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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納德沒有立刻回答。他拿起酒杯,抿了一口,然后放下。
“因為我需要的不是‘政府’,哈米爾先生。我需要的是‘公共目的’。紐約市憲章說,如果你想改變區(qū)劃,你需要證明項目符合公共目的。會展中心符合嗎?符合。就業(yè)符合公共目的嗎?符合。稅收符合公共目的嗎?符合。”
他微微前傾:“而政府——無論是林賽市長還是洛克菲勒州長——他們需要‘公共目的’來證明自己的存在。我給他們這個。他們給我許可證。這叫——”他攤開雙手,“合作。”
哈米爾合上筆記本,看著這個25歲的年輕人。他采訪過無數商人,從華爾街的銀行家到好萊塢的制片人。但眼前這個人,有一種他從未見過的特質——不是貪婪,不是野心,而是某種更深的東西:一種在混亂中本能地嗅到秩序的能力,一種把別人的恐懼兌換成自己籌碼的本能。
“最后一個問題,特朗普先生。”哈米爾說,“很多人認為,你對賓州中央那塊地的興趣,是一種賭博。一個年輕人,沒有雄厚的家族資本,沒有可靠的政治關系,想要撬動曼哈頓最后一塊濱水寶地——這在很多人看來,太冒險了。”
唐納德站起身,示意服務員結賬。他從西裝內袋抽出一張二十美元的鈔票,放在桌上,比酒錢多了一倍的小費。
“哈米爾先生,”他看著對方,目光平靜得近乎冷酷,“馬基雅維利寫過:‘命運是我們半個行動的主宰,但留下其余一半或者將近一半給我們支配。’ 命運給了我們尼克松的講話,給了我們五角大樓文件,給了我們賓州中央鐵路的破產。這些是‘命運的那一半’。而我的工作——”
他伸出手,“是支配‘剩下的那一半’。”
采訪結束后,唐納德獨自走在第五大道上。夏夜的微風帶來一絲涼意,但這座城市的心臟仍在燥熱地跳動。他想起父親第一次帶他來這時,指著那些出入的門童和貴婦說:“看,唐納德,這就是另一個世界。”
現在,他正在那個世界的邊緣,手里握著一份即將見報的采訪,一份賓州中央鐵路的購買權協議草案,和一份羅伊·科恩教給他的、關于如何將國家的爛賬兌換成自己籌碼的課程。
他知道,這場賭局才剛剛開始。而他現在握在手里的是科恩教的更危險的一課:在這個懷疑一切的時代,最有價值的貨幣,不是黃金,不是美元,而是讓人相信你手中握有籌碼的能力。
文章在三天后發(fā)表,標題是《新一代的紐約建造者》。科恩打電話來時,唐納德正在讀第二遍。
“他們把你的年齡放在第一段,”科恩說,“25歲。這很關鍵。年輕意味著能量,意味著創(chuàng)新,也意味著——對那些老牌開發(fā)商來說——威脅。”
“賓州中央鐵路公司上午打電話了,”唐納德說,“他們想加快談判。文章顯然引起了注意。”
“當然引起了注意。”科恩說,“現在聽好:下一場戲的舞臺是市政廳。我已經安排了與規(guī)劃委員會副主席的會面。但這次,你要帶點東西去。”
“比如?”
“設計方案。哪怕是初步的草圖。效果圖。人們需要看到畫面,才能相信愿景。”
唐納德看了看表。“我約了建筑師十分鐘后見面。事實上,他已經等在樓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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