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0到22萬！明軍56天拼湊雜牌軍，死守北京擊退瓦剌大軍！

瓦剌的首領也先沒想到居然能夠抓住明朝的皇帝，這下有皇帝在手，奇貨可居。

明朝的核心軍隊又被擊垮了，他正押著被俘虜的皇帝，帶著士氣高漲的瓦剌軍來進犯北京城。

在這種瓦剌軍處于極大的優勢、明軍處于極度的劣勢的情況下，明軍居然守住了北京，打了一場漂亮的北京保衛戰。

這場北京保衛戰被稱為是明朝的續命之戰，要是沒有這場勝利，要是沒能守住北京，明朝很可能就此滅亡了，或者變成第二個南宋。

在這場戰爭中，于謙被封神，后世都毫不吝嗇地贊美他 “挽狂瀾于既倒，扶大廈之將傾”。

這場北京保衛戰明朝是怎么打的？于謙到底有沒有那么大功績？

我們就來聊聊這場北京保衛戰。

土木堡慘敗的消息傳回北京，朝堂上的大臣們痛哭流涕，哀聲一片。

哭完之后，悲哀轉為憤怒，大家開始追究戰敗的責任。

再加上王振平時頤指氣使，陷害忠良，所有大臣都跪在地上，請求郕王朱祁鈺追加王振的罪名，并且把王振抄家。

英宗朱祁鎮在御駕親征之前，任命他的弟弟朱祁鈺暫時代理朝政。

現在英宗被俘虜，皇太后孫氏任命朱祁鈺代總國政，也就是說讓朱祁鈺監國。

朱祁鈺當年21歲，非常年輕，他監國的第一天就碰上這么大的事需要他做主，他有點猶豫不決。朱祁鈺猶豫不決還沒說話，馬順先說話了。

馬順是錦衣衛指揮使，他是王振的死黨。馬順依仗著王振的余威，對在場的百官呵斥，想要把他們壓下去。

馬順不說話還好，他一說話立刻就把群臣的憤怒都引到自己身上。

給事中王竑第一個發難，王竑有一個好友叫劉球，劉球之前因為給皇帝上奏建議限制宦官的權力得罪了王振，被王振給陷害。

被王振陷害之后，馬順作為錦衣衛的指揮使，在王振的授意下對劉球嚴刑拷打，最后把劉球殺害。

所以王竑特別痛恨馬順，在憤怒之下，王竑直接沖到馬順面前，一把抓住馬順的頭發，破口大罵他做的壞事，甚至開始撕咬馬順的肉。

把馬順打死之后，群臣還不解氣，他們繼續向郕王朱祁鈺施壓，要求處死王振的黨羽，宦官毛貴和王長隨。

朱祁鈺在壓力之下，吩咐把毛貴和王長隨推出來，他倆出來之后也被群臣毆打致死。

群毆結束之后，事情還沒完。

有的書里面說當時朝堂上亂作一團，郕王朱祁鈺看著三個人就這么在自己面前被打死了，有點恐懼，想趁亂先走。

大臣們都沒發現朱祁鈺要走，只有于謙特別冷靜，他立刻就沖過去一把了抓住朱祁鈺。

馬順是錦衣衛指揮，毛貴和王長隨是負責東廠的太監，他們雖然是引起了公憤，但是既沒有審判，又沒有定罪，大臣們只憑一時的激憤就把他們給打死了，這是要負責任的。

而且錦衣衛和東廠都不是好惹的，郕王在朝堂上他們不敢動，郕王走了他們要是報復起來，這些官員恐怕要遭殃。

所以于謙一把抓住郕王，不讓他走，讓他當場宣布三個被打死的人有罪，參與群毆打人的大臣無罪。

這段的敘述主要是體現了于謙的冷靜和魄力，但是我們去找這段史料的出處，發現最原始的出處是于謙的兒子于冕寫的《先肅敏公行狀》。

于謙的兒子寫自己的父親，難免會夸大和贊美自己父親的功績，而后續所有的書籍都是根據《先肅敏公行狀》演繹的。

但是我們去看當時最原始的第一手資料《明英宗實錄》、《否泰錄》，包括于謙和王直的傳記里面都沒有提到過這段。

所以這段演繹的成分比較大，包括后續北京保衛戰的一些內容，很多人采用的都是于謙的兒子寫的《先肅敏公行狀》的敘述，對于謙的功績都有夸大和美化的成分在。

我們不否認于謙在北京保衛戰里面起了很關鍵的作用，但是也不能說這場保衛戰的成功是他一個人的功績，應該說這場保衛戰的成功是在朱祁鈺的帶領下，朝堂上的一眾大臣群策群力的結果。

