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美官員直指短板，特朗普政府對華策略不定，競爭定位缺失

多名曾在拜登政府任職的高級官員在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活動上，把矛頭對準了特朗普政府的對華政策。

這場被媒體戲稱為“特朗普吐槽大會”的集會，釋放出的信號非常直接。

在這些人看來，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對華政策，依然像第一任期那樣缺乏章法，在極度對抗與突然緩和之間反復橫跳，根本沒有抓住“以競爭為核心”這條主線。

勞拉·羅森伯格、拉什·多希和朱利安·格維爾茨這三位曾深度參與制定拜登對華政策的官員，在發言中毫不掩飾他們的不滿。

羅森伯格提到一個細節。

拜登政府2021年接手白宮時，面對的是一個幾乎沒有系統性對華政策的攤子，各部門各說各話，形不成合力。

如今這種情況正在特朗普2.0時代重演。

她尤其不滿特朗普的單邊主義傾向，認為這徹底把盟友邊緣化了，甚至比第一任期走得更遠，直接削弱了美國整合盟友力量對抗中國的核心能力。

多希則用一組鮮明對比來描述這種政策的撕裂感。

特朗普政府在對華政策上，一會兒是極度對抗，一會兒又是出人意料的緩和，來回劇烈搖擺。

而拜登政府始終堅持的是以競爭為核心，既不盲目對抗，也不會無原則妥協。

他舉了一個關鍵例子。

特朗普一上臺就揮舞關稅大棒，對中國加征145%的關稅，這在多?？磥硎菢O其瘋狂的舉動。

結果呢？把中國人逼到墻角后，對方動用了稀土這個“打破玻璃”的工具，局面徹底改變。

這背后藏著一個關鍵轉折點。

特朗普政府原本指望用極限施壓讓中國屈服，但中國對稀土和關鍵礦產供應鏈的反制能力，顯然出乎他們的預料。

一旦供應中斷，美國部分工廠可能直接陷入停擺。

福特和鈴木等公司很快就感受到了壓力，高管們不得不向白宮緊急求助。

多希直言，這種退讓讓中方獲得了一個重要啟示。

他們第一次真切感受到，自己能作為美國真正的對等方，經受住了美國經濟力量的全面施壓。

所以特朗普政府的態度緩和，很大程度上是因為前期用力過猛，現在不得不回撤。

這種轉變在去年下半年表現得尤為明顯。

特朗普的立場開始出現戲劇性變化：公開稱贊中國、降低關稅、將中國描述為對等國家，甚至在談判中淡化那些敏感議題。

但如果把這場“吐槽大會”僅僅理解為前朝官員對現任政府的政策不滿，可能低估了問題的復雜性。

這些批評背后，隱藏著一個更深層的敘事：他們真正焦慮的，并非特朗普“對華不夠強硬”，而是他的做法“不夠有效”。

這種評判標準始終沒有跳出大國零和競爭的框架。

在這個框架里，美國天然是主角，中國的反應只是變量。

多希在批評特朗普時，強調的不是關稅戰對中美雙方的共同傷害，而是“讓中方獲得了啟示”。

羅森伯格不滿單邊主義，理由不是盟友需要尊重，而是“削弱了對抗中國的核心能力”。

整場討論中，中國的外交邏輯、發展訴求，以及中美關系本應具備的互利共贏屬性，幾乎沒有被認真對待。

一個被忽略的事實是，中方對特朗普的政策搖擺早有預判。

2025年特朗普重提“G2”概念時，中方反應冷淡，不是出于對抗，而是基于對全球多極化趨勢的判斷。

中國外交的核心邏輯是“不賭美國輸”，也不指望美國按照某種固定劇本行事。

這種戰略定力，恰恰建立在與美國“不確定性”長期共存的現實之上。

從特朗普第一任期到拜登的“競爭為主”，再到特朗普2.0的反復搖擺，中國已經摸索出一套應對方案：不隨對方節奏起舞，把重點放在自身發展和全球布局上。

這種視角的缺失，讓整場“吐槽大會”顯得像一場美國內部的“策略復盤會”。

