜又有些沉重。他離開吳晗，去人民大學報到，從此走上中共黨史教學研究之路，直至終身未改行。回望過去，他很清楚地意識到：如果當年沒有那兩條路子的點撥，沒有關鍵節點上的那封信，自己的人生會是另一種走向。

從警衛員到秘書，從工資定級到婚禮禮金，從請學生吃西餐到請教師在鴻賓樓聚餐，從題字時的謙讓，到為青年人寫信爭取學業機會，一件件看似瑣碎的小事，拼接出一幅相對完整的圖景：在新中國成立后的那段歲月里，吳晗既是一位忙于政務、身不由己的副市長，也是一位仍想堅守學術理想的歷史學者，更是一位習慣為身邊年輕人“謀長遠路子”的長者。

在這種氛圍下成長起來的人，很難不受影響。聞立樹的故事，只是其中之一，卻足夠典型。他從一個高中二年級文化程度的秘書，最終成長為專業黨史研究者，中間的關鍵節點，有明確的時間、有清晰的人物、有實實在在的選擇。這樣的軌跡，本身就構成了那一代知識分子在時代大潮中的縮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