《明英宗實錄》里面雖然沒記錄于謙當時拉住了郕王不讓他走，但是明確寫了事情過去之后，于謙率領一眾官員呈上奏章，指出了馬順、毛貴和王長隨是王振的同黨，請求郕王處分。

最終郕王朱祁鈺接受了于謙等官員的說法，給這個事件就這么定性了。

馬順代表的是錦衣衛，毛貴和王長隨代表的是東廠，他們都被定性為是奸臣。

土木堡戰敗之后，北京面臨巨大的危險，朝堂上討論的第一個話題就是要不要南遷。

當時的情況跟北宋的靖康元年就非常相像，靖康元年，金兵包圍北宋的都城，俘虜了徽欽二宗，宋朝的政權南遷。

南遷之后雖然只剩了半壁江山，但是南宋政權又延續了一百多年。

明朝現在皇帝被俘虜了，軍隊的主力損失殆盡，比北宋當年的情況還要慘。

土木堡大敗的消息傳回來之后，北京城里面風聲鶴唳，有的官員已經準備好逃跑了

。比如說當時有一個右都御史俞士悅，他正利用自己的職權把自己的妻子送回老家。

俞士悅這么干之后，北京消息靈通的人士紛紛效仿，很多人都準備逃跑。

所以要不要南遷，這是所有大臣心里面都在想的問題。

南京是明朝原來的都城，朱棣遷都北京之后，南京一直都是副都城，所有的行政班子在南京都有一套，所以南遷之后，政府可以很快的直接開始運轉。

但是在朝堂上，大臣們不能隨便建議南遷，因為南遷屬于是投降派，臣子在國家危難的時候應該做的事情是為國盡忠，死而后已，這是士大夫的精神。

所以在這種時候，主戰派永遠都是被人稱頌的，因為主戰派顯得不怕死，更有士的精神，投降派就顯得貪生怕死，會被人鄙視。

所以雖然很多大臣心里面都在想，但是誰都沒說出來。

第一個提出南遷建議的是翰林院編修徐珵，這個人平時對天象很有研究，他說他觀察天象，天命已去，無能為力，唯有南遷，遷都南京。

他說完之后，朝堂上就有很多大臣附和同意。

但是于謙大喝一聲說：“言南遷者可斬！”這是很多書里面寫的情節。

但是實際在《明英宗實錄》里面，于謙不是第一個提出反對南遷的人。

徐珵說完之后，第一個提出反對的人是禮部尚書胡濙，他是朱棣時期的老臣，是四朝元老，地位非常高。

于謙當時只是一個侍郎，還沒升到尚書，所以胡濙無論是在官職上還是在威望上都比于謙要更高。

胡濙說話非常有分量，他說完之后，于謙緊隨其后第二個發言。

于謙說的是：“欲遷者可斬，為今之計，速召天下勤王兵以死守之。”

于謙表達的態度更為強硬，他第一句話說的就是想要南遷的人可以斬。

第二句話指出戰略方向，現在唯一的辦法就召集天下的軍隊來勤王，死守北京。

胡濙和于謙發言之后，群臣響應，南遷的提議就徹底被否決了。

接下來的事情就是做北京保衛戰的戰前準備。

戰前準備要解決三個難題：第一個難題是北京沒兵；第二個難題是糧草問題；第三個難題是英宗被俘虜，也先肯定會有英宗來要挾。

先說北京沒兵的問題。英宗御駕親征把明朝在北京和北京周圍的精銳部隊都給帶走了，所以保衛北京必須得從全國各地調兵，讓全國各地的軍隊都來北京勤王。

當時被征調來的主要有三類兵員：

第一類是河南和南北直隸的備操軍。明朝時期，北直隸是以北京為中心，包括天津、河北和河南、山東的一小部分地區。南直隸是以南京為中心，包括江蘇、安徽和江西的一部分地區。南北直隸和河南地區的備操軍就是這些地方的預備兵，就相當于是我們現在說的預備役。只能從這些地方調預備兵也能看出來土木堡之變，明軍的損失有多大，正規軍都打光了，只能調預備兵。

