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智評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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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王靜怡,民智國際研究院研究助理
(正文約3800字,預計閱讀時間10分鐘)
霍爾木茲海峽,長期以來被視為全球能源體系中最關鍵的戰略節點之一。
全球約五分之一的石油和液化天然氣通過這一狹窄水道運輸,其穩定性不僅關系到中東地區經濟命脈,也直接影響全球能源價格、供應鏈安全以及大國地緣政治格局。
然而,自 2026 年 2 月底,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軍事打擊以來,霍爾木茲海峽的運行邏輯正在發生根本性變化。
當前的局勢并非傳統意義上的“封鎖”或“關閉”。更準確地說,這一航道正從一個開放、標準化、可保險的國際公共通道,演變為一個高度分層、風險定價主導、并存在明顯“選擇性通行”的灰色航運空間。
在這一過程中,傳統西方主導的航運體系正在部分退出,而以伊朗影子船隊為代表的非正規航運網絡則迅速填補空缺。
這一變化不僅是區域沖突的直接結果,更反映出全球金融制裁體系與軍事力量在關鍵節點上的交織與重構,對現行國際秩序構成了重要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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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爾木茲海峽衛星圖(圖源/路透社)
霍爾木茲海峽的戰略地位
在地理位置上,霍爾木茲海峽連接波斯灣與阿拉伯海,北鄰伊朗,南接阿曼與阿聯酋,是波斯灣國家能源出口的唯一海上通道。
該海峽最窄處僅約 33 公里,但水深足以通行全球最大級別的超大型原油運輸船(VLCC),使其成為大規模能源運輸的理想通道。
在經濟層面,霍爾木茲海峽的意義尤為突出。根據美國能源信息署(EIA)估算,2025 年每天約有 2000 萬桶石油及石油產品通過該海峽,相當于每年約 6000 億美元(約 4470 億英鎊)的能源貿易規模,占全球消費總量的約 20%。
此外,全球約 20% 的液化天然氣也通過這一通道,主要來自卡塔爾。按年度計算,這一水道承載的能源貿易規模接近 6000 億美元。
然而,其影響不僅限于能源。中東地區約三分之一的化肥出口同樣依賴該海峽,而反向流動中,大量食品、藥品與工業設備通過該通道進入海灣國家。因此,霍爾木茲不僅是能源咽喉,也是一個典型的“雙向關鍵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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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球約有 20% 的石油和天然氣通過霍爾木茲海峽運輸(圖源/路透社)
在地緣政治層面,霍爾木茲海峽也具有高度敏感性。一方面,根據聯合國規則,各國可以對其海岸線向外延伸最多 12 海里(約 13.8 英里)的領海行使主權。
在最狹窄處,霍爾木茲海峽及其航道完全位于伊朗和阿曼的領海范圍內,其航道完全位于伊朗與阿曼的領海范圍內,使伊朗在法律與軍事上具備一定控制能力。
另一方面,美國及其盟友長期通過海軍力量保障該水道的開放,將其視為全球公共安全的重要組成部分。
因此,霍爾木茲海峽本質上是一個典型的“全球公共品”:其安全依賴于大國提供保障,而其收益則由全球市場共享。
封鎖的性質:從物理阻斷到風險壓制
當前伊朗對霍爾木茲的“封鎖”,并非傳統意義上的物理封鎖(如全面布雷或完全阻斷航道),而是一種通過軍事威脅與不確定性實現的“風險性封鎖”。
根據法新社(AFP)3 月 18 日的統計,自戰爭開始以來,至少已有 21 艘船只遭到襲擊、被瞄準或報告遭遇攻擊。
同時,伊朗明確表示將對任何試圖通過海峽的船只開火。這種持續的威脅環境,使航道在形式上仍然開放,但在實質上已變得難以通行。
通常每月約有 3000 艘船只通過霍爾木茲海峽,但近期這一數字已大幅下降。約 150 艘船只在海峽及周邊水域滯留,全球約 10% 的集裝箱船受到連鎖影響。盡管個別船只仍能通過,但整體通行量已大幅下降。
