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歲，4年，萬里路：他把手風琴送進山村課堂

三月中旬的川西平原，又迎來了一輪降溫。

下午5點多，82歲的梁正春走到窗邊，看了看外面陰沉的天色，轉身抓緊幫著把最后一個孩子的手風琴收拾好。

指尖掠過琴鍵，發出一個輕微的C音。他似乎想起什么，轉過頭拍拍孩子的肩膀：“新學的這首曲子，技巧主要在指法，回去要多練。”

送走這個孩子，梁正春開始收拾自己的東西：一個背了十多年的包，幾張復印的手寫樂譜，一本厚厚的筆記本。等到再把教室的門窗都檢查一遍后，天色又暗了幾分，他快步向公交站走去——他必須要在18點前，趕上回城的最后一班車。

梁正春說，手風琴是自己的第二生命。

從決定到龍門山送教開始，這趟往返60多公里的山路，梁正春已經走了整整4年，總里程接近一萬公里。

也因為這位八旬退休教師的到來，龍門山深處的火井小學里，每周都有了悠揚的琴聲。

早上6點剛過，整座城市還沒有完全蘇醒，梁正春已經出現在邛崍城區西門的公交招呼站。他要趕第一班車前往山里的邛崍市火井小學。

這趟從邛崍城區開往高何鎮的城鄉公交，是梁正春每周二去火井小學的唯一交通工具，全程一個多小時，車費10元。

周二下午，梁正春等在公交站臺。這趟城鄉公交，是他每周來往火井小學唯一的交通工具。

家里人都勸他不用起那么早：“你中午才上課呢。”但這種城鄉公交，一旦滿員，就不再上客。有一次，梁正春試著9點到公交站，結果連著三輛車都滿員，那天的課也硬是沒趕上。“別人起得早，那我就起得更早。”從那以后，為了確保能上車，他把出發時間提前到6點，“坐到學校7點多，正好吃早飯。”

山路平坦，但是曲折。轉彎時，全車的人像瓶子里的水一樣晃，全靠一根安全帶拴著。每一次車輛轉彎，對年過八旬的梁正春來說都不輕松。早些年，他的包里常備著暈車藥，結果幾年下來，他發現自己暈車的老毛病竟然不治而愈，“可能是老天爺也不想再折騰我了”。但他至今都從來不敢在車上看手機，一看就頭暈。

公交駛過山路彎道，梁正春緊緊握著扶手。四年近萬公里的往返，他已習慣了車身搖晃的節奏。

謹慎也并不能防范住全部的意外。有一次，公交司機為躲避行人急剎車，雖然拴著安全帶，但梁正春的身體還是撞到了前排椅子，在家里臥床休養了一個月。

對于閑不住的他來說，臥床比暈車更難受。身體還沒好利索，梁正春又踏上了同一趟車。看著窗外飛快掠過的路標，梁正春說，40多年前，他也曾像這樣往返趕路。

1964年，梁正春畢業參加工作。那時候各個學科都缺老師，他比較多才多藝，所以語文、數學、音樂等好多科目，他都教過。有一次，梁正春看到一位老師在拉手風琴，悠揚動聽的琴聲，一下就擊中了他。他開始自學手風琴，后來成為專職音樂教師。

年輕時教手風琴的梁正春。一次偶然聽到手風琴，從此他與音樂結下了一生的緣分。

但自學很快就遇到了瓶頸，面對求知若渴的學生們，梁正春深感自學的那點琴技，離理想中的音樂教學還有很大差距。他輾轉找到四川音樂學院的吳守智教授，想要“提升提升”。

那時他已30多歲，早過了學琴的黃金年齡。吳教授一開始不愿意收，梁正春就一次次登門，多番懇切請求，吳教授終于松了口，收下了這個“超齡學生”。沒想到，這個“提升”卻是從最基礎的樂譜、指法等全部推倒重新學起。

梁正春1981年跟吳守智教授學琴時的筆記。時隔多年，這些筆記依然被他珍藏。

從1979年到1981年，從郫都區唐昌鎮到成都九眼橋畔，梁正春每周都要背著28斤重的琴，騎著自行車往返上百公里趕路求學。

回憶這段經歷，梁正春依然興奮：“完全感覺不到疲倦，只有學琴的快樂和滿足。”

2004年，梁正春從工作了二十多年的邛崍師范學校退休。

他閑不住，除了每天繼續練琴，他還組建過樂團，也教過同齡人學手風琴，“不管男女老少，只要喜歡手風琴，只要想學，我都教。任何知識，只有一代代傳遞下去，才有意義。”

