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聯克格勃的精神病院為什么成了鎮壓工具?
試想一下,如果你生活在70年代的蘇聯,某天你在朋友聚會上喝多了,講了幾個蘇聯笑話,批評了幾句政策,對當時的蘇聯領導人發表了一些大不敬的話語。
等待你的,可能就是兩個穿白大褂的“醫生”強行闖進你的家門,把你五花大綁然后帶走,只留給你的家人一句話:“他是個精神病人,會得到最好的治療”。
從此,你在蘇聯人間蒸發了,沒有人知道你去哪里。這可不是什么恐怖小說里的情節,而是蘇聯克格勃精神病院里真實發生過的歷史。
那么問題來了,為什么本該救死扶傷的醫療機構,是如何一步步淪為克格勃旗下的鎮壓工具的?這背后,又隱藏著哪些讓人脊背發涼的殘酷真相?
從醫院到監獄
再講蘇聯的精神病院是如何成為克格勃的鎮壓工具之前,我們首先要知道蘇聯精神病治療領域在60年代初的一次“偉大學術創新”。
據俄羅斯公開檔案揭露,1962年,莫斯科塞爾布斯基精神病學醫學院的首席精神病專家安德烈·斯涅日涅夫斯基公開提出了一個“極富創造性”的理論——緩慢進展型精神分裂癥。
這聽起來似乎有點讓人摸不著頭腦,但安德烈提出這個理論的可怕之處在于,緩慢進展型精神分裂癥的癥狀定義極其模糊和主觀。
哪怕患者可能在外表上看起來完全正常,不影響正常工作、學習生活,但他的內心深處依然存在“潛在的思維障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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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問,“潛在的思維障礙”是什么?
按照這位精神病專家的理論,凡是那些固執的,堅持某種“不切實際”,對蘇聯感到不滿,反復上訪,寫批評信的蘇聯人,都可能被診斷為這種病癥。
更離譜的是,這種病被認為是“隱蔽且緩慢發展的”,患者本人往往意識不到自己有病,甚至會強烈否認,而這種否認本身又被當作病情的強有力證據,直到把人送進精神病院。
你能想象這意味著什么嗎?這意味著精神病學給了克格勃一把萬能鑰匙,可以打開任何一扇“持不同政見者”的思想大門。
從20世紀60年代中期開始,這套荒謬的理論迅速在蘇聯精神病學界推廣開來,在克格勃的支持下,蘇聯各地陸續建立起數10所“特殊精神病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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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醫院名義上屬于蘇聯衛生部門管理,實際上,他們直接受克格勃第5局,也就是專門負責意識形態監控的部門直接管轄,財政優先,經費特批。
其中名氣最大的有三所,分別是列寧格勒的特殊精神病院、喀山的特殊精神病院,以及莫斯科郊外的塞爾布斯基研究所附屬醫院。
這是醫院的外墻普遍在5米以上,裝有鐵絲網和瞭望塔,旁邊的看守全副武裝,之所以如此大費周章,是因為這些醫院要為一些“身份特殊”的人好好服務。
據蘇聯解體后的檔案顯示,從60年代到蘇聯解體前的30年時間里,至少有幾千名持不同政見者、作家乃至藝術家都被送進了這些機構“接受治療”。
就比如,1973年,數學家列昂尼德·普柳希因為參與人權活動被捕。克格勃沒有直接審判他,而是將他送往塞爾布斯基研究所進行精神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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鑒定過程只有短短15分鐘。兩名精神病學家向他提了幾個問題:“你為什么要散發傳單?你認為你的行為正常嗎?"
當普柳希試圖解釋自己的政治觀點時,醫生在病歷本上寫下:“表現出偏執型思維特征,缺乏自知力,固執己見。”
幾天后,鑒定結論出爐:這個數學家得了所謂的緩慢進展型精神分裂癥,需要強制住院治療。隨后,普柳希被送進了第聶伯羅彼得羅夫斯克的特殊精神病院。
在那里,他被強制注射大劑量的強效抗精神病藥物,導致他神志不清、肌肉僵硬、無法控制身體顫抖。
這樣的案例不勝枚舉,這也說明了在蘇聯,只要你的思想和行為不符合某種“標準”,那你就是精神病,不是精神病也是精神病。
這些“病人”會遭遇什么?
那么這些被送進特殊精神病院的可憐人,會遭遇什么?
