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東睿評｜表層沖突烈火焚燒，深層矛盾堅如寒冰：美以對伊朗戰爭的表與里

這是3月23日在伊朗德黑蘭一處居民區拍攝的被毀建筑，該居民區曾在美以軍事行動中遭受襲擊。 新華社 圖

2026年2月28日，繼2025年6月“十二日戰爭”之后，美國、以色列再次對伊朗發動戰爭，中東地區陷入了自2003年阿富汗戰爭和伊拉克戰爭之后最大規模的地區沖突，其性質、根源和影響都異常復雜。這場戰爭在范圍上波及整個中東地區并牽涉眾多的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在根源上把巴以沖突、以色列與伊朗及其領導的“抵抗陣線”的矛盾沖突，以及美國與伊朗、海灣阿拉伯國家與伊朗的歷史恩怨與現實矛盾牽涉其中，在影響方面則對沖突當事方、中東地區格局以及全球戰略格局、國際秩序和全球治理均產生了深刻沖擊。

但是，盡管沖突表層轟轟烈烈、烈焰焚燒，并呈現出諸多戰爭的新特征，但沖突各方卻愈發無法實現其戰爭目標，而戰爭背后的深層次矛盾則依然堅如寒冰、穩如磐石。因此，無論這場戰爭的結局如何，除了使交戰各方和中東地區、整個世界付出不同程度的代價外，對于化解矛盾、消除沖突根源而言則背道而馳。

戰爭導致沖突和矛盾螺旋式上升

到目前為止，美以與伊朗的戰爭已經持續20多天，雙方的沖突可謂不斷升級加劇。最初，美以在2月28日突然發起對伊朗的空襲并相繼“定點清除”一大批軍政高官，伊朗則打擊以色列本土、美國駐海灣軍事基地，并有限關閉霍爾木茲海峽，雙方進行了數十輪你來我往、且更趨殘酷的打擊。在此過程中，伊朗新任最高領袖的產生和伊斯蘭革命衛隊組織的有效軍事反擊，表明伊朗政治和軍事體系運行正常，美以顛覆伊朗政權的圖謀破產。

3月19日以來，美以對伊朗的油氣設施進行轟炸，并不斷調動軍艦和海軍陸戰隊等軍事力量，威脅奪取伊朗在波斯灣沿岸的哈爾克島和霍爾木茲海峽附近島嶼，伊朗旋即對美國海灣盟友國家沙特、卡塔爾、阿聯酋的油氣設施進行打擊，雙方打擊的目標從軍事目標升級為中東的經濟命脈即能源基礎設施。

3月23日，特朗普威脅打擊伊朗的電力設施，伊朗則威脅對美國盟友的電力、海水淡化、美國入股企業目標進行打擊。由此可見，美以與伊朗沖突陷入了不斷循環升級的嚴重沖突，并使沖突雙方的矛盾以及伊朗與海灣國家的矛盾同步加劇，而霍爾木茲海峽危機對能源價格、供應鏈安全、金融市場的沖擊，導致全球經濟劇烈動蕩。

2月28日，在以色列特拉維夫，以軍發射防空攔截彈（長時間曝光照片）。 新華社 圖

3月24日，伊朗和美國各自提出了六項停火條件。伊朗的條件包括：第一，保證戰爭不再發生；第二，關閉美國在中東地區的軍事基地；第三，由侵略方向伊朗支付賠償；第四，結束該地區所有戰線的戰事；第五，為霍爾木茲海峽建立新的法律體系；第六，審判并移交從事反伊朗活動的媒體人員。

美國提出的條件包括：第一，暫停伊朗導彈計劃五年?；第二，?徹底停止鈾濃縮；第三，?關閉納坦茲、伊斯法罕和福爾多三大核設施的反應堆?；第四，?允許對離心機及核設施實施嚴格國際監管?；第五，?接受區域軍控限制，導彈數量上限為1000枚?，且限制射程；第六，?停止向黎巴嫩真主黨、也門胡塞武裝、哈馬斯等“代理組織”提供資金與支持??。

美伊各自提出的條件可謂嚴重對立、南轅北轍，可見雙方矛盾之深，尤其是兩次在談判進程中遭到打擊并受到重創的伊朗，其妥協的空間更為有限。因此，期待此次戰爭能夠化解雙方的深層次矛盾無異于癡人說夢。