更為關鍵的是,這種封鎖通過“風險溢價”而非物理障礙發揮作用。航道的可達性不再取決于地理條件,而取決于船東是否能夠承受潛在損失。
在此次危機中,最具決定性的因素之一,是保險體系的迅速退出。
多家國際海事保險公司,包括主要的保賠協會(P&I Clubs),已宣布從 3 月 5 日取消或限制在伊朗及海灣水域的戰爭風險保險。部分保險產品完全撤出,部分則轉為按航次單獨評估,并大幅提高費率。將從 3 月 5 日起取消相關保障。
有數據顯示,戰爭險保費從沖突前約 0.25% 飆升至 1% 至 3% ,甚至更高。對于價值 2 億至 3 億美元的油輪而言,單次航行的保險成本從約 60 萬美元上升至數百萬甚至上千萬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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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年 3 月 3 日,在阿聯酋富查伊拉海岸附近,可以看到多艘油輪停泊。當時正值美國與以色列同伊朗發生沖突之際,伊朗誓言將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圖源/路透社)
與此同時,中東至亞洲的油運價格已接近翻三倍。航運與保險成本的疊加,使得通過霍爾木茲海峽在經濟上變得“不可行”。
這一機制實際上構成了一種“金融封鎖”。即便航道在物理上仍然開放,缺乏保險與風險保障的航運活動也難以持續。
并且能源價格仍明顯高于沖突前水平。根據路透社數據,原油價格已升至約每桶 100 美元。今年以來上漲近 70%,同比上漲接近 50%。
誰在繼續通行?航運體系的分層化
在當前高風險環境下,霍爾木茲海峽的通行主體已經發生了顯著分化,原本相對統一的全球航運體系,正迅速裂解為多個彼此區隔的層級結構。
首先,最為明顯的是傳統“合規航運體系”的大規模撤出。以歐美為代表的主流船東、能源公司以及航運集團,在風險與收益嚴重失衡的情況下,普遍選擇暫停或繞行該航線。
這一決策并非單純基于安全考量,更重要的是金融與制度約束的疊加作用。
一方面,持續發生的無人機與導彈襲擊使船舶面臨真實且不可預測的損失風險;另一方面,戰爭風險保險的取消或保費飆升,使航運活動在經濟上難以成立。
對于依賴銀行融資、保險保障以及合規監管的西方航運企業而言,一旦脫離這一體系,其運營本身便失去了制度基礎。因此,撤出霍爾木茲并非“選擇”,而是結構性約束下的必然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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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月 22 日,以色列南部城市迪莫納(Dimona)的建筑遭導彈襲擊(圖源/新華社)
與此形成對比的是,一部分國家開始通過外交與政治渠道爭取“有限通行”。印度、巴基斯坦等國的船只能夠穿越海峽,很大程度上依賴于與伊朗方面的直接溝通與協調。這種通行并不建立在普遍規則之上,而更接近一種“個案式豁免”。
從航跡數據來看,這類船只在通過海峽時往往采取更為謹慎的策略,例如貼近伊朗海岸航行,以降低被誤判或攻擊的風險。這種行為本身也反映出航道已從一個中立空間,轉變為一個需要“選擇立場”的地緣政治空間。
然而,在所有通行主體中,最具決定性意義的,是所謂“影子船隊”的系統性擴張。這些船只并非臨時性應對,而是長期制裁環境下逐步形成的一種平行航運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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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6 年 3 月 2 日,在美國與以色列同伊朗發生沖突期間,從阿曼穆桑達姆地區拍攝到霍爾木茲海峽一艘船只附近有鳥群飛過的畫面(圖源/路透社)
它們通常通過復雜的注冊與所有權結構規避監管,例如使用方便旗(如非洲或小島國旗幟)、通過多層殼公司持有船舶,并刻意削弱與西方金融體系的聯系。
在技術層面,這些船只頻繁關閉或操縱自動識別系統(AIS),在當前全球導航衛星系統(GNSS)干擾普遍存在的環境下,其航行軌跡更趨不透明。
