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罷熙洽、張燕卿等16人的書法，您是否會懷疑“字品如人品”之說

從我童年開始，長輩就一直督促我練字，聲言“字品如人品”。可能是逆反期提前，認字不足一百的我對家長的忠告不僅消極對抗，甚至正面忤逆。當時不知從哪里聽來《水滸傳》里有個大反派的書法極好，于是邊躲“腦镚兒”邊叫囂“高俅的書法好，可還是大壞蛋！”再大一些，才知道字好的是蔡京，只是這么多年始終沒有見過他寫的字，以驗證童年時認定的看法有著怎樣的成色。

其實看到了蔡京的真跡，我也很難評價，畢竟自己對書法藝術呈現無知的狀態一直持續到工作之后。當時，在一位同事的講述下，我才多少明了何為“蠶頭燕尾”，哪是“燕不雙飛”。也是從他那里，我知道了書法是情感與心性的流露，一筆一畫間藏著書寫者的修養與氣度。一如雄渾剛正、氣勢磅礴的顏真卿書法，其字里行間的凜然正氣，正是他忠君愛國、剛直不阿人品的真實寫照。他的《祭侄文稿》，筆墨悲憤激昂，滿紙家國情懷，字品與人品高度契合。

不過以顏真卿的書法讓我對“字品如人品”的論斷信服，還是邁不過“蔡京”那道坎兒。隨著閱歷的增長，我愈發堅信“字品如人品”只是陳述了某一類現象，卻不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除去蔡京，還有很多書法造詣極高卻品行不端者——字品與人品并非絕對的因果關系，字品只是人品對外投射的窺豹一斑而已。不信且看下列那些偽滿時的漢奸，哪一個不是書法精妙之人。可惜在是非大義前，他們的人品顯然不及字品，一幅幅爛調劣詞反映的終是一個個狹隘的靈魂。

以下選取十六個與吉林市歷史文化有關的偽滿人物書法作為論據。

熙洽是誰以及其歷史罪行毋庸多言。九一八事變爆發后，時任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公署參謀長的熙洽，乘張作相回錦州奔喪之機，投降日寇，令吉林城淪陷，與多門二郎在名古屋旅館會面時，更顯諂媚，竟無軍人風骨。

九一八事變暴發時，身為清代名臣張之洞之子的張燕卿為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公署的秘書，很受張作相器重，可惜他不僅和熙洽沆瀣一氣，還持熙洽密信赴長春與日軍商洽投降事宜，賣國劣跡，終其一生難以洗白。

日軍抵達吉林后，就是這位擔任吉林省交涉員辦事處主任的施履本，與日本領事石射豬太郎一起到火車站迎接多門二郎進入吉林城。

羅振玉一直以大儒自居，我并不否認羅振玉的學術成就，但其在九一八事變之后確實也有漢奸歷史污點。1931年9月23日，板垣征四郎派羅振玉抵達吉林，要求熙洽宣布“吉林獨立”，做東北降日的帶頭羊。這老頭興沖沖地領命跑到了吉林……

在吉林城淪陷前，關于如何對待日寇挑起事端，吉林省“軍政兩府”中形成了意見尖銳的兩派：反日一派以誠允、馬德恩、潘鶚年等人為代表，親日一派除了前述幾個漢奸之外，還有時任民國吉林省政府財政廳廳長的榮厚、建設廳廳長孫其昌、東北邊防軍副司令長官公署的秘書榮孟枚等。其中榮孟枚曾被譽為“民國東北三大才子”之一，藝術造詣為世人贊羨，但大是大非面前，這位“才子”卻選擇了支持附逆，成為令人唾棄的漢奸。

說到偽滿時期與吉林市有過關聯的人物，自然少不了傀儡皇帝溥儀。他曾效仿其先祖，到吉林小白山望祭山神，但其先祖開創的是“康乾盛世”，他所經歷的卻是東北山河淪陷。

九一八事變爆發前，李銘書擔任吉海鐵路總辦，也是附和熙洽降日的親日派。后來，他接替熙洽擔任了第二任偽吉林省省長。

閻傳紱是日本東京帝大畢業的法學學士，曾在滿鐵任職，后來接替李銘書擔任了第三任偽吉林省省長。

金名世和熙洽一樣，也是愛新覺羅氏的遠支，他曾在偽滿初期擔任過吉林警務廳廳長。后來他接任閻傳紱，擔任了偽吉林省省長。

徐家恒是永吉縣人，是留學過日本的“學霸”。偽滿后禁不住威逼利誘成為了漢奸。他是1936年吉林設市后的首任偽市長，在偽滿官場也算混得風生水起，后來擔任偽吉林省省長——是偽滿期間五任偽吉林省省長的最后一任。

趙汝楳（梅）和羅振邦都是李銘書擔任偽省長期間，偽吉林省公署的偽廳長，前者擔任偽民政廳長，后者擔任偽實業廳長。二人字品所呈現出的美感，顯然超出了人品太多太多。

吉興也是愛新覺羅家族的遠支，在偽滿陸軍改制后由偽吉林省警備司令轉為偽第二軍管區司令，其辦公的司令部位于今市八中西側，即解放后的中法。其住宅位于局子街八號院，即吉林末代將軍達桂的住宅。因此老吉林人既把八號院叫作“達將軍府”，也稱其為“吉司令宅”。吉興畢業于日本士官學校炮兵科，傳聞他竟不會說日本話，不過其所作所為卻是日本侵略者徹頭徹尾的忠實走卒。

寶熙是清代宗室，其先祖為“荒唐王爺”多鐸。多鐸雖有狂放不羈、乖張叛逆的荒唐個性，但還算是能征善戰的武將。寶熙則不然，他以文玩收藏鑒賞擅長，是個純粹的文化人。可對吉林市而言，他則是一個“故事大王”，傳聞北山羅鍋橋被叫作“攬轡橋”，就是因為寶熙跟溥儀講故事后的產物。

平心而論，從欣賞書法角度，今日展示的16幅書法都有可圈可點之處，也可從字品窺探書寫者的藝術修為和精神風貌。然而不偏不倚、全面客觀地評判一個人，更應看重其言行舉止與道德操守：明精湛的書法技藝是一種對美的感知和再現，完全可以通過后天苦練習得，而人品是道德修養、價值選擇的沉淀，二者的形成路徑截然不同，不能僅憑字跡評判一個人的德行。

當然，我并不否認人品、心性對書寫的影響，可即便有影響，字品也只是人品的重要參考之一，而非唯一標準。縱觀古今，真正受人推崇的名人，往往心懷正道，明辨是非，以德行立世、以習字修身——人品往往要高于字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