美國、以色列與伊朗戰爭的性質和表征

從本質上說，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發動的侵略戰爭是新一輪巴以沖突外溢的最高形式，是作為中東政治核心問題的巴勒斯坦問題與伊朗問題交互作用、聯動產生的嚴重地區危機，是中東地區霸權國家以色列與全球霸權國家美國利用新一輪巴以沖突以來打擊“抵抗陣線”形成的優勢，對其敵對力量伊朗進行的“總清算”，是美以霸權力量與伊朗領導的反美力量之間的“總較量”，其根本目標是顛覆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政權，進而徹底消除以色列的安全威脅和美國中東霸權的障礙，確立由美國和以色列主導、阿拉伯國家參與、伊朗屈服的中東地區新秩序。

3月18日，伊朗民眾在首都德黑蘭的革命廣場參加葬禮。 新華社 圖

從戰爭原因看，美以的霸權擴張是戰爭爆發的根本原因所在，應對戰爭負有不可推卸的主要責任；但伊朗“輸出革命”和扶植地區代理人，也是其遭到反噬的原因所在。

從表面來看，美以對伊朗戰爭具有以下特點：

（1）沖突主體和內容的廣泛性

從沖突主體和戰爭覆蓋范圍方面看，戰爭幾乎覆蓋和卷入了狹義中東的所有國家和地區，并有眾多非國家行為體卷入其中。它既涉及美國、以色列和伊朗三國的沖突，也涉及作為伊朗反擊對象的美國中東地區盟國尤其是海灣合作委員會（GCC）國家（沙特、阿聯酋、阿曼、巴林、卡塔爾、科威特）和約旦，同時也涉及伊朗領導的“抵抗陣線”成員如伊拉克什葉派民兵組織、黎巴嫩真主黨及其所在的國家，以及很有可能在后續沖突中卷入其中的也門胡塞武裝。伊朗導彈反擊的范圍甚至波及美國在塞浦路斯和土耳其的軍事基地，并對美國打擊伊朗加以利用的英國在印度洋迪戈加西亞軍事進行導彈打擊。美以和伊朗互相打擊的對象最初以軍事目標為主，但在伊朗采取有限關閉霍爾木茲海峽后，美以從3月19日開始對伊朗的油氣基礎設施進行打擊，伊朗隨即對沙特、阿聯酋、卡塔爾的油氣基礎設施進行打擊，進而強烈沖擊全球能源安全和世界經濟。

（2）戰爭與定點清除的結合

頻繁實施定點清除是從新一輪巴以沖突延伸到美以對伊朗戰爭的突出特點。自新一輪巴以沖突以來，以色列頻繁利用情報和技術優勢，對巴勒斯坦哈馬斯、黎巴嫩真主黨、伊朗高層領導實施“斬首”，進而使得戰爭主體、戰爭對象、戰爭場所的界限日益模糊，同時也對國際法和戰爭倫理產生前所未有的沖擊。在此次戰爭中，包括伊朗前最高領袖哈梅內伊在內大批伊朗軍政高層領導紛紛被以色列擊殺，不僅使伊朗面臨巨大的政治和軍事壓力，也體現了此次戰爭的極端殘酷性。但需要指出的是，美以企圖通過“斬首”最高領導人導致伊朗政治體系混亂崩潰，進而實現政權更迭的圖謀，不僅未能得逞，反而進一步激發了伊朗人民反抗外敵入侵的斗爭。

（3）根源的長期性和復雜性

美以對伊朗戰爭的復雜性在于其根源和影響，亦即這一戰爭并非美國、以色列與伊朗之間的簡單的沖突，它在根源上幾乎涉及中東所有的盤根錯節的歷史和現實問題，尤其是巴勒斯坦問題、伊朗“輸出革命”問題、伊朗核問題、美以與伊朗的歷史恩怨、海灣國家與伊朗關系、美國與海灣國家盟友關系等一系列關聯性問題。簡而言之，這場戰爭既是巴以沖突外溢的產物，即伊朗因支持哈馬斯及“抵抗陣線”遭到以色列和美國的打擊，也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以與伊朗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矛盾累積的產物。

（4）影響的聯動性和遞進性

美以對伊朗戰爭的影響涉及伊朗前途命運、以色列地區霸權前景、美國中東霸權命運、美國與地區盟國關系、中東地區尤其是海灣地區發展轉型、中東地區格局、世界經濟、國際秩序、全球治理等多個層次的多重問題，且其影響具有明顯的聯動性和遞進性。