2021年末，蘇登良找到了他。

蘇登良是梁正春在邛崍師范學校的學生，時任火井小學校長。火井小學在邛崍西邊的山里，是一所典型的鄉村小學，全校共有600多名學生。

火井小學的老校門。這所建于1908年的的小學，是少有的農村百年老校。

席間，梁正春問到學校的音樂學科情況，蘇登良說，全校只有一位音樂老師，且即將退休。得知梁正春在義務教琴，蘇登良發起邀請：“梁老師您教了一輩子音樂，有時間的話，也來看看山區的孩子們，活躍一下他們的音樂課。”

蘇登良說，老師當時年歲已高，學校又偏遠，讓老師偶爾去看看孩子們還行，但真要讓老師專職教學每周往返奔波，自己是萬萬不忍心的。

但蘇登良不知道，這句邀請已經被老師深深記在了心里。他坐車30多公里，專門去聽了孩子們唱歌，一邊聽，一邊直皺眉：“這哪是唱歌，簡直就是亂吼，一句歌詞能唱出三個調。”

教室里，孩子們抱著琴，眼睛緊緊盯著梁正春的動作。

這一趟也讓梁正春動了心。但若是每周往返，他擔心自己70多歲的身體能否適應。家里人也反對：“退休了就安心休養，別一天東跑西跑”。

梁正春的愛人以前在文工團工作，跟他一樣一輩子與音樂相伴。雖然非常支持他把手風琴事業向山區傳播，但心里免不了擔心：“那么大歲數了，就害怕有點啥問題。”

恩師吳守智教授知道這個事以后，卻十分鼓勵：“音樂是大眾的事業，要造福人民，你應該把手風琴帶給山區的孩子。”

恩師的肯定，讓梁正春徹底定了心，他給家人做思想工作：“手風琴是我第二生命。我晚年還能為人民做一點事情，這是很有意義的。”

2022年，梁正春正式“轉身向山里走去”，走進了火井小學的教室：每周二兩節課，自費乘車往返，風雨無阻。而愛人也成了他最堅實的后盾，無論多晚回來，家里總有熱菜熱飯在等著他。

“老師，這是什么樂器，要幾節電池？”

第一次站上講臺，梁正春就被孩子們的問題問懵了。教了一輩子手風琴，他從來沒想過還要從“什么是手風琴”這個問題開始教。

提前備好的課，一句也沒用上。他只能根據當地學生的認知特點，從基礎常識開始教。問題再多，他也耐得住性子；困難再多，他也總有法子。五線譜太難，那就教簡譜；音準不行，就先從唱“哆來咪”教；不會按鍵，就手把手教指法；琴不夠用，他自己花一萬多元買了幾臺小型琴，給孩子們免費練習。

上課前，梁正春總提前到教室，把教學內容一筆一劃寫在黑板上。他認為，工正的板書是一個老師的基本功。

每周二的手風琴課，梁正春都會提前到教室，先把教學內容工工整整寫在黑板上，再把打印好的歌單分好，給每一臺琴調好肩帶。上課時，他先教唱譜，唱會了再教指法，然后讓學生一排排、一個個地彈，他挨個聽，挨個糾正。

讓他意外的是，幾周后，學琴的孩子少了一半。一打聽，“成績好的學生要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文化學習上”，還愿意來上手風琴課的，都是成績中等以下的學生。

他還發現，幾堂課下來，男孩只剩下一個。“練琴比較枯燥，一段樂譜反復練，好多男孩坐不住，來了幾次就不來了。”

課堂上，梁正春俯下身，耐心為一個學生演示正確的按鍵指法。

他把這個事講給恩師聽。吳教授哈哈大笑，給梁正春講了一段往事——以前在音樂學院，很多手風琴老師只愿意教男生，因為手風琴要抱著演奏，對體力要求高，但是吳教授堅持一視同仁，后來也教出了技藝一流的女學生。

這也徹底解開了梁正春的心結，“不管男生女生，不管多少學生，只要有孩子還愿意學，我就教，還得好好教。”

愿意教是一回事，但孩子們能不能學得好，是另一回事。對于當地學生來說，學琴的瓶頸還包括設備。

梁正春帶到學校的小手風琴只有8貝斯，這種琴一般用于啟蒙。孩子們技術精進后，就需要換更標準的60貝斯“大琴”，每臺要幾千元。火井小學是山村學校，教學設備大多是捐贈來的。要買“大琴”，學校有困難，要讓家長們花幾千買琴，也不現實。

音樂響起，孩子們抱起比自己小不了多少的手風琴，學著像老師那樣把旋律拉成完整的曲子。

梁正春向吳守智教授說到這個苦惱，吳教授一點沒猶豫：“‘大琴’的事兒，交給我。”