第二類兵員是山東和南直隸沿海的備倭軍。明朝沿海一直都有倭亂，所以沿海有備倭軍。但是在明朝前期的時候倭亂還不嚴重，所以備倭軍并不多，備倭軍只調來了4500人。

第三類兵員是北直隸和江北的運糧軍。運糧軍就是平時在京杭大運河上負責漕運的兵，這些兵其實也算不上是正規軍，他們也就算個后勤部隊。除了征調來的這三類兵員，之后還有京營殘部和逃回來的散兵。京營殘部就是當時北京最精銳的部隊都跟英宗出征了，還剩下一些京營的兵留在北京守備。

所有的這些兵員七拼八湊，在北京保衛戰開始之前，居然也湊出來了一支22萬人的軍隊。

當然還有其他來勤王的兵還在路上，比如說遼東的兵，山西的兵，還有在福建、浙江正在平定叛亂的兵。

第二個是糧草問題。北京作為京城，平時有囤積一些糧草，但是一下子多出22萬兵力，北京城內的糧草肯定是不夠吃的，所以解決糧草問題也是重中之重。

這個問題倒是不難解決，因為離北京不遠的北京城外的通州有大糧倉，當時通過京杭大運河從南方調運過來的糧食，通州是運河的終點站。

現在要解決的不是糧食不夠的問題，而是通州糧倉里面的糧食太多，很難在短時間內運進北京。

要是不能及時的運進北京，放在通州糧倉的余糧就會資助敵軍。

當時就有人建議說，為了防止余糧落入到瓦剌軍的手中，應該把余糧都給放火燒了。

于謙堅決反對。于謙說，通州的糧食是官兵活命的本錢，一定要運進北京城。

朝廷最終用了兩種方法激勵全民運糧：第一個是預發北京城所有官員和士兵半年的俸糧，但要求就是官員和士兵必須自己去通州倉庫自行把糧食運進北京城。

第二個是動員百姓，在北京和北京周邊的所有百姓，凡是有大車能從通州運送二十擔糧食到北京城內的，每輛車都賞給一兩銀子。

這樣就全民搶運，終于在敵軍到來之前，把通州糧倉的糧食都成功的運進北京城。

第三個問題是皇帝被俘虜的問題。英宗被瓦剌俘虜，瓦剌兵臨城下的時候，萬一把英宗綁在陣前，明軍這仗還怎么打？要是瓦剌以皇帝的名義逼迫你開城門，你開還是不開？

現在既然沒有辦法把英宗給救回來，那唯一的辦法就是換皇帝。

皇太后孫氏同意百官的請求，下令擇日舉行登基儀式。

皇太后同意之后，沒想到郕王朱祁鈺居然反對。

朱祁鈺再三推辭，堅決不肯當皇帝。

朱祁鈺不想當皇帝，也很好理解，他要是當了這個皇帝，可以說是臨危上陣，很可能重蹈北宋徽欽二宗的覆轍。

當時宋徽宗就是在城破之前緊急傳位給欽宗，結果兩個皇帝都被金軍給抓走了。

現在北京城要是被打下來，他也很可能變成明朝第二個被抓的皇帝。

明朝要是就此滅亡了，他就是亡國之君，這不就是替死鬼嗎？

所以朱祁鈺再三推辭，說什么都不肯當皇帝。

這時候于謙挺身而出，他說：“臣等憂心國家，沒有任何私心，希望殿下也可以跟我們共濟艱難，共同保衛大明的社稷。”