與會者爭論的是“怎么競爭更有效”，而不是“競爭本身是否必然”。

他們批評特朗普破壞了“對齊”盟友的能力，卻很少反思這種“對齊”是否真的符合盟友自身利益。

他們焦慮政策搖擺讓對手看清了底牌，卻沒有意識到，真正的問題或許在于底牌本身——美國既想遏制中國，又無法承受完全脫鉤的代價。

這種深層矛盾，恰恰是文章前文沒有深入挖掘的。

特朗普政府的搖擺，表面看是個人風格和短期壓力所致，背后卻是美國對華政策的結構性困境。

兩黨早已達成“對華競爭為主”的共識，但如何在競爭中共存，始終沒有答案。

民主黨試圖用“投資、對齊、競爭”搭建一套精致框架，共和黨則更相信極限施壓的交易藝術。

路徑不同，目標一致，結果卻是政策反復無常，讓對手和盟友都無所適從。

更深的矛盾在于經濟相互依存與戰略競爭的不可調和。

美國想在芯片、關鍵礦產、供應鏈上與中國“脫鉤”，卻又離不開中國市場和制造能力。

特朗普一邊加征關稅，一邊允許英偉達向中國出售芯片；拜登一邊推動“友岸外包”，一邊延續特朗普時期的對華關稅。

這種“既打又談”的撕裂感，不是任何一位總統的個人問題，而是美國自身無法解決的結構性難題。

布魯金斯學會在活動上發布的報告《落實拜登政府對華戰略》，恰好印證了這一點。

這份基于對數十名拜登政府官員訪談的報告，展示了民主黨版本的對華政策框架，但報告本身也承認，無論誰執政，美國都面臨同一個困境：既無法徹底壓制中國，也無法回到過去的接觸政策。

格維爾茨在活動上點明了問題的本質。

無論拜登還是特朗普，美國總統都繼續將中國視為長期戰略競爭對手。

只是特朗普的處理方式，讓這些前官員感到不安。

這種不安，本質上是對“競爭方式”的分歧，而非對“競爭本身”的質疑。

芝加哥大學現實主義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的觀點更加直白。

他指出特朗普“一心要遏制中國”，這一點與拜登沒有本質區別。

不同的是，特朗普更愿意在具體交易中作出短期讓步，這讓建制派感到不適。

但米爾斯海默提醒，特朗普的國家安全戰略和國防戰略，仍然強調了阻止中國在東亞擴大影響力的目標。

搖擺的是戰術，戰略方向并未改變。

這種戰術搖擺帶來的真正風險，在于中美眼下脆弱的平靜可能隨時破裂。

《外交事務》分析指出，兩國只是暫時擱置，而非解決導致對抗的深層矛盾。

美國政府內部不少政策制定者仍將這一階段視為暫時僵局，并希望回歸全面大國競爭。

一旦臺海、南海或貿易領域出現突發事件，這種脆弱平衡可能迅速瓦解。

布魯金斯學會對未來美中關系提出了三種可能路徑：永久性改善，實現“軟著陸”；逐漸破裂，類似特朗普第一任期時的情況再次出現；亦或是兩國各自爭取時間，建立起相互隔離的機制，不再指望雙邊關系能得到永久性改善。

無論哪一種路徑，對特朗普政府來說，這場由前官員發起的“吐槽大會”揭示了一個尷尬現實：政策搖擺不定，不僅讓對手看清了底牌，也讓盟友感到困惑。

而中國在經受住壓力后，已經摸索出一套應對這種不確定性的方式。

2025年的稀土反制不是臨時起意，而是長期戰略儲備的結果。

面對美國的關稅大棒，中國沒有采取對等報復的升級策略，而是精準打擊對方供應鏈的薄弱環節。

面對“G2”的拉攏，中國堅持多邊主義，繼續推進與全球南方國家的合作。

面對芯片出口管制，中國加速自主研發，2025年國產芯片自給率較三年前提升近一倍。

這些動作的共同邏輯是：不賭美國會改變，但確保自己有能力應對任何變化。

當美國的政策在對抗與緩和之間來回擺動時，中國選擇了一條更穩定的路線——把重心放在國內產業升級、技術自主和全球市場多元化上。

無論下一屆美國政府選擇何種對華策略，這套以發展為核心的戰略定力，都已經成為應對大國博弈最可靠的底氣。