吳守智擔任過中國音協手風琴學會會長，他把自己多年來在業內認識的人，幾乎都聯系了一遍，同時還聯系了金杯、鸚鵡等手風琴廠商，不厭其煩地把梁正春和這群山村孩子的故事復述了一遍又一遍。很快，廠家和手風琴學會的會員們，陸續送來了15臺60貝斯手風琴。

這些琴不但滿足了梁正春的日常教學，也讓他有條件帶著孩子們組建樂團、參加演出。2023年，在四川省第十一屆手風琴藝術節上，火井小學19名學生組團參賽，一舉獲得“銀獎”“榮譽獎”和“組織獎”。

四川省第十一屆手風琴藝術節上的舞臺上，火井小學的孩子們捧回銀獎。這群山村孩子第一次站在全省的聚光燈下，還有些拘謹。

獲獎的消息很快就在小鎮上傳開，家長們的態度也悄悄有了轉變，找梁正春學琴的人數從十幾個增加到三十多個，分成了初級班和提高班。

四川省音樂家協會手風琴學會在得知梁正春的故事后，授予了火井小學“手風琴教學實踐基地”牌匾。這是四川省中小學里的第一個。

“手風琴教學實踐基地”授牌儀式上，吳守智（左二）、梁正春（左四）、蘇登良（左三）三代師生并肩站在了一起。

梁正春在邛崍教過的學生徐女士，也被他的故事感動。如今每逢周二，徐女士都會跟著梁正春進山，梁正春教提高班，她教初級班。

初級班的教室里，梁正春曾經的學生徐女士正在教學。

還有一位拉馬頭琴的琴友，也跟著梁正春到火井小學開了馬頭琴課。山村校園里，不僅有了手風琴的悠揚，還第一次有了不同樂器組成的交響。

2026年春節前，上完這學期的最后一堂課，一個孩子塞給梁正春一包禮物，是家長讓捎帶來的酒和土雞蛋。梁正春提著禮物百感交集：“這些家長不是沒有教育意識，這些孩子也不是不愛學習，他們以前缺少的，可能只是一個機會。”

但這個機會能持續多久，梁正春有著自己的擔憂。

就在手風琴教室的儲藏間里，擺著十幾臺落了灰的古箏。這些古箏是一位支教老師帶來的，但后來老師走了，全校都沒人會彈，古箏就一直閑置在了角落里。

想起培養接班人的問題，梁正春有著自己的擔憂。

梁正春每次看到那排古箏，心里都會“咯噔”一下：“如果有一天我也走了，娃娃們怎么辦？這些琴又怎么辦？”

他試圖在校園里培養年輕的接班人。但一方面學校教師本來就少，老師們的教學時間都很緊張；另一方面，對手風琴感興趣的老師也不多。種種因素疊加，接班人的問題一直懸而未決。

2026年春季開學后，情況更嚴峻了。馬頭琴老師因身體原因無法繼續上課，兩個還愿意學琴的學生從馬頭琴班轉到了手風琴班；徐女士也跟梁正春交了個底：女兒一直在勸自己退出，如果哪天梁正春不上課了，她也就不來了；學校里唯一的音樂老師去年又生了一場病，如今只剩一位臨聘老師。

攤開的琴譜上，每個音符都是梁正春手寫。這樣的琴譜已經積攢了厚厚的一沓。

梁正春想來想去也找不到解法，索性不管那么多了。“如果只剩我一個，那我就和時間賽跑。我大半輩子都獻給了手風琴，現在我要抓緊時間，把晚年獻給山區孩子，把手風琴一直教下去，培養出更多的苗子。這樣我就不會有遺憾了。”

如今，82歲的他除了在火井小學上課，還在火井中學和臥龍小學也開了課，一周有3天都奔波在路上。

梁正春總是每學期開始前就寫好教學計劃，每次上課都要做筆記。如今已經寫滿了幾本。

但畢竟不是那個可以每周騎著自行車往返上百公里的年紀了。又一個周二下午5點，上完課匆匆趕上返程公交，梁正春靠在座椅上，沉沉地瞇了一會。

車過半程，他起身坐直，指著車外滿山的三月新綠：“我也沒想過一定要培養個大師，我只是希望音樂能讓孩子們的人生不那么枯燥和單薄。這些娃娃長大后，可能也不一定會從事音樂行業，但是，哪怕他們50歲了，聽到一段熟悉的音樂，能想起小學時曾按出的某個音符，那我就算是在他們心里種了一顆音樂的種子了。至于能不能開花，會不會結果，這都是后話，我現在要抓緊做的，就是把這些音樂的種子種下去，再安心地等一個春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