于謙這么說，朱祁鈺就很難再推辭了。

這些大臣都是為了江山社稷，為了國家大義，他作為皇室的后代，肯定也不能退縮。

朱祁鈺登基之后，年號改為景泰，朱祁鈺就是景帝，英宗被奉為太上皇，這樣最大的問題就解決了。

比如說于謙本來是兵部侍郎，原來的兵部尚書是鄺埜，鄺埜死了，于謙就升到了兵部尚書。

再比如說陳循本來是翰林院侍讀，土木堡事變之后，他被任命為戶部尚書。

這樣朝廷就快速的重新組建了一套新的中樞系統，新中樞系統的核心官員有幾個人：有禮部的尚書胡濙、吏部尚書王直、兵部尚書于謙、戶部尚書陳循等人。

胡濙和王直的資歷雖然比于謙要老，但是這場北京保衛戰，于謙臨危受命擔任了最高的總統帥。

實際上，在新皇帝朱祁鈺的領導下，朝廷上最高的總統帥是兩個人，一個是于謙，一個是石亨。

在戰前準備的時候，確實是于謙發揮了統帥全局的作用。

于謙作為最高統帥，他率領群臣一起征集軍隊、征調糧草、修補城墻、討論戰術等等。

在瓦剌大軍到來之前，明軍爭分奪秒，已經做好了堅守的準備。

從土木堡之戰結束到瓦剌大軍攻到北京城下，期間一共間隔了56天時間。

就是這56天給了明朝喘息的機會，讓明朝做了一系列的防御部署。

在土木堡之戰結束之后，瓦剌軍也先產生了輕敵的心理，而且他認為俘虜的英宗是奇貨可居，他浪費了大量時間在大同、宣府等邊關城下敲詐勒索，最好能夠兵不血刃，就能撬開明朝的邊關大門。

土木堡之戰是8月15號結束，8月17號瓦剌軍押著英宗來到宣府城，對城上的守軍說，他們有英宗的圣旨，命令楊洪等人開城門迎接皇帝進城。

當時宣府的主將是楊洪、羅亨信等人，他們看到瓦剌大軍壓境，而且還帶著英宗，如果打開城門，瓦剌軍肯定就會一擁而入，這肯定不行。

但是如果不打開城門，又是違背圣旨，這實在是不好應對。

最后楊洪想了個辦法，他讓城墻上的守軍回復說：“今天天色已晚，我不敢擅自開城門，我們守的是皇帝的城池，楊洪不在城里。”

這句話回答的其實很有講究：首先，按照城禁制度，當天天色已晚，不應該開城門。第二，天色已晚，看不清，無法確認英宗有沒有在城下，既然無法確認，圣旨的真假就無法分辨。第三，說楊洪不在城內，楊洪是主將，主將不在，我們就沒有權限給你開城門。

這個回答一出來，也先也沒辦法，他看宣府的守軍不好對付，他就向西去大同試試。

8月21日，瓦剌大軍帶著英宗出現在大同城下，還是同樣的套路，他們傳圣旨讓大同的守軍開城門。

第一次大同的守軍直接拒絕。

第二次，英宗讓袁彬騎馬到城下交涉。袁彬是英宗的貼身侍衛，英宗被俘虜之后，他一直跟在英宗身邊。

他還寫了一本《北征事跡》，《北征事跡》記錄的就是英宗在被俘虜期間的親歷記錄。

袁彬來交涉，明軍不能置之不理。大同的主將是郭登和劉安。

郭登也沒像宣府的楊洪那樣，裝作不在城里面，他放袁彬進城。

袁彬進城之后，跟城內的郭登等人說，也先索要的主要是錢財。

也先承諾過，只要給錢，你們就可以打開城門，把英宗給你們還回去。

郭登當然不信，他拒絕開城門，也拒絕給錢。

袁彬無功而返之后，英宗很著急。英宗應該是相信了也先的話，認為只要給錢就可以把自己放回去。

他讓袁彬再去，讓他問郭登，說：“我跟你是姻親關系，怎么這么親近，為什么要這么對我？”

郭登的回答是：“我奉命守城，不知其他。”