首先,他們會剝奪所有和外界的聯系,哪怕是家人來探視,也必須經過嚴格的審批,和外界來往的信件會被重重檢查和扣押,律師也不被允許介入這種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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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么?因為按照蘇聯的法律體系,這是醫療問題,不是法律問題,不需要律師。然后他們會被關在一個狹小的病房里,和真正患有嚴重精神疾病的患者混住。
這比監獄還不如,俄羅斯作家弗拉基米爾·布科夫斯基在回憶錄中寫道:"我的室友中有一個人每天都在尖叫,另一個會在半夜突然暴力發作,差點挖了我的眼珠子。”
更可怕的是,為了給你“治病”,特殊精神病院里的醫生會不顧你的身心健康,給你超級加倍注射或者強制服用大劑量的抗精神病藥物,沒病也要有病。
超量藥物帶來的副作用及其痛苦,你會感到全身肌肉僵硬,像被鐵箍束縛,舌頭不受控制地伸出來,眼球上翻,手腳劇烈顫抖,口水不停流淌。
最糟糕的是,這些藥物會導致認知功能下降,記憶力衰退,思維變得遲鈍。很多人在出院后,智力水平已經無法恢復到從前,連生活都無法自理。
除了使用藥物外,特殊精神病院還會使用一些獨具特色的精神治療方法,比如包裹療法。
這是一種源自19世紀的野蠻療法,護士會用浸透冷水的濕床單將你緊緊裹住,只露出頭部,然后放置數小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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隨著床單逐漸干燥,它會收緊,壓迫你的身體,讓你無法動彈,呼吸困難。這種療法被宣稱可以"鎮靜患者",實際上是一種變相的酷刑,想想就讓人覺得不寒而栗。
這種治療方法在西方國家早已被廢除,但在蘇聯的特殊精神病院里,一直使用到上世紀80年代,原因無他,這種方法成本低,見效快,而且不會給使用者留下任何痕跡。
除了身體上的折磨,對待這些特殊的病人,蘇聯特殊精神病院,還有針對他們專門開發出的“精神療法”,里面的醫生會反復告訴病人:
“你病了,你需要承認自己有病。”“只有放棄那些錯誤的想法,你才能康復。”
如果你拒絕認罪,否認自己有病,治療就會加重。如果你表示自己服氣了,治療就會減輕。
實際上這就是一種變相的刑訊逼供,要么接受自己是精神病人的身份,要么被無休止的折磨,變成真正的精神病人。
總有勇敢的人站出來
那么,這套摧毀人性的系統,為什么能運作幾十年之久?
原因很簡單,在蘇聯內部,敢于公開質疑精神病院濫用的聲音極其微弱,因為你一旦提出質疑,很有可能你就成為克格勃眼里下一個“有精神病”的對象。
但不是每個人都選擇了無聲的沉默,還是有不少勇敢的人選擇站出來,批判揭露這一切。
1971年,蘇聯氫彈之父、諾貝爾獎獲得者安德烈·薩哈羅夫公開發表聲明,譴責將精神病學用于政治鎮壓。
他收集了大量案例,寫成報告,通過秘密渠道傳遞到西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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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精神病學家塞苗諾夫·格盧茲曼冒著巨大風險,對將軍彼得·格里戈連科進行了獨立精神鑒定,得出結論:格里戈連科完全正常,不存在任何精神疾病。
這份鑒定報告被偷運出國,在國際醫學界引起了軒然大波。
但格盧茲曼本人也為此付出了慘重代價,他被克格勃以危害國家安全的名義逮捕,判處七年勞改。
1977年,世界精神病學協會在檀香山召開大會,正式審議蘇聯濫用精神病學的指控。
盡管蘇聯代表團激烈反駁,但大量證據已經擺在了臺面上。
最終,協會通過決議,譴責蘇聯將精神病學用于非醫學目的。
面對國際壓力,蘇聯精神病學協會在1983年宣布退出世界精神病學協會,以避免被除名的羞辱。
對那些被關押的病人來說,真正的柳暗花明出現在1980年代中后期,隨著戈爾巴喬夫改革,1987年蘇聯宣布釋放所有因政治原因被關押在精神病院的人。
只不過,他們中很多人已經被摧殘的不成人形,身心已經受到了不可逆的損傷。
鐵證如山,蘇聯當局在1989年正式廢除了所謂“緩慢進展型精神分裂癥”的診斷標準,承認其被大量濫用。
1991年蘇聯解體后,檔案揭秘,這道不忍讓人直視的歷史傷疤才真正大白于天下。
本期參考文獻:
徐元宮. 蘇聯克格勃“預防警告”工作機制及其影響
徐元宮. 克格勃五局與蘇聯社會的思想鉗制
余一中. 蘇聯長期盛行將異政見人士送進精神病院
郭永勝.蘇聯“持不同政見者運動”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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