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影子船隊獲得了相對更高的通行能力。航運數據表明,在沖突初期,通過霍爾木茲的油輪與氣體運輸船中,約有一半屬于這一體系。
換言之,航道并未真正“關閉”,而是發生了功能性的轉變:從一個所有合規主體均可通行的國際水道,轉變為一個由特定類型航運主體主導的高風險空間。
這一分層結構的形成具有重要意義。它不僅改變了誰在航行,也改變了航運本身的規則基礎。通行不再是基于國際航行自由原則,而是取決于風險承受能力、政治關系以及是否嵌入特定的替代網絡。
影子船隊的崛起:制裁的反作用機制
影子船隊在當前危機中的主導地位,并非偶然現象,而是長期制裁結構所催生的制度性結果。
自 2018 年美國退出伊朗核協議并重啟嚴厲制裁以來,伊朗逐步發展出一整套規避機制,以維持其能源出口。這一過程不僅改變了伊朗的對外貿易方式,也在客觀上塑造了一個相對獨立于西方體系的航運與金融網絡。
這一網絡的核心在于“去依賴”。在傳統航運體系中,船舶運營高度依賴幾個關鍵節點:美元結算體系、國際銀行融資、以及以保賠協會(P&I Clubs)為核心的保險網絡。這些機構大多位于美國及其盟友國家,因此極易受到制裁工具的影響。
而影子船隊的運作邏輯,則是盡可能脫離這些節點。例如,通過非美元結算完成交易,通過非西方保險或自保機制分散風險,并通過復雜的公司結構模糊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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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爾木茲海峽實景圖(圖源/路透社)
正是在這一體系基礎上,伊朗在當前沖突中展現出出人意料的韌性。盡管航運環境顯著惡化,其石油出口仍能維持在約 100 萬桶/日的水平,且主要流向中國等非西方市場。
這一事實表明,制裁并未徹底切斷伊朗的能源流動,反而促使其建立起一個能夠在高風險環境中運作的替代體系。
從這個意義上說,影子船隊不應被簡單理解為“非法”或“臨時性”現象,而更應被視為全球經濟體系在壓力之下產生的一種結構性適應。
它既是制裁的產物,也是對制裁的回應。在當前危機中,它所展現出的運作能力,正是霍爾木茲航運體系得以維持“灰色流動”的關鍵所在。
美國的應對困境
在當前霍爾木茲危機中,美國面臨的核心問題,并不在于是否具備控制海上通道的能力,而在于能否以可接受的成本實現這一目標。
近期局勢的發展凸顯出這一矛盾。一方面,美國總統特朗普在 3 月 21 日要求伊朗在 48 小時內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否則將打擊其發電設施;另一方面,美國內部亦在評估通過談判緩和局勢的可能性。
伊朗的回應則進一步復雜化了局勢。伊朗武裝部隊表示,一旦其能源基礎設施遭襲,將采取包括“全面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在內的懲罰性措施,并擴大打擊范圍至區域能源與美方相關目標。
同時,伊方強調海峽尚未完全封鎖,而處于“智能管控”狀態,即在特定規則下選擇性放行航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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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國總統特朗普和以色列總統內塔尼亞胡(圖源/路透社)
在此背景下,美國的應對受到多重約束。直接軍事行動雖具可行性,但可能引發伊朗對區域能源設施及美軍基地的報復,從而將危機升級為更大范圍的沖突。
同時,全球能源價格已顯著上漲,美國亦難以完全隔離其國內市場的影響。此外,盟友在護航問題上的猶豫,也限制了美國構建多邊行動框架的能力。
因此,美國在霍爾木茲問題上的困境具有明顯的結構性特征:其軍事優勢仍在,但在能源市場、地緣政治與聯盟協調等因素交織下,難以轉化為低成本、可持續的控制能力。
從更宏觀的角度看,這一局勢也反映出全球海上秩序的變化。當航道安全被嵌入沖突并轉化為戰略工具時,美國作為“全球航道安全提供者”的角色正面臨挑戰,而霍爾木茲則成為這一轉變的前沿場域。
撰稿:王靜怡
編務:王靜怡
責編:邵逸飛
圖片來源:網 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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