英宗說他和郭登是姻親關系，是想通過私交來打動郭登。

郭登的回答卻說他是奉命守城，是國家大義。

他用國家大義來回復英宗的私交，可以說回答的完全挑不出毛病來。

但是守城的其他將領卻說應該試一試，萬一給了錢財，瓦剌軍就能把皇帝給放回來呢。

最后的結果是他們給了袁彬一批財物，用來贖回英宗，結果是也先收了財物仍然不放英宗。

郭登的判斷是正確的，也先勒索錢財成功之后，他就率領瓦剌大軍暫時退到了八寶山駐扎。

他沒有立刻攻城，畢竟他手里面還有英宗，他是想靠著英宗這個籌碼再次勒索甚至騙開城門。

9月21號，也先率領瓦剌大軍再次來到大同城下，再次聲稱要放回英宗，讓城內開門。

這次郭登緊閉城門，積極備戰，再也不相信也先的鬼話了。

也先看到大同守備嚴密，也不想硬攻。

這時候投降過去的喜寧給也先出主意，喜寧是英宗身邊的太監，英宗被俘虜的時候，他也一起被俘虜，被俘虜之后他就叛變了。

喜寧對明朝內部的結構非常了解，有他給也先帶路，給也先帶來了很大好處。

也先帶著英宗到處勒索，就是喜寧給他出的主意。喜寧看大同和宣府都不肯開城門，他就跟也先說：“北京兵力空虛，你不要管大同和宣府了，這兩個城池不好打，你從紫荊關走，紫荊關防守空虛，過了紫荊關之后，可以直接到北京。”

