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悍將鮑超：頭部中彈腦漿迸裂，短短三天竟起死回生重回戰場

同治六年（1867）正月十五，湖北尹隆河邊，大清朝一位一等爵爺眼瞅著就要交代在這兒了。

這人正是李鴻章手底下的頭號戰將，劉銘傳。

這時候的他，哪還有半點官老爺的威風，頂戴花翎早扔到一邊，像個地痞無賴似的直接坐在泥地上。

身邊能喘氣的親兵湊不夠一百號人，外頭卻是成千上萬精銳的捻軍騎兵，包圍圈勒得越來越緊。

按常理，劉銘傳這仗不該打成這副德行。

他手里攥著的“銘軍”，那是當時國內裝備最頂尖的隊伍，清一色的英國恩菲爾德P1853步槍，還有法國造的米涅槍，甚至還要加上一支獨立的炮兵隊。

單論火力，收拾對面的冷兵器騎兵簡直是降維打擊。

可偏偏就是輸了。

壞就壞在他心里的那把算盤打錯了。

原定計劃是早晨七點跟友軍一塊兒動手，可他心里惦記著獨吞“平定捻軍”的頭功，愣是把時間提早了兩個鐘頭，五點鐘（卯時）就自作主張渡河開打。

結果腳跟還沒站穩，就被機動性極強的捻軍騎兵瞬間切斷，圍了個嚴嚴實實。

就在心里徹底涼透的時候，東邊突然有了動靜。

漫天的塵土把太陽都遮住了，一面繡著“霆”字的大旗在風里刮得嘩嘩作響。

那個約好七點鐘才到的人，掐著點來了。

來者名叫鮑超，晚清湘軍里頭號猛人。

接下來的這場惡仗，不光把劉銘傳從鬼門關拉了回來，更在這個洋槍洋炮橫行的年代，給所有人上了一課：戰爭最原始的邏輯，從來沒變過。

鮑超到底是號什么人物？

要是把曾國藩比作湘軍的大腦，李鴻章比作湘軍的錢袋子，那鮑超就是這支隊伍嘴里最鋒利的那顆獠牙。

早在咸豐七年（1857）的一個大半夜，他就該去閻王爺那報道了。

那會兒他被抬進九江的湘軍大營，軍醫瞅一眼都直搖頭：左胳膊斷了，右腿被扎了個對穿，最滲人的是腦門上赫然一個手指粗的窟窿，白花花的腦漿都往外冒。

誰知道三天后，這人竟然醒了；更神的是，兩個月后，這人又活蹦亂跳地上戰場了。

這事兒醫書上沒法解釋，只能說有種人天生就是為打仗生的。

鮑超給自己立的規矩就一句話：“命該活著，頂著箭雨也死不了；命該歸西，當縮頭烏龜也活不成”。

這話聽著像個亡命賭徒，可真到了戰場上，反倒是一種極度冷靜的生存智慧。

咱們瞅瞅他在1856年底做過的一個決斷。

那時候，鮑超領著三千剛招募的新兵蛋子（也就是后來名震天下的“霆軍”雛形），在湖北黃梅縣的一座破廟——意生寺，迎頭撞上了太平天國最能打的英王陳玉成。

陳玉成手底下可是足足四萬人。

三千對四萬，而且對方還是剛攻破清軍江南、江北大營的虎狼之師。

擺在鮑超跟前的路，就那么兩條：

頭一條：縮起來等救援。

這是常規套路，絕大多數清軍將領都會這么干。

可結局八成是被陳玉成圍點打援，最后糧斷人亡。

第二條：跑。

當時周邊的湘軍主力為了躲陳玉成的鋒芒，基本都溜干凈了。

鮑超卻選了第三條路：對攻。

這決定在旁人看來純屬腦子進水，可在鮑超的賬本里，這是唯一的活路。

面對十倍于己的強敵，防守就是等死，因為心里那道防線肯定比城墻先塌。

只有反客為主，打出一股不要命的狠勁，才有可能把對方的心態沖崩。

他對底下的弟兄撂下狠話：對面有五座營盤，你們挑四座，最大最難啃的那座留給我。

結果這三千人跟瘋狗一樣，一遍遍往陳玉成的陣地上撲。