例如，美以對伊朗發動戰爭導致伊朗對以色列本土和美國盟友海灣國家進行反擊，并采取關閉霍爾木茲海峽、打擊能源基礎設施等舉措，進而對伊朗與海灣國家關系產生深刻影響，并嚴重沖擊海灣安全和全球能源安全和世界經濟穩定；又如，沖突爆發后，伊朗領導的“抵抗陣線”的成員紛紛加入沖突，黎巴嫩真主黨與以色列沖突再起并遭到殘酷報復，伊拉克什葉派武裝襲擾美國在伊軍事基地，導致沖突外溢到黎巴嫩和伊拉克，如果也門胡塞武裝繼續加入沖突，2025年曾經影響世界能源安全的紅海危機和蘇伊士運河危機將再度出現，并同霍爾木茲海峽危機一起沖擊全球能源安全、航道安全和供應鏈安全。

戰爭無法消除美以與伊朗之間盤根錯節的矛盾

（1）戰爭是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以來，以色列與伊朗領導的“抵抗陣線”矛盾激化的產物，是“抵抗陣線”被削弱后以色列和美國力圖削弱伊朗政策的結果。

自2023年10月7日新一輪巴以沖突以來，伊朗領導的“抵抗陣線”遭遇嚴重挫折，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面臨坍塌的危機：哈馬斯在組織和軍事層面遭遇滅頂之災，并已退出未來對加沙的治理；黎巴嫩真主黨領導層和基層組織遭遇重創，并面臨美以和國內要求其解除武裝的巨大壓力；更為嚴重的是，在失去俄羅斯和伊朗的外部支持后，作為“抵抗陣線”樞紐的敘利亞巴沙爾政權于2024年12月迅速倒臺，以色列趁機向敘利亞擴張，更使“抵抗陣線”陷入斷裂。伊朗自身也在2025年的“十二日戰爭”遭到美以的軍事打擊。

從某種程度上說，在“抵抗陣線”成員遭以色列嚴重打擊，尤其是哈馬斯、真主黨領導層不斷被以色列“斬首”的情況下，伊朗缺乏反擊以色列“斬首”行動的有效手段，進而難以對以色列進行阻遏和威懾。此外，伊朗國內被嚴重滲透和以色列的情報優勢，特朗普重返白宮后對伊朗執行“極限施壓”政策，都促使以色列裹挾美國對伊朗再次發動戰爭。

但就戰爭的進展看，美以根本無法通過戰爭徹底根除“抵抗陣線”的目標，伊朗仍有堅定反擊的物質韌性、艱難圖存的經濟韌性，以及頑強的制度韌性和精神韌性，黎巴嫩真主黨、伊拉克什葉派武裝仍在頑強抵抗，而也門胡塞武裝也在蓄勢待發。

（2）從意識形態和政治思潮方面看，以色列和美國政治的日趨保守化，尤其是以色列的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與美國新帝國主義即特朗普“唐羅主義”的合流，使美以對外政策的帝國主義色彩不斷凸顯，而打擊伊朗則是美以保守主義的共同目標。

20世紀90年代中后期以來，伴隨以色列政治保守化和利庫德集團長期主導以色列政壇，奉行“大以色列”觀和強權哲學的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成為以色列的主導政治思想，它強調猶太人對巴勒斯坦“歷史權利”的絕對性和猶太復國的合法性，否定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存在及其建國的合法性，并崇尚實力優先的強權哲學。受此影響，內塔尼亞胡政府成為“以色列歷史上最保守、以宗教為導向的政府之一”。新一輪巴以沖突以來，哈馬斯對以色列的襲擊使修正派猶太復國主義更加強勢，并奉行反對“兩國方案”、擴大猶太定居點、打擊哈馬斯、消除伊朗及“抵抗陣線”威脅的強硬政策，甚至謀求建立從尼羅河到兩河流域的“大以色列”，最大限度地打擊和削弱伊朗是這一政策的重要目標。

奉行強硬對外政策并支持建立“大以色列”是從小布什政府到特朗普政府美國新保守主義思想的重要內容。特朗普的對外政策被冠以老式重商主義者、帝國主義、掠奪性霸權主義等，并被概括為“唐羅主義”，其突出特點是偏好直接軍事介入、極限施壓和經濟脅迫，甚至謀求領土擴張，其核心是利用美國的特權地位，通過控制盟友和征服對手“在一個被視為純粹零和博弈的世界中追求短期利益”。特朗普中東政策的核心是偏袒以色列、對伊朗“極限施壓”，并支持和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建立聯合對抗伊朗的亞伯拉罕協議，進而通過以色列發揮地區主導作用減少自身投入，通過海灣阿拉伯盟友的投資和軍購獲取巨額利益，而打擊伊朗則是使以色列坐大、使海灣盟友依附美國的基礎所在。