也先聽了喜寧的建議，果然紫荊關的防守沒有大同那么嚴。

但是他也打了四天，打過紫荊關之后，直奔北京。

10月11號，瓦剌大軍到達北京近郊，開始跟京城的守軍對峙。

瓦剌軍本來是占盡優勢，但是由于也先的戰略失誤，導致錯失了進攻北京的最佳良機。

而且北京朝廷另立新君，他再拿手里的英宗跟明軍談判，明軍就也不理他了。

也先率領大軍來到北京城下之后，他發現明軍居然不是在城內憑城固守，而是在城外主動迎戰，這是于謙制定的戰術。

按照石亨的建議，應該是憑城固守，就是關閉所有的城門，依靠北京城堅固的城墻來消耗瓦剌的軍隊。

但是于謙反對，于謙認為瓦剌軍是挾著土木堡大勝的余威而來，本來氣勢就很盛，要是再躲在城里面龜縮不出，瓦剌的氣勢就更盛了，這樣他們會放開手腳，肆無忌憚的攻城。

所以于謙主張主動出擊，在城外布陣，把22萬大軍分派到北京城的九個城門外列陣迎敵。

而且于謙采取了非常激進的、非常殘酷的、斷絕后路的政策，他下令所有官兵出城列陣之后，城門鎖死，誰都不準入城。

這樣一來，明軍的士兵就沒有退路，只能拼死一戰。

于謙的這個戰術是置之死地而后生，讓所有的軍官和士兵都跟北京城共存亡。

于謙他自己也以身作則，把自己也鎖在北京城外，坐鎮在德勝門外指揮。

當時北京有九個城門，每個城門外都分配了2萬到3萬的守軍，每個城門外都有主將統兵。

比如都督陶瑾守安定門，廣寧伯劉安守東直門，武進伯朱瑛守朝陽門，都督孫鏜守西直門。

于謙認為瓦剌軍最有可能進攻的是德勝門，他自己和石亨親自領兵鎮守在德勝門外。

10月13號，戰斗正式打響。

瓦剌軍的一萬多名騎兵猛攻德勝門，沒想到還沒走到德勝門，就遭到了明軍的埋伏。

德勝門外有大量的民房，當時北京城外有很多的老百姓居住，于謙把這些老百姓都搬遷到了北京城內，然后在民房里面設置了伏兵。

這批埋伏在民房里面的軍隊并不是普通的軍隊，而是神機營。

明朝原來的神機營大部分都被英宗給帶走了，并且在土木堡陣亡了，但是京城里面還留了一小部分神機營留守兵力。

于謙就以這一小部分留守兵力為基礎，緊急補充了大量的兵力重新編組訓練。

還好神機營的火器充足，新訓練的神機營就被安排埋伏在這些民房里面等待時機。

戰斗打響之后，石亨派出少量的騎兵去引誘敵人，瓦剌軍果然上當。瓦剌軍追到民房區域的時候，明軍埋伏的神槍火器齊發，瓦剌軍傷亡慘重，也先的弟弟孛羅在戰斗中身亡。

也先觀察戰場的局勢，他發現明軍是把德勝門布置成了自己的主戰場，他就放棄德勝門，讓瓦剌的主力軍去打得勝門旁邊的西直門。

明軍西直門的主將是都督孫鏜，孫鏜率領軍隊跟瓦剌軍對戰一開始打的還行，殲滅了瓦剌軍少量的部隊。

但是隨后瓦剌軍增兵，孫鏜的部隊就被瓦剌軍重重包圍，開始向后退縮。

孫鏜支撐不住的時候，想退回到城內。當時守在西直門城墻上的官員是吏科給事中程信，程信堅持遵守于謙的決定。

于謙說過，關閉城門，任何人不準退回城內，所以程信拒絕開城門。

孫鏜沒辦法，只能率領手下部隊繼續跟敵軍硬拼。

不過，這時候他們已經是退到了城墻下，程信讓城上的明軍使用火器向下射擊，這些火器使得瓦剌軍陣腳大亂。

坐鎮在德勝門的主將石亨也分兵到西直門來支援。

最終在孫鏜背水一戰、在城墻上的炮火襲擊和友軍的支援之下，進攻西直門的瓦剌軍被打退。第二天14號，瓦剌軍繼續進攻，這天的主戰場轉移到了彰義門，就是后來的廣安門。

北京城當時還沒有外城，外圍是一圈土城，所以彰義門并不是一個正式的城門。

當時明軍的防線是分內外兩層，第一層是內城的九門，第二層是外圍的土城，彰義門就是外圍土城的一個舊的門戶。

于謙在部署防務的時候，彰義門并不是防御的重點。

在彰義門防守的主將是都督武興和王敬。

武興的布陣方式是在最前方放置神機營的神槍部隊，中間放置的是弓箭手和手持短兵的官軍，最后面放置的是由數百名內官組成的騎兵部隊。

內官就是太監，太監都騎馬上陣了，從這也能看出來，這支部隊是臨時拼湊的。

瓦剌軍沖過來之后，神槍部隊火器齊發，用猛烈的火力和射程優勢成功地擊退了瓦剌軍的先頭攻擊。

就在明軍占據上風的時候，突然發生意外，由于太監部隊是臨時拼湊的，訓練不足，他們看到敵軍退縮，居然就不顧陣型，騎馬沖出來發起沖鋒。

這下明軍的隊列一下就亂了，火器的優勢也發揮不出來。

瓦剌軍發現機會之后，立刻發起猛烈反攻，明軍在混亂中被敵軍打得潰敗，明軍的主將武興在混戰中也戰死。

瓦剌軍在擊敗武興的部隊之后一路殺到了土城下，就在最危險的時候，王竑和毛福壽率領援軍及時趕到，這才化解了瓦剌軍的這波進攻。

到10月15號，也先意識到北京的守軍非常頑強，而且他探得明軍的各路勤王大軍都在趕往北京的路上，尤其是楊洪的兩萬精兵，還有遼東焦禮的3萬精兵即將到達北京，也先決定撤退。

10月15號當天，瓦剌軍開始撤退，從良鄉往西走，最終撤出紫荊關。

北京保衛戰到此結束。

這場北京保衛戰明軍之所以能獲勝，主要有以下的原因：

首先是也先自己戰略失誤，他認為抓住英宗是奇貨可居，在大同和宣府耽誤了太長時間，錯過了最佳戰機。

第二，明朝另立新君，解決了英宗被俘的問題，朝廷的核心班子也進行重組，君臣一心，不留后路，共同御敵。

第三，于謙和石亨設計的戰略得當，阻擋住了瓦剌的幾波最強的進攻。

第四，大同和宣府的守將也很得力，也先由于沒攻下來大同和宣府，他在北京城下作戰的時候總擔心腹背受敵，所以不敢久戰。

第五，在景帝的詔令之下，各地方的部隊紛紛來北京勤王，也給也先很大壓力，最終使得也先撤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