從天亮殺到天黑，鮑超自己手腳全是傷，滿臉是血地帶頭沖。

這種打法完全超出了陳玉成的認知范圍。

陳玉成躲在指揮所里看著這群“瘋子”，心態徹底崩了。

四萬大軍愣是被三千人沖得七零八落，陳玉成最后只能“只身逃跑”。

這就是鮑超的邏輯：橫的怕愣的，愣的怕不要命的。

在冷熱兵器混雜的時代，那股子心氣兒往往比人頭數更管用。

鏡頭切回1867年的尹隆河。

當鮑超帶著他的“霆軍”殺到戰場時，圍攻劉銘傳的捻軍頭領賴文光、任化邦樂壞了。

在他們眼里，這簡直是買一送一。

這幫人扯著嗓子喊：“今天宰了劉銘傳，捉了鮑超，直接一路向西殺過去！”

捻軍的騎兵調轉馬頭，像潮水一樣朝著鮑超的步兵方陣卷過來。

這時候，裝備比劉銘傳差了一大截的鮑超，拿什么翻盤？

靠的是一種殘酷到極點的“組織算法”。

鮑超心里門兒清，他手底下的兵大多是亡命徒，想讓他們在騎兵的鐵蹄下死戰不退，就得立一套比敵人更嚇人的規矩。

這就是“霆軍”出了名的督陣法，俗稱“連坐斬殺制”：

開打的時候，什長（隊長）頂在最前頭，士兵敢退，砍士兵；

哨官（百夫長）提著大刀站在后頭，什長敢退，砍什長；

營官帶著親兵再往后站，哨官敢退，砍哨官；

分統負責督陣，營官敢退，砍營官；

鮑超自己坐鎮中間，分統敢退，砍分統。

這套規矩狠是真狠，但也真好使。

它把戰場變成了一條只能往前走的單行道。

對于霆軍的士兵來說，往前沖沒準是個死，往后縮那是鐵定是個死。

于是，尹隆河邊上演了讓人驚掉下巴的一幕。

面對最擅長騎兵沖鋒的捻軍，劉銘傳的洋槍隊垮了，可鮑超的肉搏部隊卻像釘子一樣扎在泥地里。

這是實打實的白刃戰，從大清早一直砍到日落西山。

霆軍的士兵在嚴酷軍法的逼迫下，爆發出了野獸一樣的戰斗力，硬是用血肉之軀扛住了騎兵的沖擊，甚至開始反推。

捻軍引以為傲的速度優勢，在這一幫“不要命”的死纏爛打面前徹底失靈了。

折騰到最后，捻軍主力被全殲，賴文光、任化邦光桿司令撿了條命跑了。

劉銘傳撿回一條命，朝廷的心腹大患捻軍也被徹底打斷了脊梁骨。

鮑超這輩子，打了五百多場仗，身上留了一百多處傷疤，可從來沒輸過。

不管是對付太平天國的陳玉成、李秀成，還是北方的捻軍，甚至是后來面對沙俄和法國人的挑釁，他都是朝廷手里最好使的一張王牌。

曾國藩和胡林翼甚至專門定了個方針：把鮑超的霆軍當成“大本營戰略預備隊”，哪塊骨頭最硬，就把鮑超往哪調。

到了19世紀80年代，面對沙俄在新疆伊犁找茬，左宗棠抬著棺材出征，同時也向朝廷點名要鮑超復出。

俄國人派人摸了一圈底，發現中國在這個方向把鮑超這種狠人都擺出來了，權衡利弊之后，乖乖把伊犁還了回來。

英國駐俄公使不由得感嘆：“中國竟然逼著俄國把吞進肚子里的地盤又吐了出來。”

1886年，鮑超病死，謚號“忠壯”。

跟那些一肚子算計、在官場上左右逢源的同僚比起來，鮑超活得特別純粹。

他沒曾國藩那么多彎彎繞，沒李鴻章那么圓滑，甚至連劉銘傳的那點運氣都沒有。

他只有一個簡單的算法：

只要我不怕死，死的就是別人。

歷史沒有如果，但后人常琢磨：甲午戰爭那會兒，要是鮑超帶著他的霆軍守在平壤或者遼東，面對日本人，局面會不會不一樣？

至少，他絕不會像葉志超那個慫包，一口氣狂奔五百里，聞風喪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