（3）戰爭是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以來美國與伊朗從盟友關系走向敵對且長期對抗的產物，是美國長期遏制伊朗政策的結果，也是特朗普對伊朗實施“極限施壓”政策的直接產物。

在1925—1979年的巴列維王朝時期，伊朗在二戰前處于英俄（蘇）兩大強權控制和占領的夾縫中，二戰后美國排擠走英蘇勢力主導和控制伊朗，使伊朗成為依附于美國的附庸。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爆發后，美伊關系全面破裂，尤其是扣押美國外交人員的人質危機導致雙方于1980年徹底斷交，美伊關系走向持續至今的全面對抗且不斷加劇。在1980—1988年的兩伊戰爭中，美國也采取支持伊拉克對抗伊朗的政策。

冷戰后，美國一直采取遏制伊朗的政策。克林頓時期美國采取“西促和談、東遏兩伊”的政策；小布什時期，2003年伊核危機出現后，美國不斷加緊對伊朗的制裁；奧巴馬時期美國采取遏制加談判的政策，最終于2015年達成伊核協議；特朗普時期美國實行推動以色列與阿拉伯國家聯合對抗伊朗的政策，并退出伊核協議，對伊朗“極限施壓”，直至在2025和2026年兩次對伊朗發動戰爭。

就美伊矛盾根深蒂固來看，戰爭既無法消除雙方深入骨髓的意識形態矛盾，更無法解決雙方圍繞中東地區的地緣政治矛盾，但戰爭在雙方舊恨的基礎上再添新仇卻是毫無疑問的。

（4）戰爭是以色列與伊朗關系從合作到對抗，雙方矛盾不斷累積、激化的產物。

在古代歷史上，波斯民族和猶太民族關系長期友好。在冷戰時期，雙方同為美國盟友而保持合作。伊朗與以色列關系出現矛盾始于1979年伊朗伊斯蘭革命，反美、反以成為伊朗意識形態的重要內容。但雙方關系真正惡化始于冷戰結束后，雙方圍繞中東和平進程尤其是巴以問題、伊核危機與伊核協議、“阿拉伯之春”尤其是敘利亞問題的矛盾不斷加劇，雙方在軍事和安全領域針鋒相對的對抗日趨突出。

當地時間2026年3月22日，阿拉伯聯合酋長國拉斯海瑪，霍爾木茲海峽附近的商業船只。 視覺中國 圖

長期以來，尤其是近年來，伊朗領導“抵抗陣線”對抗以色列、發展核能力，對以色列安全及其在中東的核壟斷地位構成威脅，使以色列對伊朗的仇視不斷強化；而伊朗則通過反對以色列、支持“抵抗陣線”擴展地區影響力，并作為對抗美國的重要手段。因此，雙方的矛盾在新一輪巴以沖突爆發后日趨激化，并與美伊矛盾相互交織，最終發展為美以對伊朗發動戰爭。

以色列和伊朗的矛盾在本質上完全是雙方基于意識形態構建敵人，并受到美國操控的產物，其重要根源在于美伊對抗，以伊對抗只是美伊對抗的附屬品和載體，盡管雙方都難以把對方“從地圖上抹去”，但卻不妨礙他們繼續對抗，并以消滅對方為夢想。但這種夢想對雙方都絕非福音，而是使生靈涂炭的戰爭夢魘。但充滿悲劇的是，恐怕這場戰爭并不能令雙方警醒。

當前，戰爭的發展使戰爭當事方以及中東和世界都站在了危險的十字路口。對于戰爭各方來說，面臨著是否陷入長期性戰爭泥潭的十字路口；對于中東而言，過去“沖突的中東”和“發展的中東”并存的態勢，正向著整個中東淪為“沖突的中東”這一危險方向發展；世界則面臨陷入全球經濟危機乃至世界大戰的可怕風險。

“中東睿評”是上海外國語大學中東研究所劉中民教授的專欄，堅持現實性、理論性、基礎性相結合，以歷史和理論的縱深回應現實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